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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杜甫很忙”为例,指出恶搞历史名人现象在目的、手段和效果上都表现出其快闪式的娱乐狂欢本质,该现象的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心理因素,大众意图摆脱现代城市的孤独感,将杜甫作为寻求情感归属、重塑社会认同的线索,而对恶搞历史名人现象,我们应在宽容中寻求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创新。
【关键词】恶搞 历史名人 娱乐
一、名人恶搞:概念和历史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最初产生于日本的游戏界,随后传入台湾,并成为台湾BBS网络上的一种特殊文化。随着互联网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恶搞文化在大陆逐渐流行,2005年末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电影《无极》,把中国的网络恶搞推向高潮。随后,恶搞动画、恶搞图片等层出不穷,恶搞成为一种亚文化。对于恶搞,一般认为它反映了大众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和反抗精神,是多元化社会的进步,但也有人认为它构成对知识产权及其价值的恶意侵害。
近年来,恶搞伸向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对诗词古文和历史名人的恶搞逐渐增多。2012年3月,在杜甫诞辰1300周年之际,一组名为“杜甫很忙”的恶搞图片走红网络,使得杜甫一度成为网络红人。其原图是人教版语文课本中《登高》一诗的配图,图中一脸肃穆的杜甫端坐在岩石上,形销骨立,面带忧郁,尽显忧国忧民之态。然而网络上流传的杜甫涂鸦照片,杜甫不仅“穿越”到现代过着现代人的生活,甚至还变身为很多影视动漫角色。瞬间,历史上慷慨悲歌的现实主义诗人形象彻底颠覆。继“杜甫很忙”后,李白、辛弃疾甚至雍正皇帝也被网民恶搞。
相对恶搞影视作品,大众对恶搞历史名人现象在认识上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杜甫很忙”事件的出发点并无恶意,只是一种游戏心态的体现,不必对此反应过度。南外名师徐红漫对此事中年轻人表现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表示欣赏,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看待,这是古代文化在现代社会进行的新渗透。①但一些严肃的文化保护者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对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亵渎。河南省诗歌协会会长马新朝发表声明“杜甫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之光,我们决不允许诋毁杜甫形象。”②
二、事件本质:快闪式的娱乐狂欢
娱乐至死的概念最早来自美国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尼尔·波兹曼,他对电视时代的大众文化曾有如此振聋发聩的描述“现实社会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③
中国语境下的“娱乐至死”是随着互联网到来的,并且更多的来自大众自发行为和媒体市场行为二者的合力。互联网在短时间内成为中国最为大众化、草根化的媒体,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社会大众的“自我文化生产”,即按照自我的需要去生产文化,而非按照政府的需要。当然,自我的文化需要除了受马斯洛所说的五层次需求影响外,还受到社会尤其是市场机制的建构。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网络文化的兴起与衰落,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无章可循和超越常规逻辑的”④,但笔者认为网络文化是有其形成机制和周期的,只有符合人性需要并得到市场检验的网络文化形态才能流行,进而形成一种“亚文化”。那么,中国大众现时代的人性需要为何?一者批判,二者娱乐,批判和娱乐成为形成舆论影响力的核心变量。中国的网络文化说到底就是一个娱乐文化,⑤它可能借着民族主义、女权主义等各色旗号,但其本质的娱乐性无法否认。
因此,对历史名人的恶搞也逃离不了娱乐的本质。社会大众未必能深入到其批判性的层面,但基本都承认恶搞带来的娱乐效果,并且这种娱乐反映在恶搞的目的、手段和效果各个层面:在目的层面,它是网络时代人们表达个性、吸引注意力的重要方式。他们只是进行一场智力、技艺和幽默感的文化比拼,为了寻求快感和参与感而进行的一场网络狂欢。这种快闪式的娱乐狂欢往往被网络媒体所利用,从而成为服务商获取注意力资源和广告收入的工具,但这也无可厚非,毕竟这种娱乐有赖于服务商的服务器和论坛维护,“我玩我的快乐,你赚你的钱”,也是网络文化双赢合作的良好愿景。
三、大众心理:追求社会认同
以“恶搞杜甫”为代表的历史名人恶搞行为,在本质上是大众的“集体狂欢”,但如果这种行为不能得到其他人的注意和参与,那么这种恶搞基本是失败的,其实施者很可能失去继续恶搞的动力。由此,集体的参与和社会的认同对于恶搞行为的持续具有重大意义,从而反映出现时代的心理危机—孤独感,以及人们为摆脱这种孤独感所作的努力,即从青少年时代的共同记忆中寻求温暖,这种集体追忆以寻求社会认同便是杜甫恶搞涂鸦走红网络的原因之一。
