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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什么如此热衷政治？据目前看到的史料，我分析主要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1、天生的兴趣所在：我们已经知道，孔子对形而上的问题不感兴趣，也没有探索的欲望。他所有的快乐，都是现世的快乐。吃的方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玩的方面和弟子一直踏青春游；心理方面受到当政者的尊重，想让后世记住自己……做官或发表政治评论不仅能让他轻松地享受上述那些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快乐，而且本身也是件很过瘾的乐事。
2、实现某种政治理想：孔子当然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这理想就是他常挂在嘴边上的“道”“仁”“礼”。他是有一些政治主张的，想通过做官掌权贯彻这些主张。孔子进入官场时，是因为“道”合，退出官场时，则是因为“道”不合。不过，孔子的“道”的含义并不确定，有时指一种有合理秩序的政治状态，如“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候出。’”有时，指学术上的道理，如“朝闻道，夕死足矣。”有时，指一种治国或管理技术，如“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孔子所说的每一个概念的每一种含义作出详细的考证恐怕是需要一部专题著作才能完成的任务，这里就不详细分析了，“道”这个概念的多义性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由于孔子对所坚持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并没有逻辑清晰、立场鲜明的明确看法，所以，他的理想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心情，而不是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
3、满足物质生活需要：孔子生活的时代，阶级分化和贫富差别已经十分明显了。一个耕田为生的农民，终日劳累，有时还可能要挨饿，即孔子说的“耕也，馁在其中矣”，可能是惧怕种地当农民的艰苦生活，孔子对耕田种地这类的体力劳动十分敌视，当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稼穑之事时，他甚至嘲弄樊迟是小人。他在鲁国当司寇时，年俸为六万斛谷子，如果完全以实物形态发放，相当于当时约三万亩地的产量，够一万五千人吃一年的，需要三千个农民家庭为之劳动交税。用现在的话来说，孔子是个讲究生活质量的人，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肉切得不正，不吃；烹调得不好，不吃；酱用得不对，不吃；过宿陈酒，不喝；外面街上买的腊肉，不吃……”这些习惯确实很有品位、很讲卫生，但其前提必须有丰厚的收入，才能支持他过这种优雅的日子。不过，说来孔子的俸禄还不算太高，当时大国的上卿，年俸十万斛谷，相当于五万亩的产量。
存疑：孔子的俸禄问题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这个记载没说明量词和时间，是多长时间能得这“六万”？是六万什么？是六万斗，还是六万斛？钱穆先生在《论语新注》中，对孔子发给他的家宰原宪（子思）的俸禄“粟九百”解释为“九百斛”。今依钱先生的解释，将孔子的俸禄“粟六万”理解为年俸粟六万斛。钱先生的注释还说，一斛等于十斗，大约够三个人吃一个月的，由此推算，六万斛粟够十八万人吃一月的，或者够一万五千人吃一年的。《汉书·食货志》的记载说，战国时亩产量为一石半，相当于二十斗，即两斛。由此推算六万斛相当于三万亩地的产量。又据《汉书·食货志》载，一个五口之家可耕地百亩，六万斛相当于300户人家的全年劳动产量。按当时的税制百分之十来算，孔子的年薪相当于三千户农民所缴纳的税收。关于孔子的俸禄到底是实物、还是货币形态，也未见到明确的说明。有学者认为是实物形态（见白钢主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通史》第二卷第469页），我推测不一定全是实物形态，那么多粮食怎么储藏、怎么管理呢？我觉得当时的俸禄可能是类似1949年初期的供给制那样，是以粮食单位作为计量单位的有价凭证，人们可以用这个凭证换粮食、房屋等实物。当时给干部发的供应券，是以小米多少斤作单位的，但干部可以用这种供应券去换任何其它食品。这是在前货币状态的一种有价凭证，介于实物与货币之间的一种支付手段，此猜想能否站住脚，还请专家教正。
我不知道当时一千两黄金能买多少土地，或能买多少小米，折算出来相当于多少斛粟。查了许多资料，未得答案，这里暂且存疑，以就教于专家。
存疑：雅典官员的俸禄
关于雅典公职人员，如执法官、将军等的收入，我查遍了眼下能查到的资料，都没有查到，也只能暂时存疑，来日请教有关方面的专家了。由此联想到，应将古代西方诸国家官员的收入与中国官员的收入进行系统细致的比较研究。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甚至包括经济史研究，多把视线集中在国家收入之类的大问题上。实际上，真正和每个人相关的是个人收入，个人收入是影响各个不同阶层人行为动机的最重要的力量，个人报酬的多少与发放机制，决定了各个群体的总体心理趋势，决定着社会的变动方向，这个是值得深入研究，又一直被忽视的问题。
