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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首都哈瓦那，5月的阳光焦灼而刺眼。老城里，西班牙人和美国人留下的高大建筑被炙烤得发烫，投下的阴影中，老爷车川流不息，古巴人为生计忙活着。坐落在老城中心的雪茄博物馆里，则是另一番景象：开足了的冷气并没有消减拉丁音乐的热情，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茶几和沙发周围，是切·格瓦拉、菲德尔·卡斯特罗、曼德拉、丘吉尔、海明威、马拉多纳的老照片和海报，他们神情各异，而手里或嘴里都毫无例外夹着或叼着一只雪茄。
棕色皮肤的当地女孩子穿着白色短裙在客人中间穿梭，提供服务。
“抽雪茄可以讲究仪式感，但也可以像我这样，窝在沙发里，喝着朗姆酒，最好身边能有一个姑娘。”法国人罗什说。他五年前来到哈瓦那，就再也不愿离开。罗什缓缓地吐出烟雾，屋子中充满芳香的味道。
拨开缭绕的烟雾，古巴的面貌在世人面前日益清晰起来。如今，它重新开启曾无疾而终的经济改革已经整整一年。
若有外国媒体到哈瓦那，古巴国际新闻中心都会先纠正一下政治语汇，“对于我们来说，改革已经完成50多年了，古巴现行的社会主义模式不需要改革，但要更新。”
古巴国际新闻中心是典型的苏联建筑，两层楼，呈长方形。一楼大厅常年陈列各种漫画、宣传画，主题尽是反对美国干涉、捍卫古巴社会主义制度。国际新闻中心隶属外交部，专门负责安排外国记者采访。
拉培的农庄
年过六十的米盖尔·奥古拉·撒恩西斯·拉培是古巴国际新闻中心强力推荐的采访对象，因为他1995年就舍弃了农业部公务员的身份，在哈瓦那城郊阿拉玛社区承包了土地。他的存在是古巴一直在“更新”的明证。
“我们赚的钱要继续投资，我还是个共产党员，要起带头作用。”撒恩西斯·拉培现在已经是哈瓦那最赚钱的农村生产合作社的社长。因为常在户外工作，他的浅色皮肤晒得很红。这个1米85的大个子，走路飞快，声音很亮。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古巴的农业就是蔗糖产业。蔗糖业的确曾是古巴国民经济的基础，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蔗糖，就出自这片素有“世界糖罐”之称的岛屿。
上世纪60年代，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提出“以糖为纲”，以大跃进方式集中力量发展糖业。之后20年，古巴依靠出口蔗糖给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换来石油、粮食等物资，以确保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19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古巴糖的出口遭受重创，加之国际糖价一路走低，古巴的国民经济基础直接被撼动，政府不得不寻找改变经济结构的出路。
古巴有农业部，也有糖业部。尽管两者关系密切，但却是两个独立的部门。“农业部长莫拉莱斯当时对我们说，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自己去创业，去承包土地，生产农产品。我就辞官了。没等着政府裁撤冗员。” 撒恩西斯·拉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古巴全国人口1123.6万，其中劳动人口680万，510万人在国有部门就职。
先行一步的撒恩西斯·拉培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投资。“我既种粮食、甘蔗，也种蘑菇、薄荷、卷心菜，反正社区居民需要什么就种什么，慢慢发展起来。”
如今，农庄已有土地10.14公顷，固定员工130多人，跟德国、加拿大、瑞士还有中国公司，都有合作项目，生态农业也开始起步了。
农庄90%的产品是在当地销售，10%的产品供给哈瓦那各大酒店。“有名的国家饭店、小佛罗里达餐厅，还有海明威常常光顾的那家半分钱酒吧，都从我们这里买薄荷叶，做古巴特有的朗姆酒‘莫希托’。” 撒恩西斯·拉培说，政府现在不干涉农庄的定价了，完全根据市场机制来决定。
卖薄荷叶给当地人一般每磅8至10土比，“卖给酒店的部分，我们收红比。原来国家定价是每磅1红比，我们觉得合理，就沿用下来。”
古巴现行两套货币体系。一种是古巴比索，中国人俗称土比，这是普通古巴人领取工资、生活消费使用的主要货币。大部分古巴人的月收入在400至500土比。另一种是可兑换比索，也就是外汇券，俗称红比，这是外国人在古巴消费的主要货币。
按照现行汇率，1红比大概等于24土比，可兑换1美元或者6至7元人民币。
双币制令几乎每个初到古巴的外国人头疼，不知该如何花钱。劳尔·卡斯特罗执政以后，放开本国人用红比消费的限制。古巴人购买基本生活品之外的消费，比如买进口电器、服装、在高档餐厅吃饭等，也要用红比。
“双币制阻碍了古巴经济的发展，肯定要取消。这已经被写进《纲要》中。”古巴政府智囊、古巴经济学家与会计师协会的主席普里多·喀塔苏斯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2011年的4月，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经济社会政策方针》，正式拉开了古巴经济“更新”的序幕。有313项条款的《经济社会政策方针》被古巴人习惯地称为《纲要》，包括进一步放宽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限制等内容，引起世界对古巴之变的关注。