大众之所以在现代陷入普遍的孤独感,有来自家庭、市场和媒介三方面的原因:参与恶搞的多是80后,作为独生子女的他们不像父辈那样拥有兄弟姐妹的亲情,又经历了应试教育极端时期,在人际交往方面具有先天和后天的双重弱势;中国目前的市场化机制不利于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尤其是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普遍有一种深刻的孤独感;互联网没有成为联系人们的桥梁,反而成为阻碍人际沟通的另一根源,人们在网络活动中失去现实交往的机会和能力,表现为“情绪孤立、社交孤立、情绪孤独、社交孤独”⑥。
因此,中国年轻人面临着心理上的困境:他们想要保持自己的独特个性,又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同。在虚拟化的网络上,这种心理困境以一种更为人性化的姿态表现出来,更为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即人对归属和爱的需求远远迫切于对自我实现的需求。⑦而寻求归属和爱的重要线索,便是存在于众人头脑中的集体记忆,即曾经经历过的,或者是被告知经历过的共同生活体验。
在此心理上,杜甫便成为具有双重体验价值的记忆线索,一方面,杜甫的诗词教育是人们在青少年时代共同经历的生活体验。另一方面,杜甫作为中国社会化过程中被教育体系所告知和褒扬的对象,已成为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总之,杜甫不仅仅成为政府推动社会化过程的正面形象,也因此成为孤独时代的大众追忆青春时光,寻求归属与爱,重塑社会认同的重要线索。 四、应有态度:在宽容中反思
对历史名人的恶搞现象,是互联网对大众赋权的一种结果,是娱乐化时代的必然现象。尽管有学者认为恶搞是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但本文认为对网络恶搞应该有一分为二的态度:其一,网络恶搞有其正面的宣泄和减压价值。大众借助互联网,以各种滑稽、颠覆的“无厘头”为载体,在对社会现实进行针砭的同时,宣泄了不满,得到了快乐。此外,这种效用还反映了大众在高度竞争市场下的自我调节和减压,社会压力在个人的嬉笑怒骂中得到释放。其二,网络恶搞确实反映了传统文化在当代所遭遇的困境。
因此,宽容对待网络恶搞,改革教育是应对网络恶搞的根本之策。但是,宽容并不应该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反而应该寻求传统文化在市场环境下的良好转型。西方学者曾经创造性地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⑧中日两国的学者也曾对日本“儒教资本主义”进行论证,⑨但迄今为止,除少数台湾学者(如杜维明等)尝试对中国儒家传统进行现代转化外,国内的传统文化研究和当代市场经济基本处于“断层“状态。与之相对,当代人们的思想已高度多元化,在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及其单一解读产生排斥感、距离感甚至敌意。由此看来,“杜甫很忙”现象绝不是简单的狂欢和娱乐,而是对我国传统文化教育所敲响的警钟。
总之,以“杜甫很忙”为代表的恶搞历史名人的现象,既折射出大众心中的不满和孤独情绪,也反映了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和不足。在生活状态、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的今天,网络恶搞只能作为主流文化的边缘部分而存在,它既不具有公共领域的民主价值,也缺乏改变社会现实的动员能量,只是“更多地夹杂了幽默搞笑、冷嘲热讽和肆无忌惮的情感宣泄……仅止于即兴的、零散的、浮光掠影式的个人声音”。⑩社会主流应该意识到传统文化乃是国家民族的根本,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对待文化与历史人物,在教育改革中平衡核心价值与多元解读的关系,搭建传统文化与市场价值沟通与对话的桥梁。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学界应该起主导作用,既要提供足够的财政和人力支持以克服市场的低俗化力量,也要为传统文化的着陆提供理论上的平台。
参考文献
①http://www.dqdaily.com/dqw/
whpd/2012-03/27/content_1070249_2.htm
②http://news.dahe.cn/2012/03-
25/101193115.html
③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④汤嘉琛,《恶搞杜甫:一场快闪式的网络狂欢》,《中国青年报》,2012-3-27
⑤周宪、刘康:《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⑥孔鑫、徐勇、葛玲,《大学生网络成瘾与孤独感的相关回归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9)
⑦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九州出版社,2009(4):34
⑧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⑨张锐智,《日本传统文化与日本经济现代化—关于日本式市场经济特色的若干思考》,《日本研究》,1997(4)
⑩于国辉、李钢,《次公共领域概念下的平民性网络社区》,《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10(6)
