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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近代日本的历史上，除了大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国际战略构想外，同样存在着一条反对战争提倡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路线。宫崎滔天与石桥湛山就是这种路线的支持者。他们反对殖民扩张，主张通过王道、仁义、开放式贸易等理念来引领世界。虽然他们的见解在当时社会处于弱势、旁流地位，但是仍然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宫崎滔天；石桥湛山；国际政治理念；和平反战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3-0051-08
一、导言
纵观日本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期的近百年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经历了一个“大喜大悲”的历程。所谓的“大喜”，是指日本从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国，成功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日本成为了众多开明知识分子们的向往之地，东亚各国也纷纷派遣学人赴日本进修与深造；所谓的“大悲”，是指曾经专横跋扈的“大日本帝国”最终沦为了反法西斯联盟的阶下囚。众多无辜的日本民众以及亚洲各国人民都不幸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牺牲品。造成如此“大喜大悲”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当时所采取的军国主义扩张战略，即在政治上实施殖民侵略，在经济上采用霸占和掠夺，在文化思想上实行奴化。整部日本近代史似乎就是“大日本帝国”扩充军事实力，依靠武力不断向外扩张的历史，因此在研究日本近代史的时候，任何想要绕开这段历史避而不谈或是故意美化这段历史的做法都是令人无法容忍和
难以实现的。
然而，研究历史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对某种客观历史事实或者决定历史进程的某种主流思想与决策进行详细地阐释，而且在于对游离于主流思想以外的某些亚流思想政策进行行之有效的分析，从而勾勒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可
能性。
其实，除了“大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国际战略之外，近代日本同样存在着另一条“小国主义”构想的国际政治战略路线。所谓的“小国主义”与企图通过军事霸权主义（hard power）来达到掌控和支配世界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强烈反对殖民扩张政策，主张通过王道、仁义、开放式贸易等本国自身理念、政策（soft power）来吸引他国，从而实现《论语》中所提及的“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状态。
当然，主张“小国主义”路线的人，在当时那个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时代风潮中，无疑处于一种弱势、异质的地位，但是这种政治理念确确实实地存在并贯穿于整部日本近代历史中。文章将分别剖析宫崎滔天（1870年—1922年）以及石桥湛山（1884年—1973年）的和平反战思想，并比较两者的异同，发掘出这一政治思想在日本近代历史发展中的意义，为多角度全方位地理解和把握日本近代史提供实际参考。
二、宫崎滔天的和平反战思想
宫崎滔天出身于九州熊本县的一个武士家庭，自幼受到父亲宫崎长蔵的严格家教。滔天曾回忆道：“父亲经常告诫自己作为男儿必须以豪杰、大将为奋斗目标”[1]26。与此同时，在滔天眼里父亲又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滔天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将自家的西瓜装上马背救济同村的穷人、病人的情景[1]26。家庭的熏陶，让滔天从小就以豪杰大将自居，并自认为是与生俱来的自由民权运动家[2]5-6。众所周知，滔天与孙中山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滔天的人脉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滔天，孙中山结识了大批日本政治界、经济界的重要人士，诸如犬养毅、尾崎行雄、大畏重信、梅屋庄吉、平冈浩太郎等人。其中，梅屋庄吉在经济上给予了孙中山巨大的援助。在第一次遇到孙中山并聆听了其革命构想后，梅屋当即表态“你尽管起兵吧，我会在财政上支援你的”。梅屋的话显然并非是一张空头支票，据说其一生对于孙中山的经济援助高达2兆日元。其次，滔天不仅将日本人士介绍给孙中山，而且秘密组织了流亡日本的中国革命志士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与其会面，为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滔天撰写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在当时的旅日的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并为日本各界理解中国革命提供了有价值的
参考。
由此可见，滔天生涯中的核心活动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因此脱离了中国革命就无法正确理解其国际政治主张。其实，在1900年前后滔天对于中国的革命寄予了极大的期待，并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各国革命的源泉。他曾表示：
“倘若中国得以复兴，并以大义昭示天下，则印度、泰国、越南皆能振兴。菲律宾、埃及随之亦可获得解救。（中略）人权的恢复，宇宙新纪元的开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2]37。
滔天将这种想法植根于心，并将其作为了一生的行动准则。换而言之，滔天认为当时日本的革命力量薄弱并不具备作为世界各国革命先导的能力，所以其迫切希望中国革命能“左手执日本，右手携朝鲜”。在此基础上，中国、日本、朝鲜三国本着平等自由的原则结为盟友，以正义仁道号令海内外并“扶倒救衰”[1]296。
