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非典”期间，筹划多年的《何涵宇花鸟画精品集》终于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实施出版。到6月底，一切案头工作基本完成，只缺一篇序文。经认真考虑拟请资深美评家刘龙庭先生写篇评论小文代序。至于书名也不准备麻烦哪位名家锦上添花，排个黑体字即可。后来责编看到1998年出版的《何涵宇画集》是启功先生题写的，就提议采用启先生的题签更好。我说那是为那本书题的字，如果想用启先生的题字，不妨求启先生为此书再题一个。责编说启先生年事已高，求字难度很大，如果真的能求来，那么定会为本书增光添彩。说句实话，由于我心里知道启先生和何先生的交情，题个书名问题不大。于是没过几天，在2003年6月28日上午我拨通了启先生家的电话，是启先生亲自接听的，我把求字一事清清楚楚地道来，启先生非常爽快的答应了，并说：“不应题‘何涵宇精品集”，何涵宇怎么成精品了？比如说启功劣品，这样不对，应该题‘何涵宇花鸟画精品集’”。我说：“您老说得对，您就随便题吧，您怎么题书名就怎么定，一切随您”。
　　也许是启先生昨晚休息的不错，上午起床不久身体状态特别好；也许是“非典”期间没人上门打扰，比往常清闲许多；也许是一下子勾起了与何先生的少年情思。启先生那天非常健谈，谈了“非典”，谈了他最近的身体状况，谈了何涵宇的为人和绘画……谈话间，我脑海里迅速闪现出了一个没敢奢望过的想法。趁启先生今天心情这么好，何不请老人家为画集写个《序》。于是，我把话题转到画集的《序》文上，说：“何先生一生不求闻达，全面了解他的人很少，能给他的画集写《序》的理想人选就更不好找了。要是启先生能给写个序，哪怕是只言片语，几十个字也好”。当我把此番话讲完，启先生说：“没问题，谢谢你！”好一个“谢谢你”！这既是启先生的过谦、恢谐之词，更是道出了有机会能为老朋友做点事情而感到欣慰的心情。我又说：“何先生这些年来没与您谋面，但在我面前经常提到您，我想可能是您的地位太高、事情太多，他不愿打扰您”。启先生听后马上说：“那就是他的事了，别人求我办的事我可能不办，何涵宇求我的事情我没有不办的，他不找我呀!”启先生的这番话，重情重义，令人敬仰！这一对少年时的画友，随着时间的推移，启先生的地位和知名度愈来愈高，俩人的交往越来越少。但彼此提到对方时，都会有如见其人的感觉，这就是人与人交往的最高境界——神交吧！
　　我与启先生的这次通话时间，大概有20分钟，我看时间不短，不好再打扰老人家，连忙再次道谢结束谈话。最后启先生还没忘记把我的名字、电话详细记录下来，并说写好后通知我去取。
　　放下电话后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好像是在做梦。原来没敢奢望的事情，眼看就要变成现实，怎么不叫人激动万分。为了稳妥起见，我又给侯刚老师打了电话，让侯老师帮忙关注一下此事。但侯老师说：“由于启先生刚刚出院不久，身体实在欠佳，一般已不给任何人题字，如果是何涵宇的《画集》用，题个书名勉强可以，写《序文》是不可能的”。由于我是先给启先生打的电话，心里有了底，对于侯老师说的话也没太在意。
　　几天过去了，没有消息。启先生那么忙，哪能那麽快呢？但我的心情是度日如年，又不能打电话催，万一侯老师说的是真的，那我不是空喜一场吗？琢磨来琢磨去，还是决定亲自登门拜访一下才踏实。大概是7月3日下午，我手捧一大束鲜花，扣响了启先生的家门。出来接待我的是启先生的侄媳郑老师。我进屋坐定说明来意后，并提出想见见启先生。郑老师说：“启先生昨晚休息得不好，刚午睡不久，短时间不会醒来，他这个人不愿意当面驳人家面子，谁向他求字，他都满口答应，可你别指望他给你写。有一位外地求字者，等启先生题写书名已经等了快三年了，刚才还来电话，说要一直等下去，非启先生题字不出书。最后能给你题个书名就不错了，别再指望给你写《序》。”
　　我听完郑老师的话后，心情从几天前的沸点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在回家的路上，冷静下来一想，本来这就是非分之想，不写就不写吧。话是这么说，心里却总是想着那天启先生和我通话时坚决、肯定的允诺，感觉不像是在应付我。在这种“不死心”的心态下，我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就以那天启先生在电话里说的一些话为基调，拟一个稿儿，让启先生过目后签个字，不也挺好吗？于是，第二天我将稿子拟好，本想传给侯老师，让侯老师再找启先生，这样成功率高，可谁知错拨到启先生家的电话，而刚好侯老师正在启先生家，又凑巧侯老师接了电话（这都是后来侯老师告诉我的）。当我把稿子传过去后，启先生问侯老师是怎么回事，当听明事情经过后他说：“那干吗，拿纸来，我现在马上就写”。可当时侯老师在旁边竟没有找到一张空白纸，启先生灵机一动，将一张印有黄苗子先生抗“非典”诗的打印纸拿来，在背面用黑色签字笔书写了《序》文。
　　《序》文一气呵成，除有几个字写重、落写一个“生”字外，300多字的《序》文通篇流畅、高度概括。将何涵宇先生的生平、艺术成就、俩人对艺术的探究及对何先生离世带来的沉痛心情写得明明白白，尽显一位国学大师的文采。就连在启先生身边担任多年助手的侯老师都感到惊喜，没想到启先生的头脑和文思还是那样地清晰，一气呵成写出这么好的《序》。
　　我是2003年7月7日到侯刚老师的办公室取的题签和《序》文。侯老师怕我认不清启先生写的字，便一字一句的念给我听，并在写重的字上面用铅笔轻轻划上圆圈，将落写的“生”字用铅笔轻轻加上。最后，我问侯老师要付启先生多少稿酬。侯老师说：“启先生自己不收稿酬，他将所有稿酬都入到‘励耘助学奖学基金’里面，等《画集》出来后再说吧”。我执意不肯，侯老师说：“你一定要给，就给500元吧”。我说：“给您1000元。”侯老师收下钱后，认认真真地给我开了一张发票。当时我的心情应该是很高兴才对，可我不知怎么却高兴不起来，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这500元、1000元已没有任何经济意义，完全是一种象征。
　　通过短短几天的求字经历，让我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洗礼和净化。我亲身感受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的启功先生和蔼恢谐、平易近人、重情重义的大家风采；我亲身感受了作为启功先生助手的侯刚老师博学、正直、认真、严谨的长者风度；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感受到了我所崇拜的中国花鸟画大家何涵宇先生的人格魅力。
　　


　　我，我们，书画界和收藏界的许多“我们”，在这三位老人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多么无知、多么俗不可耐！我们平时都在想些什么？都在做些什么？这就是我拿到启功先生的题签和《序》文，拿到侯刚老师给我开具的发票后，为什么高兴不起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