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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血紧张常态化
5月28日，国家卫计委网站发布《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2014年修订）》，这是我国继2009年对1999年发布的《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修订后，再度对此办法作出修订。
医疗用血的紧张促进了此次修订的出台。据相关数据统计，2012年，全国诊疗人次达68.9亿，入院人次达1.78亿，分别比上年增长9.9%和16.4%；而同期无偿献血人次仅增长1.92%，明显滞后于临床医疗发展的需要。
在福建，“缺血”这一问题同样严峻。据福建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科宣传组负责人叶长英介绍，“目前缺血已成常态化现象”。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血液供应紧张已经无法停留在简单的数字或概念层面，它已经深入日常，成为潜伏在人们求诊就医过程中的重大隐患。
23岁的黄绍波在医院等了十几天，但手术始终无法如愿进行。他患有结缔组织病，并伴随严重贫血，每天需要300毫升常规输血。因为血液供应极度匮乏，而手术治疗的前提是必须具备足够的血液输送，现在，他只好继续等待消息。
2013年，福州市年采血量总计20多吨，“远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相较2012年，街头自愿无偿献血人次同比下降12%。
血液供应紧张正持续蔓延。除急救用血外，宁波一家医院已经封停了需A型血的全部手术。从上一周开始，该医院就已限制部分血型患者的手术。而北京也出现了因医疗用血紧张而将手术延期的情况。
6月初，还未到传统意义上的血荒季节——暑假，海南省血液中心主任杨毅军却已经忧心如焚。查看今年前5个月的无偿献血记录，他惊讶地发现，无论是参与无偿献血的人数还是献血总量，海南都出现了15%以上的下降，这一参数敲响了他心中那口悬吊已久的警钟，“血荒季已提前到来。”
“过去说供血紧张是指某一血型紧缺或者季节性供血紧张，现在这一缺口有扩大的趋势。”卫生部相关负责人说。
统计以往的报道，过去几年，全国70多个大中型城市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用血紧张的状况，而在不断的推演中，“血荒”也已经从一个偶尔闪现的幽灵，转变为一个无时不在的棘手问题，困扰着每一个急需用血的生命个体。
有官方证实的“血荒”记录最早出现在2007年6月14日。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高强在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电视电话会议上直言：“有的地方出现临床供应短缺，甚至引发‘血荒’。”但只要稍加梳理便不难发现，“血荒”由来已久。早在2005年以前，供血紧张已经在个别地区出现。2006～2008年，全国多个省市出现季节性血荒。
进入2009年，血荒进一步发酵。到2010年，供血紧张面临集中爆发的窘境，包括昆明、青岛、南京、威海、成都在内的多个地区，先后发出血库告急的紧急通告。有些地方血液库存量甚至无法保障3天的救治用量，为此，青岛不得不拉响10年来首次血源保障二级预警，而昆明医院90%的输血手术都被迫停止，血荒全面蔓延。是年7月，武汉血液中心一度打出“跪求”的字样，向市民发出“A型、O型血急缺”的求助讯号。
自2010年年底，“供血紧张”进入官方认定的“常态化”局势。分管血液管理工作的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郭燕红预测，到2015年，全国的年采血量只有达到6000吨以上才能满足临床服务的需求。这意味着每天必须要有6万～7万人伸出自己的胳膊，参与到无偿献血的行列。
然而，现实不容乐观，无偿献血与医疗用血之间仍然存在较大落差，福建省血液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福州市年采血量总计20多吨，“远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相较2012年，街头自愿无偿献血人次同比下降12%。
自上世纪90年代起，陈钦在福建省血液中心工作了近20年，现在的工作点在福州市内13个献血点之一的宝龙献血屋。纵使献血屋身处闹市，直到下午两点多，当天主动前往献血的仅3人。