撒恩西斯·拉培刚申请开办合作社的时候，全国70%的土地都是国有的，只有30%的土地以农业合作社的形式运行，现在情况完全颠倒过来。
据官方统计，到2011年年底，原闲置农地的80%已承包给17万户农民和合作社，但仍有约200万公顷的土地闲置，无人耕种。政府也取消了国家对农产品收购后销售的垄断，允许农民直接将农产品销售给饭店或公司。
撒恩西斯·拉培农庄的官方名称叫“合作生产基层组织”，“土地是国家免费给我们使用的，不收税，但我们不拥有，国家要修路或是建公共工程时就必须要让出来。”另外两种传统的合作社分别是“农牧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和生产工具集中使用，共同生产）和“信贷服务合作社”（负责租用农机，获取贷款，购买肥料种子）。
这三种形式的合作社在古巴已有5800多个，“46%是我们这样的。” 撒恩西斯·拉培说。
尽管合作社原来就有一定自主权，但总难摆脱官僚体系的拖累。去年撒恩西斯·拉培买农机时，就得给政府的中介机构打报告，申请代买。现在他们可以直接买。他们要投资新的农业品种，以前必须给上级机构打报告，现在也不用了。 撒恩西斯·拉培原来在农业部月工资大概有350土比，现在每月收入可达1500土比，几乎翻了5倍，“在合作社工作得越久，分红就会越多，工资也越高。”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更多年轻人，特别是农业、生态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到庄园来。“在很多古巴人的心目中，农业生产就是种甘蔗、砍甘蔗，甚至还会联想到奴隶制，这太可笑了。我们这里属于保留地，有很多加勒比海特有的动植物。海明威钓鱼的地方、他的庄园，英国人当年登陆的地方，都离这里不远。等机会成熟了，我还想扩大经营范围，发展生态旅游农业。”
正当身高体健的撒恩西斯·拉培在描绘美好蓝图，工人们在细菌培养田、蘑菇试验田里辛勤劳作的时候，距此不远的一处制糖厂早已关停，一派萧条。去年政府还撤销了从开国之初即设立的糖业部，以“制糖企业集团”取而代之。
黄牌照的“福特”“宝马”或“大众”
从撒恩西斯·拉培的合作社开车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哈瓦那市中心。出租车司机弗斯塔经常跑这条线路。他在哈瓦那历史最悠久的五星级酒店国家饭店门口等活，常有外国人要去“海明威垂钓处”游览。
和中国20多年前一样，司机行业在哈瓦那很吃香。工作有空调，待遇也高。
弗斯塔是国营出租车司机。他以前做面包师，一个月收入大概500土比，现在是30红比，相当于700多土比。“干出租的确比做面包挣钱。”穿白色衬衣、打领带，说着简单的英语，招揽西方游客包车，弗斯塔很有一手。打开冷气后，这辆老款本田有些动力不足，但弗斯塔高超的驾驶技术多少能做些弥补。
他曾在汽车修理厂工作过一段时间，学习机械知识，也学会开车，考了驾照，如愿成为出租车司机。司机一旦和国营公司签了劳动合同以后，就很少出现被解聘的情况，“前6个月是实习期，实习期过后只签一次合同，几乎就是终身合同。”
古巴的出租车在路上很规矩，古巴国际新闻中心的官员把这解释为古巴良好教育的结果，而弗斯塔说，“这是因为我们都很珍惜自己的工作。”
弗斯塔是一个“红二代”。他舅舅跟随卡斯特罗干过革命，退役时是中尉。后来，创办了古巴的牙科医学，出版数本专著，到现在还在工作。“我不依靠他们，老一代人也不想我依靠，所以只能自己奋斗。”弗斯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车是他的本钱。根据新政策，国营司机每天要交40多土比的税。“我们肯定没有私人出租车挣得多，但平时也可以做私活。”他笑着透露行业的潜规则，“根据规定，公司一辆车，可以两个人开，每天必须运营满12小时。当我打表已经收入了15到20红比的时候，我就把计程器关了，再跑5个、10个红比的活，就算自己的了。其实，公司也知道我们这样做，但大家心照不宣，毕竟和私人出租比起来，30红比的工资太低了。”
相对国营出租车的蓝色牌照，私人出租的牌照都是黄色的。在哈瓦那大街小巷，或破败不堪，或改装一新的老爷车很多都是私人出租。
多年来，享受国家补贴的公共汽车是哈瓦那人的主要出行工具，收费极低、24小时运营。尽管特有的“骆驼公交车”——车头是苏联或东欧的，车身是古巴人自己动手焊接的巨大铁皮车厢，行动缓慢——多年前就从哈瓦那等大城市退役，取而代之的是从中国进口的宇通客车等，但用作公交的客车几乎都没有空调设备，而随着大城市人口膨胀，车厢不堪拥挤。
为缓解公共交通压力，古巴曾出台政策，规定政府车辆，凡遇到路人招手拦车，必须停下来免费搭载，各级领导专车也不例外。
老爷车起初只是私家用车，十多年前古巴经济困难时期，有人将老爷车座位进行改装，沿路搭客收取少量费用，既解决出行问题，又可补贴家用，政府默许这种行为，“黑车”从此合法化。古共六大放宽对个体经济的限制，私营出租车牌照数量猛增。
黄牌照成了越来越多哈瓦那人出行的选择，市区内车费一般5到10个土比；而改装一新的敞篷老爷车则能从外国游客手中挣到更多的红比。