然而，在目睹中国革命遭遇到种种挫折后，滔天认为若想实现中国革命引领世界革命的目标，首先必须着力于中国国内的改造。因此在五四运动前后滔天将其理论重心转移到“日中改造论”上。滔天实地考察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并指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国内的军阀混战愈演愈烈，而这些军阀成为了日本侵占中国的催化剂。站在中国的立场，滔天认为中国欲摆脱帝国主义，维护独立主权，“攘外必先安内”，改变国内军阀混战的政治局势才是当务之急；从日本的角度分析，滔天认为若要改变军国霸权主义的政治路线，改造日本的重点在于废除军阀、元老统治。在《出鱈目日记》一文中，滔天曾强调：“军阀存在一日，国民就无一日之安宁，国家亦无一日之安泰”[3]351。
那么，由谁、如何来推翻军阀主导的政治体系呢？滔天首先期待日本国内能够实行普选，因为通过普选不单单是打倒那些藩阀官僚，而且可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其次，滔天寄希望于日中两国的国民，尤其是民间的有识之士。在其脑海里，军阀统治下的日本的政策无法代表日本国民的愿望，国民与当局者必须区分对待。滔天曾明确地表示：“政府是政府。青年是青年。政府实施恶政，青年无须从其所为。对于政府的恶行，可请愿上书，可团结上奏，可击而倒之，可取而代之。”他在长冈护美的欢迎会上，对于那些社交礼仪性的外交辞令倍感愤怒，表示日中民间志士的同志般的结合才是日中两国建立可信赖的友好亲善关系的根基[4]500。 由此可见，滔天期望通过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觉醒与努力来实现日本外交政策的转变。这与其始终谴责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滔天对日本政府强迫国民出兵西伯利亚一事上的态度中看出端倪。滔天强调：“兵乃凶器也。不可随意使用。然在要求国民出兵之前，则必须先拥有大义名分，此乃文明用兵之必要条件，亦是战而胜之的唯一途径。如若反之，在不先明确大义名分之前，当局者固思己见滥用其兵的话，则会带来无法估测的祸害”[5]438。
换而言之，滔天认为所有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兵乃不得已而用，缺乏大义名分的军事扩张只能给国民带来种种苦难。海外出兵必然会涉及到巨大的经济支出，而这笔昂贵的经济负担最终却毫无理由地落到普通民众肩上。《中国革命与列国》一文中，他对帝国主义作了如下分析：
“所谓帝国主义就是一种吞并主义。吞并主义必定伴随着军备扩张。而想要军备扩张金钱必不可少。这笔钱由谁来负担？由广大民众负担。在战场上谁牺牲了呢？广大民众牺牲了。征服他国能给广大民众带来什么呢？除了苛捐杂税别无他物”[6]606。
滔天在这里既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奉行的对外侵略扩张路线的批判，也是在向那些盲目主张海外扩张的普通民众做解释说明工作，澄清事实的真相。那么，滔天的这种和平反战主张的思想渊源来自何处？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关键因素对滔天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海外知己孙中山的影响。通过与孙中山之间的笔谈，滔天对孙中山的世界观、价值观等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并毫不吝惜将孙中山视为“亚洲的珍宝”[2]114。孙中山的和平外交政治理念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举行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在这次著名的演讲中，孙中山首先指出西方文化虽然是科学的文化，但同时也是注重功利、武力的霸道文化。然后其运用儒家王道理论，强调了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文化。而王道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7]73。此外，孙中山也强调要区分对待政府与民间，并注重发挥民间的力量。在日本强迫中国签下不平等条约21条之后，孙中山开始以一种批判的目光审视日本政府。1919年孙文在回答日本朝日新闻社上海特派员太田宇之助的提问时，就曾严厉批评日本武人的帝国主义野心[8]249。然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在思想上给孙中山带来很大启发。革命要想成功，不单单是依靠少数的革命者，广大群众的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神户的演讲不仅是对主张殖民扩张的日本政府的警告，同时也是对日本国民的殷
切期望。
第二、日本国内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正如上文所述，滔天在《中国革命与列国》一文中揭露了企图通过殖民扩张来达到富国利民的军国主义伪善面目，这种想法其实与自由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中江兆民的“小国主义”理念格外相似。中江曾在《论外交》一文中指出明治政府“富国强兵”的口号实则自相矛盾，因为若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则无法扩充军备；若要扩充军备，则必定增加国家财政支出，富国也就无从谈起[9]234。此外，中江还曾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一书中强调在“信义”、“道义”面前国无大小，一律平等。这同样符合滔天对于军事扩张以及殖民统治的态度。
中江的“小国主义”政治理念是在近代日本第一波民主独立运动，即明治初期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大浪中产生的，因此得到了处于社会底层民众的积极响应。但是由于这种理念与当时的统治阶层藩阀、官僚势力主导的政策相抵触，最终受到了弹压。然而，中江的“小国主义”构想在近代日本第二波民主独立运动，即大正民主运动中再次受到了世人的关注。石桥湛山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三、石桥湛山的国际政治理念
