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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珍藏着的一份父亲的宝贵遗产—书面检查，丢了！
父亲是一九二九年生人，一九四五年七月由高小考入了第十八集团军在左权县设办的总后勤部供给学校，随后又在豫北联中、太行财经学校（我党在解放前培养建设人才的专业学校，相当于中专）上学。一九四八年毕业后分配到长治华丰机厂工作，一九四九年调至太原市省工业厅，先后在太原市北城区委组织部、太原市委组织部工作，最后调到由苏联援建的全国最大的两个磷肥厂之一的太原磷肥厂工作，任厂党委秘书兼硫酸车间党支部书记。一九六二年父亲响应国家支援农业建设的号召，以身作则，举家迁回榆社，任岚峪乡副乡长、监委书记，一干就是十多年，而后又分别在榆社化肥厂、榆次化肥厂工作，离休前任榆次市化肥厂生产副厂长。
1999年9月15号下午三时许，我正在办公室阅处文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父病重。
简单收拾，托付完工作就和司机驱车急驰两个小时赶回家，未进家门已听到哭声一片，父亲已去世了！
父亲就躺在他老人家平日睡的床上，头靠窗户，内已穿好寿衣，但还是在外套一身蓝灰色的中山装，1.77的身材笔挺，依稀仿佛当年那位立正待发的八路军战士回来了。父亲面容削瘦但气色安祥平静，和生前并无两样，我抱了个枕头放在父亲旁边，慢慢掀开被子侧躺在他的右侧身边，把他的左手轻轻的搭放在胸前，用双手轻轻分别握住父亲的两只手，似乎感觉父亲双手还有温度。看着安睡的父亲泪水再次止不住倾落下来……那一夜是我以泪洗面追忆敬重父亲一生的一夜，也是我成家立业后完完整整陪父亲尽孝心的一夜，更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夜！
在收拾父亲的遗物中，从一大堆书中发现了父亲的一个旧笔记本，本中夹放的几页打标头为中国共产党岚峪乡人民委员会的信笺（这也是父亲公用时才能使用的，平时家信只是普通的自购信纸），内容是父亲一手流利的仿宋体写的检查：「……我是一名党员干部，在孩子多，粮不够吃的情况下，我在下乡的村里买了50斤胡萝卜，30斤土豆，尽管按市价付了钱，但这也属于谋私利搞特权，和党员的标准是格格不入的，我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在此做深刻的检查……
父亲的检查读得我心跳，因我们企业中层干部基本工资按国家统一标准执行，但奖金却是职工3—5倍啊！我觉得更脸红的是工作往来中也有收过下级送来的烟和酒，这些怎能和父亲那一代人相比啊！父亲形象顿时高大起来……
记得给女儿过十三岁生日时，我已是单位的后勤科长，父亲一进门盯着茶几上的《阿诗玛》烟，板着脸道：「二则（我的小名，因排行老二），这贵的烟，招待人太浪费了吧，我这处级都买不起，你怎……」「是领导给的两条，不用花钱，让办事用！」我连忙打断父亲。「花公家的钱办私事，更不对，不好，二则你要注意哩！」一席话让我和在场的同事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有次父亲竟微服私访，一个人跑到我同事的办公室打听：「你们刘科长这人人品怎么样？工作如何啊？」在得到：「我们科长待人好，为人善良厚道，工作积极，经常和工人在抢修现场，自己烟给大伙抽，还自费请工人吃加班饭呢！」他消瘦的国字脸方绽开笑容……
其实，当时父亲已有轻度的小脑萎缩，伴二指肝厚大了。