艾柯亚托的老爷车是1955年出产的。他把车身涂成红色，尾翼蓝白相间，车头标志是“福特”，方向盘是“宝马”，“我刚刚更换了整个动力系统，是大众的，超级棒。”除司机外，车前排可以坐两个人，后排能坐4个人。
艾柯亚托曾出国打工，买这辆车花费了他积攒的5000多美元。几次改装、大修，只是购买配件花钱，因为古巴司机几乎都是娴熟的汽车维修工。
“我开了快5年了，现在都赚回来了。”艾柯亚托把音响开得很大，“拉外国人逛哈瓦那，最赚钱了。”
没有空调，甚至线路外露，艾柯亚托开着他的“福特”“宝马”或“大众”，从老城一端乐颠颠地跑到另一端，他收本地人5个土比，但对外国游客直接就要5个红比。
在古巴人月收入只有20多个红比的情况下，出租司机却有三四百红比，“私人出租”还要更多些，所以，“有些大学教授都去做这种黑车司机。”哈瓦那大学一名学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原来古巴人买车需要特批，比如功勋科学家、优秀运动、劳模等，就能得到一个新车购买配额的奖励。而一般人只能买卖1959年革命胜利前生产的、留在古巴的车辆。古共六大打破这一限令。劳尔·卡斯特罗签署法令，宣布自2011年10月起，古巴自然人或长期居留古巴的外国人，可以自由进行机动车赠与和转让，将不再需要任何政府部门的事先许可。
但政策允许和买得起车完全是两回事。在“哈瓦那自由”酒店（革命前是美国的希尔顿饭店）门前，一辆奥迪A8引起不少艳羡，车头崭新的黄色牌照显示，这是购买限令解除后一辆合法的私家车。
居者有其屋
有传闻称，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签署古巴贸易限制令前，先把秘书叫进办公室，“我需要很多雪茄，大约1000支。打电话给你的朋友们，尽量多搞一些。”等到这1000支雪茄到手，总统才拿稳笔写下自己的名字。
有时候，出租车司机和总统的品位是一样的。艾柯亚托从车载储物箱中拿出来一支雪茄，“这可是真正的古巴雪茄，很香的。送你了，朋友。”
艾柯亚托的妻子在哈瓦那雪茄烟厂工作。这支没有标签的雪茄正是厂里的福利。作为卷制雪茄的女工，艾柯亚托的妻子每月工资大概三四百土比。如果工厂生产计划按时按量完成，工人还将获得20至40红比不等的奖金。另外，每月厂里还会给完成工作定额的工人大约每人5支雪茄。 “无论在黑市还是正规商店里，都会卖到比较高的价格。”艾柯亚托凑齐20或25支后，就以每支5土比的价格卖给当地人，“我知道，很多人在黑市上，高价出售给外国人。”
和格瓦拉的标志性头像一样，雪茄也代表着古巴。古巴人一般是从街边小店零购“土比雪茄”，一支大约1土比，25支一包；酒店和专卖店里包装精美的品牌雪茄，消费者大都是外国人。近年来，针对雪茄生产和销售，古巴政府不断出台规定，严格管理。
和大多数古巴人一样，艾柯亚托和妻子、孩子住在政府分配的房子里。
这是一栋四层高的老楼，每层阳台和顶层屋檐都有精美石雕。在楼房入口处的外墙上，刻着修建年份“1913”和建造者的名字，显然是美国占据时代留下的建筑。
每层3到5户人家，有公共的厕所和厨房。艾柯亚托的家在三层，有两间房。他的父母都在学校当老师，这两间房就分配下来，政府收取少量租金。
依照古巴革命后颁布的法规，根据房屋的质量和房龄，租房者缴纳5到20年的房租后，房屋就归个人所有。
劳尔·卡斯特罗上台后以法律形式公布的第一个改革措施也是关于住房的，准许退休职工通过合法手续，继续持有原先居住的国家产权房屋，并由后代或亲属来继承。就这样，房子传给了艾柯亚托。
很多古巴人都是这样享受“居者有其屋”的。艾柯亚托比较幸运，他同层的另外两间房，一间长期无人居住，另一间被某个公司当成了库房。于是，该层的厕所和厨房都成了他家的私人空间。
装修卫生间让艾柯亚托花了些钱，但家里的冰箱是分期付款购买的，电视机和微波炉也都是政府分配的，中国产的高压锅是补贴得来的。
“不要被那些老楼所迷惑，一些有固定工作的古巴人的家还是很舒适的。”一位华人导游曾说过。
为发展旅游业，近年来古巴政府出资修缮了部分历史建筑，但对于大量民用住房，政府无力顾及。“很多老楼，也包括我家的楼，上下水、电线线路都成问题，但政府没钱来修。还有一些老房子已经是很多年的危房了，楼顶亭子间这类建筑都摇摇欲坠的时候，政府才会把它拆除。”艾柯亚托说。
尽管自己刚刚费心装修了卫生间，但心思活络的艾柯亚托还是想搬家。他的目标是滨海大道那头的哈瓦那新城。那里多是私人修缮一新的独栋别墅。这类是私人从革命前就拥有产权的老房子，革命之后，私产房得到法律承认。还有苏联援助修建的十几层、几十层的居民楼，很多使馆和外资机构都选择在那里租楼。
美国希尔顿集团曾想沿着滨海大道打造高端商业酒店聚居区，卡斯特罗和他的游击战士们中断了汤姆大叔的幻梦。而“利剑”造型的苏联大使馆（俄罗斯驻古巴使馆继承下来）最终没能穿透美国的心脏，不过使馆院子中，强劲的监控雷达据说仍在发挥作用。
古共六大上，劳尔·卡斯特罗宣布，作为经济模式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古巴政府将允许私人买卖房产。半年后承诺兑现：从2011年11月1日起，古巴政府允许私人买卖房屋，并且允许每人拥有两套房产，一套在城里用来自住，一套在郊外用来度假，这是自古巴革命胜利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解禁房屋买卖。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古巴居民如果想改变居住环境，主要的途径就是靠换房。
