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胸怀祖国，心系教育，虚怀若谷，淡泊名利，行堪为世范，学足为人师。有后学称之为：“学海五十二载熠熠发光，事业重如山，稷下沉璧。承绝学于盛世，杏坛传薪火，金声木铎，桃蹊李下，炳烛千秋照后学。人生七十五年灼灼生辉，名利淡如水，坦荡情怀。却私欲而刚正，逆境见节操，石坚冰清，山高水长，逸香四海享美名。”
王炳照，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思想家、活动家，中国教育史学科的重大建树人，国务院首批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他多次担任国家及教育部重大项目的负责人，亲历并引领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史学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名副其实的教育史学学术泰斗。
1934年12月15日，王炳照出生于河北省景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1年进入带有私塾性质的小学接受启蒙教育。1947年进入河北省冀县中学读书，毕业后考入河北省保定财经学校。1955年2月在石家庄市地方国营棉织厂做会计出纳工作，一年后，工厂内部精简机构，工厂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默许年轻人报考大学。从报名到考试只有两星期的时间，他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借来的有限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同年9月他考入北京俄语学院就读。1957年，转学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教育专业，从此迈上可称之为其毕生事业的教育学领域。1961年本科毕业后，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学习，师承陈元晖、毛礼锐、陈景磐等老一辈教育史学家，正式跨入中国教育史学研究领域。1965年研究生班毕业留校工作至2009年10月去世为止。
逝世前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院长、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史学科组组长，《教育学报》主编，《教师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和《教育史研究》副主编等职，被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十余所高校聘为兼职教授。他十分重视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和实地考察，其足迹遍及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新西兰、瑞典、以色列等国，以及台湾、香港、西藏、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等地，其不辞劳苦的工作作风、兢兢业业的求是态度、卓越的见识和才华、崇高的道德品质、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无比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爱戴。
默默耕耘 初露头角
1965年，王炳照研究生班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工作。1965年至1976年是他默默耕耘、刻苦自励的12年。这12年为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976年10月底，因工作需要，他由教育系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从此开始了17年编辑兼教学科研的生涯。他在学报创刊50周年时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我做学报编辑十七年》里，表达了自己对那段生活的眷恋：“假如有机会，我还愿意做编辑”。并且深有体会地说：“我深感，高校学报编辑兼职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工作任务，教学科研人员兼职承担部分编辑工作，是大有好处的。”
曾在学报编辑部共事17年的潘国琪教授，称赞王炳照是值得信任的挚友，“是个大好人”，是他“最好的兄长、同事和朋友”。他说：他们朝夕相处，情同手足。耳濡目染王老师身上很多优良的品德，如对人热情，乐于助人，甘当绿叶，忠于职守，慎重严谨等。每天上班最早到的是他，节假日仍在办公室忙碌的还是他。他对大量的稿件一篇一篇地筛选、审读、修改；对文中的史料和引文一条一条地查实、核对，容不得一点差错出现在他所编发的文章里。
从事编辑工作的17年，是王炳照自1965年留校工作以后的45年工作生涯中在教育史研究领域取得成就的第一个辉煌时期，也是奠定他日后教育史学科带头人学术地位的关键时期。1983年他领衔编著的《简明中国教育史》出版，这一教材至今已重印数十次，修订4版，成为国内使用面最广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毛礼锐先生去世前，他积极协助毛礼锐先生指导博士研究生多名，如1987年于国内首位获中国教育史专业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俞启定、1988年获得中国教育史专业教育学博士学位的毕诚和程方平。协助陈元晖先生完成《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基本奠定了中国书院研究的理论框架，也因此成为新中国书院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协助毛礼锐、沈灌群二位先生主编《中国教育通史》(6卷本)和《中国教育家评传》(3卷本)，并亲自组织编写了一批中国教育史学术著作，对恢复和发展我国教育史学科起到了承前启届的作用。
勇挑重担 硕果累累
1993年10月底，因工作需要，王炳照调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从此开始了其一边搞教学科研，一边兼做编辑工作的生涯，一直到其病逝为止。这一时期是他全部工作生涯的第二个辉煌时期，也是其一生成就最辉煌的时期。
老前辈们相继辞世之后，王炳照勇挑重担，组织全国各地的教育史研究队伍，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通史性质的重大项目，先后主编或合作主编了《中国教育思想通史》(8卷本)、《中国书院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8卷本)、《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10卷14册)、《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名人志》等几十部著作。此外，他还主持了许多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课题，成就卓著。