每天早上，陈钦都会收到一条发自省血液中心的信息，里面详细通告了各类血型当天的库存量。明确的数据指明了她这一天工作的主要方向。
陈钦适时地在献血屋门上挂上“A型、B型、O型血紧张”的牌子，不过，这一举措似乎并不奏效。一位女孩看见门口的缺血告示牌后，扭头向身畔的父亲询问了句：“我就是B型血，我去献吧。”父亲摇摇手，极力劝阻，将女孩拉走。
这一现象并非个例。查阅以往资料，2011年1月至9月全国血液采集量增幅为5.8%，与往年相比增幅下跌近一半，在北京、浙江、海南、广西等地，采集量甚至出现了绝对下降。“血荒”在部分省会、直辖市等发达城市频繁出现。
意识落后于制度
不可否认的是，血荒的形成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层面的原因。
献血在我国经历了有偿献血、义务献血，进而到无偿献血的制度演变。1998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正式实施，其中明文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国家提倡18周岁至55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这一法律条文的生效意味着我国正式尝试献血机制的转型，开启了“行政强制献血”向“公民自愿无偿献血”的过渡。
然而，转变的历程进行得并不顺畅，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自愿无偿献血”都未能在各个省市全面铺开，我国的献血实情还停留在政府干预和自愿无偿的“双打”阶段。
其实，早在法律起草调研阶段，相关声音就指出无偿献血的到来很有可能会引发血荒。
追本溯源，人们之所以对献血顾虑重重，其中不仅受“献血有害健康”的观念影响，同时也来自对血液使用不信任所致。尽管在部分人看来，这些担忧多属无稽之谈，但顾虑的产生总有深刻的现实背景。
上世纪80年代，“政府指令性献血”粉墨登场，根据国务院的相关规定，各省市发出义务献血行政指标，强制各行政单位必须完成一定额度的献血量。以北京市为例，1984年，该市出台《北京市实行公民义务献血的规定》，要求凡“身体健康者，都有献血的义务”，任务被落实到具体的单位，人群覆盖则囊括全市年龄50周岁以下的成年男性、及45周岁以下的成年女性。 在血液采集贫乏的环境下，“义务献血”的确对保障足够的医疗用血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义务献血”的硬性规范及其中所涉及的奖惩措施，无疑让“献血”这一救助举动蒙上阴影。
由于完不成献血任务的单位将被通报批评，相关领导也会被追究责任，重压之下，部分单位只好铤而走险，将求助的双手伸向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职业血头。2011年，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非法组织卖血案。案中所涉村卫生办负责人为达到指定献血指标，同职业血头联合完成了一次非法血液交易。
血头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在一位业内人士看来，正是职业血头的猖獗和“有偿卖血”这一黑色利益链的存在，加剧了人们对献血的忌惮。
2002年、2004年媒体先后曝出，陕西商洛地区及河南某地隐藏着几个“艾滋病村落”，悲剧无一例外都起于卖血。卖血者所用针头多为重复利用，且抽血前无需做任何血液筛选，交叉感染的风险极大，河南曾有一户农家全家14口均因卖血染上艾滋病，沦为血浆经济受害者。
尽管时隔已久，但偏见既成便很难消弭。人们很自然地将血液输送与疾病感染联系在一起，直至今日，我们还能在网上找到各种关于“献血是否会感染疾病”的提问。
早前，某媒体曾发起一次无偿献血问卷调查，参与的13438人中约34.4%的人“担心采血不安全，献血对身体不利”。
叶长英对此表示非常无奈，有时，她需要不厌其烦地向疑惑者阐述献血的安全性：“我们所采用的针头和血袋都是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严格消毒灭菌的一次性用品，每位献血者在献血时都是使用一套新的一次性血袋。”在略显程序化的回答里，叶长英会着意强调“一次性”和“全新”等关键字眼，但对于那些心存忌惮的人群，这样的解释往往苍白无力。
郑友文第一次参与无偿献血是在2006年，那是他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献血经历。他还记得，当时一同去献血的一位女同事，被抽出的血液在血袋里迅速变成了紫色，他猜想“应该是血袋有问题。”