石桥湛山出生于一个宗教家庭，父亲曾担任日莲宗总本山身延山久远寺的第81代住持。佛门的熏陶使湛山自幼就具备了平等意识和慈悲心。随着甲午、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扩张的声势日益浩大，军人一时间成为了当时日本青年们所憧憬的职业，然而据湛山本人回忆自己却从未有过当军人的志向，只想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人。进入早稻田大学后，湛山遇到了恩师田中王堂，并被王堂的和平、自由理念所折服。崎玉县多福寺中立有田中王堂的墓碑，而湛山亲自为恩师起草了墓碑铭：“作为一名彻彻底底的个人主义、自由思想家，田中用最殷切最强烈而且正确的方式高唱日本主义，为我国独立文化的宣扬与完成奉献了一生”。大学毕业后，湛山最初在《每日新闻》社工作，随后进入《东洋经济新报》社。湛山意识到此时的日本开始有了要吞并朝鲜和中国满洲的企图，于是他以《东洋经济新报》为阵地，先后执笔撰写了《欠缺智虑的国民》《放弃满洲论》《大日本主义幻想》《满蒙新国家的成立与我国民的对策》《满蒙问题解决的根本方针如何》等社论。在这些社论中，湛山主要从两个方面强调只有放弃海外殖民地才能真正地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
地位。
第一、湛山从有形利益的角度出发，运用大量的资料数据来证明拥有殖民地在经济上没有价值，大日本主义只是个“幻想”。他认为在三国干涉的背景下，日本通过贸易方式在中国所获得的实际利益仅仅是日美贸易增长总额的1/3，而且从中国进口铁、炭等资源的总量与从美国进口的资源总量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此外，那些所谓的“从国防安全的角度看，需要海外殖民地”的主张也被湛山视为毫无意义。因为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拥有了海外殖民地，所以要不断提防其他列强的虎视眈眈，从而造成日本必须时刻处于军事戒备状态，无法正常进行经济建设。对于那些通过殖民地来缓解人口压力的主张，湛山同样作了尖锐的反驳。他认为从1905年（明治38年）到1918年（大正7年）期间，日本总人口的增长数达到950万，同期移居台湾、朝鲜、满洲的日本移民的数量只有区区80万，根本无法缓解人口的压力[10]109。
与此同时，湛山在仔细地分析了英美的殖民政策后意识到了殖民主义政策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独占主义，这样便会大大阻碍各国经济的正常发展。湛山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一方面要求中国开放门户但是又拒绝其他国家进入印度；美国同样难以应允其他国家的企业进入其管辖的殖民地范围。在湛山眼里这种保护主义经济模式必须得到改变。他强调：“东亚的天地是向世界各国人民平等开放的。而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也同样向世界所有人民开放。（中略）如果我国放弃东亚独占策略，那么其他列强或许也会开放殖民地贸易并调整进出口政策的吧”[11]98。 第二、湛山从无形利益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放弃殖民政策而选择“道义”，其结果将有利于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威信。他表示：“放弃满洲，放弃山东，放弃我国给予中国的一切压迫，结果会是如何呢？此外，如果给予朝鲜、台湾以自由，其结果又会是如何呢？英国、美国想必将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日本所采取的自由主义政策，将使英美两国都失去道义之国的美名。那时，以中国为首的世界上受压迫的弱小国家，都将给予我国以足够的信任。印度、埃及、伊朗、海地等列强的属地都将向我国寻求独立的援助。那时我国的国际地位将升于九天之上，与英美两国实现互换”[10]98-99。
湛山向来反对轻视中国的言行并力主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他警告那些军国主义分子：“中国对于我国来说是最早的友好邻邦，是开辟我国文化的长辈国”[10]177。因此，他希望通过日本身先士卒地放弃中国殖民地，而从道义上来赢得世界上所有饱受殖民地之苦的国家的尊重，进而推动世界各国的独立运动。倘若英美等国为了维护本国的不当利益，对世界各国的反殖民运动进行军事打击，此时日本就有义务挺身而出，作为这些受压迫国家的“引领者”与列强决战。如果这场战争无可避免，那么其结局又将何去何从？在1921年（大正10年）8月13日的社论《大日本主义的幻想》（第三回）中，湛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战法的关键在于人和。那一两个傲慢的大国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作为自由解放的世界盟主，我国的背后拥有整个亚洲乃至世界人民的支持，所以我国一定会在与列强的决战中获胜。只要我国能够舍弃一些小欲，那么恐怕到不了这场战争，那些傲慢的大国就已经走向灭亡了”[10]121。此处所谓的“舍弃小欲”其实是指放弃朝鲜、中国满洲和台湾等殖民地。湛山希望通过“舍小欲”从而获得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实现日本成为全世界“引领者”的
夙愿。
尽管有着美好的夙愿，但是湛山依旧清醒地意识到日本尚未完全具备“引领者”的资质。他认为当时日本国内虽然许多人都拥有“中国经验”a，但是能够真心实意地协助中国的日本人却寥寥无几。湛山认为：
“当前开拓我国国运的优秀人才中有许多人受到了欧美人的指导。（中略）这些给予我国帮助的欧美人都是从内心深处热爱着日本，他们满腔热情地希望使日本变得更好，对日本人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我国国内拥有中国经验之人不在少数，然而真心实意地努力帮助中国的人又有几个呢？[12]68”
在湛山看来，任何经济援助的背后如果抱有侵略、独占企图，那么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引领者”。与此同时，他认为强制他国接受日本文明的做法，同样违背了“引领者”的原则。他曾表示：“日本并没有凌驾于别国之上的独立文明。如果单从文明吸收的角度看，满蒙根本不需要依赖日本。亲和力才是关键
所在”[12]69。
四、滔天与石桥湛山的思想异同