2001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2006年通过国家重点学科的考核评估。作为这一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王炳照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其博士生导师的生涯中，他先后培养了近20届博士研究生，其中已获博士学位的有40多人。这些学生很多已成为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和大学校长，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的贡献，也传承着他的精神、品格和薪火。
王炳照在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上的辛勤努力和无私奉献，为他赢得了教育界同仁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社会和政府的多次肯定。他是国务院首批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他先后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第二届全国教育图书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中国教育学会先进工作者”、第二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宝钢教育基金全国优秀教师奖”和“北京师范大学十佳党员”等称号。
80％做人 20％做学问
王炳照女儿王向军说：“父亲这一生著书无数。在纪念他的各种文章中，大家都表述了很多他的成就。对于我来说，父亲的诸多头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生做事的态度，为人的理念。父亲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很不同，人文科学的80％是怎样做人，20％才是做学问。父亲一生一直是用他的心来做学问的。”
王炳照是个深明大理、聪明睿智、高风亮节、宅心仁厚并求是认真的人。工作上，他一丝不苟、 任劳任怨，惯常以办公室为家；学习上，他勤勉治学、严肃认真，思想火花频频闪耀；家庭上，他有着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对爱人和子女钟爱有加；在为人处事方面，他是急人之所急、乐于奖掖后学、和蔼亲善的人。
王炳照乐观、豁达和认真的精神与态度表现在他点点滴滴的言谈和举止行为中。平时，对别人的要求总是尽量满足，哪怕是一些看起来极不重要的邀请、函授班教学、中小学的讲座等，只要能抽出时间，他都会欣然接受。如果有人劝说他，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负荷和健康，能不去参加的就不要参加了，他则会这样回答：“人家来请你，说不定是鼓了很大的勇气，你一口拒绝，会给别人带来多大的打击。”
王炳照在审阅学生论文方面，会细心到每一个标点符号。在论文的每一页上，都可看到他用铅笔仔细审阅和修改的批语或意见。他70多岁高龄，仍一直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粉笔板书的方式给本科生上课。一位本科生在她的日志中这样回忆老先生讲课时的情景：“八次课，记得您上课时常咳嗽，但我们还是一直以为您身体很好，因为在您的脸上从来看不到疲惫和无奈，只有天真的笑容。”
除了给本科生上课外，他还给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校内外的各种培训班、讲习班上课、做报告，主持大型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参加全国各地有关学术会议，并笔耕不辍、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自己对当代教育问题的重大思考和独到见解。
在数十年的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王炳照不仅对古代、近代教育思想研究有广泛涉猎，而且继承了以史鉴今、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坚决主张理论研究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实际和需要，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在先秦教育研究、孔子研究、书院研究、蒙学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教育史专题研究、职业教育研究、当代教育问题研究等方面都发表过有重要而独到见地的文章、思想或言论。王炳照教育思想内容丰富，蕴藏着其教育智慧和见解，这是可以被我们充分学习、借鉴和利用的宝贵精神财富。
王炳照用心做人和用心做学问的高尚品格不仅赢得了家人、同学和后学的爱戴，而且赢得了同行、同事及听闻过其人其事的人的广泛赞誉。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顾明远教授专门撰文评价说：“炳照为人达观、率直、诚恳，乐于助人解困排难；治学严谨、慎思、笃学，勇于探索学术创新；为师以身作则，诲人不倦。他为教育学科的建设、培育人才特别是中国教育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他音容已逝，但精神犹存。我们永远怀念他。”
王炳照的同事、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于述胜教授也撰文回忆道：“王先生是一个惜时如金的人。除非有特殊情况，英东教育楼的417房间总能看到他熟悉的身影，节假日也不例外。”据于教授回忆：2009年5月，他已开始感觉不适，但仍自恃强壮不肯就诊，忙着看论文、参加答辩和学校的各种会议。7月初，他已有了非常不适之感，但为了通校《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和《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卷)》两部书稿，他不肯假手他人，仍拖延就医。进入7月中旬，书稿看完了，身高体胖的他也瘦了一大圈，但因盛情难却，他还是带病为教育部的一个培训班做了一个上午的讲座。那是他进入医院、一去不回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想到此情此景，于教授不由感慨地说：“人固有一死，且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沉甸甸的。但有一种生命，由于为更多生命的舒畅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而更加珍贵。王先生就属于这样一种人。”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刘海峰教授，也对王炳照的为人赞赏有加：“在许多人的眼里，王炳照老师属典型的燕赵慷慨豪杰之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容乃大，笑对人生……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善待后辈学子，有的学者妒才忌能，不愿后辈学者可能与自己平起平坐，或生怕后辈学子超过自己。而王炳照老师对待后辈学者的扶持是有口皆碑的，因此有‘桃蹊李下，炳烛千秋照后学’的评价。”