父亲的生活极其节俭，可能是孩子多的缘故吧，我兄妹共九个，男孩七个，女孩两个，全靠他一人的工资（每月72元，行政19級）维持，因为父亲当时的工资级别比县长还高，所以从1962年到工资改革几十年未上调过。十一口人的衣食几乎是工资月月光，我们兄妹的衣服也是逐个排队，老大穿了老二穿一个排一个穿。饭呢，老是杂粮面，早上是吃谷子面煮疙瘩，并且还定量（老大四个，老二三个，老三以下一人两个），中午是和子饭一碗，不够喝汤，再加酸菜管饱吃（一种用野菜或树叶发酵做成的菜）。
父亲爱抽烟，当时他总是抽一种「白兰烟」较多，偶尔改善抽盒「墨菊」烟，但很少。他总是一支烟分三次，抽一会抿灭又重装回烟盒将盖纸叠封好，下次接着抽，有人笑他「老刘呀，你用的火柴比烟还多呢！」他也只是笑笑而已。
父亲一生钟爱灰色，一套较新灰中山装舍不得穿，只在开会等正式场合才穿，而另一套我们常见的兰卡叽布中山装却常穿在身，时间久了，兰已变灰，并且胳膊肘、肩部、领口、裤子的膝盖处都打满了补丁，甚至有的地方是补丁摞补丁。母亲总是将这两套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熨的平平整整，父亲穿着也很爱惜，中山装内的白衬领总是严丝合缝扣着，头上兰灰色的解放帽，帽沿微微上倾，俨然还是一位军人。
父亲为人热情，同事们每逢到县城开会返程必把我家作为中途的驿站，三五结伴总在我家吃饭。母亲总是把不多白面擀成面条，每人一颗荷包蛋加油烹葱花，一大碗汤面吃得大伙直夸母亲手艺好，只有我们兄妹，个个愤懑悻悻不平，因为白面没有了，我们又要吃好多天红面河捞了（高梁面加榆树皮粉的一种面食）……
父亲的一生有说不完的故事，他们那一代人在物质极为困乏的情况下，坚守一个党员、一个基层干部的准则和良知，令我这个自认为各方面还不错的干部自愧不如，正如他的检查被「丢了」！但让我最欣慰的是，检查中的主要内容我记下了，它像警钟一样，警醒并激励着我…
父亲是一九二九年生人，一九四五年七月由高小考入了第十八集团军在左权县设办的总后勤部供给学校，随后又在豫北联中、太行财经学校（我党在解放前培养建设人才的专业学校，相当于中专）上学。一九四八年毕业后分配到长治华丰机厂工作，一九四九年调至太原市省工业厅，先后在太原市北城区委组织部、太原市委组织部工作，最后调到由苏联援建的全国最大的两个磷肥厂之一的太原磷肥厂工作，任厂党委秘书兼硫酸车间党支部书记。一九六二年父亲响应国家支援农业建设的号召，以身作则，举家迁回榆社，任岚峪乡副乡长、监委书记，一干就是十多年，而后又分别在榆社化肥厂、榆次化肥厂工作，离休前任榆次市化肥厂生产副厂长。
1999年9月15号下午三时许，我正在办公室阅处文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父病重。
简单收拾，托付完工作就和司机驱车急驰两个小时赶回家，未进家门已听到哭声一片，父亲已去世了！
父亲就躺在他老人家平日睡的床上，头靠窗户，内已穿好寿衣，但还是在外套一身蓝灰色的中山装，1.77的身材笔挺，依稀仿佛当年那位立正待发的八路军战士回来了。父亲面容削瘦但气色安祥平静，和生前并无两样，我抱了个枕头放在父亲旁边，慢慢掀开被子侧躺在他的右侧身边，把他的左手轻轻的搭放在胸前，用双手轻轻分别握住父亲的两只手，似乎感觉父亲双手还有温度。看着安睡的父亲泪水再次止不住倾落下来……那一夜是我以泪洗面追忆敬重父亲一生的一夜，也是我成家立业后完完整整陪父亲尽孝心的一夜，更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夜！