20世纪前期，在“布国威于海外”的战略方针下，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成为了国家政治的主流。近代日本政府动辄使用武力，其所谓的百万“皇军”在东亚大陆以及南洋各地攻城掠地，横冲直撞。近代日本社会中曾经涌现出一批积极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或为之张目的右翼势力，如黑龙会、青年国民党、樱田俱乐部等。这些势力表面上支援中国，实则在暗中积极地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活动。然而作为自由民权运动家的滔天对于中国的支援与那些所谓的“大陆浪人”有着显著的区别。正如桑原武夫所指出的那样：“滔天对于中国的支援丝毫没有任何不纯的动机，他对中国革命的献身是绝对发自内心的”[13]68。而作为自由民主主义倡导者的湛山同样强调作为引领者必须抛开任何不善之企图，以真诚、亲和力来协助受殖民压迫的国家实现独立。因此，滔天与湛山二人在反对军事霸权、殖民主义以及主张和平共处、尊重国家主权方面都有着极为相似的观点。
当然两者间亦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别。
第一、性格特点的不同。滔天自小以豪杰、侠客自居，行事处世时容易狂放不羁，思考问题时容易出现过于理想化的情况。滔天在《三十三年落花梦》的自述中不乏整夜饮酒高歌，与青楼女子互相爱慕之描述。而湛山从小受到佛学的熏陶，遇事处世往往很少意气用事，平心静气地思考问题是其一贯作风。因此，与滔天较为感性化的思维模式相比湛山的思维更偏向于合理
主义。
第二、对于中国的期待有所不同。滔天始终将引领世界变革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因此他主要的政治活动都与支援中国革命有关。他坚决认为中国是拥有四亿人口的大国，只要四亿中国民众的觉醒，中国革命势必会成功，那时中国革命就将成为推动亚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原动力。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滔天将祖国日本都置之脑后，全身心地投入到邻国的革命运动中[13]69。与此相对，湛山始终强调日本才是引领世界前进的向导。湛山曾强调：“回顾我国的国际政策，自古以来都在重蹈欧美的覆辙，吸食欧美的糟粕。想要独占东亚的想法就是如此。现在是日本舍弃吝啬的立场，引领世界前进的时
候了”[10]197。
第三、经济视角的有无。湛山不仅是位政治家同时也是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众所周知，湛山在战后很好地利用凯恩斯理论分析了日本经济，成功地缓解了战后日本因抑制通货膨胀而造成的经济危机。此外，他还在《经济的国际性》一文中，运用了大量的数字证明：“日本的经济如果与满洲的经济混为一体，那就将断绝与其他国家的通商关系，至少也将削弱这种关系。（中略）这是十分危险的”[14]443。以此来驳斥所谓的“日满集团经济”有助于富国的说法。湛山在经济学方面的敏锐头脑与时不时地接受多方经济援助才得以维持生计的滔天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
五、 余论
湛山曾在1962年给赫鲁晓夫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大胆地预测道：“人类要继续生存，如果不和平共处，那么整个世界将无路可走。反之，如果将和平共处贯彻到底，那么人类社会必然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15]453。反观今日，随着东西冷战的解体，人们迈入了21世纪。然而开启新世纪序幕的却是9·11恐怖事件，接踵而来的是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这些事件时刻提醒着我们：在全球化日渐盛行的今天，意识形态以及宗教等对立情况依然严重。倘若我们无法完全消除和避免各种纷争与矛盾，那么至少应该竭尽全力将此类消极因素变为 最小化。
笔者认为世界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中庸思想必不可少。中庸思想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思想之一。（当然在古希腊亚历士多德也曾提到过中庸即mean，但未引起西方人的重视）孔子曾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有两层含义：狭义层面的中庸与广义层面的中庸。狭义层面的中庸可解释为无过不及（a mean between extreme）；广义层面的中庸指“时中”（a mean in any given situation）。如同医生看病，作为一名医生，不言而喻救死扶伤是其天职。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针对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症状，采取最合适的治疗方法。这就是所谓的“时中”。想要实现“时中”，绝非易事。“深思熟虑”（considered judgment）必不可少。在处理政治问题以及国际关系方面，所谓的“深思熟虑”（considered judgment）其实是指通过权衡大局，使不利因素降低到最小程度（the least imperfect judgment）。
事实上，中庸思想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已经受到了日本方面的关注。面对灾后重建这项重要的历史使命，野田佳彦就曾提出实行中庸政治以“和”重建日本的政治战略。野田表示：“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中庸（适中）：不走极端社会主义，也不滥用市场经济。这也是一条彻底的现实主义道路。对于努力从地震中崛起的日本经济来说，重要的不是规划多么宽广的蓝图，当然也不是陷入过渡的悲观主义，而是静下心来，面对现实，踏实工作”[16]12。在当前这个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愿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能够怀有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胸襟，实现和平共处，共存共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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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宫崎滔天. 三十三年的梦[M]. 东京： 平凡社， 1967.
[3]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 第3卷[M]. 东京： 平凡社， 1971.
[4]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 第5卷[M]. 东京： 平凡社， 1971.