另一位受访者王佳佳则质疑采血点的血液筛选不规范。“我第一次去献血时被告知是B型血，但后来体检时才发现自己其实是O型血。”王佳佳说。
有趣的是，人们在献血这一议题上，也分化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立场。部分人认为血液珍贵至极，民间素有“十个馒头一滴血”的说法；持相反观点的人则坚信信“献血有益健康”。尽管现代医学的权威说法是“定期献血有益健康”，但立场分明的两个阵列依然未能形成有效的对话机制，双方都在不遗余力地向对方输送己方的观点。
福建泰宁人薛国荣常常被父亲责骂。自1998年起，薛国荣已经累计献血超270000毫升，通常一个人血液总量相当于体重的8%，以此计算，薛国荣已经全身换血约67次。他常常见缝插针宣传献血的好处，甚至在酒桌上都不忘拐个弯劝他人参与无偿献血。在他看来献血是件利人利己的事。可是，父亲却总是因为“献血”这件事对他大发雷霆，曾在一怒之下将薛国荣放在家中的献血证扔掉，并一再喝令薛国荣不要再去献血。“他就觉得献血不好。”
从目前情况来看，年轻人对无偿献血的接受度普遍高于年长者。
“被牟利”与“有偿用血”
在无偿献血领域，有一种现象极为怪诞：部分献血者在坚持了一段时间的公益性献血后，纷纷选择退出。
只要在搜索引擎上输入“无偿献血”几个字，网页上就会跳出不少“揭秘无偿献血”抑或“无偿献血的真相”之类的文章，文字多以饱含质疑的笔墨痛陈血液使用的不合理。
过去几年，无偿献血经历过一系列信任危机，时至今日，这一被称颂为“保障生命”的公益事业依然笼罩在消极舆论的负面影响中。从一份有关无偿献血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不满“用血机制不透明”，以至于担心“无偿献血可能被牟利”。
2009年，一张“人血浇兰花”的图片在网上流传。一石激浪，举国声讨，最终调查发现血液是从成都某医院输血科流出。
2011年“郭美美事件”爆发，那个在微博上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年轻女孩，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中国红十字会承担了无偿献血的宣传职责，同时部分省市的采供血机构挂着红十字会血液中心（血站）的牌子。郭美美高调的炫富行为很快引得群情骚动。尽管事后有相关机构出面声明：“血站人事、财务、采供血业务等均由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跟红十字会没有关系。”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终结，人们开始追问血液使用的具体流程。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由此凸显：既然是无偿献血，那为什么还要有偿用血？
“血液的来源是免费的，但血液采集、分离、检测、运输、保存等成本却必不可少。”叶长英解释说，现今血液价格基本上全国统一。例如全血每单位定价为220元，而机采血小板每治疗量则为1400元。
叶长英给记者细算了一笔账：以一单位（200毫升）全血成本消耗为例，献血者筛查检测约10元，两遍免疫学检测试剂（包括HBV、HCV、HIV、ALT和血型等）约80元，核酸检测试剂约70元，血袋约25元，献血纪念品平均20元。再加上血液的低温储藏、运输、加工、设备损耗等费用，叶长英说，整个过程的费用基本在400元以上，远远超过了国家定价的220元。“血液中心所有人员的工资都是由卫生厅发的，我们不可能从中牟利。”叶长英不忘补充。
一个悲哀的现实是，采供血机构的诚恳态度似乎并没有收获公众的普遍理解。“一人献血，全家用血”这个响亮的口号，原本是激励很多人涌进献血大军的一大因素。然而，矛盾重重的采供关系，让人们认识到部分临床用血时并不如政策规范的那么理想。
根据1998年实施的献血法，按照各地血站当下的政策，患者亲友可在血站献血，并凭献血证为患者换取等量指定血型用血。
2012年一场搅动舆论的用血纠纷于温州传出。被颂为“献血功臣”的王美凤自1999年开始献血，揣着3本献血证，累计献血量达1600毫升，但当她的丈夫术后出现“中度贫血”，她拿着主治医生开出的3个单位输血量的单子前往血站柜台取血时，“柜台里的人连单子都没看，就说没血，而且说家属必须先去献血，然后才能给血。”直到王美凤声言要制作一条“献血没用”的横幅挂在采血车上后，血站才给了2个单位的血。 风波最终以温州血站相关责任人引咎辞职平息，但这一事件的发生，暴露了一个事实：无偿献血并不一定能保障献血者本人或其亲友紧急用血。
