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樱桃的滋味》是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1997年的作品，该片因其独特的叙事手法、艺术风格和哲学思考，一上映就在世界影坛引起了巨大轰动，更摘得了第5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这是阿巴斯征战各大影节获得的最高奖项，也使他成为了伊朗首位获此殊荣的导演。在这部影片中，阿巴斯運用朴素而简约的视听语言，讲述了一名男子开车在山路间兜转，找寻在他自杀后能帮忙埋葬的人选的故事，表达了导演在伊朗电影限制和自由的矛盾中形成的生死观。
如果说令阿巴斯在世界影坛声名鹊起的“乡村三部曲”（《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长流》《橄榄树下的情人》）思考的是个体生命的问题，那么《樱桃的滋味》则体现了阿巴斯对生死关系这一伦理命题的求索意图：“什么样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除了生存，人就不能选择死亡吗？”“自杀真的是一种对生命的蔑视、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些有关死亡禁忌的疑问与阿巴斯电影惯有的、以存在主义哲学思维意识为核心价值依托的主题表达相得益彰，即对孤独个体、自由选择、现实反思等层面深刻探讨。
一、 阿巴斯电影中的存在主义基石
自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给人类几千年历史难以想象的繁荣。然而在不到半个世纪里，两次世界大战让人们长期生活在恐惧中，精神极度压抑、苦闷和孤独。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腾飞并没有给予社会期待中的慰藉，反而使人们产生严重的物化感和失落感。在迷茫、孤独、彷徨、异化甚至压抑的心灵中，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成为解决的良药，在20世纪中期风靡于西方世界。
作为在伊朗电影新浪潮中成长起来的电影大师，阿巴斯电影中的无奈和困惑亦在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解中得到体现。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石油开采给予了少数穆斯林群体财富和权力，但资源争夺裹挟的社会动荡无法改善伊斯兰世界的存在困境，大多数穆斯林贫困的生活现状悬而未决；另一方面，“在西方文明占据强势的现代世界格局中，缺乏凝聚力的伊斯兰世界只能无奈亦无力的面对自身传统文明的窘迫”[1]，心灵的创伤、人性的扭曲亟需物质的滋养和精神的哺育，人性的需要在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究其原因，用萨特的理解，这是人发现自己的基础。这在阿巴斯的电影中得以充分展示。
在存在主义的哲学主张中，萨特提出的“人是自由的”命题被认为是自我绝对自由的口号，然而，往往忽视了其对“自由”的注释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责任承担。勇于抉择、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的态度，能帮助人们在面对社会生活的不满时，挣脱“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般焦虑、绝望、恐惧的心理漩涡，勇敢的在有限的人生十字路口做出自为的抉择。这是萨特存在主义的积极层面，也是阿巴斯电影的精髓所在。
二、 孤独荒漠与个体焦虑
存在主义哲学“是一种个人主义哲学，这种个人主义同传统个人主义不同的地方……是把孤独的个人看做是自己的出发点”。[2]孤独个体是现代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克尔凯郭尔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宣扬真理的主观性，主张维护自我。形成强力个性，按独特的个人意志生活”。[3]在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理论中，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在痛苦中艰难生存的过程，任何人都会在生活中不断的经历磨难，无论是百万富翁还是街头的拾荒者，都是在“他人”这个“地狱”中不断的被折磨。正因如此，人的“自我”世界里就只剩下孤独的个体。一个孤独的“自我”是焦虑的，这个“自我”不仅仅要考虑简单的生存和生理需求，更要考虑理性、信仰、责任等一系列问题。当这份焦虑遭遇痛苦时，人会为了自身需求用尽方法与命运抗争，哪怕这种抗争有时候像螳臂当车一样无力。
