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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会直面“新三座大山”；向左，则变为“加强版”的国进民退。
2011年初，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金融时报》发表《中国同世界共成长》一文，再次强调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坚持市场化。改革开放以来，途中虽有这样那样的反复，但总体而言，市场化的不断深化是大基调。
然而，近些年经济改革进入“深水期+海啸期”，尤其是次贷危机以后，改革方向又面临岔路口。一系列接踵而至的事件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经济改革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向右走，则面临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这“新三座大山”；向左走，则变为“加强版”的国进民退。
三个奇怪动态
近期，中国经济调控中出现许多奇怪的动态。4月13日，全国工商联下属24家商会联合发出“保供应、稳物价、促和谐”倡议书，倡议不跟风搭车涨价；不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不囤积居奇；不哄抬物价。行业商会领导表示“有责任有义务响应政府部署”。
而在此之前，国家发改委已经先后约见了康师傅、联合利华、宝洁等企业，结果3月31日晚，联合利华率先发表声明，称“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已决定暂缓原定4月1日执行的价格调整，并向消费者表示歉意云云。
与外企、民企行政限价相反的另一道“风景”，是油价的不断攀升。国家发改委4月7日宣布再次调整汽柴油价格的通知，其中汽油每吨上涨500元；柴油每吨上涨400元。这也是发改委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上调成品油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创出历史新高，成为国内日用品价格上涨的重要推手。
面对上述诡异而费解的现象：从调控手段来看，行政命令限价是否是解决问题的坦途？这一波的价格上涨根源是货币超量发行，发改委为什么不去约见央行而去约见企业？此外，这一波日用品价格上涨是因为石油等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那么发改委为什么不约见中石油、中石化等垄断国企，而去约见相对弱势的民营企业和外企？
毫无疑问，政府好似一位看护婴儿的保姆，面对孩子不停的哭啼声，首先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孩子哭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而不是一味喂孩子吃药。任何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都是缺乏智慧的表现。从蔬菜的限价、车市的排号，到楼市的限购、限贷和限外，再到日用品的限价，如果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可以用“限制”来抚平它的忧伤，那该是多好的一件事。关键这些“限制”都是短期的、治标不治本的手段。
激活“真实增长”
每一次通货膨胀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相似性，普遍现象都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解决之法也有两个角度，即有效回笼货币和有效增加商品供给。这二者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次贷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包括中国）名正言顺地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货币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方面是为国内刺激经济而超发的货币，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汇率制度而诱发的输入性通货膨胀。由于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前期种的“恶果”陆续显现。
有效回笼货币的方式，又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层面，央行可以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以及央行票据等方式冻结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第二，通过加息的方式，提高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有效吸引民间资本回流储蓄账户。当然，政府已经打出了一些“组合拳”，但力度可以再大一些，步子可以迈得更宽一些。
所谓有效增加商品供给，其实质还是激活民营经济。经济的“真实增长”容不得半点偷懒的杂念。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往往是“跷跷板”的关系，如果股市和楼市异常火爆，那么实体经济必然已经受到重创。在经济形势最糟糕的阶段，许多实体老板的名片由某某实体企业的董事长变为某某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如果炒楼的利润超过100%，那还有谁愿意挣实体经济那点儿辛苦钱？
如何激活民营企业？那便是让利。通过降低原材料的采购成本，例如石油等原材料，增加民营经济的利润空间，而当前的政策导向，恰恰相反。如果继续实施当前行政限价的政策，其后果可能两个方面：一者，限价使得实体企业的高成本无法转嫁，微薄的利润使得实体经济进一步恶化，更多的资金会从实体经济转入楼市、股市、黄金投资市场以及艺术品投资市场；二者，限价使得实体企业变相转嫁成本，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现象会更多。康师傅方便面、饮料通过“瘦身”变相涨价便是范例。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各种性质的企业能否享受到相同的“政策生态”？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2010年中石油的年报显示，中石油2010年净利润达1398.7亿元，平均每日净赚3.83亿元。与此同时，中石油2010年前三季度就获得政府补贴132亿元，如此高利润、如此高补贴也挡不住它涨价的步伐。小型民企创造中国经济总量65%，创造就业85%，但信贷只占10%，其他各方面也受歧视。国进民退无疑是经济改革的一条伤疤。
另一方面，从内资和外资的维度分析，过去几十年外资企业在华一直享受超国民待遇。近些年来，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例如东南沿海一线城市大卖场90%已经被外资占领，外资长期享受特殊待遇，对国内企业而言极其不公平，抑制了企业竞争力，破坏了市场环境。可喜的是，去年年底政府取消了外企享受的暂免城建税和教育税附加的优惠政策，进而使得内外资企业面临相同的政策生态。
从历年中国人均GDP来看，从1978年的400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800多美元，中国用了20多年的时间。而2000年政府制定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计划再用20年的时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在2020年GDP达到3000多美元。然而，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仅仅三年之后，2006年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2008年就超过了3000美元，提前12年完成了2000年制定的计划。而现在中国的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
简单从数字来看，中国经济无疑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视而不见的。而这种超常规增长源于三大动力：中国人口的滚滚红利、欧美过度消费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中国房地产业这一剂兴奋剂的刺激。
4000美元的人均GDP表明我国整体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业，但我国的贫富分化差距越来越大。据新华社消息，2010年我国基尼系数接近5%，大大超过了4%的国际警戒线。经济学中有个名词叫“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分配不公等原因而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无法继续发展至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或许也是中国经济改革需要迈过的一道坎。
如何有效地平衡“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一直是政府调控的艺术。在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的岔路口上，我们的选择必将影响深远。
（本文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 、高和投资金融分析师李慧忠。）
编 辑 白 灵