[5]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 第4卷[M]. 东京： 平凡社，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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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桑原武夫. 日本的名著——近代的思想[M]. 东京： 中公新书. 1996.
[14] 石桥湛山. 石桥湛山全集： 第9卷[M]. 东京： 东洋经济新报社， 1971.
[15] 石桥湛山. 石桥湛山全集： 第14卷[M]. 东京： 东洋经济新报社， 1971.
[16] 野田佳彦. 正是现在， 才要实行“中庸”政治以“和”重建日本[J]. 越洋聚焦——日本论坛， 2011（秋季刊）： 4.
[ 责任编辑孙丽 ]
关键词：宫崎滔天；石桥湛山；国际政治理念；和平反战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3-0051-08
一、导言
纵观日本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期的近百年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经历了一个“大喜大悲”的历程。所谓的“大喜”，是指日本从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国，成功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日本成为了众多开明知识分子们的向往之地，东亚各国也纷纷派遣学人赴日本进修与深造；所谓的“大悲”，是指曾经专横跋扈的“大日本帝国”最终沦为了反法西斯联盟的阶下囚。众多无辜的日本民众以及亚洲各国人民都不幸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牺牲品。造成如此“大喜大悲”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当时所采取的军国主义扩张战略，即在政治上实施殖民侵略，在经济上采用霸占和掠夺，在文化思想上实行奴化。整部日本近代史似乎就是“大日本帝国”扩充军事实力，依靠武力不断向外扩张的历史，因此在研究日本近代史的时候，任何想要绕开这段历史避而不谈或是故意美化这段历史的做法都是令人无法容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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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研究历史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对某种客观历史事实或者决定历史进程的某种主流思想与决策进行详细地阐释，而且在于对游离于主流思想以外的某些亚流思想政策进行行之有效的分析，从而勾勒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可
能性。
其实，除了“大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国际战略之外，近代日本同样存在着另一条“小国主义”构想的国际政治战略路线。所谓的“小国主义”与企图通过军事霸权主义（hard power）来达到掌控和支配世界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强烈反对殖民扩张政策，主张通过王道、仁义、开放式贸易等本国自身理念、政策（soft power）来吸引他国，从而实现《论语》中所提及的“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状态。
当然，主张“小国主义”路线的人，在当时那个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时代风潮中，无疑处于一种弱势、异质的地位，但是这种政治理念确确实实地存在并贯穿于整部日本近代历史中。文章将分别剖析宫崎滔天（1870年—1922年）以及石桥湛山（1884年—1973年）的和平反战思想，并比较两者的异同，发掘出这一政治思想在日本近代历史发展中的意义，为多角度全方位地理解和把握日本近代史提供实际参考。
二、宫崎滔天的和平反战思想
宫崎滔天出身于九州熊本县的一个武士家庭，自幼受到父亲宫崎长蔵的严格家教。滔天曾回忆道：“父亲经常告诫自己作为男儿必须以豪杰、大将为奋斗目标”[1]26。与此同时，在滔天眼里父亲又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滔天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将自家的西瓜装上马背救济同村的穷人、病人的情景[1]26。家庭的熏陶，让滔天从小就以豪杰大将自居，并自认为是与生俱来的自由民权运动家[2]5-6。众所周知，滔天与孙中山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滔天的人脉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滔天，孙中山结识了大批日本政治界、经济界的重要人士，诸如犬养毅、尾崎行雄、大畏重信、梅屋庄吉、平冈浩太郎等人。其中，梅屋庄吉在经济上给予了孙中山巨大的援助。在第一次遇到孙中山并聆听了其革命构想后，梅屋当即表态“你尽管起兵吧，我会在财政上支援你的”。梅屋的话显然并非是一张空头支票，据说其一生对于孙中山的经济援助高达2兆日元。其次，滔天不仅将日本人士介绍给孙中山，而且秘密组织了流亡日本的中国革命志士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与其会面，为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滔天撰写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在当时的旅日的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并为日本各界理解中国革命提供了有价值的
参考。
由此可见，滔天生涯中的核心活动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因此脱离了中国革命就无法正确理解其国际政治主张。其实，在1900年前后滔天对于中国的革命寄予了极大的期待，并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各国革命的源泉。他曾表示：