“别墅我不去奢望，就想住在那些现代化的楼房里，可就是手里钱不多，还得再存几年。”他说的“现代化楼房”指的是六七十年代建造的苏联式公寓，一套带卫生间和厨房的两居室，大概50至60平方米，每平方米要1200红比左右。
在哈瓦那开餐馆的华人朋友告诉记者，如今在古巴买得起房的无外乎几种人：和外国人结婚的、在外国有亲戚不断汇款的，还有长期在古巴的外国人。
抱怨、腐败和毒水果
5月9日的《格拉玛报》刊登了一篇深度调查报道，是说哈瓦那街头一些小贩，用化学制剂来催熟蔬菜水果。
作为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报》最重要使命就是宣传执政党的大政方针。“多年来，这份报纸都是菲德尔和劳尔指导革命和发展的重要阵地。”《格拉玛报》总编辑拉萨罗·巴雷多·麦地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格拉玛报》日均发行量是50万份，每周发行6天，为8版4开小版，周五增为16版。对于政府的“更新”政策和民众的意见表达，《格拉玛报》一直跟进报道。现在每周有两天，用两块版刊登读者来信，通常是十篇左右的文章。读者来信反映的都是社会问题。
“一些部长对我们刊登的东西可能不是很高兴，但他们也得回应，给群众一个说法。电视局的局长就曾打电话给我。但在见报之前，他们不知道报纸要刊登什么。作为总编辑，我参加古巴的部长会议，劳尔在会议上也指示我们，放心大胆地把哈瓦那居民的想法真实刊登出来，因为民众有权利表达观点，刊登出来是对是错，大家自有公论。”拉萨罗·巴雷多·麦地那说。
最近，《格拉玛报》收到一些来信，抱怨市场上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得太快了。
去年1月1日起，古巴政府宣布正式停止凭本供应日常卫生用品，将肥皂、牙膏和洗衣粉等转入工业商品市场和特定国营商店出售，其价格由“相应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产生。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例如香皂由0.25土比上涨至4土比，牙膏从0.6土比升至8土比，洗涤剂也由3.75土比涨至25土比。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对古巴实施禁运，物资供应匮乏的古巴不得不实行配给制度，采取国家补贴的形式，以象征性价格向国民提供日常用品。如今，这一多次帮助古巴人民渡过难关的福利制度，给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成了劳尔新政的绊脚石。
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古巴经济深陷困境，供给制弊端凸显。古巴政府统计，每年花几十亿美元进口的食品大都实行配给供应，占古巴人消费食品总量的三分之一。
其实，不堪重负的古巴政府三年前就开始取消土豆、豌豆、香烟等的配给，但在民间引发强烈震动，取消配给、生活成本上升，收入却没有增加。
“原来很多东西都能凭本买到，虽然不能完全保证全家人一个月的生活，但至少能让我们买到不少质优价廉的日常用品，现在一个一个都涨价了。像我们穷人可没钱到开放市场买东西。”62岁的工程师佩里兹就不理解政府的新举措。
他说，自己退休金很低，一家七口住在老房子里，现在谋得一个在老教堂看钟楼的工作，“有工资，还不时可以得到游客的小费。”
“古巴确实有人反对更新，或者你们所说的改革。我们在报纸上批驳过这些观点。那些人已经习惯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全补贴和福利，根本不想改变、懒得改变。《纲要》提出要搞活经济，鼓励人们通过努力实现更好的生活，就是要改变人们的意识。”拉萨罗·巴雷多·麦地那说。
2012年1月29日，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会议上正式宣布批准限制公职官员任期提案，规定个人担任国家和政党重要职务的最长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每届任期为5年。
在当天的会议上，劳尔·卡斯特罗还痛斥古共党内业已存在的腐败问题，“腐败已经成为古巴革命的一大公敌它甚至比美国政府及其盟友对古巴实施的颠覆性干预计划更具破坏性。”
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案子是，去年6月，11名高官巨贾因腐败入狱，其中包括食品部前副部长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多年的好友、智利商人马克思·马兰比奥。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9个子女，没一个在做生意，也没一个当官。1992年7月，古巴媒体曾报道，古巴官方以“工作无效率”为理由，撤掉了小卡斯特罗在国家原子能委员会执行秘书的职务。
“拜金观念进入人们的思维，一些不好的现象在古巴已经出现了。基层、中层甚至到副部级都有腐败的现象发生。但据我了解，大部分腐败案例是发生在企业中的，其中相当一些案例来自合资企业。我们不可能做到让腐败不存在，只能想办法解决。”拉萨罗·巴雷多·麦地那说。
1959年的时候，拉萨罗·巴雷多·麦地那10岁。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战士，为国家忧虑、贡献力量。他们那一代人接受的教育就是永远做革命一分子。
