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矛盾一直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之一。几年来，各地在调整结构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实际进展，尚有较大的差距。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包括供需错位、市场疲软、通货紧缩等，均与此有密切关系。根据实际调研情况，笔者认为，在下一步推进结构调整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注意把握此次战略性调整，不是在原有水平上“填平补齐”式的调整，而是以科技进步为导向的“升级式”调整。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和世界新技术革命到来的双重背景之下，一方面要继续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又要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新形势。要看到，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曾经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的生产要素乃至产业都有可能或先或后、或快或慢、或部分或整体地发生变化。在这一巨大历史动力的推动下，预计在若干年内，产业结构将受到前所未有的触动，某些产业将会被改造，而某些产业将会超常增长。有科技进步的强力支撑，中国的经济结构将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有些地方对这一新趋势研究不够，甚至还停留在新技术革命前的思维，虽然也搞“调整”，但只是在原来的技术水平上“填平补齐”，这种调整难以达到优化和提升中国产业结构的目的。为此，要特别注意紧紧抓住“升级”这一关键，一方面以现代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另一方面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而逐步实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第二，要注意把握此次战略性调整，不是以计划为导向、以行政为主体的调整，而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调整。
　　经过20余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大量的竞争性领域，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已经开始发挥；在少数传统垄断性领域，市场力量也已开始成长并逐步形成对传统体制的挑战之势；虽然现代市场经济的某些重要体制支柱（如现代产权制度、信用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还比较薄弱，但总体上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大体框架已经初步形成，这对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几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及总需求不足等宏观问题，决策层采取了包括发行特种国债在内的积极财政政策，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较快增长。这种状况使有些地方和单位产生某种误解，以为在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中，似乎可以不必重视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了，以至消极等待政府部门来进行调整。这种认识和做法是不当的。诚然，在调整过程中，政府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基础性的导向机制是市场而不是计划，调整的最重要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只有以市场为导向，放手发挥企业主体的作用，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结构的优化升级。要把基点放在企业把眼睛盯住市场，特别是在加入WTO后，不仅要盯住国内市场，而且要盯住国际市场这是结构调整的基本取向，也是调整的伟力所在。
　　第三，要注意把握此项战略性调整，不是产业结构自身单一层次的“孤立型”调整，而是促进包括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在内的多种层次“结合型”调整。
　　我国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产业结构的多层次性是其特点之一。调整时不宜采取“单一层次”的模式，而应从实际出发，努力发挥多层结合的经济优势。在实践中看到，即使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或企业），也有劳动密集型环节（如工序），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企业）也有资本和技术有机构成很高的环节。在调整中，要注意发挥资本、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相结合的优点，有针对性地提升不同类型产业的档次。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宜简单化地加以排斥，尤其对发达国家已经或即将退出、而中国又存在明显“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要积极接续；同时，也不能采取安于现状、保护落后的态度，而要立足实际，创造条件加以改造和提高，从而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
　　第四，要注意把握此次战略性调整，不是经济结构的局部性调整，而是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在内的系统性调整。
　　一些地方在调整中把功夫仅仅下在产业结构方面，而对其他方面有所忽视。诚然，产业结构非常重要，但从广阔的视野考虑问题，调整绝不只是产业结构问题，它是一个包括产业、地区、城乡以及所有制结构在内的系统性调整过程。要依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正确处理地区的合理布局问题；同时要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协调城乡结构。特别要注意，产业结构的调整，调到深处也触及产权。当前，产权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还没有完成，某些退出计划经济较晚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的困难与国有企业转轨的困难交织在一起，尤其要重视产权制度的创新。要把产业、地区、城乡结构调整与产权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破除束缚经济结构升级的体制性障碍，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和促进。
　　（常修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