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驱车前往汉朝一个皇宫的遗址，在那里，我们走上了有名的汉武帝坐在他的御殿里君临天下隆起的土堆。你在这里还能拾到一些两千多年以前大屋頂上的碎瓦片。”
　　这段话出自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书，里面提到的御殿即汉长安城遗址里的未央宫前殿，遗址位于西安市西北郊，未央宫是汉长安城中最重要的皇宫。埃德加·斯诺到访远离城区的未央宫遗址，并非专为游览古迹，而是有着特殊目的。
　　从1928年开始，斯诺就在中国境内开展了新闻采访活动，向西方介绍真实的中国，与中国许多进步作家、政治活动家关系密切。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谴责日军的残暴，赞赏中国人的反抗精神，并对抗战中心的“红色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帮助和毛泽东的批准下，埃德加·斯诺启程前往西安，开始了自己的“红色中国”旅行。他到西安后，住进了西京招待所，等候一个王姓的牧师接头。王牧师本名董健吾，以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的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与此同时，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的邓发（1906—1946，广东云浮人）受中共中央委托，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到陕北的情况。邓发接到任务后，从陕北吴堡出发，秘密到达西安，准备经兰州到达新疆后再转入苏联。而此时的西安笼罩在极端紧张的空气中，间谍和特务到处都是。
　　斯诺在焦急地等待去陕北的消息，董健吾为了尽可能安全而又迅速地安排斯诺进入陕北，也在积极地联络东北军，并与中共驻东北军秘密联络员刘鼎一起商讨相关事宜。
　　一天清晨，一辆汽车停在了西京招待所外面，董健吾和刘鼎从车上下来邀请斯诺和他们一起驱车前往汉长安城遗址游览。斯诺看到，车里还坐了一位身穿中山装，戴着墨镜的“国民党官员”。
　　一路上尘土飞扬，最后到达未央宫前殿遗址。此时，这位“国民党官员”摘下墨镜，满脸笑容地凑近斯诺，问道：“你认出我来了么？”看到斯诺一脸迷茫的样子，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胸膛，说道：“我以为你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的照片，我是邓发！”
　　斯诺简直不敢相信，邓发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居然就这样“明目张胆”地出现在他面前，根本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邓发看到这个自告奋勇要到延安去的美国人感到很高兴，不断地热情拥抱他，并许诺到了延安，他的妻子会把他的马、照片和日记，还有别的东西都给斯诺。而这些，后来邓发都交给了斯诺。
　　邓发和斯诺在未央宫的前殿遗址上站了一个多小时，两人一边谈话，一边看着下面绿草掩盖的皇城遗址。邓发向斯诺讲述着延安的故事，以及路上的行程和谁护送他去延安，他在延安应该怎样生活，等等。
　　此时的斯诺，已无法用语言形容他内心所受到的强烈冲击，两千多年前繁荣和盛世的西安城此刻笼罩在神秘、紧张的气氛中。他没想到，焦急地在西京招待所等待了数日后，和他会面的人居然是中共高层领导人邓发。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他们四人又坐上了车返回城里。翌日黎明前，一辆军用大车悄然离开西安奔赴陕北。
　　之所以在未央宫遗址见面，保密因素是关键。由于国民政府对文物古迹一定程度上的保护，遗址区内人口较少，加之远离主城区，在这里会面相对安全。
　　1932年，国民政府在西安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第二年，西京筹备委员会对西安的秦阿房宫、汉长安城、唐大明宫三大遗址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如1933年在汉长安城未央宫的天禄阁建筑遗址内修建有天禄阁小学，“旨在灌输发扬我先烈雄武创造精神，保护各处古迹，兼为普及地方教育，救济地方失学儿童及民众”，方便就近管理并收集整理遗址内的出土文物。
　　而天禄阁小学距离斯诺与邓发会面的未央宫前殿遗址仅有300米远。既然国民党的机构就近在眼前，为何还会选在此处会面？原来天禄阁小学虽然是国民党机构，却同时也是共产党的地下情报站。根据史料记载，1933年起，共产党人第五伯昌奉上级指示，改名第五正德，来到西安市未央宫遗址柯家寨（在天禄阁小学旁），开了一家磨面坊，以向西安城内送面作为掩护，为西安地下党收集和传递情报、转送文件并联络掩护同志。
　　天禄阁小学作为中共的地下情报站，在抗战时期非常活跃，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联系密切。因此可以推测，邓发和斯诺在未央宫遗址会面，除了考虑远离城区外，还有就是充分相信未央宫遗址区内的地下党员们所做的大量秘密工作。当时从西安城内前往汉长安城遗址，多是经由北门出城，北门正是靠近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城门，然后向西北经红庙坡到达大白杨，就能看到汉长安城的南城墙，斯诺走的也是这条路。
　　和斯诺见面后不久，邓发化装成国民党官员，启程从西安乘坐火车到达兰州，准备转赴新疆。为了能顺利地进入新疆，邓发混进一个将要赴疆演出的戏班子当了一名杂役。一路上他凭着一定要完成任务的坚定信念，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又几经周折，同苏联领事馆取得联系，转赴苏联。1937年秋，邓发结束了在苏联的工作和学习，由莫斯科回国，到达新疆迪化，化名方林，继陈云之后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第十八集团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负责党在新疆的全面工作。
　　而斯诺在抵达陕北后的4个多月时间里，采访了许多中共高级领导人和红军战士，共记录了16本笔记，拍摄了24个胶卷的照片。1936年10月，斯诺结束了在延安的采访，从保安出发回到了西安，来到位于西安市北新街的七贤庄一号院——中共的秘密交通站。在这里他见到了老朋友史沫特莱、冯海伯和丁玲，向他们展示自己在延安拍摄的照片，讲述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的情景以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在英国出版发行。1938年2月，上海复社在胡愈之的领导下翻译出版了中译本《西行漫记》。斯诺拉开了红色中国的帷幕，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让世界人民的目光转向远东，转向了抗战中的中国，让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长征，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延安。而1936年6月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遗址和中共领导人邓发的秘密会面，不但使他和邓发建立了革命友谊，也为他到访陕北做了很好的铺垫。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斯诺是一名记者，但是他对文物古迹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感受，在未央宫前殿遗址上，他从两千年前的遗址想到了当下的中国，他在书中描述道：“我们在那个土堆上站了一个多小时，一边谈话，一边看着下面绿草掩盖的皇城遗址。我无法向你形容那一时刻在我的感情上引起的奇怪冲击——由于我们所在的环境这么强烈，又是这么奇怪地富有预兆性质，这么奇怪地超脱于我、超脱于中国的那部分变化无穷的历史；因为这些共产党人把这个地方当作我们四个人可以安然无事地碰面的安全场所，似乎很不协调的，但是又是很合乎逻辑的，而且毕竟是在这里，在两千多年以前，当时已经够激进的大汉族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当时是进步的中国，成功地在战国混乱中巩固了一个民族和文化，在这样的地方会见这个令人惊讶的现代革命的年轻战士，又是多么合适啊。”
　　寥寥数语，斯诺把汉长安城遗址的重要价值写了出来，把当时的中国与古代的中国联系到了一起，表达了对未来中国的信心，展示了斯诺作为“中国通”对中华历史文化的了解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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