《樱桃的滋味》是从主人公巴蒂先生漫无目的地四处寻觅开始。汽车是这部影片中最重要的道具，它是巴蒂先生寻找死亡、寻求解脱的工具，同样也承载着巴蒂先生所有的痛苦。影片自始至终并未交待巴蒂先生必须寻死的理由，在没有对其行为动机做出判断的情况下就赋予了他选择死亡的权力。而呈现给观众的，是在如同“汽车电影”的辗转兜转中，死亡的“不确定性”笼罩在世间的荒芜景象之下，仿佛这种焦虑的痛苦和无力的孤独是与人相伴而行的生活常态——除了结尾十几个镜头外，大自然和城市生机盎然的本真色彩在影片绝大多数时候被过滤得只剩一片昏黄，这种令人压抑窒息的主观色彩与主人公一心求死的灰色心境相得益彰。在充斥着贫瘠荒漠的画面中，只有零星的树木显示出突兀的生命迹象，远离文明的疏离感与隔膜感使主人公孑然一身、茫然失措的厌世心理设定顺理成章，强烈的自杀意愿折射出国家、民族和个体巨大的心理困扰。
三、 自由选择和人性表达
“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原则，它指的是个人的存在、出现、登场，先于对个人的理性判断和结论（即本质）。在萨特看来：“人像一颗种子偶然地飘落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本质可言，只要存在着，要想确立自己的本质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证明。”[4]因此自由选择便被看做是存在主义的核心精髓。一个人的意识本质是虚无，虚无是绝对自由的。只有在自我意识的映射下做出个体的自由选择时，他的选择才是绝对自由的，才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在于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将在现在或者将来的某一个时间成就一个特定的他。
《樱桃的滋味》正是通过男主人公——一个万年俱灰的伊朗中产阶级中年人巴蒂的“存在”“出现”“登场”，讲述他一路追寻死亡/生命意义的过程，最终动摇了寻死的初心。从巴蒂先生与士兵、神学院学生、博物馆老者等人的对话和讨论中可以看出，这个缺乏理性指导的自我拯救过程是痛苦的——摸着石头过河让人对未知的后果产生一种焦虑，施受双方皆是如此。人们对这种焦虑往往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选择面对，选择承担责任，即承受这一选择的后果。但往往大多数人都是满足于现有的条件，放弃自为存在而选择自在存在。没有对自由的选择，就没有对自己的责任，自然也就是在逃避中自欺欺人。这种抉择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的状态，人性的表达往往就在这看似自由的艰难抉择中体现。 从士兵到伊斯兰教徒再到博物馆老人，影片主题在电影艺术表现形式的变化中不断渗透——前两个搭车者在道德、良心的杠杆下，将金钱看得无足轻重，而博物馆的老人，本身是个做动物标本的，解剖的是动物，实际上隐喻解剖了人的思想，他对于死亡的透彻思考在寓言般的故事和哲理般的勸导中得以展现：“……你感到绝望是吗？你不想再看看黎明时分金灿灿的太阳吗？你看到过月亮吗？你不想再看看星星吗？你想闭上自己的眼睛吗？另一个世界的人还想到这个世界上看看呢，你倒想跑到另一个世界去！你不想再喝点儿泉水吗？你不想用这水洗洗脸吗？夏天有夏天的水果，秋天有秋天的水果，春天和冬天也都有那时的水果。没有一个做母亲的能够为自己的孩子把如此多的水果都储存在冰箱里，做母亲的为自己的孩子做的事情不会像神为他的造物做的事情那么多。你想否定一切吗？你想放弃一切吗？你想放弃樱桃的滋味吗？别这样，我是你的朋友，我求你别这样……”在心灵沟通的春风化雨之下，巴蒂先生的必死之心已然萌芽生机。故事结尾的固定镜头，长时间的特写躺在坟墓里百感交集的巴蒂的面容，闪电的照耀之下，隐约的泪光断续闪现，淅沥的雨声调节着万籁俱寂的画面，营造出庄严的仪式感，随后陷入长时间的黑暗——留白的艺术手法，变封闭式的明确表意为开放式的自由诠释，给予观众以无尽的思考空间，猜测巴蒂先生的命运结局。然而一切又是如此清晰：没有人不想品尝“樱桃的滋味”，没有人愿意放弃如樱桃般甜蜜的生活。种种生存体验和个人历史将死亡的意义解释得很特殊，即使像巴迪先生这样可以忽略过往的人也无法自由地行使结束生命的权力。在阿巴斯的镜头下，生死不是教条，但所谓“自由”的选择死亡，实际上只存在理论意义。