春秋·钩沉
1948年2月18日教育家、传记作家许寿裳遇害
1948年2月18日，教育家、传记作家许寿裳在台北市遇害，时年65岁。许寿裳是浙江绍兴人，1902年赴日本留学，与鲁迅同学，并成为终身挚友。历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华西大学、西北联大等校教授，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主要著作有：《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年谱》等。
1969年2月2日 著名数学家熊庆来逝世
熊庆来，1893年生，云南弥勒人，字迪之。早年留学比利时、英、法等国。1933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国家理科博士学位。曾创办南京东南大学数学系和清华大学数学系。1937年至1949年任云南大学校长。1949年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后留巴黎从事数学研究工作。1957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函数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最早把近代数学引进中国的人，为国家培育了大批数学界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在无穷级整函数及亚纯函数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对无穷级所下的定义被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级。在孟德耳(Montel)的正规族、代数体函数理论和单位圆内的全纯函数及亚纯函数的研究中都作出了贡献。
2003年2月24日
首届国家奖学金颁发
2003年2月24日，4.5万名品学兼优、经济困难的全国普通高校学生喜获首届国家奖学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国家奖学金发放仪式”，向奖学金获得者代表发放了奖学金，并同他们合影。
国家奖学金制度是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研究决定，从2002年起在全国普通高校首次设立的，旨在完善我国高校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体系，帮助高校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为此，中央财政每年拨款2亿元，专项用于资助全国普通高校中4.5万名品学兼优的经济困难学生，其中一等奖1万名，每人奖学金6000元；二等奖3.5万名，每人奖学金4000元；同时要求学校对所有获国家奖学金的学生减免当年全部学费。
1951年2月12日 教育部接管燕京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筹划接收国民党统治下的和外国人开办的各级学校，使教育尽快适应新中国的建设与革命需要，并陆续接受了一些学校。1950年12月，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通过决定：《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又根据政务院的决定作了具体部署，并召开了相关会议，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国办学的方针。首批确定改为公办的有11所，其中有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的有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
1979年2月19日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成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专门机构 之一，于1945年11月16日成立，总部设在巴黎。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国之一，1971年10月29日，该组织执行局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席位，从1972年起，我国恢复了在该组织的活动。
1979年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由教育部、国家科委、文化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部、财政部以及其他一些教育、科学、文化等有关单位组成。第一次委员会议讨论了如何加强我国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问题，认为全国委员会应积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学、文化和交流领域的活动以及区域性的活动。
一本饱含哲理的教育史书——读《教育漫话》
秦 华
知道约翰·洛克和《教育漫话》是在师范的《教育学》教材中。工作后，也在很多的书籍和文章中看到过《教育漫话》中的只言片语，只是在新华书店中没有看见过这本书，所以一直无缘一窥《教育漫话*的全貌。所幸今年暑假前，在网上购得这本书，于是整个暑假便都在反复研读《教育漫话》。可以说，对我个人而言，还没有哪本书能够像《教育漫话》这样让我如此心动、如此认真地去读它。洛克那深入浅出的描述，常常拨动我的心弦，让我不由自主地去反思；那饱含哲理的文字，又时常不经意间解开我心中的疑惑，让我的眼前豁然开朗……
不可否认，由于历史原因，《教育漫话》的诸多观点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它的教育思想是进步的，是值得今天的我们继续学习的。如这一段话，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和错配了的药一样，第一次弄错了，决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不掉的。”这样的话不能不让人去审视自己：我犯的错误会给学生留下什么影响，还能补救多少?
