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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下，评价政治参与的意义或许不在最终分数的高低，而是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态势作出“标记”
“我将参加北京东城区人大代表的选举。”7月12日，徐春柳更新了自己的最新微博，并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作为一个要求参选县区人大代表的公民，我将利用这个周末调研远洋德邑小区的垃圾问题，并联系媒体，向有关方面问责。”徐春柳不仅在微博上“宣传”自己，而且还付诸行动。
远洋德邑小区正处于徐春柳所在的忠实里社区，经过徐春柳等人的努力，社区居委会筹备让一家物业公司暂时接管小区，以解决诸如垃圾处理之类的实际问题。
入夏以来，随着中国最大规模的县乡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启动，徐春柳这样的代表参选人开始引人注意，他们共同参选主张就是在选区内参与公共事务的监督。
“参选人”现象也引起了官方研究机构的注意。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参与蓝皮书》主编房宁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评价，“公民参与选举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最高形式”，但关键在于如何去引导有序的参与。
6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政治参与蓝皮书（2011）》正式对外发布。这是第一本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蓝皮书，该书综合多年来学者研究数据后提出，中国当前的公民政治参与“处于中等水平”。
“突出的问题是制度化水平不高，参与形式多元化，但实践水平较低。”蓝皮书执行主编、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卫民说。
中等水平？
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实际状况到底如何？蓝皮书认为，中国当前的公民政治参与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蓝皮书以选举参与、人民团体与群众自治组织参与、政策参与、接触式参与、参与意识和参与满意度5个一级指标作为指标评估体系，在评估了2004年以来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基础上提出了上述结论。
蓝皮书还进一步解释，上述5项指标中，每个一级指标1分，总分为5分。目前综合得分为2.115分。政治参与的具体方式中，得分最高的是“政治参与意识与政治参与评价”，其次是“选举参与” “政策参与”和 “人民团体与自治组织参与”，而接触式参与因得分最低排名末位。
研究者希望，能用上述“量化” 指标来宏观反映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甚至在接触性参与下设立了13种接触性参与的具体方式，包括接触人大代表、参加社会组织、依靠法律途径、依靠熟人网络、上访等都被划为民众政治参与。
在建党90周年前夕，这样的报告被认为意义非凡，但相关结论及评价标准等也受到部分学者质疑。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教授杨阳认为，政治参与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辨析和探索。“比如公众受一点不公平的待遇，然后自己告状去了，这不能叫政治参与，否则法院受理的很多的案例都可以叫政治参与。”
在杨阳看来，“政治参与的概念不能无限放大，否则问题很多，可能会产生用表面数据的繁荣来掩盖中国真正的问题。”
“数据材料很少出自于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实际上它是中国政治学界共同的研究成果。”房宁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蓝皮书更多综合和分析了多年来学界在政治参与方面的调查数据。
同样，蓝皮书执行主编史卫民承认，指标体系和评估数据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在他看来，评估只是一次初步尝试，重要不是得出分数（相关分值只能作为以后相关研究的参考数值），而要以此来“标记”当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态势。
北京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认为，蓝皮书在研究政治参与时，注重数据说理，而不像以前用空洞的理论说话，“这是一种进步”。此外，数据采集面扩大也是一个“新动向”， 徐湘林认为，过去中国研究政治参与基本上都是根据全国人大或地方人大机构提供的数据，而蓝皮书研究则着重不同的群体，公民在政治参与中间偏好于哪种参与形式以及参与者的参与意识，研究得如此宽泛在之前是没有过的。
政策参与的“空间”
相较于选举参与、人民团体与自治组织参与和接触式参与，更贴近公民现实。
蓝皮书提出，近些来公民的政治参与主要集中在社会生活领域，在事关民生问题的一些大事上。标志性的事件之一是“厦门PX项目事件”，2007年初，围绕沿海厦门市海沧PX项目，由中科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反对后，当地领导层最终作出了暂缓建设该项目的决定。
蓝皮书同时还列举了多份关于政策参与的个案报告，例如对哈尔滨市的公民立法参与、浙江省乐清市的“人民听证”制度等。
尽管近几年涌现出许多维权事件，但公众的实际参与比例还偏较低。史卫民评价说。参与意识强，但实践少是一个突出现象，这也是为何“参与意识”得分远高于其他选项的原因。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张小劲认为，中国老百姓的政治参与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防卫性参与，即当某一个事件或某一项政策损害到自己的利益时才会参与政治生活，而当政策没有损害到直接利益时，人们通常只会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参与愿望，但不会直接参与。