四、 荒谬世界与现实反思
萨特认为，孤独是一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基本感受。人类在适应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会受到毫无规律的偶然事件的不断影响。人们为了摆脱这种由于偶然性带来的荒诞感和孤独感，于是，不断地尝试行动，而世界就在这种行动中运行着。世界的运行本身就是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很多人类总结的看似规律的规律，其实不过是荒谬世界里发生频率比较高的事情罢了。萨特于1937年发表的小说《墙》正是对这一看法的艺术诠释。他认为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充满荒谬性，人最终无法逃脱这一荒谬的规则，但我们对抗的过程，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生命的真正自由。
在不停的对抗和抉择中，外界的存在终于有一天会让人感到厌烦与恶心。于是，这种恶心的感觉成为了人们存在的觉醒。《樱桃的滋味》中最基本的两类镜头，一是巴蒂先生在驾驶室内开车的镜头，二是从驾驶室拍摄车外景象的镜头，一窗之隔仿佛两个世界，如同在巴蒂先生与现实世界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柏林墙，车内的返观内照与车窗外的芸芸众生构成二元对立，亦表现出巴蒂先生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对抗心理。
关于这种心理意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阐释到，远不应该把“恶心”理解成我们生理上感觉到的厌烦的隐喻，相反，正是在它的基础上，产生了所有引起我们呕吐的具体的和经验的恶心。所以，恶心的根基在于世界本身。一个人若没有恶心的感觉，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一分析发现了人自身的虚无性，但通过落根丁虚无化的生活经历，萨特揭示了存在与虚无的本质关系——存在并无本质，虚无正是通过存在来表现的。因而《樱桃的滋味》带给世界的另一重意义并不在于追寻科学技术般的真理，而是在于让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到生活的痛苦和偶然的存在，不要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浮躁空洞的生活现状而盲目。
颇具意味的是，影片的最后几个镜头，当观众沉浸在对主人公命运的思考时，阿巴斯忽然用颗粒粗糙的纪录片影像解构了之前花足心思营造的一切意象——摄影机、演员、甚至导演不可思议地出现在银幕上。这段用手提摄影机拍摄的画面仿佛是阿巴斯给自己电影的签名，同时也是在提醒观众，“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正在观看的是一部影片，即使在看似非常真实的时刻……”——又一个阿巴斯式的狡黠。而从文化研究的意义上来说，在伊斯兰意识形态的严肃性下，如此对“自杀”主题的柔性表达或许是化解宗教敏感的“无技巧的技巧”，无疑显示出一种乐观的精神，对于20世纪90年代百废待兴的伊朗及其人民来说不失为一种巨大的鼓舞。
阿巴斯的电影，诗意之上多了一份伊斯兰神秘主义的心物转换逻辑。在其集大成之作《樱桃的滋味》中，镜头下不再是如“乡村三部曲”中寂寥又抚慰人心的小津式原野，但封闭的车厢、人物的特写、无垠的荒漠同样是他的伊朗风景，世俗的激情中融合了宗教的激情，用看似朴实清新的电影语言探询着存在主义哲学的虚实以及人性的真伪。《樱桃的滋味》意味的不可穷尽与气韵的无法言说仿佛一股荒漠中散发出的无可抵挡的清香，让世界在永恒的绝望中得到救赎。
参考文献：
[1]孙晓燕.漫漫归真路——评析《樱桃的滋味》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探询[J].艺术百家，2007（4）：64.
