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出生在重庆市垫江县的一个偏远山村，与共和国同龄。在70年的岁月里，我经历了三次搬家。这三次搬家使我看到了祖国的发展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第一次搬家

　　1956年秋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姐姐不让我进门，我问为什么，她说房子被风刮歪了，要垮了。话音刚落，母亲大声骂道：“怕垮就滚，儿子进来。”我进门一看，父母正在用木棒顶墙壁，一向脾气不好的母亲气愤地说：“没什么本事，分家分到这么个破房子。”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大好人，家里家外从不与人发生争执，这次父亲也一样，只是说了一句“分的时候房子也没歪”。母亲虽然脾气不好，但通情达理：“我跟你受苦，你跟我受气，认命吧。”过了一星期，据说是在奶奶的劝说下，我们一家人搬到了她的住处。奶奶的房子破旧，四面透风，但还结实。尤其是那根饭盆粗的柱子，成了我儿时的骄傲，经常拿它和同伴们比好坏，每当这个时候，我就非常开心。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和大食堂，每家每户都把粮食交给了集体，这些粮食吃完后，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地里颗粒不收，国家每人每天补助二两带皮的粮食，再加上疾病的流行，不少人在病饿中沒能渡过三年困难时期，奶奶在想吃地瓜的呻吟中离开了人世。每每想起，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十分悔恨遗憾。毛泽东提出“改革、调整、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生活慢慢好起来，我也慢慢长大成人。1965年，因为字写得比较好，我被推荐为耕读校教师，教了4年书，还是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凡是县里开会，就有人帮我写发言材料。1968年我辞教从军，应征入伍来到了吉林省东丰县3018部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第二次搬家

　　入伍后，我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很快就入了党，提了干，成为一名军旅新闻工作者。1978年父亲从老家农村随军。后来，我转业来到了辽源市，被安排在市委工交部工作，组织上给我解决了两室一厨的住房，我和妻子、儿子、父亲、刚成年的妹妹全家5口人住在这套房子里，虽说不算宽敞，但和老家房子比，就是“鸟枪换炮”了。过惯了苦日子的父亲和我都感到非常满意。到了晚上，家人休息了，我就把厨房门关上，在厨房里经常写新闻稿件，不时地在报上登点“萝卜条”和“豆腐块”，常有三五元的稿费收入，让我很有成就感和获得感。不久，领导让我搬家，当时我不理解，问他们原因，领导说：“你父亲岁数大了，上下楼不方便，福镇有两间九成新的平房，单门独院，愿意就去。”听了这话，我连连表示感谢。住在福镇与住在楼房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是郊区，住的都是菜农，家家户户养鸡、养鸭，但不养鹅，他们说鹅是大牲口，吃得多。其实不然，我在福镇平房就养了6只鸡，4只鹅还有2只鸭。鹅与鸡鸭不同，鹅只吃粮食和嫩草，不吃鱼虾和带油腥的饲料，其食量相当于一只半鸭，然而下的蛋比鸭蛋大得多，平均两天下1个蛋，就像元宝一样，实在让人喜爱。更值得一提的是，有的菜农还来我家买鹅蛋，菜农说：“在新鲜鹅蛋的大头扎个孔，往里面放5粒棉花籽，放在锅上蒸熟后，吃鹅蛋不吃棉籽，坚持吃下去，能够治好心脏病，没有副作用。”这个偏方现在有不少人还在继续用。慢慢地，儿子长大成人，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显然需要一个大房子，于是爱人就在辽源市利源小区买了一套151平方米的一楼住宅，前后空间很大，适合居住，也适合经商。

第三次搬家

　　2000年末，我搬到了利源小区一号楼。2001年儿子结婚，同年，辽源市新华书店改制，妻子从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下岗，我也从东辽县档案局局长的位置让贤，当时我们岁数不是很大，年富力强，身体健康，过去我是老师，妻子曾是位文艺工作者，刚进门的儿媳妇是东丰县剧团的演员，儿子在县委工作，根据这些条件，经全家人反复商议，我们决定把住房挤出110米的面积办幼儿园，从此开始了第二次创业。新房装修比较高端，周围环境又好，看园的家长络绎不绝，入园的孩子越来越多，不到5年时间，幼儿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由2个班发展到9个班，孩子200余人，教职员工21位，校舍扩展到520平方米，2002年12月，幼儿园被辽源市教育局评为市一级一类幼儿园，园长被评为“十佳园长”。2008年被中国教育学会评为“汉学教育示范园”。2011年，辽源市龙山区委正式批准成立“辽源市仟禧幼儿园党支部”，我被任命为党支部书记，2014年又当选为吉春社区党委委员，分管宣传工作。因为我是退休干部，编外人员，社区里没有我的办公室，我就在家里读书看报，为社区写作，平均每年能在报刊上发表25篇左右的文章。利源小区这个新家，是我休养身心的地方，也是我们全家艰苦创业的平台。在这里，我们付出的是辛劳，共圆的是梦想。
　　三次搬家，上了三个台阶。我从搬家的过程中看到了家的变化，从家的变化中看到了国的发展。这些发展变化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的生活就像芝麻开花一节更比一节高，好日子就像倒吃甘蔗一节更比一节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