大概因为鲁国是小国，所以孔子的俸禄要比其他大国的上卿要少些，不过，这也足够了。比起那些忙活一年只能混个温饱的农民来讲，已是豪奢之极了。他教书的收入，肯定比种地的农民多些，但恐怕远远难与当官的俸禄相比。在中国，做官的收入可以大到没边儿、大到数不清，连经商也比不上。所以，比孔子晚将近二百年的战国时期的赵国商人吕不韦才散尽家财，帮助秦国公子异人回国当上国君（是为秦庄襄王）。吕不韦办这件事，据说花了千两黄金，异人当上国王后，封吕不韦为丞相，食邑十万户。与之相比较，孔子的俸禄大约可算为食邑三千户，吕不韦的收入大概是孔子的三十多倍。与他千两黄金的“前期投资”相比，可谓暴利！天下哪有这等获利丰厚的生意？除了当官！
当官能发财，这是中国政治的实际状况，自古及今都是如此，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其作为一种事实存在是不能否认的。与中国相比，当时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他们的官员均不可能有如此丰厚的报酬。从当时的历史记载看，雅典最重要的官员，比如十将军委员会的将军，必须是有钱人才能担任的，他们捞外快的方法多是在带军队出征时，从对敌国财富的劫掠中，多落一些好处给自己。雅典的行政官员最早是不给工资的，公元前451年后，才开始支付了500人会议代表及行政官员工资。但工资并不高，一个普通的公民大会代表，日津贴最多也就是1/3德拉克玛，而据历史学家分析，当时一个雅典人一年的生活费用是120德拉克玛，1/3德拉克玛也就是一个普通人一天的饭钱，相当于现在的午餐补助。行政官员的收入可能高些，但恐怕也不会太离谱，而且每年一轮换，想多捞外快也捞不了多少。大概整个西方世界，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从中世纪到近代，其官员的合法收入恐怕都比不过相同时代的中国官员。
正是因为当官有如此丰厚的收入，才使得历代中国文人趋之若鹜，他们为做官而读书，读书为了做官，其目的，主要是看中了官位能带来的高品质的物质享受。
要说孔子当官的动机是为了发财、过人上人的日子，在眼下的语境中似乎不太好让人接受，毕竟不是当年“批孔”的时代了。这位被无数朝代的帝王封为“至圣先师”的人物早已被神化为道德完美的偶像。他做官的动机只能被解释为是为了黎民苍生的幸福，为了实现崇高的政治理想，这样才能满足众人的心理需要。但这不是事实，孔子自己就否认这一点，他承认自己绝不是一个安贫乐道的人，甚至比不上他的学生颜渊。
说孔子有贪图富贵享乐的功利动机，并不能否定他也有政治理想，也正因为他有理想，所以，才总觉得不得志，也曾为此放弃过权力。他从政的动机中，政治理想和贪图享乐这两种动机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有时这方面强些，有时那方面强些，很难将两者分开。不过，在分析他对具体事件的态度时，还是能看得出何者占了上风的。
1、天生的兴趣所在：我们已经知道，孔子对形而上的问题不感兴趣，也没有探索的欲望。他所有的快乐，都是现世的快乐。吃的方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玩的方面和弟子一直踏青春游；心理方面受到当政者的尊重，想让后世记住自己……做官或发表政治评论不仅能让他轻松地享受上述那些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快乐，而且本身也是件很过瘾的乐事。
2、实现某种政治理想：孔子当然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这理想就是他常挂在嘴边上的“道”“仁”“礼”。他是有一些政治主张的，想通过做官掌权贯彻这些主张。孔子进入官场时，是因为“道”合，退出官场时，则是因为“道”不合。不过，孔子的“道”的含义并不确定，有时指一种有合理秩序的政治状态，如“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候出。’”有时，指学术上的道理，如“朝闻道，夕死足矣。”有时，指一种治国或管理技术，如“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孔子所说的每一个概念的每一种含义作出详细的考证恐怕是需要一部专题著作才能完成的任务，这里就不详细分析了，“道”这个概念的多义性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由于孔子对所坚持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并没有逻辑清晰、立场鲜明的明确看法，所以，他的理想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心情，而不是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
3、满足物质生活需要：孔子生活的时代，阶级分化和贫富差别已经十分明显了。一个耕田为生的农民，终日劳累，有时还可能要挨饿，即孔子说的“耕也，馁在其中矣”，可能是惧怕种地当农民的艰苦生活，孔子对耕田种地这类的体力劳动十分敌视，当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稼穑之事时，他甚至嘲弄樊迟是小人。他在鲁国当司寇时，年俸为六万斛谷子，如果完全以实物形态发放，相当于当时约三万亩地的产量，够一万五千人吃一年的，需要三千个农民家庭为之劳动交税。用现在的话来说，孔子是个讲究生活质量的人，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肉切得不正，不吃；烹调得不好，不吃；酱用得不对，不吃；过宿陈酒，不喝；外面街上买的腊肉，不吃……”这些习惯确实很有品位、很讲卫生，但其前提必须有丰厚的收入，才能支持他过这种优雅的日子。不过，说来孔子的俸禄还不算太高，当时大国的上卿，年俸十万斛谷，相当于五万亩的产量。