在收拾父亲的遗物中，从一大堆书中发现了父亲的一个旧笔记本，本中夹放的几页打标头为中国共产党岚峪乡人民委员会的信笺（这也是父亲公用时才能使用的，平时家信只是普通的自购信纸），内容是父亲一手流利的仿宋体写的检查：「……我是一名党员干部，在孩子多，粮不够吃的情况下，我在下乡的村里买了50斤胡萝卜，30斤土豆，尽管按市价付了钱，但这也属于谋私利搞特权，和党员的标准是格格不入的，我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在此做深刻的检查……
父亲的检查读得我心跳，因我们企业中层干部基本工资按国家统一标准执行，但奖金却是职工3—5倍啊！我觉得更脸红的是工作往来中也有收过下级送来的烟和酒，这些怎能和父亲那一代人相比啊！父亲形象顿时高大起来……
记得给女儿过十三岁生日时，我已是单位的后勤科长，父亲一进门盯着茶几上的《阿诗玛》烟，板着脸道：「二则（我的小名，因排行老二），这贵的烟，招待人太浪费了吧，我这处级都买不起，你怎……」「是领导给的两条，不用花钱，让办事用！」我连忙打断父亲。「花公家的钱办私事，更不对，不好，二则你要注意哩！」一席话让我和在场的同事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有次父亲竟微服私访，一个人跑到我同事的办公室打听：「你们刘科长这人人品怎么样？工作如何啊？」在得到：「我们科长待人好，为人善良厚道，工作积极，经常和工人在抢修现场，自己烟给大伙抽，还自费请工人吃加班饭呢！」他消瘦的国字脸方绽开笑容……
其实，当时父亲已有轻度的小脑萎缩，伴二指肝厚大了。
父亲的生活极其节俭，可能是孩子多的缘故吧，我兄妹共九个，男孩七个，女孩两个，全靠他一人的工资（每月72元，行政19級）维持，因为父亲当时的工资级别比县长还高，所以从1962年到工资改革几十年未上调过。十一口人的衣食几乎是工资月月光，我们兄妹的衣服也是逐个排队，老大穿了老二穿一个排一个穿。饭呢，老是杂粮面，早上是吃谷子面煮疙瘩，并且还定量（老大四个，老二三个，老三以下一人两个），中午是和子饭一碗，不够喝汤，再加酸菜管饱吃（一种用野菜或树叶发酵做成的菜）。
父亲爱抽烟，当时他总是抽一种「白兰烟」较多，偶尔改善抽盒「墨菊」烟，但很少。他总是一支烟分三次，抽一会抿灭又重装回烟盒将盖纸叠封好，下次接着抽，有人笑他「老刘呀，你用的火柴比烟还多呢！」他也只是笑笑而已。
父亲一生钟爱灰色，一套较新灰中山装舍不得穿，只在开会等正式场合才穿，而另一套我们常见的兰卡叽布中山装却常穿在身，时间久了，兰已变灰，并且胳膊肘、肩部、领口、裤子的膝盖处都打满了补丁，甚至有的地方是补丁摞补丁。母亲总是将这两套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熨的平平整整，父亲穿着也很爱惜，中山装内的白衬领总是严丝合缝扣着，头上兰灰色的解放帽，帽沿微微上倾，俨然还是一位军人。
父亲为人热情，同事们每逢到县城开会返程必把我家作为中途的驿站，三五结伴总在我家吃饭。母亲总是把不多白面擀成面条，每人一颗荷包蛋加油烹葱花，一大碗汤面吃得大伙直夸母亲手艺好，只有我们兄妹，个个愤懑悻悻不平，因为白面没有了，我们又要吃好多天红面河捞了（高梁面加榆树皮粉的一种面食）……
父亲的一生有说不完的故事，他们那一代人在物质极为困乏的情况下，坚守一个党员、一个基层干部的准则和良知，令我这个自认为各方面还不错的干部自愧不如，正如他的检查被「丢了」！但让我最欣慰的是，检查中的主要内容我记下了，它像警钟一样，警醒并激励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