整本看来《教育漫话》讲了三个方面的话题：体育、德育和智育。或许是洛克先生学过医的缘故，本书中首先提及的是体育，实质谈的就是健康教育。“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开篇洛克先生就亮出了他的观点。
有了康强健旺的身体，如何使精神保持正常?这就是《教育漫话》涉及的第二个话题：德育。“教育上难于做到而又具有价值的一部分目标是德行……唯有德行才是真实的善……德行愈高的人，其他一切成就的获得也愈容易。”洛克先生指出，一个绅士必须具备理智、礼仪、智慧和勇敢这四方面的道德品质。而这些道德品质“应该及早形成，那可是影响孩子一生一世的。”在德育培养的过程中，榜样示范的作用不可小视。我们知道，孩子是很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的，都爱模仿别人。如果我们把他们熟识的人的正确的或错误的事情的榜样放在他们的面前，同时说明为什么美丽或丑陋，这种榜样的力量比任何说教的力量都大。当然，作为教师我们更不能忽视我们自身的榜样作用，“倘若某件事情，你认为他做了是一件过错，你自己却不当心做了，那么，他便一定会以你的榜样为护身符，那时你再想用正当的方法去改正他的错误就不容易了。”
洛克先生认为，相比于品质，学问应该居于第二位，所以本书中，把智育放到最后来谈。他首先提醒我们“应该极力注意，决不可把读书当做他的一种任务，也不可使他把读书看成一种工作”。一旦读书成为孩子的负担，他就会立刻讨厌它，哪怕他们以前本来很喜欢读书。应该把学习看做是一种游戏、消遣，把它当做一件做了别些事情以后的奖励。这种观点，他在书中曾多次提起。在本书的最后，作者指出“每个人的心理都与他的面孔一样，各有一些特色，能使他与别人区别开来。两个孩子很少能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去教导的”。对孩子的教育要根据他的不同特点进行，和我们的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是一致的。
《中德之间：大学、学人与交流》
本书是关于德国大学与中德学术交流的一本文化随笔。作者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对德国的大学理念及其在当代的转型，以及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史都颇有心得，这也是本书的两大关注点。作者还展示了收藏多年的珍贵照片，并以蔡元培和季羡林两位学人为个案，具体而微地展现德国对中国大学与学术的影响。本书分析细致、描述生动、文笔轻松，不仅可读性强，而且材料丰富、论点鲜明，适于专业学者，也面向对德国大学与学术传统感兴趣的读者。
《现代大学教学设计与案例》
大学教学、教育远比基础教育复杂得多，因而更需要精心设计，更需要创造性。因此，充分学习、借鉴国内外基于基础教育的教学设计理论，和大学教学实践相结合，以形成大学教学设计学的理论框架和实践体系，就成为大学教师和教研工作者的责任。本书力求在这方面做一些初步探索，着重在大学教学设计的3个层次(即教学系统设计层次、教学过程设计层次和教学产品设计层次)上，以教学过程设计为主，构建大学教学设计的理论框架和实践体系，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职业素养开发与就业指导》
本书旨在培养职业院校在校学生的职业素养，全书分为三篇，共八章。心态篇包括“积极向上勇开拓”和“脚踏实地闯未来”，行为技能篇包括“沟通表达技巧”、“商效时间管理”和“情绪管理技巧”，职场生存篇包括“职业生涯规划”、“求职签约宝典”和“职场角色适应”。为便于教学，本书还配有《学具册》，提供了大量的自测工具和拓展知识，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我检验、及时总结，力求在体验式的教学活动中改变态度、掌握技能。
《教育：让人成为人》
本书为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思想家的教育论集，精选18位大家的文墨，上起德国教育学开山祖师康德，下讫美国近代文化批评家赖许。奉书选文以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关系为主线，旁及文化、宗教与教育的繁复关系。诸家力陈，健全完善之教育，当以培养文理兼习、德修业精的完备之人为宗旨。且本书选文均为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引起强烈共鸣或激烈争议的文章，对于读者反思当下的教育现状、健全未来的教育宗旨，足为镜鉴。
《民办高等教育财政研究》
本书以民办高等教育财政的现状、问题和解决对策为研究中心，从民办高等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主要分析民办高等教育财政变出的构成及其比例，并重点关注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财政补助的性质和特征。
全书每一部分集中对某一类型的私立高等教育的财政进行分析。内容包括：美国私立高等教育财政、日本私立高等教育财政、发展中国家私立高等教育财政和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财政。
呼唤教育中的人性力量——读《让教育焕发生命的价值》
张黎河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蔡元培先生就曾著文做出过如下论述：“人生不外乎意 志；人与人相互关系，莫大乎行为；故数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也。”换言之，蔡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即培养人类最完备的人格范式与最崇高的精神追求。而实现这一根本目标的前提则是，我们的教育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教育对象是具有独立人格、主体精神及鲜明个性特征的完整生命。
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教育应该充分尊重人，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应该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性中最光辉之处，守护人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圣土，使被教育者能够在一种健康健全、宽容自由的状态下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可如果仔细剖析当下的教育现状，我们就会发现，有些时候教育的现世性、功利性已遮蔽了教育的根本目的，使教育的目的由培养高尚纯粹的人演变成为单纯地灌输知识、培养技能。虽然我们愿意并且也有理由相信，这种现象并非主流，但它也足以引起全社会的极大重视。《让教育焕发生命的价值——审视教育中的“罪”与“罚”》一书正是建立在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案例之上，对千百年沿袭下来的教育理念、现行教育体制及方法中存在的因忽视学生生命价值、人格尊严而产生的问题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做出了严肃的探寻与剖析，旨在引起人社会对教育领域中关于人的问题的更多思考，使我们的教育真正运行在人道的轨道上。
金书分为五部分，作者将翔实的案例与明晰的理论相结合，层递式地从教育客体、教育主体、教育体制三个层面剖析了当下教育实践中存在的漠视人的生命价值及人格尊严的问题。
本书正是以学生的生命尊严和价值为核心，透过教育领域中的种种漠视生命的案例来拷问当下一些教育观念的合理性。在我们这样一个一直以尊奉“师道尊严”为美德的社会中，直面教育中存在的弊端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而能够一针见血地直陈弊端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则远非单纯的勇气所能支持。读罢此书，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位学者的理性思辨力量，更重要的是，还看到了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与社会良知的学人身上所散发出的人性的光芒!
