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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失败一直是学界探究的热点。本文主要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至六版为基础，以高放学派观点为参照，再结合学界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相关研究整理学界对科学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失败原因的热点变迁，以期对读者更好地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热点。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原因
一、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对象及性质的研究
“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拉丁文socialis（即“社会的”、“共同的”、“善于社交的”等）演变而来，愿意指以大众的幸福和福祉为目标，以合作为基础、同当时经济学家主张的个人主义制度相对立的人类事务管理制度[1]。后来巴黎的一些革命团体使用“共产主义”一词为自己命名，希图消灭财产的不平等，实现财产公有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9世纪40—50年代的著作中多使用共产主义，但在60年代后，他们的著作中，这两个词一般没有太大区别[2]。1873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一词来表明自己的立场[3]。自此，为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相区别，特用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学说。
学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的争议主要有：恩格斯的两种提法之争，即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还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还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变革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政治规律”[4]。针对这一问题，高放经过年的研究并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一般规律”，“科学社会主义所研究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有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社会形态作为研究客体，当然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国过渡时期和世界性过度时期在内”[5]。
1957年，高放提出科学社会主义英该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来研究[6]，由于历史原因，这一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展开。高放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改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以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两个社会形态为整体进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按其性质来说是一门综合的科学，而不是单一性的政治科学[7]。
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也更加丰富了。高放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六版）》中指出：作为社会制度，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当今应该理解为：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由社会出主义，靠社会显主义。而不能只以政党为主义，只为国家而主义，只由精英出主义，只靠媒体显主义[8]。在研究中高放还简明地概括了资本主义的两个“十化”，即：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成果的十化：劳动社会化、生产机械化、国家工业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制化、文化多元化、大众知识化、农村城市化、思想自由化。他把资本主义的弊病也概括为“十化”：资本私有化、利润最大化、贫富两极化、危机周期化、失业普遍化、环境污染化、人际金钱化、思想利己化、战争经常化、世界殖民化。从而更加深刻地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一般规律”。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内涵的丰富可谓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二、苏联模式失败的原因研究
学界对于苏联剧变的原因有以下几个：一是苏东剧变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有学者认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指导性线索，才能在苏东剧变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9]。二是个别领袖人物背叛的结果。在这个原因上，学界和舆论界一致把矛头对准了戈尔巴乔夫，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葬送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是马列主义的叛徒”[10]。三是苏东剧变的根源在于制度本身或者是体制、模式之过。一些学者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苏联传统的体制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11]。另有相当一批学者认为，苏联剧变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关，而是斯大林体制的社会主义之过。斯大林模式是一种过度集权的，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这种体制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对于这一体制，各家学者众说纷纭，有人概括为高度集权，有人认为是过度集权，也有人认为是“‘代管制’社会主义”，高放认为这是“封建军事社会主义”[12]。鉴于这一制度的种种弊病，它是没有新的生命力的，是必然走向灭亡的。四是苏东剧变是苏联与西方进行经济竞争失败所引发的综合性经济危机爆发的结果。五是苏东剧变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六是苏东剧变是既得利益阶层积极推动的结果。七是原有苏联模式积弊太深，八是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九是西方从外部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13]。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前六版中，高放学派研究提出苏联剧变的三个方面的根本原因：一是原有苏联模式积弊太深，第二是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第三是西方从外部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14]。这三点原因的提出，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要求，苏联剧变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有外因，也有内因;有近因，也有远因。三个根本原因的分析是综合的、全面的，抓住了关键，分清了主次，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问题分析指出了方向。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六版）》第二章中，写到1934年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害时，加注说明基洛夫以权猎色，拥有多名情妇，他是死于情杀，而不是政治谋杀。写到1964年赫鲁晓夫被迫辞职下台时，加注说明他是因为未掌握军权、轻信由其妹夫担任国防部长。苏东剧变不仅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事件，对该事件的研究也时刻警醒我们要提高警惕，避免重蹈覆辙。
注释：
[1]黄宗良等主编.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5：01.
[2]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0（01）：0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199.
[3]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4]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
[5]高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258.
[6]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0.
[7]高放、李景治、蒲國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5（2）：07.
[8]周新城、关雪凌.苏联东欧国家的演变及其历史教训[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192.
[9]余汉熙.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苏联的演变[J]，载《苏联问题研究》，1992（03）.
[10]陆南泉.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J].载《世界经济》，1996（9）.
[11]高放.封建社会主义不同于军事封建社会主义[J].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4）.