[2]徐崇温，刘放桐，王克千.萨特及其存在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7.
[3]黄岚，王乙.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193.
[4]汤晓军.荒诞世界中辛德勒的自由选择——存在主义视角下的《辛德勒名单》[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3（11）：74.
如果说令阿巴斯在世界影坛声名鹊起的“乡村三部曲”（《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长流》《橄榄树下的情人》）思考的是个体生命的问题，那么《樱桃的滋味》则体现了阿巴斯对生死关系这一伦理命题的求索意图：“什么样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除了生存，人就不能选择死亡吗？”“自杀真的是一种对生命的蔑视、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些有关死亡禁忌的疑问与阿巴斯电影惯有的、以存在主义哲学思维意识为核心价值依托的主题表达相得益彰，即对孤独个体、自由选择、现实反思等层面深刻探讨。
一、 阿巴斯电影中的存在主义基石
自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给人类几千年历史难以想象的繁荣。然而在不到半个世纪里，两次世界大战让人们长期生活在恐惧中，精神极度压抑、苦闷和孤独。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腾飞并没有给予社会期待中的慰藉，反而使人们产生严重的物化感和失落感。在迷茫、孤独、彷徨、异化甚至压抑的心灵中，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成为解决的良药，在20世纪中期风靡于西方世界。
作为在伊朗电影新浪潮中成长起来的电影大师，阿巴斯电影中的无奈和困惑亦在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解中得到体现。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石油开采给予了少数穆斯林群体财富和权力，但资源争夺裹挟的社会动荡无法改善伊斯兰世界的存在困境，大多数穆斯林贫困的生活现状悬而未决；另一方面，“在西方文明占据强势的现代世界格局中，缺乏凝聚力的伊斯兰世界只能无奈亦无力的面对自身传统文明的窘迫”[1]，心灵的创伤、人性的扭曲亟需物质的滋养和精神的哺育，人性的需要在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究其原因，用萨特的理解，这是人发现自己的基础。这在阿巴斯的电影中得以充分展示。
在存在主义的哲学主张中，萨特提出的“人是自由的”命题被认为是自我绝对自由的口号，然而，往往忽视了其对“自由”的注释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责任承担。勇于抉择、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的态度，能帮助人们在面对社会生活的不满时，挣脱“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般焦虑、绝望、恐惧的心理漩涡，勇敢的在有限的人生十字路口做出自为的抉择。这是萨特存在主义的积极层面，也是阿巴斯电影的精髓所在。
二、 孤独荒漠与个体焦虑
存在主义哲学“是一种个人主义哲学，这种个人主义同传统个人主义不同的地方……是把孤独的个人看做是自己的出发点”。[2]孤独个体是现代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克尔凯郭尔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宣扬真理的主观性，主张维护自我。形成强力个性，按独特的个人意志生活”。[3]在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理论中，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在痛苦中艰难生存的过程，任何人都会在生活中不断的经历磨难，无论是百万富翁还是街头的拾荒者，都是在“他人”这个“地狱”中不断的被折磨。正因如此，人的“自我”世界里就只剩下孤独的个体。一个孤独的“自我”是焦虑的，这个“自我”不仅仅要考虑简单的生存和生理需求，更要考虑理性、信仰、责任等一系列问题。当这份焦虑遭遇痛苦时，人会为了自身需求用尽方法与命运抗争，哪怕这种抗争有时候像螳臂当车一样无力。