《中国经济周刊》 期待教育的多元化
未来十年，通过我们的改革，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讲会真正成为一件快乐的事，而不像现在是一件功利的事。
现在我们把教育的功利性抬得太高了，包括善良的人们的一些美好的愿望。比如说，如果搞教育的人功利到我们一定要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一定培养不出来。如果去采访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他们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时候，学校肯定不是把他们当做诺贝尔奖的苗子来培养的，这就是教育的非功利化对人的重要影响。我们太急功近利，越急功近利越急死你。教育的本质不是让人升官发财，而是塑造人生。所以，2020年的时候，人们期望看到小学生背着不重的书包轻松快乐地去上学，中学生从考试的指挥棒下解放出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希望我们的学生在初中毕业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任意选择发展方向。
2020年，学生可以选择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选择接受职业教育，也可以选择直接就业。作为一个初中毕业生，已经接受完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他完全可以有权利选择自己想干什么。大学生毕业后各取所需，可以去养猪，但不能每年成群结队地去考公务员。大学生毕业后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多元化选择。多元化是时代的进步、是人类发展的方向，我们期待2020年教育的多元化能够在中国历史上迈出一大步。
下一个10年，我们的体制更加灵活，观念更加开放，选择更加多元，发展更加多样。
《大地周刊》 教育也有一双无形的手
多年来，师生负担减轻不了，应试教育摆脱不了，素质教育落实不了，这是客观事实。教育内部矛盾重重，归根结底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这一矛盾背后有一双无形的手，就是“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的矛盾。如何化对立为统一和谐?治标的方法是通过规章制度，规范办学行为，惩治不规范的现象。治本的方法是通过正面榜样，建立正确价值观，形成良好的风尚。
“教育规律”的依据是人的健康成长规律，“市场规律”的成因是社会大众的思想认识。应该努力让家长、社会大众、政府官员，包括教育工作者形成一个以人为本的、在乎人的健康成长的共同的人才价值观，并以此导向行为，从而使得人为的市场规律尽可能地服从于客观的教育规律。
教育是一棵大树，它植根于社会的土壤中。要想使这棵大树枝繁叶茂、健康成长，我们必须要从社会、文化、尤其是价值观等各个方面来给予滋养。要全方位、深层次推动教育改革，否则就永远走不出教育的沼泽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出台，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理性看待教育公平
现在有些地方非常强调教育公平，采取一种将优秀教师从名校抽调出来，派往“薄弱校”去“加强”的办法，并采用相应的办法平均分配学生生源。这样的做法就是教育公平吗?其实很值得怀疑，因为它在广义角度上是行不通的。一个学校之所以能办成名校有众多因素，除了教师和生源质量之外，还有校长治校、学校所在位置、历史学风积淀等重要条件。一个优质学校之所以办得好，往往要靠几任校长接力赛般的努力，吸收合适的教师，形成合理的学科结构，最终形成学校特色，并非调来几个教师、换了若干生源就可以立马改变的。采用削弱著名优质学校的办法实现教育公平，肯定是行不通的。
打一个比方，北大、清华两校很吸引人，全国每年500万高考生，哪一个没有希冀过想考入这两所大学?但这两所大学每年能够招收的本科生在6000名左右。试问为了让每个学生都得到清华、北大教师的润泽，将两校教师平均地调往别的学校行不行?显然是办不到的。
