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人这些年虽然没有建高楼大厦，却在低能源消耗中不懈地寻找新的增长点。瑞典的发展很可能意味着21世纪的国力竞争出现了新的起跑线。
　　
　　环保：瑞典人感到骄傲的话题
　　
　　旅居瑞典的日子，笔者常为它美丽的自然景色赞叹不已。无论在大都市斯德哥尔摩、哥德堡还是小城乌普萨拉，处处绿树成行、空气清爽，即使热闹的市区，也总可看见大片碧绿的草坪。离斯德哥尔摩市区咫尺之遥的中国大使馆，不时有野鸭、小鹿和小兔来作客。
　　大自然深深地融入瑞典人的日常生活，保护环境成为人们的习惯。没有人在大街上乱扔垃圾。在长途旅行车或火车上，乘客们总会在下车前自觉拿来垃圾袋，把用完的易拉罐、糖纸、擦手纸等装好，扔入不同的垃圾筒。从1970年代开始，瑞典就实现了垃圾分级处理。每年年初，各家各户会接到一份通知，上面印有每月收集旧报纸的日期。那一天，家家户户都把旧报纸整齐摆放在门前。在瑞典的一个农场，笔者发现农场主特意把蓄粪场的下水道与排泄雨水的下水道分开，以免造成污染。
　　环保是瑞典人感到骄傲的话题。在交谈中，瑞典朋友会情不自禁地介绍他们为保护环境付出的努力。有一次，我们到斯德哥尔摩游览梅拉伦湖，瑞典外交部新闻司的陪同告诉我们，湖边那些厂房模样的建筑物都是数十年前的工厂遗址。1960年代初，政府制订了保护都市环境的规划，工厂分期分批迁出市区。如今，在城市早已看不到工厂的踪迹。
　　在环保方面，瑞典政府有一个座右铭——“从全球着眼，从局部着手”。10多年前，修建瑞典与丹麦之间的跨海大桥时，为了不影响环境，两国政府几经论证，甚至大桥建成后鱼类会产生什么影响都作了认真调查。施工部门对工程附近的海水、海床和所有生物进行监测。政府还在建桥工地旁修了一个展览馆，向人们介绍环保举措。
　　瑞典有不少种类环保税：对汽车等交通工具排放废气，煤、油燃烧排放污染气体，使用锅炉燃烧排放气体等都要征税。政府征收环保税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奖优罚劣”。如果企业减少污染气体排放，就能获得政府退税；排放量减少到一定程度，退税额超过税收额，企业还能得到一笔净收入。这样的税收政策促使企业不断投资改进设备。
　　
　　一个与大自然亲近的民族
　　
　　瑞典人假期之多在欧洲闻名，可大多数瑞典人度假并不去旅游胜地，而是钻进深山老林或远离城市的小岛。很多国家的国歌歌颂民族独立和自由，瑞典国歌歌颂的却是美丽的国土。在瑞典工作期间，笔者常听到这样的感叹：“一百年前，我们还是农民呢！”瑞典人说这话时，没有丝毫自我调侃，却常带有一种洋洋自得，他们以此表明自己与农村、土地和大自然难以割舍的联系。
　　瑞典还有一条古老的法规——“自由通行权”，又称“全民的权利”。即在大自然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通行，甚至可以在私人草地或森林里搭帐篷、采浆果、采蘑菇，前提是必须遵守两项“纪律”：一是不破坏草木，二是不打扰主人。据说，这项法规在全球独一无二。
　　两年前，瑞典生物学家苏珊娜·维格·梅萨克发明了一种生物安葬法，将尸体先做冻干处理，然后做成有机肥料埋在自己选择的树下。据说这样一来，人身体中的一些分子就可以转化为植物的一部分，从而达到生命有机物的循环。后来，瑞典延雪平市一家公墓按照这一理念设计并修建了世界上第一座生化公墓。
　　瑞典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无论科技创新领域还是最佳信息化社会排名均列全球第一。但瑞典人在创造现代化的同时，对生活和未来又有着安适平和的期盼，对自然有着近乎宗教式的迷恋和崇拜。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世界上最早的绿党在瑞典出现，为什么瑞典人最早提出现代环保理念并在全球倡导“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
　　实际上，瑞典人从全球发展的角度看待环保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上世纪50年代初，瑞典和挪威的渔业减产，科学家调查发现，罪魁祸首是酸雨——欧洲大陆工厂排放的大量酸性气体随高空气流飘到北欧，使湖泊酸化导致了渔业减产。瑞典人意识到，环保已不再是一个国家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采取全欧洲乃至全球的应对措施。于是，瑞典政府向联合国提出召开环境会议的建议，同时提交有关酸雨的报告。在当时的瑞典首相帕尔梅的极力促成下，首次人类环境大会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正是从那次大会开始，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成为世界性课题，瑞典人的俗语成了许多国家环保政策的座右铭：“我们并不拥有一个地球，我们只不过从孩子的手里借了一个地球。”
　　
　　生态文明：国力竞争新的起跑线
　　
　　阔别10多年，笔者不久前重返瑞典。10年，任何一个居住在中国的人都能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斯德哥尔摩这座欧洲名城似乎变化不大，公路旁的建筑甚至当年常去的那家电器商店的霓虹灯造型，都还是原来的样子。起初，真有些失望。
　　欧洲真的在衰落吗？高福利社会真的难以为继了吗？笔者想起不久前国内一些媒体讨论的话题。笔者曾把欧洲比喻为长跑竞赛的中间者，前有美国遥遥领先，后有中国、印度紧紧追赶，它成了这场全球化竞争中最感忧虑的一员。拿瑞典来说，这些年的GDP增长大体在3%左右，这个增长率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微不足道，似乎瑞典的经济已不能与中国相比。
　　但当笔者走进瑞典人的生活，却感受到一种深层次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与环保和节能有关。瑞典司机告诉我们，在他居住的小区，垃圾分类被划为11个等级，各类垃圾严格分类投放；社区所用的燃气出自沼气，居民一天产生的排泄物经循环处理产生的能量足够一家人一天做饭用。
　　瑞典朋友的收入大约比10年前增加了20%，但物价上升不多，皮鞋、服装等不少商品比10年前更便宜。朋友说，由于供热系统的改善，现在每年消耗的能源已远低于10年前，至少可以减少30%的开支。
　　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
　　在瑞典外交部提供的资料中，笔者看到，1970年瑞典有77%的能源来自石油，近年通过节能技术创新和再生能源利用，这个数字已减少到32%。年垃圾总量的一半已采用焚烧法处理，哥德堡市约50%的暖气供应来自垃圾焚烧产生的余热。瑞典的官员说，政府打算到2020年彻底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改用树木枝杈、锯末屑、秸秆等“边角余料”为交通工具提供动力；燃烧垃圾以解决冬季供暖问题；用可再生原料替代石化产品提供新能源。
　　瑞典人并没有躺在高福利的温床上享清福，这些年他们虽没有建高楼大厦，却在坚持不懈地寻找新的增长点，在低能源消耗中不断提高着生活水平。高福利的确是瑞典的沉重负担，但现在就断言这种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显然言之过早。瑞典的发展很可能意味着21世纪的国力竞争出现了新的起跑线，这个起跑线就是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