血液库就像一个国家的粮食储备。每天四点前，福州市各大医院就要向省血液中心报备后几天的用血需求，由血液中心完成配送。
正常情况下，这是一套系统的对接模式，但当血液采集不足，或者医院用血量超出时，就很有可能导致输血无法有效落实的情况。据叶长英回忆，春节时，福州一位孕妇出现产后大出血，“单单一个人就输了6000毫升的血”。
大量输血造成的血液供给量不足几乎成为某些医院多年难题。外伤性出血、产妇大出血、严重烧伤以及包括白血病、地中海贫血在内的各种血液病，都需要依靠输血补充救治。引用一项权威数据的说法：产科出血在我国的发生率为3%～5%。2011年，仅福建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用血量就达3.4万毫升。
在某血站工作人员看来，血液是一种特殊供给，但国内的整个运转体系还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
应对血荒需联合多方力量
血荒绝非中国独有，日本、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同样遭遇过血荒困扰，据了解，2011年美国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血荒。时任美国红十字会负责人伯娜蒂恩·海里说，这一年，在其所管辖的36个区域内的供血部门和医院去年一年全都闹“血荒”。
不过，部分国家已经研制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法国拥有欧洲最为完善的血液管理机制。早在1949年，其现代化的国家输血中心就已经建立；1952年开始，法国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在法国，献血以“无偿、匿名、自愿、非盈利”为原则，法国人一直为无偿献血制度的成功深感自豪。法国各地都有民间自发组织的 “献血者协会”，他们主动宣传无偿献血的好处，众多亲历者也站出来，为无偿献血做宣传。
加拿大除了向献血者发放一些小奖品以示鼓励外，同时也会利用募捐或赞助所得的钱财，为参与献血且表现突出的学生成员提供奖学金支持。
而日本更是绞尽脑汁吸引年轻人献血。在日本一些闹市区开设的献血站等候区域里，可以看到各种动漫画刊和海报，还有年轻人喜欢的杂志和零食。在采血的同时，献血者可以在液晶电视上自由选择动画片和电视节目收看，舒缓紧张情绪。部分日本街头的献血屋甚至还提供免费的美甲和按摩服务。
血荒的破解是一个开源节流的巨大工程，既要从根本上增加血液采集量，也要加强对临床用血的规范。而有效的宣传和国民的价值认同感的培养，则成为顺利开展无偿献血工作的关键。目前我国的献血事业正不断与国际接轨。
在福建省血液中心，有一个巨大的数字库，里面储存了几十万名献血志愿者的信息，他们常常能在紧要关头缓解供血紧张的压力。除为前来省血液中心的献血者做初步血液筛选外，体检岗医师陈辉每天的工作就是拿起电话，从密密麻麻的在册人员里选出与紧缺血型匹配的志愿者，邀请他们前来献血。这个工作并不好做，有时她要打上几十通电话，才能约到足够的人，“很多人没空。”
福建省血液中心志愿者团队几乎与中心同时成立。为加强志愿者们的凝聚力，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中心会定期组织一些团队活动。据叶长英介绍，这些举措收效明显，2013年，中心新招募献血者42704人次，同比上升1%。
血液中心也会为献血者赠送一些小礼物作为回馈。56岁的福州人郑义德，至今已累计献血50多次。献血时临近中午，他从中心的小食品区拿了两个小面包，用以“填填肚子”，在他看来，这些人性化的设置拉近了献血者与采血机构的距离。
福建省血液中心还将部分流动采血点的服务时间延长至晚上八点半，希望此举能够提高血液采集量。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也会影响献血者的献血意向。在部分献血屋，因为人手不够，有时会出现献血者要等很久才能献血的现象，一些献血者不耐烦便拂袖而去。“有时候没办法，一下子可能来很多人，但是中心分配在采血点的工作人员是有限的。”一位流动采血点负责人说。
在用血方面，2012年，卫生部出台《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要求医疗机构制定合理的用血计划，并规定了严格的惩罚办法。同时，现代医疗也在技术上规避着临床用血的浪费。“自体输血”渐渐被广泛运用。这种通过输入病人自己预先储存的血液或失血回收的血液的做法，为应对血荒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决通道。
