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巴黎访问,许多人都会去拉雪兹神父公墓凭吊巴黎公社社员墙。1871年5月28日,在与凡尔赛政府军进行了7天的街垒战后,巴黎公社的战士们退到拉雪兹神父公墓进行了最后的抵抗,社员墙是他们倒下之地。
　　进入公墓大门,朝社员墙方向行进,会经过一个墓地——奥斯曼男爵之墓。1853年,奥斯曼被拿破仑三世任命为塞纳区行政长官,从此开始对巴黎进行长达17年的大改造。工程结束次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虽然拿破仑三世“色当战败”并向普鲁士割地赔偿是这场革命的起因,但究其根源则是法国内部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大改造工程便与此相关。
　　法国大革命后,平民获得了迁徙自由,许多农民进入巴黎寻找生计,成为制造业的廉价劳动力,让权贵们感到不雅观的贫民窟在巴黎大量出现。城市新增的制造业者多半为散布于各处的手工业者,他们涌入巴黎之后,众多小店铺沿着狭窄、弯曲的巷弄或骑楼开张,在不断发生的罢工抗议事件中,市民起义者能够方便地在街道上构筑堡垒,让进城镇压的军队寸步难行。
　　“炮弹不懂得右转弯。”这是奥斯曼的“名言”。他把巴黎的街道改建得又宽又直,骑兵队就可以任意驰骋,也便于炮击。奥斯曼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可以毫无阻碍地圈占被改造地区的小商业用地。在他的铁铲之下,拿破仑三世的梦想成为现实——宽阔的林荫大道、放射形道路、星形交叉路口、开阔的公园等纷纷出现在这个城市。
　　“波拿巴主义曾以自己的奥斯曼为代表在巴黎大规模地利用这种趋势来欺诈勒索,中饱私囊。”恩格斯如是评论。凭心而论,大改造工程不乏“亮点”——笔直的大道使先贤祠等著名建筑成为街道对景;瓦斯灯被用于街道照明;铺装800公里长的给水管和500公里长的排水道,使公共卫生大大改善;总计570匹马拉动的公交马车投入使用;大量的百货店、时装屋、餐馆和娱乐场所纷纷落成……可是,“后遗症”也同样可观。
　　奥斯曼几乎推倒了巴黎所有的居住区。持续17年的大拆迁,对市民阶层来说是一场持续的灾难,城市的多样性被迅速肢解,大量简单就业的机会被毁为瓦砾,新建的楼群价格高昂,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波布区和玛黑区南部,是仅有的未被奥斯曼拆除的巴黎老城区,当时这些拥挤的平民区,因一部分被拆迁居民的搬入,人口密度骤增,成为奥斯曼工程的“重灾区”。
　　大改造使得巴黎的社会结构遭到毁灭性破坏,大批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小业主被驱往完全没有基础设施和卫生环境恶劣的郊区去居住,城郊之间形成贫富分区,郊区乏善可陈的公共服务因穷人的聚居更加恶化,那里没有好学校,穷人的下一代甚至无法“翻身”,社会问题就这样代代相传。
　　2009年,我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之邀,为美国学者大卫•哈维研究奥斯曼改造巴黎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中文版写下推荐语:“持续17年的巴黎大改造,将贫苦的老巴黎人驱赶至郊区,换来一个光鲜的‘现代性之都’,随后巴黎公社革命爆发,二者有何内在联系?当贫困在郊区被‘世袭’下来,2005年巴黎北郊的穷孩子走上街头焚烧富人的汽车,2007年郊区青年再次暴动,甚至端起了猎枪——‘巴黎骚乱’,这场现代巴黎的‘样板戏’一次次上演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还是那次大改造的影子。一百多年前,让老巴黎天翻地覆的铁铲,所制造的贫富分区等‘遗产’,对今日之城市动荡,负有怎样的责任?我想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大卫•哈维并没有展示那场大改造与今日骚乱的逻辑线索,这不是他计划在这本书中完成的任务,但他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向读者指出,让巴黎公社的火花真正燃烧的原料,是在资本主义缓慢改造巴黎历史地理的韵律中汇聚而成的。
　　“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血液澎湃,使政客、地产商们血液澎湃,而广大普通居民则总是成为牺牲品。”1980年,简•雅各布斯在国际城市设计会议上说。1961年她以《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向城市更新运动开炮,后者是巴黎大改造的美国翻版,同样是把贫民窟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换来更加深重的贫困。
　　伦敦没有这样做,它规定任何一个开发项目都必须配建一定比例的可负担住房,由此形成贫富混居。这样,富人的不动产税支撑的公共服务就能够惠及弱者。但有人觉得伦敦不如巴黎,因为华丽的建筑后面总有一些不甚太起眼的房子。殊不知,这才是伦敦的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