[12]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5）：148.
[13]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5）：148.
作者简介：王竹飞（1989—），男，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原因
一、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对象及性质的研究
“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拉丁文socialis（即“社会的”、“共同的”、“善于社交的”等）演变而来，愿意指以大众的幸福和福祉为目标，以合作为基础、同当时经济学家主张的个人主义制度相对立的人类事务管理制度[1]。后来巴黎的一些革命团体使用“共产主义”一词为自己命名，希图消灭财产的不平等，实现财产公有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9世纪40—50年代的著作中多使用共产主义，但在60年代后，他们的著作中，这两个词一般没有太大区别[2]。1873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一词来表明自己的立场[3]。自此，为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相区别，特用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学说。
学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的争议主要有：恩格斯的两种提法之争，即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还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还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变革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政治规律”[4]。针对这一问题，高放经过年的研究并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一般规律”，“科学社会主义所研究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有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社会形态作为研究客体，当然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国过渡时期和世界性过度时期在内”[5]。
1957年，高放提出科学社会主义英该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来研究[6]，由于历史原因，这一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展开。高放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改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以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两个社会形态为整体进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按其性质来说是一门综合的科学，而不是单一性的政治科学[7]。
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也更加丰富了。高放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六版）》中指出：作为社会制度，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当今应该理解为：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由社会出主义，靠社会显主义。而不能只以政党为主义，只为国家而主义，只由精英出主义，只靠媒体显主义[8]。在研究中高放还简明地概括了资本主义的两个“十化”，即：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成果的十化：劳动社会化、生产机械化、国家工业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制化、文化多元化、大众知识化、农村城市化、思想自由化。他把资本主义的弊病也概括为“十化”：资本私有化、利润最大化、贫富两极化、危机周期化、失业普遍化、环境污染化、人际金钱化、思想利己化、战争经常化、世界殖民化。从而更加深刻地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一般规律”。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内涵的丰富可谓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二、苏联模式失败的原因研究
学界对于苏联剧变的原因有以下几个：一是苏东剧变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有学者认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指导性线索，才能在苏东剧变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9]。二是个别领袖人物背叛的结果。在这个原因上，学界和舆论界一致把矛头对准了戈尔巴乔夫，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葬送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是马列主义的叛徒”[10]。三是苏东剧变的根源在于制度本身或者是体制、模式之过。一些学者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苏联传统的体制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11]。另有相当一批学者认为，苏联剧变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关，而是斯大林体制的社会主义之过。斯大林模式是一种过度集权的，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这种体制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对于这一体制，各家学者众说纷纭，有人概括为高度集权，有人认为是过度集权，也有人认为是“‘代管制’社会主义”，高放认为这是“封建军事社会主义”[12]。鉴于这一制度的种种弊病，它是没有新的生命力的，是必然走向灭亡的。四是苏东剧变是苏联与西方进行经济竞争失败所引发的综合性经济危机爆发的结果。五是苏东剧变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六是苏东剧变是既得利益阶层积极推动的结果。七是原有苏联模式积弊太深，八是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九是西方从外部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13]。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前六版中，高放学派研究提出苏联剧变的三个方面的根本原因：一是原有苏联模式积弊太深，第二是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第三是西方从外部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14]。这三点原因的提出，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要求，苏联剧变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有外因，也有内因;有近因，也有远因。三个根本原因的分析是综合的、全面的，抓住了关键，分清了主次，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问题分析指出了方向。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六版）》第二章中，写到1934年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害时，加注说明基洛夫以权猎色，拥有多名情妇，他是死于情杀，而不是政治谋杀。写到1964年赫鲁晓夫被迫辞职下台时，加注说明他是因为未掌握军权、轻信由其妹夫担任国防部长。苏东剧变不仅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事件，对该事件的研究也时刻警醒我们要提高警惕，避免重蹈覆辙。
注释：
[1]黄宗良等主编.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5：01.
[2]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0（01）：0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199.
[3]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4]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
[5]高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258.
[6]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0.
[7]高放、李景治、蒲國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5（2）：07.
[8]周新城、关雪凌.苏联东欧国家的演变及其历史教训[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192.
[9]余汉熙.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苏联的演变[J]，载《苏联问题研究》，1992（03）.
[10]陆南泉.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J].载《世界经济》，1996（9）.
[11]高放.封建社会主义不同于军事封建社会主义[J].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4）.
[12]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5）：148.
[13]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5）：148.
作者简介：王竹飞（1989—），男，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