“倘若中国得以复兴，并以大义昭示天下，则印度、泰国、越南皆能振兴。菲律宾、埃及随之亦可获得解救。（中略）人权的恢复，宇宙新纪元的开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2]37。
滔天将这种想法植根于心，并将其作为了一生的行动准则。换而言之，滔天认为当时日本的革命力量薄弱并不具备作为世界各国革命先导的能力，所以其迫切希望中国革命能“左手执日本，右手携朝鲜”。在此基础上，中国、日本、朝鲜三国本着平等自由的原则结为盟友，以正义仁道号令海内外并“扶倒救衰”[1]296。
然而，在目睹中国革命遭遇到种种挫折后，滔天认为若想实现中国革命引领世界革命的目标，首先必须着力于中国国内的改造。因此在五四运动前后滔天将其理论重心转移到“日中改造论”上。滔天实地考察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并指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国内的军阀混战愈演愈烈，而这些军阀成为了日本侵占中国的催化剂。站在中国的立场，滔天认为中国欲摆脱帝国主义，维护独立主权，“攘外必先安内”，改变国内军阀混战的政治局势才是当务之急；从日本的角度分析，滔天认为若要改变军国霸权主义的政治路线，改造日本的重点在于废除军阀、元老统治。在《出鱈目日记》一文中，滔天曾强调：“军阀存在一日，国民就无一日之安宁，国家亦无一日之安泰”[3]351。
那么，由谁、如何来推翻军阀主导的政治体系呢？滔天首先期待日本国内能够实行普选，因为通过普选不单单是打倒那些藩阀官僚，而且可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其次，滔天寄希望于日中两国的国民，尤其是民间的有识之士。在其脑海里，军阀统治下的日本的政策无法代表日本国民的愿望，国民与当局者必须区分对待。滔天曾明确地表示：“政府是政府。青年是青年。政府实施恶政，青年无须从其所为。对于政府的恶行，可请愿上书，可团结上奏，可击而倒之，可取而代之。”他在长冈护美的欢迎会上，对于那些社交礼仪性的外交辞令倍感愤怒，表示日中民间志士的同志般的结合才是日中两国建立可信赖的友好亲善关系的根基[4]500。 由此可见，滔天期望通过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觉醒与努力来实现日本外交政策的转变。这与其始终谴责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滔天对日本政府强迫国民出兵西伯利亚一事上的态度中看出端倪。滔天强调：“兵乃凶器也。不可随意使用。然在要求国民出兵之前，则必须先拥有大义名分，此乃文明用兵之必要条件，亦是战而胜之的唯一途径。如若反之，在不先明确大义名分之前，当局者固思己见滥用其兵的话，则会带来无法估测的祸害”[5]438。
换而言之，滔天认为所有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兵乃不得已而用，缺乏大义名分的军事扩张只能给国民带来种种苦难。海外出兵必然会涉及到巨大的经济支出，而这笔昂贵的经济负担最终却毫无理由地落到普通民众肩上。《中国革命与列国》一文中，他对帝国主义作了如下分析：
“所谓帝国主义就是一种吞并主义。吞并主义必定伴随着军备扩张。而想要军备扩张金钱必不可少。这笔钱由谁来负担？由广大民众负担。在战场上谁牺牲了呢？广大民众牺牲了。征服他国能给广大民众带来什么呢？除了苛捐杂税别无他物”[6]606。
滔天在这里既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奉行的对外侵略扩张路线的批判，也是在向那些盲目主张海外扩张的普通民众做解释说明工作，澄清事实的真相。那么，滔天的这种和平反战主张的思想渊源来自何处？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关键因素对滔天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海外知己孙中山的影响。通过与孙中山之间的笔谈，滔天对孙中山的世界观、价值观等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并毫不吝惜将孙中山视为“亚洲的珍宝”[2]114。孙中山的和平外交政治理念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举行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在这次著名的演讲中，孙中山首先指出西方文化虽然是科学的文化，但同时也是注重功利、武力的霸道文化。然后其运用儒家王道理论，强调了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文化。而王道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7]73。此外，孙中山也强调要区分对待政府与民间，并注重发挥民间的力量。在日本强迫中国签下不平等条约21条之后，孙中山开始以一种批判的目光审视日本政府。1919年孙文在回答日本朝日新闻社上海特派员太田宇之助的提问时，就曾严厉批评日本武人的帝国主义野心[8]249。然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在思想上给孙中山带来很大启发。革命要想成功，不单单是依靠少数的革命者，广大群众的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神户的演讲不仅是对主张殖民扩张的日本政府的警告，同时也是对日本国民的殷
切期望。
第二、日本国内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正如上文所述，滔天在《中国革命与列国》一文中揭露了企图通过殖民扩张来达到富国利民的军国主义伪善面目，这种想法其实与自由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中江兆民的“小国主义”理念格外相似。中江曾在《论外交》一文中指出明治政府“富国强兵”的口号实则自相矛盾，因为若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则无法扩充军备；若要扩充军备，则必定增加国家财政支出，富国也就无从谈起[9]234。此外，中江还曾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一书中强调在“信义”、“道义”面前国无大小，一律平等。这同样符合滔天对于军事扩张以及殖民统治的态度。
中江的“小国主义”政治理念是在近代日本第一波民主独立运动，即明治初期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大浪中产生的，因此得到了处于社会底层民众的积极响应。但是由于这种理念与当时的统治阶层藩阀、官僚势力主导的政策相抵触，最终受到了弹压。然而，中江的“小国主义”构想在近代日本第二波民主独立运动，即大正民主运动中再次受到了世人的关注。石桥湛山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三、石桥湛山的国际政治理念