《樱桃的滋味》是从主人公巴蒂先生漫无目的地四处寻觅开始。汽车是这部影片中最重要的道具，它是巴蒂先生寻找死亡、寻求解脱的工具，同样也承载着巴蒂先生所有的痛苦。影片自始至终并未交待巴蒂先生必须寻死的理由，在没有对其行为动机做出判断的情况下就赋予了他选择死亡的权力。而呈现给观众的，是在如同“汽车电影”的辗转兜转中，死亡的“不确定性”笼罩在世间的荒芜景象之下，仿佛这种焦虑的痛苦和无力的孤独是与人相伴而行的生活常态——除了结尾十几个镜头外，大自然和城市生机盎然的本真色彩在影片绝大多数时候被过滤得只剩一片昏黄，这种令人压抑窒息的主观色彩与主人公一心求死的灰色心境相得益彰。在充斥着贫瘠荒漠的画面中，只有零星的树木显示出突兀的生命迹象，远离文明的疏离感与隔膜感使主人公孑然一身、茫然失措的厌世心理设定顺理成章，强烈的自杀意愿折射出国家、民族和个体巨大的心理困扰。
三、 自由选择和人性表达
“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原则，它指的是个人的存在、出现、登场，先于对个人的理性判断和结论（即本质）。在萨特看来：“人像一颗种子偶然地飘落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本质可言，只要存在着，要想确立自己的本质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证明。”[4]因此自由选择便被看做是存在主义的核心精髓。一个人的意识本质是虚无，虚无是绝对自由的。只有在自我意识的映射下做出个体的自由选择时，他的选择才是绝对自由的，才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在于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将在现在或者将来的某一个时间成就一个特定的他。
《樱桃的滋味》正是通过男主人公——一个万年俱灰的伊朗中产阶级中年人巴蒂的“存在”“出现”“登场”，讲述他一路追寻死亡/生命意义的过程，最终动摇了寻死的初心。从巴蒂先生与士兵、神学院学生、博物馆老者等人的对话和讨论中可以看出，这个缺乏理性指导的自我拯救过程是痛苦的——摸着石头过河让人对未知的后果产生一种焦虑，施受双方皆是如此。人们对这种焦虑往往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选择面对，选择承担责任，即承受这一选择的后果。但往往大多数人都是满足于现有的条件，放弃自为存在而选择自在存在。没有对自由的选择，就没有对自己的责任，自然也就是在逃避中自欺欺人。这种抉择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的状态，人性的表达往往就在这看似自由的艰难抉择中体现。 从士兵到伊斯兰教徒再到博物馆老人，影片主题在电影艺术表现形式的变化中不断渗透——前两个搭车者在道德、良心的杠杆下，将金钱看得无足轻重，而博物馆的老人，本身是个做动物标本的，解剖的是动物，实际上隐喻解剖了人的思想，他对于死亡的透彻思考在寓言般的故事和哲理般的勸导中得以展现：“……你感到绝望是吗？你不想再看看黎明时分金灿灿的太阳吗？你看到过月亮吗？你不想再看看星星吗？你想闭上自己的眼睛吗？另一个世界的人还想到这个世界上看看呢，你倒想跑到另一个世界去！你不想再喝点儿泉水吗？你不想用这水洗洗脸吗？夏天有夏天的水果，秋天有秋天的水果，春天和冬天也都有那时的水果。没有一个做母亲的能够为自己的孩子把如此多的水果都储存在冰箱里，做母亲的为自己的孩子做的事情不会像神为他的造物做的事情那么多。你想否定一切吗？你想放弃一切吗？你想放弃樱桃的滋味吗？别这样，我是你的朋友，我求你别这样……”在心灵沟通的春风化雨之下，巴蒂先生的必死之心已然萌芽生机。故事结尾的固定镜头，长时间的特写躺在坟墓里百感交集的巴蒂的面容，闪电的照耀之下，隐约的泪光断续闪现，淅沥的雨声调节着万籁俱寂的画面，营造出庄严的仪式感，随后陷入长时间的黑暗——留白的艺术手法，变封闭式的明确表意为开放式的自由诠释，给予观众以无尽的思考空间，猜测巴蒂先生的命运结局。然而一切又是如此清晰：没有人不想品尝“樱桃的滋味”，没有人愿意放弃如樱桃般甜蜜的生活。种种生存体验和个人历史将死亡的意义解释得很特殊，即使像巴迪先生这样可以忽略过往的人也无法自由地行使结束生命的权力。在阿巴斯的镜头下，生死不是教条，但所谓“自由”的选择死亡，实际上只存在理论意义。
四、 荒谬世界与现实反思