(作者:段漉希,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李钢,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责编:姚少宝
实习编辑:何璧
【关键词】恶搞 历史名人 娱乐
一、名人恶搞:概念和历史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最初产生于日本的游戏界,随后传入台湾,并成为台湾BBS网络上的一种特殊文化。随着互联网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恶搞文化在大陆逐渐流行,2005年末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电影《无极》,把中国的网络恶搞推向高潮。随后,恶搞动画、恶搞图片等层出不穷,恶搞成为一种亚文化。对于恶搞,一般认为它反映了大众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和反抗精神,是多元化社会的进步,但也有人认为它构成对知识产权及其价值的恶意侵害。
近年来,恶搞伸向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对诗词古文和历史名人的恶搞逐渐增多。2012年3月,在杜甫诞辰1300周年之际,一组名为“杜甫很忙”的恶搞图片走红网络,使得杜甫一度成为网络红人。其原图是人教版语文课本中《登高》一诗的配图,图中一脸肃穆的杜甫端坐在岩石上,形销骨立,面带忧郁,尽显忧国忧民之态。然而网络上流传的杜甫涂鸦照片,杜甫不仅“穿越”到现代过着现代人的生活,甚至还变身为很多影视动漫角色。瞬间,历史上慷慨悲歌的现实主义诗人形象彻底颠覆。继“杜甫很忙”后,李白、辛弃疾甚至雍正皇帝也被网民恶搞。
相对恶搞影视作品,大众对恶搞历史名人现象在认识上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杜甫很忙”事件的出发点并无恶意,只是一种游戏心态的体现,不必对此反应过度。南外名师徐红漫对此事中年轻人表现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表示欣赏,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看待,这是古代文化在现代社会进行的新渗透。①但一些严肃的文化保护者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对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亵渎。河南省诗歌协会会长马新朝发表声明“杜甫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之光,我们决不允许诋毁杜甫形象。”②
二、事件本质:快闪式的娱乐狂欢
娱乐至死的概念最早来自美国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尼尔·波兹曼,他对电视时代的大众文化曾有如此振聋发聩的描述“现实社会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③
中国语境下的“娱乐至死”是随着互联网到来的,并且更多的来自大众自发行为和媒体市场行为二者的合力。互联网在短时间内成为中国最为大众化、草根化的媒体,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社会大众的“自我文化生产”,即按照自我的需要去生产文化,而非按照政府的需要。当然,自我的文化需要除了受马斯洛所说的五层次需求影响外,还受到社会尤其是市场机制的建构。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网络文化的兴起与衰落,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无章可循和超越常规逻辑的”④,但笔者认为网络文化是有其形成机制和周期的,只有符合人性需要并得到市场检验的网络文化形态才能流行,进而形成一种“亚文化”。那么,中国大众现时代的人性需要为何?一者批判,二者娱乐,批判和娱乐成为形成舆论影响力的核心变量。中国的网络文化说到底就是一个娱乐文化,⑤它可能借着民族主义、女权主义等各色旗号,但其本质的娱乐性无法否认。
因此,对历史名人的恶搞也逃离不了娱乐的本质。社会大众未必能深入到其批判性的层面,但基本都承认恶搞带来的娱乐效果,并且这种娱乐反映在恶搞的目的、手段和效果各个层面:在目的层面,它是网络时代人们表达个性、吸引注意力的重要方式。他们只是进行一场智力、技艺和幽默感的文化比拼,为了寻求快感和参与感而进行的一场网络狂欢。这种快闪式的娱乐狂欢往往被网络媒体所利用,从而成为服务商获取注意力资源和广告收入的工具,但这也无可厚非,毕竟这种娱乐有赖于服务商的服务器和论坛维护,“我玩我的快乐,你赚你的钱”,也是网络文化双赢合作的良好愿景。
三、大众心理:追求社会认同
以“恶搞杜甫”为代表的历史名人恶搞行为,在本质上是大众的“集体狂欢”,但如果这种行为不能得到其他人的注意和参与,那么这种恶搞基本是失败的,其实施者很可能失去继续恶搞的动力。由此,集体的参与和社会的认同对于恶搞行为的持续具有重大意义,从而反映出现时代的心理危机—孤独感,以及人们为摆脱这种孤独感所作的努力,即从青少年时代的共同记忆中寻求温暖,这种集体追忆以寻求社会认同便是杜甫恶搞涂鸦走红网络的原因之一。
大众之所以在现代陷入普遍的孤独感,有来自家庭、市场和媒介三方面的原因:参与恶搞的多是80后,作为独生子女的他们不像父辈那样拥有兄弟姐妹的亲情,又经历了应试教育极端时期,在人际交往方面具有先天和后天的双重弱势;中国目前的市场化机制不利于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尤其是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普遍有一种深刻的孤独感;互联网没有成为联系人们的桥梁,反而成为阻碍人际沟通的另一根源,人们在网络活动中失去现实交往的机会和能力,表现为“情绪孤立、社交孤立、情绪孤独、社交孤独”⑥。