在乐观者看来，血荒只是转型期必须面对的问题，当民众对采血机构的信任得以重建，且医疗用血得到很好的规范时，血荒问终将得到破解。
5月28日，国家卫计委网站发布《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2014年修订）》，这是我国继2009年对1999年发布的《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修订后，再度对此办法作出修订。
医疗用血的紧张促进了此次修订的出台。据相关数据统计，2012年，全国诊疗人次达68.9亿，入院人次达1.78亿，分别比上年增长9.9%和16.4%；而同期无偿献血人次仅增长1.92%，明显滞后于临床医疗发展的需要。
在福建，“缺血”这一问题同样严峻。据福建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科宣传组负责人叶长英介绍，“目前缺血已成常态化现象”。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血液供应紧张已经无法停留在简单的数字或概念层面，它已经深入日常，成为潜伏在人们求诊就医过程中的重大隐患。
23岁的黄绍波在医院等了十几天，但手术始终无法如愿进行。他患有结缔组织病，并伴随严重贫血，每天需要300毫升常规输血。因为血液供应极度匮乏，而手术治疗的前提是必须具备足够的血液输送，现在，他只好继续等待消息。
2013年，福州市年采血量总计20多吨，“远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相较2012年，街头自愿无偿献血人次同比下降12%。
血液供应紧张正持续蔓延。除急救用血外，宁波一家医院已经封停了需A型血的全部手术。从上一周开始，该医院就已限制部分血型患者的手术。而北京也出现了因医疗用血紧张而将手术延期的情况。
6月初，还未到传统意义上的血荒季节——暑假，海南省血液中心主任杨毅军却已经忧心如焚。查看今年前5个月的无偿献血记录，他惊讶地发现，无论是参与无偿献血的人数还是献血总量，海南都出现了15%以上的下降，这一参数敲响了他心中那口悬吊已久的警钟，“血荒季已提前到来。”
“过去说供血紧张是指某一血型紧缺或者季节性供血紧张，现在这一缺口有扩大的趋势。”卫生部相关负责人说。
统计以往的报道，过去几年，全国70多个大中型城市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用血紧张的状况，而在不断的推演中，“血荒”也已经从一个偶尔闪现的幽灵，转变为一个无时不在的棘手问题，困扰着每一个急需用血的生命个体。
有官方证实的“血荒”记录最早出现在2007年6月14日。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高强在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电视电话会议上直言：“有的地方出现临床供应短缺，甚至引发‘血荒’。”但只要稍加梳理便不难发现，“血荒”由来已久。早在2005年以前，供血紧张已经在个别地区出现。2006～2008年，全国多个省市出现季节性血荒。
进入2009年，血荒进一步发酵。到2010年，供血紧张面临集中爆发的窘境，包括昆明、青岛、南京、威海、成都在内的多个地区，先后发出血库告急的紧急通告。有些地方血液库存量甚至无法保障3天的救治用量，为此，青岛不得不拉响10年来首次血源保障二级预警，而昆明医院90%的输血手术都被迫停止，血荒全面蔓延。是年7月，武汉血液中心一度打出“跪求”的字样，向市民发出“A型、O型血急缺”的求助讯号。
自2010年年底，“供血紧张”进入官方认定的“常态化”局势。分管血液管理工作的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郭燕红预测，到2015年，全国的年采血量只有达到6000吨以上才能满足临床服务的需求。这意味着每天必须要有6万～7万人伸出自己的胳膊，参与到无偿献血的行列。
然而，现实不容乐观，无偿献血与医疗用血之间仍然存在较大落差，福建省血液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福州市年采血量总计20多吨，“远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相较2012年，街头自愿无偿献血人次同比下降12%。
自上世纪90年代起，陈钦在福建省血液中心工作了近20年，现在的工作点在福州市内13个献血点之一的宝龙献血屋。纵使献血屋身处闹市，直到下午两点多，当天主动前往献血的仅3人。
每天早上，陈钦都会收到一条发自省血液中心的信息，里面详细通告了各类血型当天的库存量。明确的数据指明了她这一天工作的主要方向。