石桥湛山出生于一个宗教家庭，父亲曾担任日莲宗总本山身延山久远寺的第81代住持。佛门的熏陶使湛山自幼就具备了平等意识和慈悲心。随着甲午、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扩张的声势日益浩大，军人一时间成为了当时日本青年们所憧憬的职业，然而据湛山本人回忆自己却从未有过当军人的志向，只想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人。进入早稻田大学后，湛山遇到了恩师田中王堂，并被王堂的和平、自由理念所折服。崎玉县多福寺中立有田中王堂的墓碑，而湛山亲自为恩师起草了墓碑铭：“作为一名彻彻底底的个人主义、自由思想家，田中用最殷切最强烈而且正确的方式高唱日本主义，为我国独立文化的宣扬与完成奉献了一生”。大学毕业后，湛山最初在《每日新闻》社工作，随后进入《东洋经济新报》社。湛山意识到此时的日本开始有了要吞并朝鲜和中国满洲的企图，于是他以《东洋经济新报》为阵地，先后执笔撰写了《欠缺智虑的国民》《放弃满洲论》《大日本主义幻想》《满蒙新国家的成立与我国民的对策》《满蒙问题解决的根本方针如何》等社论。在这些社论中，湛山主要从两个方面强调只有放弃海外殖民地才能真正地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
地位。
第一、湛山从有形利益的角度出发，运用大量的资料数据来证明拥有殖民地在经济上没有价值，大日本主义只是个“幻想”。他认为在三国干涉的背景下，日本通过贸易方式在中国所获得的实际利益仅仅是日美贸易增长总额的1/3，而且从中国进口铁、炭等资源的总量与从美国进口的资源总量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此外，那些所谓的“从国防安全的角度看，需要海外殖民地”的主张也被湛山视为毫无意义。因为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拥有了海外殖民地，所以要不断提防其他列强的虎视眈眈，从而造成日本必须时刻处于军事戒备状态，无法正常进行经济建设。对于那些通过殖民地来缓解人口压力的主张，湛山同样作了尖锐的反驳。他认为从1905年（明治38年）到1918年（大正7年）期间，日本总人口的增长数达到950万，同期移居台湾、朝鲜、满洲的日本移民的数量只有区区80万，根本无法缓解人口的压力[10]109。
与此同时，湛山在仔细地分析了英美的殖民政策后意识到了殖民主义政策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独占主义，这样便会大大阻碍各国经济的正常发展。湛山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一方面要求中国开放门户但是又拒绝其他国家进入印度；美国同样难以应允其他国家的企业进入其管辖的殖民地范围。在湛山眼里这种保护主义经济模式必须得到改变。他强调：“东亚的天地是向世界各国人民平等开放的。而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也同样向世界所有人民开放。（中略）如果我国放弃东亚独占策略，那么其他列强或许也会开放殖民地贸易并调整进出口政策的吧”[11]98。 第二、湛山从无形利益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放弃殖民政策而选择“道义”，其结果将有利于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威信。他表示：“放弃满洲，放弃山东，放弃我国给予中国的一切压迫，结果会是如何呢？此外，如果给予朝鲜、台湾以自由，其结果又会是如何呢？英国、美国想必将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日本所采取的自由主义政策，将使英美两国都失去道义之国的美名。那时，以中国为首的世界上受压迫的弱小国家，都将给予我国以足够的信任。印度、埃及、伊朗、海地等列强的属地都将向我国寻求独立的援助。那时我国的国际地位将升于九天之上，与英美两国实现互换”[10]98-99。
湛山向来反对轻视中国的言行并力主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他警告那些军国主义分子：“中国对于我国来说是最早的友好邻邦，是开辟我国文化的长辈国”[10]177。因此，他希望通过日本身先士卒地放弃中国殖民地，而从道义上来赢得世界上所有饱受殖民地之苦的国家的尊重，进而推动世界各国的独立运动。倘若英美等国为了维护本国的不当利益，对世界各国的反殖民运动进行军事打击，此时日本就有义务挺身而出，作为这些受压迫国家的“引领者”与列强决战。如果这场战争无可避免，那么其结局又将何去何从？在1921年（大正10年）8月13日的社论《大日本主义的幻想》（第三回）中，湛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战法的关键在于人和。那一两个傲慢的大国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作为自由解放的世界盟主，我国的背后拥有整个亚洲乃至世界人民的支持，所以我国一定会在与列强的决战中获胜。只要我国能够舍弃一些小欲，那么恐怕到不了这场战争，那些傲慢的大国就已经走向灭亡了”[10]121。此处所谓的“舍弃小欲”其实是指放弃朝鲜、中国满洲和台湾等殖民地。湛山希望通过“舍小欲”从而获得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实现日本成为全世界“引领者”的
夙愿。
尽管有着美好的夙愿，但是湛山依旧清醒地意识到日本尚未完全具备“引领者”的资质。他认为当时日本国内虽然许多人都拥有“中国经验”a，但是能够真心实意地协助中国的日本人却寥寥无几。湛山认为：
“当前开拓我国国运的优秀人才中有许多人受到了欧美人的指导。（中略）这些给予我国帮助的欧美人都是从内心深处热爱着日本，他们满腔热情地希望使日本变得更好，对日本人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我国国内拥有中国经验之人不在少数，然而真心实意地努力帮助中国的人又有几个呢？[12]68”
在湛山看来，任何经济援助的背后如果抱有侵略、独占企图，那么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引领者”。与此同时，他认为强制他国接受日本文明的做法，同样违背了“引领者”的原则。他曾表示：“日本并没有凌驾于别国之上的独立文明。如果单从文明吸收的角度看，满蒙根本不需要依赖日本。亲和力才是关键
所在”[12]69。
四、滔天与石桥湛山的思想异同