因此,中国年轻人面临着心理上的困境:他们想要保持自己的独特个性,又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同。在虚拟化的网络上,这种心理困境以一种更为人性化的姿态表现出来,更为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即人对归属和爱的需求远远迫切于对自我实现的需求。⑦而寻求归属和爱的重要线索,便是存在于众人头脑中的集体记忆,即曾经经历过的,或者是被告知经历过的共同生活体验。
在此心理上,杜甫便成为具有双重体验价值的记忆线索,一方面,杜甫的诗词教育是人们在青少年时代共同经历的生活体验。另一方面,杜甫作为中国社会化过程中被教育体系所告知和褒扬的对象,已成为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总之,杜甫不仅仅成为政府推动社会化过程的正面形象,也因此成为孤独时代的大众追忆青春时光,寻求归属与爱,重塑社会认同的重要线索。 四、应有态度:在宽容中反思
对历史名人的恶搞现象,是互联网对大众赋权的一种结果,是娱乐化时代的必然现象。尽管有学者认为恶搞是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但本文认为对网络恶搞应该有一分为二的态度:其一,网络恶搞有其正面的宣泄和减压价值。大众借助互联网,以各种滑稽、颠覆的“无厘头”为载体,在对社会现实进行针砭的同时,宣泄了不满,得到了快乐。此外,这种效用还反映了大众在高度竞争市场下的自我调节和减压,社会压力在个人的嬉笑怒骂中得到释放。其二,网络恶搞确实反映了传统文化在当代所遭遇的困境。
因此,宽容对待网络恶搞,改革教育是应对网络恶搞的根本之策。但是,宽容并不应该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反而应该寻求传统文化在市场环境下的良好转型。西方学者曾经创造性地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⑧中日两国的学者也曾对日本“儒教资本主义”进行论证,⑨但迄今为止,除少数台湾学者(如杜维明等)尝试对中国儒家传统进行现代转化外,国内的传统文化研究和当代市场经济基本处于“断层“状态。与之相对,当代人们的思想已高度多元化,在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及其单一解读产生排斥感、距离感甚至敌意。由此看来,“杜甫很忙”现象绝不是简单的狂欢和娱乐,而是对我国传统文化教育所敲响的警钟。
总之,以“杜甫很忙”为代表的恶搞历史名人的现象,既折射出大众心中的不满和孤独情绪,也反映了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和不足。在生活状态、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的今天,网络恶搞只能作为主流文化的边缘部分而存在,它既不具有公共领域的民主价值,也缺乏改变社会现实的动员能量,只是“更多地夹杂了幽默搞笑、冷嘲热讽和肆无忌惮的情感宣泄……仅止于即兴的、零散的、浮光掠影式的个人声音”。⑩社会主流应该意识到传统文化乃是国家民族的根本,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对待文化与历史人物,在教育改革中平衡核心价值与多元解读的关系,搭建传统文化与市场价值沟通与对话的桥梁。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学界应该起主导作用,既要提供足够的财政和人力支持以克服市场的低俗化力量,也要为传统文化的着陆提供理论上的平台。
参考文献
①http://www.dqdaily.com/dqw/
whpd/2012-03/27/content_1070249_2.htm
②http://news.dahe.cn/2012/03-
25/101193115.html
③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④汤嘉琛,《恶搞杜甫:一场快闪式的网络狂欢》,《中国青年报》,2012-3-27
⑤周宪、刘康:《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⑥孔鑫、徐勇、葛玲,《大学生网络成瘾与孤独感的相关回归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9)
⑦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九州出版社,2009(4):34
⑧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⑨张锐智,《日本传统文化与日本经济现代化—关于日本式市场经济特色的若干思考》,《日本研究》,1997(4)
⑩于国辉、李钢,《次公共领域概念下的平民性网络社区》,《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10(6)
(作者:段漉希,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李钢,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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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何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