陈钦适时地在献血屋门上挂上“A型、B型、O型血紧张”的牌子，不过，这一举措似乎并不奏效。一位女孩看见门口的缺血告示牌后，扭头向身畔的父亲询问了句：“我就是B型血，我去献吧。”父亲摇摇手，极力劝阻，将女孩拉走。
这一现象并非个例。查阅以往资料，2011年1月至9月全国血液采集量增幅为5.8%，与往年相比增幅下跌近一半，在北京、浙江、海南、广西等地，采集量甚至出现了绝对下降。“血荒”在部分省会、直辖市等发达城市频繁出现。
意识落后于制度
不可否认的是，血荒的形成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层面的原因。
献血在我国经历了有偿献血、义务献血，进而到无偿献血的制度演变。1998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正式实施，其中明文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国家提倡18周岁至55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这一法律条文的生效意味着我国正式尝试献血机制的转型，开启了“行政强制献血”向“公民自愿无偿献血”的过渡。
然而，转变的历程进行得并不顺畅，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自愿无偿献血”都未能在各个省市全面铺开，我国的献血实情还停留在政府干预和自愿无偿的“双打”阶段。
其实，早在法律起草调研阶段，相关声音就指出无偿献血的到来很有可能会引发血荒。
追本溯源，人们之所以对献血顾虑重重，其中不仅受“献血有害健康”的观念影响，同时也来自对血液使用不信任所致。尽管在部分人看来，这些担忧多属无稽之谈，但顾虑的产生总有深刻的现实背景。
上世纪80年代，“政府指令性献血”粉墨登场，根据国务院的相关规定，各省市发出义务献血行政指标，强制各行政单位必须完成一定额度的献血量。以北京市为例，1984年，该市出台《北京市实行公民义务献血的规定》，要求凡“身体健康者，都有献血的义务”，任务被落实到具体的单位，人群覆盖则囊括全市年龄50周岁以下的成年男性、及45周岁以下的成年女性。 在血液采集贫乏的环境下，“义务献血”的确对保障足够的医疗用血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义务献血”的硬性规范及其中所涉及的奖惩措施，无疑让“献血”这一救助举动蒙上阴影。
由于完不成献血任务的单位将被通报批评，相关领导也会被追究责任，重压之下，部分单位只好铤而走险，将求助的双手伸向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职业血头。2011年，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非法组织卖血案。案中所涉村卫生办负责人为达到指定献血指标，同职业血头联合完成了一次非法血液交易。
血头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在一位业内人士看来，正是职业血头的猖獗和“有偿卖血”这一黑色利益链的存在，加剧了人们对献血的忌惮。
2002年、2004年媒体先后曝出，陕西商洛地区及河南某地隐藏着几个“艾滋病村落”，悲剧无一例外都起于卖血。卖血者所用针头多为重复利用，且抽血前无需做任何血液筛选，交叉感染的风险极大，河南曾有一户农家全家14口均因卖血染上艾滋病，沦为血浆经济受害者。
尽管时隔已久，但偏见既成便很难消弭。人们很自然地将血液输送与疾病感染联系在一起，直至今日，我们还能在网上找到各种关于“献血是否会感染疾病”的提问。
早前，某媒体曾发起一次无偿献血问卷调查，参与的13438人中约34.4%的人“担心采血不安全，献血对身体不利”。
叶长英对此表示非常无奈，有时，她需要不厌其烦地向疑惑者阐述献血的安全性：“我们所采用的针头和血袋都是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严格消毒灭菌的一次性用品，每位献血者在献血时都是使用一套新的一次性血袋。”在略显程序化的回答里，叶长英会着意强调“一次性”和“全新”等关键字眼，但对于那些心存忌惮的人群，这样的解释往往苍白无力。
郑友文第一次参与无偿献血是在2006年，那是他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献血经历。他还记得，当时一同去献血的一位女同事，被抽出的血液在血袋里迅速变成了紫色，他猜想“应该是血袋有问题。”
另一位受访者王佳佳则质疑采血点的血液筛选不规范。“我第一次去献血时被告知是B型血，但后来体检时才发现自己其实是O型血。”王佳佳说。
