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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以各自的存在形式，能从不同角度呈现历史，时常带给人领悟、惊叹，有时也会揭露不堪的往事。一张旧公债与一枚银元宝的陆续现身，便诉说着民国初期军阀横行霸道、鱼肉百姓的一段历史……
从募集走向摊派
清末民国初，中国开始以公债筹措财源，并以地方百姓为对象发行募集。但公债究竟是何物？这种来自西方社会、建立在权利义务关系之上的产物，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包含官员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清楚。他们只知朝廷有难，自须照办、报效。因此，募集公债的做法很快就走了样，甚至与税捐无异。
伊始，清廷为解财政之危，继息借洋款之后也对内开办公债，主要是以绅商等富有阶级为借款对象，发起息借商款、昭信股票等。随后又有直隶、湖北、安徽、湖南等地方奏办的公债，不过，这些公债在发行不久后因朝野观念不清、欠缺专责机关与现代银行等设施、办法简陋及人谋不臧等因素，纷纷宣告失败，最后转为捐输摊派。不仅如此，由于民间难以消化庞大债额，只能将多余债票持向外国银行抵押借款，或者低价求售，这也让原本已经拉响警报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
进入民国后，情况仍不断重演与恶化。各地在军阀统治下，做法更是变本加厉。公债成为其增加收入的敛财工具，百姓只有认购义务，至于获付本息，已成为一个难以实现的期待。曾任陕西督军及陕西省省长的陈树藩在1917年11月下令发行的“民国六年陕西陆厘地方公债”，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
胡作非为的督军
陈树藩于清末北洋保定速成学堂毕业，辛亥革命期间加入同盟会。北洋政府成立后，其在陕西迅速崛起，加入皖系军阀，被段祺瑞任命为陕西督军与省长。治理陕西期间，陈树藩横征暴敛，做法粗鲁，负面评价颇多。根据方志记载，为了筹集军费，他下令在各县府门口设置“骡柜”，对往来牲畜向饲养户收费。其当政时原本以种植鸦片作为主要财源，后来因忌惮舆论挞伐，改行烟禁，却以此为借口，四处恐吓敲诈。1917年，他派遣禁烟委员在境内取缔烟农，前后枪毙了十几人，关牢者不计其数。一年后又改弦易辙，重新对农民发放烟种，改任禁烟委员为放种委员。
陈树藩的胡作非为、不按常理出牌，也体现在公债的发行上。1914年，北洋政府宣布以袁世凯像银币为国币之后，各地纷纷废两改元，但陕西因经济相对落后，风气保守，仍持续流通议平银，直至1933年才真正退出市面。因此，1917年年底陕西省首次发行的“民国六年陕西陆厘地方公债”是以银两为货币单位，计划发行总额高达200万两，分为40万张五两票。发行章程规定年息六厘，每年6月30日支付，本金则是从第四年起分9年抽签偿还。
将责任全数外推
为昭公信并保障持票人权益，公债的募集作业按例对本息提供担保，陕西省只好行礼如仪，不过定出的办法却是“以全省军政学法各界每月扣薪为还本的款，以新增商税为付息的款”。也就是说，针对还本，省方不会动用任何资产或税收，而是以对省内军公教人员每月扣薪作为因应;至于利息，省方也不提供确实财源，仍由民间负担，寄望于增税。
如此做法，等同于将公债责任全数往外推，可说是前所未见，却相当符合陈树藩向来的执政风格，百姓也无可奈何。1918年间，债票面世，每票面值五两银，不过却是采用“则票”形式，亦即每票可分为五则，每则一两，可供分别认购。这种形式安排在民国公债中相当常见，是因应摊派的需要，以便巨细靡遗地涵盖贫富各阶层。可以看出，所谓的公债其实是一种处心积虑的强制税。
与过去相比，清代公债的摊派尚有道德或面子上的矜持，强调以绅商为对象，不向升斗小民募集，因此整票百两、零票十两，门槛较高，便是出自这方面的考量。另一方面，面额太小，募集成本提高，也难成巨款，未必划算。民国以后，起债门槛持续降低，公债最低面额又再拆分，另作“则票”，已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足见当时地方的财政与道德水平持续下探。
佐证公债即赋税
存世所见一件陕西“蒲城公债”五两槽银，系蒲城县按照“额派”解送陕西省库的“中华民国六年陕西陆厘地方公债”收入的一部分。這件银锭以其存在的形式，证明了该公债就是一种赋税。
所谓“额派”，是指省方依据人口多寡、富庶程度等将辖县划分成不同等级，再按等级分配各县应募债额，各县则将配额根据钱粮多寡的比例分摊给百姓认购。基本上，这也是历来中国各地征收附加税的做法。“蒲城公债”槽银可谓由蒲城县征收、由官匠不具名铸造的一种公债附加税银。
“蒲城公债”印记由地名（地方政府）与用项（收入类型）两类铭文组成，长期以来一直是陕西税锭所共同采用的戳印模式。因此，印记同时也透露了这件槽银的属性。这笔公债借款规模太大，而百姓普遍贫穷，即使在省方雷厉风行、大张旗鼓之下，募得款项仍不多。1918年，省方只好以滞销的大量债票向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抵押借款300万日元。
借款到期后，省方无力偿还，引来日方交涉，北洋政府于1920年迫不得已出面收拾残局，承受债务。同年，皖系在直皖战争失利，陈树藩失去靠山，被驱离陕西，从此为人淡忘。唯一留下的，是已沦为废纸、如今被引为笑谈的债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