透过拉萨罗·巴雷多·麦地那办公室的窗子，高大的何塞·马蒂的纪念碑及其白色雕像在阳光下熠熠生光，纪念碑正对面、古巴内政部大楼外墙上，悬挂着用粗铁丝圈出的波普味道浓重的巨幅切·格瓦拉头像，头像右下方写着“为了永恒的胜利”。
棕色皮肤的当地女孩子穿着白色短裙在客人中间穿梭，提供服务。
“抽雪茄可以讲究仪式感，但也可以像我这样，窝在沙发里，喝着朗姆酒，最好身边能有一个姑娘。”法国人罗什说。他五年前来到哈瓦那，就再也不愿离开。罗什缓缓地吐出烟雾，屋子中充满芳香的味道。
拨开缭绕的烟雾，古巴的面貌在世人面前日益清晰起来。如今，它重新开启曾无疾而终的经济改革已经整整一年。
若有外国媒体到哈瓦那，古巴国际新闻中心都会先纠正一下政治语汇，“对于我们来说，改革已经完成50多年了，古巴现行的社会主义模式不需要改革，但要更新。”
古巴国际新闻中心是典型的苏联建筑，两层楼，呈长方形。一楼大厅常年陈列各种漫画、宣传画，主题尽是反对美国干涉、捍卫古巴社会主义制度。国际新闻中心隶属外交部，专门负责安排外国记者采访。
拉培的农庄
年过六十的米盖尔·奥古拉·撒恩西斯·拉培是古巴国际新闻中心强力推荐的采访对象，因为他1995年就舍弃了农业部公务员的身份，在哈瓦那城郊阿拉玛社区承包了土地。他的存在是古巴一直在“更新”的明证。
“我们赚的钱要继续投资，我还是个共产党员，要起带头作用。”撒恩西斯·拉培现在已经是哈瓦那最赚钱的农村生产合作社的社长。因为常在户外工作，他的浅色皮肤晒得很红。这个1米85的大个子，走路飞快，声音很亮。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古巴的农业就是蔗糖产业。蔗糖业的确曾是古巴国民经济的基础，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蔗糖，就出自这片素有“世界糖罐”之称的岛屿。
上世纪60年代，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提出“以糖为纲”，以大跃进方式集中力量发展糖业。之后20年，古巴依靠出口蔗糖给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换来石油、粮食等物资，以确保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19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古巴糖的出口遭受重创，加之国际糖价一路走低，古巴的国民经济基础直接被撼动，政府不得不寻找改变经济结构的出路。
古巴有农业部，也有糖业部。尽管两者关系密切，但却是两个独立的部门。“农业部长莫拉莱斯当时对我们说，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自己去创业，去承包土地，生产农产品。我就辞官了。没等着政府裁撤冗员。” 撒恩西斯·拉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古巴全国人口1123.6万，其中劳动人口680万，510万人在国有部门就职。
先行一步的撒恩西斯·拉培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投资。“我既种粮食、甘蔗，也种蘑菇、薄荷、卷心菜，反正社区居民需要什么就种什么，慢慢发展起来。”
如今，农庄已有土地10.14公顷，固定员工130多人，跟德国、加拿大、瑞士还有中国公司，都有合作项目，生态农业也开始起步了。
农庄90%的产品是在当地销售，10%的产品供给哈瓦那各大酒店。“有名的国家饭店、小佛罗里达餐厅，还有海明威常常光顾的那家半分钱酒吧，都从我们这里买薄荷叶，做古巴特有的朗姆酒‘莫希托’。” 撒恩西斯·拉培说，政府现在不干涉农庄的定价了，完全根据市场机制来决定。
卖薄荷叶给当地人一般每磅8至10土比，“卖给酒店的部分，我们收红比。原来国家定价是每磅1红比，我们觉得合理，就沿用下来。”
古巴现行两套货币体系。一种是古巴比索，中国人俗称土比，这是普通古巴人领取工资、生活消费使用的主要货币。大部分古巴人的月收入在400至500土比。另一种是可兑换比索，也就是外汇券，俗称红比，这是外国人在古巴消费的主要货币。
按照现行汇率，1红比大概等于24土比，可兑换1美元或者6至7元人民币。
双币制令几乎每个初到古巴的外国人头疼，不知该如何花钱。劳尔·卡斯特罗执政以后，放开本国人用红比消费的限制。古巴人购买基本生活品之外的消费，比如买进口电器、服装、在高档餐厅吃饭等，也要用红比。
“双币制阻碍了古巴经济的发展，肯定要取消。这已经被写进《纲要》中。”古巴政府智囊、古巴经济学家与会计师协会的主席普里多·喀塔苏斯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2011年的4月，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经济社会政策方针》，正式拉开了古巴经济“更新”的序幕。有313项条款的《经济社会政策方针》被古巴人习惯地称为《纲要》，包括进一步放宽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限制等内容，引起世界对古巴之变的关注。
撒恩西斯·拉培刚申请开办合作社的时候，全国70%的土地都是国有的，只有30%的土地以农业合作社的形式运行，现在情况完全颠倒过来。