有趣的是，人们在献血这一议题上，也分化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立场。部分人认为血液珍贵至极，民间素有“十个馒头一滴血”的说法；持相反观点的人则坚信信“献血有益健康”。尽管现代医学的权威说法是“定期献血有益健康”，但立场分明的两个阵列依然未能形成有效的对话机制，双方都在不遗余力地向对方输送己方的观点。
福建泰宁人薛国荣常常被父亲责骂。自1998年起，薛国荣已经累计献血超270000毫升，通常一个人血液总量相当于体重的8%，以此计算，薛国荣已经全身换血约67次。他常常见缝插针宣传献血的好处，甚至在酒桌上都不忘拐个弯劝他人参与无偿献血。在他看来献血是件利人利己的事。可是，父亲却总是因为“献血”这件事对他大发雷霆，曾在一怒之下将薛国荣放在家中的献血证扔掉，并一再喝令薛国荣不要再去献血。“他就觉得献血不好。”
从目前情况来看，年轻人对无偿献血的接受度普遍高于年长者。
“被牟利”与“有偿用血”
在无偿献血领域，有一种现象极为怪诞：部分献血者在坚持了一段时间的公益性献血后，纷纷选择退出。
只要在搜索引擎上输入“无偿献血”几个字，网页上就会跳出不少“揭秘无偿献血”抑或“无偿献血的真相”之类的文章，文字多以饱含质疑的笔墨痛陈血液使用的不合理。
过去几年，无偿献血经历过一系列信任危机，时至今日，这一被称颂为“保障生命”的公益事业依然笼罩在消极舆论的负面影响中。从一份有关无偿献血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不满“用血机制不透明”，以至于担心“无偿献血可能被牟利”。
2009年，一张“人血浇兰花”的图片在网上流传。一石激浪，举国声讨，最终调查发现血液是从成都某医院输血科流出。
2011年“郭美美事件”爆发，那个在微博上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年轻女孩，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中国红十字会承担了无偿献血的宣传职责，同时部分省市的采供血机构挂着红十字会血液中心（血站）的牌子。郭美美高调的炫富行为很快引得群情骚动。尽管事后有相关机构出面声明：“血站人事、财务、采供血业务等均由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跟红十字会没有关系。”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终结，人们开始追问血液使用的具体流程。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由此凸显：既然是无偿献血，那为什么还要有偿用血？
“血液的来源是免费的，但血液采集、分离、检测、运输、保存等成本却必不可少。”叶长英解释说，现今血液价格基本上全国统一。例如全血每单位定价为220元，而机采血小板每治疗量则为1400元。
叶长英给记者细算了一笔账：以一单位（200毫升）全血成本消耗为例，献血者筛查检测约10元，两遍免疫学检测试剂（包括HBV、HCV、HIV、ALT和血型等）约80元，核酸检测试剂约70元，血袋约25元，献血纪念品平均20元。再加上血液的低温储藏、运输、加工、设备损耗等费用，叶长英说，整个过程的费用基本在400元以上，远远超过了国家定价的220元。“血液中心所有人员的工资都是由卫生厅发的，我们不可能从中牟利。”叶长英不忘补充。
一个悲哀的现实是，采供血机构的诚恳态度似乎并没有收获公众的普遍理解。“一人献血，全家用血”这个响亮的口号，原本是激励很多人涌进献血大军的一大因素。然而，矛盾重重的采供关系，让人们认识到部分临床用血时并不如政策规范的那么理想。
根据1998年实施的献血法，按照各地血站当下的政策，患者亲友可在血站献血，并凭献血证为患者换取等量指定血型用血。
2012年一场搅动舆论的用血纠纷于温州传出。被颂为“献血功臣”的王美凤自1999年开始献血，揣着3本献血证，累计献血量达1600毫升，但当她的丈夫术后出现“中度贫血”，她拿着主治医生开出的3个单位输血量的单子前往血站柜台取血时，“柜台里的人连单子都没看，就说没血，而且说家属必须先去献血，然后才能给血。”直到王美凤声言要制作一条“献血没用”的横幅挂在采血车上后，血站才给了2个单位的血。 风波最终以温州血站相关责任人引咎辞职平息，但这一事件的发生，暴露了一个事实：无偿献血并不一定能保障献血者本人或其亲友紧急用血。
血液库就像一个国家的粮食储备。每天四点前，福州市各大医院就要向省血液中心报备后几天的用血需求，由血液中心完成配送。
正常情况下，这是一套系统的对接模式，但当血液采集不足，或者医院用血量超出时，就很有可能导致输血无法有效落实的情况。据叶长英回忆，春节时，福州一位孕妇出现产后大出血，“单单一个人就输了6000毫升的血”。
