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图罗总是在固定时间起床。他从来不改变上班路线，并且认为为了世界的正常运转，日常习惯的系统化是不可或缺的。他坚持的这些日常程序与其说是他任性的表现，不如说是他秩序感的证明。然而，最近几个月，他发现周围的人不能理解自己这种对规则（作息时间、饮食或穿衣习惯）的遵守。比如，孩子们就取笑他，说他躲藏在这种一成不变的程式里是因为害怕面对生活环境的多变。
　　阿图罗没有争辩。妻子抱怨他那种一成不变的程序化生活（周一看电视，周二看电影，周三去超市，周四看电视，周五滑冰，周六探望父母，周日做弥撒），他也没有争辩。对他来说，既定日程中的任何变化都是麻烦。尽管如此，他也明白特殊情况下必须适应那些突发情况。此外，他认为这种特殊情况恰好能有力证明秩序是多么必要。
　　在工作中，阿图罗也察觉到了风向的改变。经理不久前还夸奖他的才干和谨慎，转而却更加关注那些难以预料、反复无常的职员，也就是其最近提及的“有创造力的”职员。对阿图罗来说，这种所谓的创造力不过是用“个人首创精神”这种委婉的说法来对草率行事进行美化而已。或许这样工作更加刺激，但是如果这种做法和谨慎有序的工作相冲突，他还是选择走自己的路。
　　他感觉到自己一直奉行的价值观不再像从前那般被推崇。不仅在家里和工作中大家开始贬低他的条理性，在冰场和报纸上也越来越频繁地发现一些证据，表明人们崇尚那种仿佛过了今天没明天似的随心所欲。在电影和电视节目中他也发现轻易改变看法和感情上的朝三暮四受到赞美。那里面的人物坦率承认自己改变生活方式，仅仅是因为某天和共同生活了20年的人一起吃早餐时，感到需要离开，需要放弃工作，有时甚至是需要弃国而去。这样的人越来越有影响。
　　在与这种大肆鼓吹反复无常习气作斗争时，阿图罗努力不生气：生气相当于在对手面前示弱。越来越少有人意识到事物的不可预见性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这种情况让阿图罗很吃惊。出于实验和打赌这双重目的，他决定稍微改变一点习惯。这个决定不是因为确信，而是为了再次肯定自己的态度；也不是专断，而是出于理智。
　　与此同时，孩子们一再对他说：“如果没有尝试过，你怎么知道不会生活得更好？”这种幼稚得令人毛骨悚然的理由，让他担心孩子们成为普遍存在的轻浮行为的牺牲品。一方面是因为他爱他们，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没有必要照做一次，比如说并不需要喝一瓶洗涤剂才能知道会造成伤害。有一天，阿图罗悄悄改变了一些特定习惯，为了不惊动周围的人，他做得很谨慎。实验就这样开始了。
　　最初的举动：上班迟到20分钟，不穿平时的那件西装上衣，而是穿着一件鹦鹉绿休闲毛衣，在胸口位置有一家板球俱乐部的徽章；平时到了晚上，他都是坐在沙发上，准备看事先和妻子说好的节目，然而那天他向她提议到一家泰式餐馆吃晚饭。在这两件事上他都遭到了当事人的不理解。经理批评他迟到，并且上下打量他，那神情似乎在思考他一辈子都没改变过穿衣习惯，总是那两套一模一样的外套和裤子，一星期换一次，哪儿见过他穿英国电影里的学院风毛衣呀。至于去泰式餐馆吃晚饭的提议，妻子连一声回应都没有。他咂咂舌头，哼了一声，坐到沙发上，抓起遥控器，仿佛那是一把手枪，对着屏幕噗地一按。
　　阿图罗一点也没有沮丧，失败恰恰让他坚信自己平时的态度是正确的。因为他不喜欢半途而废，一周后他再次开始实验。在原本该看电影的那一天，他没有事先通知妻子，就对她说想待在家里吃晚饭，尝试一下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几种鳕鱼的做法。妻子很惊讶，继而明确反对，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既然星期二都定好了要看电影，为什么要改变？真见鬼！
　　阿图罗只是反复说着她曾年复一年对他说的那些理由：“有时应该改变一下，就算已经定好了某些目标，违反一下也好，可以让我们感觉更有活力。”妻子吁了一口气，说道：“那么，我们到底干什么？”她的怒气是那么明显，他激动得差点想拥抱她。这正是他所期待的反应。他们去看了一部电影，主题是颂扬一个拈花惹草的父亲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从那时起，阿图罗开始察觉到无论是妻子还是同事，对待他的态度都和以前不同了。只有孩子们在听到母亲讲他那些古怪的建议（“去泰式餐館吃晚饭，亏他想得出来！”）时，还觉得挺好笑的。但是那笑容没能持续多久。当他们向父亲要更多零花钱，或者要求同意他们想几点回来就几点回来时，笑容就烟消云散了。