据官方统计，到2011年年底，原闲置农地的80%已承包给17万户农民和合作社，但仍有约200万公顷的土地闲置，无人耕种。政府也取消了国家对农产品收购后销售的垄断，允许农民直接将农产品销售给饭店或公司。
撒恩西斯·拉培农庄的官方名称叫“合作生产基层组织”，“土地是国家免费给我们使用的，不收税，但我们不拥有，国家要修路或是建公共工程时就必须要让出来。”另外两种传统的合作社分别是“农牧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和生产工具集中使用，共同生产）和“信贷服务合作社”（负责租用农机，获取贷款，购买肥料种子）。
这三种形式的合作社在古巴已有5800多个，“46%是我们这样的。” 撒恩西斯·拉培说。
尽管合作社原来就有一定自主权，但总难摆脱官僚体系的拖累。去年撒恩西斯·拉培买农机时，就得给政府的中介机构打报告，申请代买。现在他们可以直接买。他们要投资新的农业品种，以前必须给上级机构打报告，现在也不用了。 撒恩西斯·拉培原来在农业部月工资大概有350土比，现在每月收入可达1500土比，几乎翻了5倍，“在合作社工作得越久，分红就会越多，工资也越高。”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更多年轻人，特别是农业、生态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到庄园来。“在很多古巴人的心目中，农业生产就是种甘蔗、砍甘蔗，甚至还会联想到奴隶制，这太可笑了。我们这里属于保留地，有很多加勒比海特有的动植物。海明威钓鱼的地方、他的庄园，英国人当年登陆的地方，都离这里不远。等机会成熟了，我还想扩大经营范围，发展生态旅游农业。”
正当身高体健的撒恩西斯·拉培在描绘美好蓝图，工人们在细菌培养田、蘑菇试验田里辛勤劳作的时候，距此不远的一处制糖厂早已关停，一派萧条。去年政府还撤销了从开国之初即设立的糖业部，以“制糖企业集团”取而代之。
黄牌照的“福特”“宝马”或“大众”
从撒恩西斯·拉培的合作社开车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哈瓦那市中心。出租车司机弗斯塔经常跑这条线路。他在哈瓦那历史最悠久的五星级酒店国家饭店门口等活，常有外国人要去“海明威垂钓处”游览。
和中国20多年前一样，司机行业在哈瓦那很吃香。工作有空调，待遇也高。
弗斯塔是国营出租车司机。他以前做面包师，一个月收入大概500土比，现在是30红比，相当于700多土比。“干出租的确比做面包挣钱。”穿白色衬衣、打领带，说着简单的英语，招揽西方游客包车，弗斯塔很有一手。打开冷气后，这辆老款本田有些动力不足，但弗斯塔高超的驾驶技术多少能做些弥补。
他曾在汽车修理厂工作过一段时间，学习机械知识，也学会开车，考了驾照，如愿成为出租车司机。司机一旦和国营公司签了劳动合同以后，就很少出现被解聘的情况，“前6个月是实习期，实习期过后只签一次合同，几乎就是终身合同。”
古巴的出租车在路上很规矩，古巴国际新闻中心的官员把这解释为古巴良好教育的结果，而弗斯塔说，“这是因为我们都很珍惜自己的工作。”
弗斯塔是一个“红二代”。他舅舅跟随卡斯特罗干过革命，退役时是中尉。后来，创办了古巴的牙科医学，出版数本专著，到现在还在工作。“我不依靠他们，老一代人也不想我依靠，所以只能自己奋斗。”弗斯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车是他的本钱。根据新政策，国营司机每天要交40多土比的税。“我们肯定没有私人出租车挣得多，但平时也可以做私活。”他笑着透露行业的潜规则，“根据规定，公司一辆车，可以两个人开，每天必须运营满12小时。当我打表已经收入了15到20红比的时候，我就把计程器关了，再跑5个、10个红比的活，就算自己的了。其实，公司也知道我们这样做，但大家心照不宣，毕竟和私人出租比起来，30红比的工资太低了。”
相对国营出租车的蓝色牌照，私人出租的牌照都是黄色的。在哈瓦那大街小巷，或破败不堪，或改装一新的老爷车很多都是私人出租。
多年来，享受国家补贴的公共汽车是哈瓦那人的主要出行工具，收费极低、24小时运营。尽管特有的“骆驼公交车”——车头是苏联或东欧的，车身是古巴人自己动手焊接的巨大铁皮车厢，行动缓慢——多年前就从哈瓦那等大城市退役，取而代之的是从中国进口的宇通客车等，但用作公交的客车几乎都没有空调设备，而随着大城市人口膨胀，车厢不堪拥挤。
为缓解公共交通压力，古巴曾出台政策，规定政府车辆，凡遇到路人招手拦车，必须停下来免费搭载，各级领导专车也不例外。
老爷车起初只是私家用车，十多年前古巴经济困难时期，有人将老爷车座位进行改装，沿路搭客收取少量费用，既解决出行问题，又可补贴家用，政府默许这种行为，“黑车”从此合法化。古共六大放宽对个体经济的限制，私营出租车牌照数量猛增。
黄牌照成了越来越多哈瓦那人出行的选择，市区内车费一般5到10个土比；而改装一新的敞篷老爷车则能从外国游客手中挣到更多的红比。
艾柯亚托的老爷车是1955年出产的。他把车身涂成红色，尾翼蓝白相间，车头标志是“福特”，方向盘是“宝马”，“我刚刚更换了整个动力系统，是大众的，超级棒。”除司机外，车前排可以坐两个人，后排能坐4个人。
艾柯亚托曾出国打工，买这辆车花费了他积攒的5000多美元。几次改装、大修，只是购买配件花钱，因为古巴司机几乎都是娴熟的汽车维修工。
“我开了快5年了，现在都赚回来了。”艾柯亚托把音响开得很大，“拉外国人逛哈瓦那，最赚钱了。”