大量输血造成的血液供给量不足几乎成为某些医院多年难题。外伤性出血、产妇大出血、严重烧伤以及包括白血病、地中海贫血在内的各种血液病，都需要依靠输血补充救治。引用一项权威数据的说法：产科出血在我国的发生率为3%～5%。2011年，仅福建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用血量就达3.4万毫升。
在某血站工作人员看来，血液是一种特殊供给，但国内的整个运转体系还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
应对血荒需联合多方力量
血荒绝非中国独有，日本、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同样遭遇过血荒困扰，据了解，2011年美国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血荒。时任美国红十字会负责人伯娜蒂恩·海里说，这一年，在其所管辖的36个区域内的供血部门和医院去年一年全都闹“血荒”。
不过，部分国家已经研制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法国拥有欧洲最为完善的血液管理机制。早在1949年，其现代化的国家输血中心就已经建立；1952年开始，法国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在法国，献血以“无偿、匿名、自愿、非盈利”为原则，法国人一直为无偿献血制度的成功深感自豪。法国各地都有民间自发组织的 “献血者协会”，他们主动宣传无偿献血的好处，众多亲历者也站出来，为无偿献血做宣传。
加拿大除了向献血者发放一些小奖品以示鼓励外，同时也会利用募捐或赞助所得的钱财，为参与献血且表现突出的学生成员提供奖学金支持。
而日本更是绞尽脑汁吸引年轻人献血。在日本一些闹市区开设的献血站等候区域里，可以看到各种动漫画刊和海报，还有年轻人喜欢的杂志和零食。在采血的同时，献血者可以在液晶电视上自由选择动画片和电视节目收看，舒缓紧张情绪。部分日本街头的献血屋甚至还提供免费的美甲和按摩服务。
血荒的破解是一个开源节流的巨大工程，既要从根本上增加血液采集量，也要加强对临床用血的规范。而有效的宣传和国民的价值认同感的培养，则成为顺利开展无偿献血工作的关键。目前我国的献血事业正不断与国际接轨。
在福建省血液中心，有一个巨大的数字库，里面储存了几十万名献血志愿者的信息，他们常常能在紧要关头缓解供血紧张的压力。除为前来省血液中心的献血者做初步血液筛选外，体检岗医师陈辉每天的工作就是拿起电话，从密密麻麻的在册人员里选出与紧缺血型匹配的志愿者，邀请他们前来献血。这个工作并不好做，有时她要打上几十通电话，才能约到足够的人，“很多人没空。”
福建省血液中心志愿者团队几乎与中心同时成立。为加强志愿者们的凝聚力，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中心会定期组织一些团队活动。据叶长英介绍，这些举措收效明显，2013年，中心新招募献血者42704人次，同比上升1%。
血液中心也会为献血者赠送一些小礼物作为回馈。56岁的福州人郑义德，至今已累计献血50多次。献血时临近中午，他从中心的小食品区拿了两个小面包，用以“填填肚子”，在他看来，这些人性化的设置拉近了献血者与采血机构的距离。
福建省血液中心还将部分流动采血点的服务时间延长至晚上八点半，希望此举能够提高血液采集量。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也会影响献血者的献血意向。在部分献血屋，因为人手不够，有时会出现献血者要等很久才能献血的现象，一些献血者不耐烦便拂袖而去。“有时候没办法，一下子可能来很多人，但是中心分配在采血点的工作人员是有限的。”一位流动采血点负责人说。
在用血方面，2012年，卫生部出台《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要求医疗机构制定合理的用血计划，并规定了严格的惩罚办法。同时，现代医疗也在技术上规避着临床用血的浪费。“自体输血”渐渐被广泛运用。这种通过输入病人自己预先储存的血液或失血回收的血液的做法，为应对血荒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决通道。
在乐观者看来，血荒只是转型期必须面对的问题，当民众对采血机构的信任得以重建，且医疗用血得到很好的规范时，血荒问终将得到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