存疑：孔子的俸禄问题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这个记载没说明量词和时间，是多长时间能得这“六万”？是六万什么？是六万斗，还是六万斛？钱穆先生在《论语新注》中，对孔子发给他的家宰原宪（子思）的俸禄“粟九百”解释为“九百斛”。今依钱先生的解释，将孔子的俸禄“粟六万”理解为年俸粟六万斛。钱先生的注释还说，一斛等于十斗，大约够三个人吃一个月的，由此推算，六万斛粟够十八万人吃一月的，或者够一万五千人吃一年的。《汉书·食货志》的记载说，战国时亩产量为一石半，相当于二十斗，即两斛。由此推算六万斛相当于三万亩地的产量。又据《汉书·食货志》载，一个五口之家可耕地百亩，六万斛相当于300户人家的全年劳动产量。按当时的税制百分之十来算，孔子的年薪相当于三千户农民所缴纳的税收。关于孔子的俸禄到底是实物、还是货币形态，也未见到明确的说明。有学者认为是实物形态（见白钢主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通史》第二卷第469页），我推测不一定全是实物形态，那么多粮食怎么储藏、怎么管理呢？我觉得当时的俸禄可能是类似1949年初期的供给制那样，是以粮食单位作为计量单位的有价凭证，人们可以用这个凭证换粮食、房屋等实物。当时给干部发的供应券，是以小米多少斤作单位的，但干部可以用这种供应券去换任何其它食品。这是在前货币状态的一种有价凭证，介于实物与货币之间的一种支付手段，此猜想能否站住脚，还请专家教正。
我不知道当时一千两黄金能买多少土地，或能买多少小米，折算出来相当于多少斛粟。查了许多资料，未得答案，这里暂且存疑，以就教于专家。
存疑：雅典官员的俸禄
关于雅典公职人员，如执法官、将军等的收入，我查遍了眼下能查到的资料，都没有查到，也只能暂时存疑，来日请教有关方面的专家了。由此联想到，应将古代西方诸国家官员的收入与中国官员的收入进行系统细致的比较研究。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甚至包括经济史研究，多把视线集中在国家收入之类的大问题上。实际上，真正和每个人相关的是个人收入，个人收入是影响各个不同阶层人行为动机的最重要的力量，个人报酬的多少与发放机制，决定了各个群体的总体心理趋势，决定着社会的变动方向，这个是值得深入研究，又一直被忽视的问题。
大概因为鲁国是小国，所以孔子的俸禄要比其他大国的上卿要少些，不过，这也足够了。比起那些忙活一年只能混个温饱的农民来讲，已是豪奢之极了。他教书的收入，肯定比种地的农民多些，但恐怕远远难与当官的俸禄相比。在中国，做官的收入可以大到没边儿、大到数不清，连经商也比不上。所以，比孔子晚将近二百年的战国时期的赵国商人吕不韦才散尽家财，帮助秦国公子异人回国当上国君（是为秦庄襄王）。吕不韦办这件事，据说花了千两黄金，异人当上国王后，封吕不韦为丞相，食邑十万户。与之相比较，孔子的俸禄大约可算为食邑三千户，吕不韦的收入大概是孔子的三十多倍。与他千两黄金的“前期投资”相比，可谓暴利！天下哪有这等获利丰厚的生意？除了当官！
当官能发财，这是中国政治的实际状况，自古及今都是如此，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其作为一种事实存在是不能否认的。与中国相比，当时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他们的官员均不可能有如此丰厚的报酬。从当时的历史记载看，雅典最重要的官员，比如十将军委员会的将军，必须是有钱人才能担任的，他们捞外快的方法多是在带军队出征时，从对敌国财富的劫掠中，多落一些好处给自己。雅典的行政官员最早是不给工资的，公元前451年后，才开始支付了500人会议代表及行政官员工资。但工资并不高，一个普通的公民大会代表，日津贴最多也就是1/3德拉克玛，而据历史学家分析，当时一个雅典人一年的生活费用是120德拉克玛，1/3德拉克玛也就是一个普通人一天的饭钱，相当于现在的午餐补助。行政官员的收入可能高些，但恐怕也不会太离谱，而且每年一轮换，想多捞外快也捞不了多少。大概整个西方世界，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从中世纪到近代，其官员的合法收入恐怕都比不过相同时代的中国官员。
正是因为当官有如此丰厚的收入，才使得历代中国文人趋之若鹜，他们为做官而读书，读书为了做官，其目的，主要是看中了官位能带来的高品质的物质享受。
要说孔子当官的动机是为了发财、过人上人的日子，在眼下的语境中似乎不太好让人接受，毕竟不是当年“批孔”的时代了。这位被无数朝代的帝王封为“至圣先师”的人物早已被神化为道德完美的偶像。他做官的动机只能被解释为是为了黎民苍生的幸福，为了实现崇高的政治理想，这样才能满足众人的心理需要。但这不是事实，孔子自己就否认这一点，他承认自己绝不是一个安贫乐道的人，甚至比不上他的学生颜渊。
说孔子有贪图富贵享乐的功利动机，并不能否定他也有政治理想，也正因为他有理想，所以，才总觉得不得志，也曾为此放弃过权力。他从政的动机中，政治理想和贪图享乐这两种动机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有时这方面强些，有时那方面强些，很难将两者分开。不过，在分析他对具体事件的态度时，还是能看得出何者占了上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