没有空调，甚至线路外露，艾柯亚托开着他的“福特”“宝马”或“大众”，从老城一端乐颠颠地跑到另一端，他收本地人5个土比，但对外国游客直接就要5个红比。
在古巴人月收入只有20多个红比的情况下，出租司机却有三四百红比，“私人出租”还要更多些，所以，“有些大学教授都去做这种黑车司机。”哈瓦那大学一名学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原来古巴人买车需要特批，比如功勋科学家、优秀运动、劳模等，就能得到一个新车购买配额的奖励。而一般人只能买卖1959年革命胜利前生产的、留在古巴的车辆。古共六大打破这一限令。劳尔·卡斯特罗签署法令，宣布自2011年10月起，古巴自然人或长期居留古巴的外国人，可以自由进行机动车赠与和转让，将不再需要任何政府部门的事先许可。
但政策允许和买得起车完全是两回事。在“哈瓦那自由”酒店（革命前是美国的希尔顿饭店）门前，一辆奥迪A8引起不少艳羡，车头崭新的黄色牌照显示，这是购买限令解除后一辆合法的私家车。
居者有其屋
有传闻称，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签署古巴贸易限制令前，先把秘书叫进办公室，“我需要很多雪茄，大约1000支。打电话给你的朋友们，尽量多搞一些。”等到这1000支雪茄到手，总统才拿稳笔写下自己的名字。
有时候，出租车司机和总统的品位是一样的。艾柯亚托从车载储物箱中拿出来一支雪茄，“这可是真正的古巴雪茄，很香的。送你了，朋友。”
艾柯亚托的妻子在哈瓦那雪茄烟厂工作。这支没有标签的雪茄正是厂里的福利。作为卷制雪茄的女工，艾柯亚托的妻子每月工资大概三四百土比。如果工厂生产计划按时按量完成，工人还将获得20至40红比不等的奖金。另外，每月厂里还会给完成工作定额的工人大约每人5支雪茄。 “无论在黑市还是正规商店里，都会卖到比较高的价格。”艾柯亚托凑齐20或25支后，就以每支5土比的价格卖给当地人，“我知道，很多人在黑市上，高价出售给外国人。”
和格瓦拉的标志性头像一样，雪茄也代表着古巴。古巴人一般是从街边小店零购“土比雪茄”，一支大约1土比，25支一包；酒店和专卖店里包装精美的品牌雪茄，消费者大都是外国人。近年来，针对雪茄生产和销售，古巴政府不断出台规定，严格管理。
和大多数古巴人一样，艾柯亚托和妻子、孩子住在政府分配的房子里。
这是一栋四层高的老楼，每层阳台和顶层屋檐都有精美石雕。在楼房入口处的外墙上，刻着修建年份“1913”和建造者的名字，显然是美国占据时代留下的建筑。
每层3到5户人家，有公共的厕所和厨房。艾柯亚托的家在三层，有两间房。他的父母都在学校当老师，这两间房就分配下来，政府收取少量租金。
依照古巴革命后颁布的法规，根据房屋的质量和房龄，租房者缴纳5到20年的房租后，房屋就归个人所有。
劳尔·卡斯特罗上台后以法律形式公布的第一个改革措施也是关于住房的，准许退休职工通过合法手续，继续持有原先居住的国家产权房屋，并由后代或亲属来继承。就这样，房子传给了艾柯亚托。
很多古巴人都是这样享受“居者有其屋”的。艾柯亚托比较幸运，他同层的另外两间房，一间长期无人居住，另一间被某个公司当成了库房。于是，该层的厕所和厨房都成了他家的私人空间。
装修卫生间让艾柯亚托花了些钱，但家里的冰箱是分期付款购买的，电视机和微波炉也都是政府分配的，中国产的高压锅是补贴得来的。
“不要被那些老楼所迷惑，一些有固定工作的古巴人的家还是很舒适的。”一位华人导游曾说过。
为发展旅游业，近年来古巴政府出资修缮了部分历史建筑，但对于大量民用住房，政府无力顾及。“很多老楼，也包括我家的楼，上下水、电线线路都成问题，但政府没钱来修。还有一些老房子已经是很多年的危房了，楼顶亭子间这类建筑都摇摇欲坠的时候，政府才会把它拆除。”艾柯亚托说。
尽管自己刚刚费心装修了卫生间，但心思活络的艾柯亚托还是想搬家。他的目标是滨海大道那头的哈瓦那新城。那里多是私人修缮一新的独栋别墅。这类是私人从革命前就拥有产权的老房子，革命之后，私产房得到法律承认。还有苏联援助修建的十几层、几十层的居民楼，很多使馆和外资机构都选择在那里租楼。
美国希尔顿集团曾想沿着滨海大道打造高端商业酒店聚居区，卡斯特罗和他的游击战士们中断了汤姆大叔的幻梦。而“利剑”造型的苏联大使馆（俄罗斯驻古巴使馆继承下来）最终没能穿透美国的心脏，不过使馆院子中，强劲的监控雷达据说仍在发挥作用。
古共六大上，劳尔·卡斯特罗宣布，作为经济模式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古巴政府将允许私人买卖房产。半年后承诺兑现：从2011年11月1日起，古巴政府允许私人买卖房屋，并且允许每人拥有两套房产，一套在城里用来自住，一套在郊外用来度假，这是自古巴革命胜利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解禁房屋买卖。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古巴居民如果想改变居住环境，主要的途径就是靠换房。
“别墅我不去奢望，就想住在那些现代化的楼房里，可就是手里钱不多，还得再存几年。”他说的“现代化楼房”指的是六七十年代建造的苏联式公寓，一套带卫生间和厨房的两居室，大概50至60平方米，每平方米要1200红比左右。
在哈瓦那开餐馆的华人朋友告诉记者，如今在古巴买得起房的无外乎几种人：和外国人结婚的、在外国有亲戚不断汇款的，还有长期在古巴的外国人。
抱怨、腐败和毒水果
5月9日的《格拉玛报》刊登了一篇深度调查报道，是说哈瓦那街头一些小贩，用化学制剂来催熟蔬菜水果。