　　一天晚上，阿图罗正在等他们回来。像平时一样，他坐在门前，数着分秒等待约定时间到来，脑子里过着摩托车车祸的数据。这时他开始自问：既然干坐在这儿受罪，那么上床睡觉是不是更好一些；既然准备好引入“创造性”的变化，那么出去转一圈是不是更合适。妻子自行吃了安眠药睡得正香，利用这个机会，他穿上衣服出门而去。外面的嘈杂之声、拥挤的交通和各种不讲公德的行为让他大为吃惊。人们大声唱歌，乱停乱放，几乎每个角落里都是呕吐物和便溺的痕迹。这情景让他情绪低落。
　　黎明时分，他沮丧地回到家，却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妻儿都在门口等着他。他们冲他大吼大叫，指责他既没有事先通知也没有留张便条。他微笑起来，对家人的反应很满意，坚信自己能够向他们解释清楚这是他的实验。然而大家都不听他解释。妻子开始呜咽，断断续续地发出刺耳的声音，孩子们则仿佛面对堕落分子似的看着他。阿图罗向他们保证会恢复自己素来的习惯，然而都是徒劳。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察觉到妻子和孩子们之间似乎有什么密谋。他们偷偷交换眼神，诡异地沉默，好像在针对他策划什么。在工作中，他也注意到一些新面孔在经理办公室进进出出（进的比出的多，这让他很担心）。当他鼓足勇气询问是否在策划什么改变时，别人告诉他只有人力资源部门有人员变动，让他别担心。就在同一天，妻子和经理对他说了同样一句话：“我们得谈一谈。”两场谈话的共同点似乎都在重复着同一个理由：他们要赶他走，因为他们发现他心不在焉，已经没有从前一直坚持的沉稳。那种沉稳虽然也不值得称道，但是至少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妻子和经理用到了同一个词“关系”，他觉得这是江河日下的另一个征兆）。
　　在这两场谈话中，阿图罗都没有争辩。在内心里，他觉得这是自己的错。他不应该抵挡不住混乱无序的诱惑。在家里，被急剧增长的敌视氛围所迫，他不得不收拾行李离开。而此前，他刚刚在城市的另一头办理了离职手续，领取了失业补助金，对于找到新工作并没抱多大期待。收到面试通知时，他重新穿上那件常穿的西装上衣。尽管人家要求的是诸如既要年轻活力又要经验丰富等相悖的条件，他还是坚持呈现自己始终如一、严格精准和认真负责的一面。给他做面试的人不屑地看着他，虽然他们没有明说，他还是意识到他们要找的是那种有创造力、不满足于现状、不合常规、难以预测的人。他并没有气馁。在补助金里，他发现了另一种秩序，钱虽然少，责任也少。
　　家人的疏远对他的影响并不如他之前想象的那般严重。三个月后，他恢复了大部分自尊心，觉得是时候接受任何可能性了。由于有了更多空闲时间，他开始读书，去社区图书馆发现一些榜样人物——圣人、异教徒、探险家、音乐家——他们是在某个生活细节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之后突然变成这样的。他并没有背叛自己，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去各个地方的时间也都固定不变，所以依然保持着生活节律。
　　钱包日渐空瘪，他不得不开动想象力，考虑没什么花销也不会有什么突发状况的工作。如果没有工作面试（就算面试了也是徒劳），他上午就会在图书馆，下午在综合体育馆，在那里他观察社区业余排球队的变化。在训练方式上，阿图罗也发觉即兴创造与按部就班之间的斗争。一些人的力量和另一些人的才干互为补充，懂得这些的人总是这样说。通过观察比赛，阿图罗得出结论，从统计数据来看，始终如一和可以预见比心血来潮更为可靠。这更坚定了他的原则，尽管目前出于环境原因，他不再向任何突如其来，出乎预料，却可能改变他生活的变化关闭大门。更有甚者，他盼望它。最初几周，他多少有些急切地盼望。后来，是平静地盼望。随着时间流逝和不断坚持，他把这种盼望变成了一种习惯。
　　（刘洁：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5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