这就是当前的现状。张小劲说。“就中国政治生活未来的发展来看，仍然需要通过公民教育使民众由防卫性的参与转换到积极性的参与，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核心在于“有序”
随着县乡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临近，徐春柳也加紧自我宣传。为此，徐春柳特地询问过相关的专家学者，得到的回复是参选人自我宣传不违法，散发传单也没有禁止规定。
但 6月8日，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在回答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的县乡人大代表候选人，只有由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和选民依法按程序提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经讨论、协商或经预选确定的“正式代表候选人”，没有所谓的“独立候选人”。“独立候选人” 没有法律依据。
尽管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规定，但是中共中央高层一再强调保障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不久之前，中共中央總书记胡锦涛在其“七一”讲话中一方面强调“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强调“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张小劲认为，在国际指标当中，公民政治参与更多的是看中所谓的选举参与，但这个指标容易忽略很多公民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政治生活的参与。
同时，张小劲认为，并不是政治参与越多，政治就会越好。政治参与度很高、公众的精力过度投注到政治问题上的时期，往往是社会处在危机或动乱状态的时候。文革时期，盲目政治热情下的政治运动式参与曾给中国留下深刻历史教训，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性化、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则是上世纪80年代至今公民政治参与的现实路径。
“微博在中国当下特别容易成为政治参与的方式，因为在英文中，140个字符（字母、标点和空格都算）讲不了什么事，而中国字的简洁，使得用微博表达复杂观点成为可能，结果很可能不经意的行动引来一场风波”。 张小劲对此表示很担心。
公民政治发展不平衡是客观事实，关键在于对政治参与现状需要一个清晰的认识，探寻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才是推进政治参与的现实课题。
（实习生娄艳雪对本文亦有贡献）
“我将参加北京东城区人大代表的选举。”7月12日，徐春柳更新了自己的最新微博，并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作为一个要求参选县区人大代表的公民，我将利用这个周末调研远洋德邑小区的垃圾问题，并联系媒体，向有关方面问责。”徐春柳不仅在微博上“宣传”自己，而且还付诸行动。
远洋德邑小区正处于徐春柳所在的忠实里社区，经过徐春柳等人的努力，社区居委会筹备让一家物业公司暂时接管小区，以解决诸如垃圾处理之类的实际问题。
入夏以来，随着中国最大规模的县乡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启动，徐春柳这样的代表参选人开始引人注意，他们共同参选主张就是在选区内参与公共事务的监督。
“参选人”现象也引起了官方研究机构的注意。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参与蓝皮书》主编房宁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评价，“公民参与选举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最高形式”，但关键在于如何去引导有序的参与。
6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政治参与蓝皮书（2011）》正式对外发布。这是第一本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蓝皮书，该书综合多年来学者研究数据后提出，中国当前的公民政治参与“处于中等水平”。
“突出的问题是制度化水平不高，参与形式多元化，但实践水平较低。”蓝皮书执行主编、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卫民说。
中等水平？
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实际状况到底如何？蓝皮书认为，中国当前的公民政治参与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蓝皮书以选举参与、人民团体与群众自治组织参与、政策参与、接触式参与、参与意识和参与满意度5个一级指标作为指标评估体系，在评估了2004年以来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基础上提出了上述结论。
蓝皮书还进一步解释，上述5项指标中，每个一级指标1分，总分为5分。目前综合得分为2.115分。政治参与的具体方式中，得分最高的是“政治参与意识与政治参与评价”，其次是“选举参与” “政策参与”和 “人民团体与自治组织参与”，而接触式参与因得分最低排名末位。
研究者希望，能用上述“量化” 指标来宏观反映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甚至在接触性参与下设立了13种接触性参与的具体方式，包括接触人大代表、参加社会组织、依靠法律途径、依靠熟人网络、上访等都被划为民众政治参与。