20世纪前期，在“布国威于海外”的战略方针下，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成为了国家政治的主流。近代日本政府动辄使用武力，其所谓的百万“皇军”在东亚大陆以及南洋各地攻城掠地，横冲直撞。近代日本社会中曾经涌现出一批积极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或为之张目的右翼势力，如黑龙会、青年国民党、樱田俱乐部等。这些势力表面上支援中国，实则在暗中积极地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活动。然而作为自由民权运动家的滔天对于中国的支援与那些所谓的“大陆浪人”有着显著的区别。正如桑原武夫所指出的那样：“滔天对于中国的支援丝毫没有任何不纯的动机，他对中国革命的献身是绝对发自内心的”[13]68。而作为自由民主主义倡导者的湛山同样强调作为引领者必须抛开任何不善之企图，以真诚、亲和力来协助受殖民压迫的国家实现独立。因此，滔天与湛山二人在反对军事霸权、殖民主义以及主张和平共处、尊重国家主权方面都有着极为相似的观点。
当然两者间亦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别。
第一、性格特点的不同。滔天自小以豪杰、侠客自居，行事处世时容易狂放不羁，思考问题时容易出现过于理想化的情况。滔天在《三十三年落花梦》的自述中不乏整夜饮酒高歌，与青楼女子互相爱慕之描述。而湛山从小受到佛学的熏陶，遇事处世往往很少意气用事，平心静气地思考问题是其一贯作风。因此，与滔天较为感性化的思维模式相比湛山的思维更偏向于合理
主义。
第二、对于中国的期待有所不同。滔天始终将引领世界变革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因此他主要的政治活动都与支援中国革命有关。他坚决认为中国是拥有四亿人口的大国，只要四亿中国民众的觉醒，中国革命势必会成功，那时中国革命就将成为推动亚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原动力。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滔天将祖国日本都置之脑后，全身心地投入到邻国的革命运动中[13]69。与此相对，湛山始终强调日本才是引领世界前进的向导。湛山曾强调：“回顾我国的国际政策，自古以来都在重蹈欧美的覆辙，吸食欧美的糟粕。想要独占东亚的想法就是如此。现在是日本舍弃吝啬的立场，引领世界前进的时
候了”[10]197。
第三、经济视角的有无。湛山不仅是位政治家同时也是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众所周知，湛山在战后很好地利用凯恩斯理论分析了日本经济，成功地缓解了战后日本因抑制通货膨胀而造成的经济危机。此外，他还在《经济的国际性》一文中，运用了大量的数字证明：“日本的经济如果与满洲的经济混为一体，那就将断绝与其他国家的通商关系，至少也将削弱这种关系。（中略）这是十分危险的”[14]443。以此来驳斥所谓的“日满集团经济”有助于富国的说法。湛山在经济学方面的敏锐头脑与时不时地接受多方经济援助才得以维持生计的滔天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
五、 余论
湛山曾在1962年给赫鲁晓夫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大胆地预测道：“人类要继续生存，如果不和平共处，那么整个世界将无路可走。反之，如果将和平共处贯彻到底，那么人类社会必然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15]453。反观今日，随着东西冷战的解体，人们迈入了21世纪。然而开启新世纪序幕的却是9·11恐怖事件，接踵而来的是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这些事件时刻提醒着我们：在全球化日渐盛行的今天，意识形态以及宗教等对立情况依然严重。倘若我们无法完全消除和避免各种纷争与矛盾，那么至少应该竭尽全力将此类消极因素变为 最小化。
笔者认为世界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中庸思想必不可少。中庸思想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思想之一。（当然在古希腊亚历士多德也曾提到过中庸即mean，但未引起西方人的重视）孔子曾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有两层含义：狭义层面的中庸与广义层面的中庸。狭义层面的中庸可解释为无过不及（a mean between extreme）；广义层面的中庸指“时中”（a mean in any given situation）。如同医生看病，作为一名医生，不言而喻救死扶伤是其天职。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针对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症状，采取最合适的治疗方法。这就是所谓的“时中”。想要实现“时中”，绝非易事。“深思熟虑”（considered judgment）必不可少。在处理政治问题以及国际关系方面，所谓的“深思熟虑”（considered judgment）其实是指通过权衡大局，使不利因素降低到最小程度（the least imperfect judgment）。
事实上，中庸思想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已经受到了日本方面的关注。面对灾后重建这项重要的历史使命，野田佳彦就曾提出实行中庸政治以“和”重建日本的政治战略。野田表示：“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中庸（适中）：不走极端社会主义，也不滥用市场经济。这也是一条彻底的现实主义道路。对于努力从地震中崛起的日本经济来说，重要的不是规划多么宽广的蓝图，当然也不是陷入过渡的悲观主义，而是静下心来，面对现实，踏实工作”[16]12。在当前这个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愿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能够怀有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胸襟，实现和平共处，共存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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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孙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