萨特认为，孤独是一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基本感受。人类在适应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会受到毫无规律的偶然事件的不断影响。人们为了摆脱这种由于偶然性带来的荒诞感和孤独感，于是，不断地尝试行动，而世界就在这种行动中运行着。世界的运行本身就是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很多人类总结的看似规律的规律，其实不过是荒谬世界里发生频率比较高的事情罢了。萨特于1937年发表的小说《墙》正是对这一看法的艺术诠释。他认为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充满荒谬性，人最终无法逃脱这一荒谬的规则，但我们对抗的过程，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生命的真正自由。
在不停的对抗和抉择中，外界的存在终于有一天会让人感到厌烦与恶心。于是，这种恶心的感觉成为了人们存在的觉醒。《樱桃的滋味》中最基本的两类镜头，一是巴蒂先生在驾驶室内开车的镜头，二是从驾驶室拍摄车外景象的镜头，一窗之隔仿佛两个世界，如同在巴蒂先生与现实世界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柏林墙，车内的返观内照与车窗外的芸芸众生构成二元对立，亦表现出巴蒂先生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对抗心理。
关于这种心理意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阐释到，远不应该把“恶心”理解成我们生理上感觉到的厌烦的隐喻，相反，正是在它的基础上，产生了所有引起我们呕吐的具体的和经验的恶心。所以，恶心的根基在于世界本身。一个人若没有恶心的感觉，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一分析发现了人自身的虚无性，但通过落根丁虚无化的生活经历，萨特揭示了存在与虚无的本质关系——存在并无本质，虚无正是通过存在来表现的。因而《樱桃的滋味》带给世界的另一重意义并不在于追寻科学技术般的真理，而是在于让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到生活的痛苦和偶然的存在，不要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浮躁空洞的生活现状而盲目。
颇具意味的是，影片的最后几个镜头，当观众沉浸在对主人公命运的思考时，阿巴斯忽然用颗粒粗糙的纪录片影像解构了之前花足心思营造的一切意象——摄影机、演员、甚至导演不可思议地出现在银幕上。这段用手提摄影机拍摄的画面仿佛是阿巴斯给自己电影的签名，同时也是在提醒观众，“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正在观看的是一部影片，即使在看似非常真实的时刻……”——又一个阿巴斯式的狡黠。而从文化研究的意义上来说，在伊斯兰意识形态的严肃性下，如此对“自杀”主题的柔性表达或许是化解宗教敏感的“无技巧的技巧”，无疑显示出一种乐观的精神，对于20世纪90年代百废待兴的伊朗及其人民来说不失为一种巨大的鼓舞。
阿巴斯的电影，诗意之上多了一份伊斯兰神秘主义的心物转换逻辑。在其集大成之作《樱桃的滋味》中，镜头下不再是如“乡村三部曲”中寂寥又抚慰人心的小津式原野，但封闭的车厢、人物的特写、无垠的荒漠同样是他的伊朗风景，世俗的激情中融合了宗教的激情，用看似朴实清新的电影语言探询着存在主义哲学的虚实以及人性的真伪。《樱桃的滋味》意味的不可穷尽与气韵的无法言说仿佛一股荒漠中散发出的无可抵挡的清香，让世界在永恒的绝望中得到救赎。
参考文献：
[1]孙晓燕.漫漫归真路——评析《樱桃的滋味》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探询[J].艺术百家，2007（4）：64.
[2]徐崇温，刘放桐，王克千.萨特及其存在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7.
[3]黄岚，王乙.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193.
[4]汤晓军.荒诞世界中辛德勒的自由选择——存在主义视角下的《辛德勒名单》[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3（1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