在建党90周年前夕，这样的报告被认为意义非凡，但相关结论及评价标准等也受到部分学者质疑。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教授杨阳认为，政治参与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辨析和探索。“比如公众受一点不公平的待遇，然后自己告状去了，这不能叫政治参与，否则法院受理的很多的案例都可以叫政治参与。”
在杨阳看来，“政治参与的概念不能无限放大，否则问题很多，可能会产生用表面数据的繁荣来掩盖中国真正的问题。”
“数据材料很少出自于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实际上它是中国政治学界共同的研究成果。”房宁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蓝皮书更多综合和分析了多年来学界在政治参与方面的调查数据。
同样，蓝皮书执行主编史卫民承认，指标体系和评估数据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在他看来，评估只是一次初步尝试，重要不是得出分数（相关分值只能作为以后相关研究的参考数值），而要以此来“标记”当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态势。
北京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认为，蓝皮书在研究政治参与时，注重数据说理，而不像以前用空洞的理论说话，“这是一种进步”。此外，数据采集面扩大也是一个“新动向”， 徐湘林认为，过去中国研究政治参与基本上都是根据全国人大或地方人大机构提供的数据，而蓝皮书研究则着重不同的群体，公民在政治参与中间偏好于哪种参与形式以及参与者的参与意识，研究得如此宽泛在之前是没有过的。
政策参与的“空间”
相较于选举参与、人民团体与自治组织参与和接触式参与，更贴近公民现实。
蓝皮书提出，近些来公民的政治参与主要集中在社会生活领域，在事关民生问题的一些大事上。标志性的事件之一是“厦门PX项目事件”，2007年初，围绕沿海厦门市海沧PX项目，由中科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反对后，当地领导层最终作出了暂缓建设该项目的决定。
蓝皮书同时还列举了多份关于政策参与的个案报告，例如对哈尔滨市的公民立法参与、浙江省乐清市的“人民听证”制度等。
尽管近几年涌现出许多维权事件，但公众的实际参与比例还偏较低。史卫民评价说。参与意识强，但实践少是一个突出现象，这也是为何“参与意识”得分远高于其他选项的原因。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张小劲认为，中国老百姓的政治参与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防卫性参与，即当某一个事件或某一项政策损害到自己的利益时才会参与政治生活，而当政策没有损害到直接利益时，人们通常只会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参与愿望，但不会直接参与。
这就是当前的现状。张小劲说。“就中国政治生活未来的发展来看，仍然需要通过公民教育使民众由防卫性的参与转换到积极性的参与，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核心在于“有序”
随着县乡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临近，徐春柳也加紧自我宣传。为此，徐春柳特地询问过相关的专家学者，得到的回复是参选人自我宣传不违法，散发传单也没有禁止规定。
但 6月8日，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在回答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的县乡人大代表候选人，只有由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和选民依法按程序提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经讨论、协商或经预选确定的“正式代表候选人”，没有所谓的“独立候选人”。“独立候选人” 没有法律依据。
尽管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规定，但是中共中央高层一再强调保障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不久之前，中共中央總书记胡锦涛在其“七一”讲话中一方面强调“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强调“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张小劲认为，在国际指标当中，公民政治参与更多的是看中所谓的选举参与，但这个指标容易忽略很多公民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政治生活的参与。
同时，张小劲认为，并不是政治参与越多，政治就会越好。政治参与度很高、公众的精力过度投注到政治问题上的时期，往往是社会处在危机或动乱状态的时候。文革时期，盲目政治热情下的政治运动式参与曾给中国留下深刻历史教训，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性化、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则是上世纪80年代至今公民政治参与的现实路径。
“微博在中国当下特别容易成为政治参与的方式，因为在英文中，140个字符（字母、标点和空格都算）讲不了什么事，而中国字的简洁，使得用微博表达复杂观点成为可能，结果很可能不经意的行动引来一场风波”。 张小劲对此表示很担心。
公民政治发展不平衡是客观事实，关键在于对政治参与现状需要一个清晰的认识，探寻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才是推进政治参与的现实课题。
（实习生娄艳雪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