作为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报》最重要使命就是宣传执政党的大政方针。“多年来，这份报纸都是菲德尔和劳尔指导革命和发展的重要阵地。”《格拉玛报》总编辑拉萨罗·巴雷多·麦地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格拉玛报》日均发行量是50万份，每周发行6天，为8版4开小版，周五增为16版。对于政府的“更新”政策和民众的意见表达，《格拉玛报》一直跟进报道。现在每周有两天，用两块版刊登读者来信，通常是十篇左右的文章。读者来信反映的都是社会问题。
“一些部长对我们刊登的东西可能不是很高兴，但他们也得回应，给群众一个说法。电视局的局长就曾打电话给我。但在见报之前，他们不知道报纸要刊登什么。作为总编辑，我参加古巴的部长会议，劳尔在会议上也指示我们，放心大胆地把哈瓦那居民的想法真实刊登出来，因为民众有权利表达观点，刊登出来是对是错，大家自有公论。”拉萨罗·巴雷多·麦地那说。
最近，《格拉玛报》收到一些来信，抱怨市场上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得太快了。
去年1月1日起，古巴政府宣布正式停止凭本供应日常卫生用品，将肥皂、牙膏和洗衣粉等转入工业商品市场和特定国营商店出售，其价格由“相应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产生。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例如香皂由0.25土比上涨至4土比，牙膏从0.6土比升至8土比，洗涤剂也由3.75土比涨至25土比。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对古巴实施禁运，物资供应匮乏的古巴不得不实行配给制度，采取国家补贴的形式，以象征性价格向国民提供日常用品。如今，这一多次帮助古巴人民渡过难关的福利制度，给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成了劳尔新政的绊脚石。
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古巴经济深陷困境，供给制弊端凸显。古巴政府统计，每年花几十亿美元进口的食品大都实行配给供应，占古巴人消费食品总量的三分之一。
其实，不堪重负的古巴政府三年前就开始取消土豆、豌豆、香烟等的配给，但在民间引发强烈震动，取消配给、生活成本上升，收入却没有增加。
“原来很多东西都能凭本买到，虽然不能完全保证全家人一个月的生活，但至少能让我们买到不少质优价廉的日常用品，现在一个一个都涨价了。像我们穷人可没钱到开放市场买东西。”62岁的工程师佩里兹就不理解政府的新举措。
他说，自己退休金很低，一家七口住在老房子里，现在谋得一个在老教堂看钟楼的工作，“有工资，还不时可以得到游客的小费。”
“古巴确实有人反对更新，或者你们所说的改革。我们在报纸上批驳过这些观点。那些人已经习惯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全补贴和福利，根本不想改变、懒得改变。《纲要》提出要搞活经济，鼓励人们通过努力实现更好的生活，就是要改变人们的意识。”拉萨罗·巴雷多·麦地那说。
2012年1月29日，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会议上正式宣布批准限制公职官员任期提案，规定个人担任国家和政党重要职务的最长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每届任期为5年。
在当天的会议上，劳尔·卡斯特罗还痛斥古共党内业已存在的腐败问题，“腐败已经成为古巴革命的一大公敌它甚至比美国政府及其盟友对古巴实施的颠覆性干预计划更具破坏性。”
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案子是，去年6月，11名高官巨贾因腐败入狱，其中包括食品部前副部长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多年的好友、智利商人马克思·马兰比奥。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9个子女，没一个在做生意，也没一个当官。1992年7月，古巴媒体曾报道，古巴官方以“工作无效率”为理由，撤掉了小卡斯特罗在国家原子能委员会执行秘书的职务。
“拜金观念进入人们的思维，一些不好的现象在古巴已经出现了。基层、中层甚至到副部级都有腐败的现象发生。但据我了解，大部分腐败案例是发生在企业中的，其中相当一些案例来自合资企业。我们不可能做到让腐败不存在，只能想办法解决。”拉萨罗·巴雷多·麦地那说。
1959年的时候，拉萨罗·巴雷多·麦地那10岁。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战士，为国家忧虑、贡献力量。他们那一代人接受的教育就是永远做革命一分子。
透过拉萨罗·巴雷多·麦地那办公室的窗子，高大的何塞·马蒂的纪念碑及其白色雕像在阳光下熠熠生光，纪念碑正对面、古巴内政部大楼外墙上，悬挂着用粗铁丝圈出的波普味道浓重的巨幅切·格瓦拉头像，头像右下方写着“为了永恒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