E-mail：[email protected]
2011年初，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金融时报》发表《中国同世界共成长》一文，再次强调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坚持市场化。改革开放以来，途中虽有这样那样的反复，但总体而言，市场化的不断深化是大基调。
然而，近些年经济改革进入“深水期+海啸期”，尤其是次贷危机以后，改革方向又面临岔路口。一系列接踵而至的事件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经济改革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向右走，则面临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这“新三座大山”；向左走，则变为“加强版”的国进民退。
三个奇怪动态
近期，中国经济调控中出现许多奇怪的动态。4月13日，全国工商联下属24家商会联合发出“保供应、稳物价、促和谐”倡议书，倡议不跟风搭车涨价；不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不囤积居奇；不哄抬物价。行业商会领导表示“有责任有义务响应政府部署”。
而在此之前，国家发改委已经先后约见了康师傅、联合利华、宝洁等企业，结果3月31日晚，联合利华率先发表声明，称“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已决定暂缓原定4月1日执行的价格调整，并向消费者表示歉意云云。
与外企、民企行政限价相反的另一道“风景”，是油价的不断攀升。国家发改委4月7日宣布再次调整汽柴油价格的通知，其中汽油每吨上涨500元；柴油每吨上涨400元。这也是发改委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上调成品油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创出历史新高，成为国内日用品价格上涨的重要推手。
面对上述诡异而费解的现象：从调控手段来看，行政命令限价是否是解决问题的坦途？这一波的价格上涨根源是货币超量发行，发改委为什么不去约见央行而去约见企业？此外，这一波日用品价格上涨是因为石油等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那么发改委为什么不约见中石油、中石化等垄断国企，而去约见相对弱势的民营企业和外企？
毫无疑问，政府好似一位看护婴儿的保姆，面对孩子不停的哭啼声，首先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孩子哭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而不是一味喂孩子吃药。任何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都是缺乏智慧的表现。从蔬菜的限价、车市的排号，到楼市的限购、限贷和限外，再到日用品的限价，如果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可以用“限制”来抚平它的忧伤，那该是多好的一件事。关键这些“限制”都是短期的、治标不治本的手段。
激活“真实增长”
每一次通货膨胀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相似性，普遍现象都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解决之法也有两个角度，即有效回笼货币和有效增加商品供给。这二者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次贷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包括中国）名正言顺地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货币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方面是为国内刺激经济而超发的货币，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汇率制度而诱发的输入性通货膨胀。由于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前期种的“恶果”陆续显现。
有效回笼货币的方式，又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层面，央行可以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以及央行票据等方式冻结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第二，通过加息的方式，提高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有效吸引民间资本回流储蓄账户。当然，政府已经打出了一些“组合拳”，但力度可以再大一些，步子可以迈得更宽一些。
所谓有效增加商品供给，其实质还是激活民营经济。经济的“真实增长”容不得半点偷懒的杂念。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往往是“跷跷板”的关系，如果股市和楼市异常火爆，那么实体经济必然已经受到重创。在经济形势最糟糕的阶段，许多实体老板的名片由某某实体企业的董事长变为某某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如果炒楼的利润超过100%，那还有谁愿意挣实体经济那点儿辛苦钱？
如何激活民营企业？那便是让利。通过降低原材料的采购成本，例如石油等原材料，增加民营经济的利润空间，而当前的政策导向，恰恰相反。如果继续实施当前行政限价的政策，其后果可能两个方面：一者，限价使得实体企业的高成本无法转嫁，微薄的利润使得实体经济进一步恶化，更多的资金会从实体经济转入楼市、股市、黄金投资市场以及艺术品投资市场；二者，限价使得实体企业变相转嫁成本，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现象会更多。康师傅方便面、饮料通过“瘦身”变相涨价便是范例。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各种性质的企业能否享受到相同的“政策生态”？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2010年中石油的年报显示，中石油2010年净利润达1398.7亿元，平均每日净赚3.83亿元。与此同时，中石油2010年前三季度就获得政府补贴132亿元，如此高利润、如此高补贴也挡不住它涨价的步伐。小型民企创造中国经济总量65%，创造就业85%，但信贷只占10%，其他各方面也受歧视。国进民退无疑是经济改革的一条伤疤。
另一方面，从内资和外资的维度分析，过去几十年外资企业在华一直享受超国民待遇。近些年来，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例如东南沿海一线城市大卖场90%已经被外资占领，外资长期享受特殊待遇，对国内企业而言极其不公平，抑制了企业竞争力，破坏了市场环境。可喜的是，去年年底政府取消了外企享受的暂免城建税和教育税附加的优惠政策，进而使得内外资企业面临相同的政策生态。
从历年中国人均GDP来看，从1978年的400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800多美元，中国用了20多年的时间。而2000年政府制定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计划再用20年的时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在2020年GDP达到3000多美元。然而，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仅仅三年之后，2006年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2008年就超过了3000美元，提前12年完成了2000年制定的计划。而现在中国的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
简单从数字来看，中国经济无疑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视而不见的。而这种超常规增长源于三大动力：中国人口的滚滚红利、欧美过度消费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中国房地产业这一剂兴奋剂的刺激。
4000美元的人均GDP表明我国整体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业，但我国的贫富分化差距越来越大。据新华社消息，2010年我国基尼系数接近5%，大大超过了4%的国际警戒线。经济学中有个名词叫“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分配不公等原因而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无法继续发展至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或许也是中国经济改革需要迈过的一道坎。
如何有效地平衡“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一直是政府调控的艺术。在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的岔路口上，我们的选择必将影响深远。
（本文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 、高和投资金融分析师李慧忠。）
编 辑 白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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