从宏观意义上说，应当强调和追求教育公正，将它视为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但是在另一面，从微观角度来考察，我们必须正视教育差别的存在，并且要学会接受这种差别，因为这种差别又是可以通过个体努力来逐渐消除或改善的。一方面，不能采用“一平二调”平均分配的机械手段来实现教育公平，另一方面，受教育者要学会接受教育差别，然后通过自身努力提高自己，同样达到教育的基本目的。
无视语文的价值是一种短视行为
上海市6所高校自主招生测试密集举行，考生人数逾万。有4所要么是理科生不考语文，要么是全部考生只考数学和英语两科。据一位商校招办老师解释，自主招生之所以考英语不考语文，是因为英语有利于学生的学科发展，英语不好往往没有前途。不考语文不是因为语文不重要，而是考太多科目会给考生带来负担。
的确，如今的很多学科，最高精尖的科技其实还都被外国人掌握着，学生要想在本学科上有所建树，当然少不了要阅读外国文献，甚至还需要到国外留学。这个时候，假如英语这一关都过不了，当然难免要拖后腿。 不过，当国内高校招生考试中英语的地位都远超国语，恐怕无论如何都有些说不过去。事实上，学科的发展固然不能闭门造车，学习国外先进成果和经验，更是不无必要，然而因此便无视国语的价值和意义，恐怕不仅太过功利，更是一种短视行为。
大学固然需要培养高精尖的学科人才，但大学首先要培养的其实是合格的人，而真正合格健全的人格，当然应该有对本国文化的基本体验，而这首先要有对本国语言的起码尊重。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所大学仅仅因为英语有利于所谓的学科发展便放弃对于学生国语水平的要求，无疑传递了一种危险而偏颇的理念。
教授，请看护好您的名字
又一起论文“被署名”事件浮出水面：近日，本报披露湖南两名教授刊登在《经济评论》杂志上的一篇学术论文，涉嫌大篇幅抄袭一本著名的经济学教材。文章刊登后，主角之一的当事人辩称，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署名”。
对违规者的宽容，就是对规则的破坏。珍惜自己的学术荣誉，就是对学术规范的坚守。在这方面，老一辈科学家作出了表率。钱学森坚决反对在别人的论文、成果上署名的做法。即使他亲自指点的论文，也坚决不署名，而是按照国际惯例，在论文的结语中提一句，以示尊重。这种“不沾一点污泥”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杜绝“被署名”的闹剧再次上演，应该对潜规则说“不”，对“被署名”零容忍。只有导师、教授、学术带头人们一丝不苟，以身作则，带头奉行学术道德，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才能逐步纠正乱署名的学术歪风。
尊敬的教授们，请看护好您的名字，守卫学术的诚实与尊严。
“两栖教授”乱象，显教育改革之急迫
近几年，不断有学者痛击中国大学的行政化沉疴，批评大学越来越像官场。在行政力量主导教育的语境中，教育资源与科研经费等利益分配，往往与高校排名、发表论文数量、重点实验室数量和博士点数量等指标挂钩。一些学校为了在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就以“客座教授”“共享院士”等五花八门的“两栖教授”形式为自己“贴金”，以便争取到更多的课题立项和科研经费。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与科教文卫体各界人士座谈时指出，一些大学功利化是个“要命的问题”。对此，舆论认为，大学功利化的背后正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作祟。归根结底，“两栖教授”乱象不过是教育行政化结的果，是教育功利化的“病征”，要治好“两栖教授”等乱象，就得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目前，我国正在加紧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温总理在强调制定纲要必须坚持的要点时指出要“改变教育的行政化倾向”，无疑切中了要害。
走出“论文崇拜”的怪圈
对于在校大学生发表论文的要求，一直是社会上关注的热点问题。笔者曾担任过本科和硕士毕业生的指导老师，发现学生在最后半年基本没有时间写作论文，主要精力都放在找工作上。与其让其拼凑抄袭毕业论文，还不如采取多样化的毕业答辩形式，比如实习工作报告等。对专科生、本科生和非研究型硕士生论文答辩和论文发表要求，不应作硬性规定，而应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引导学生根据自身实际在应用型、学术型研究上作出选择。
对于那些有论文发表要求的研究型人员，要防止他们“论文崇拜”，仍需要调整当前的职称评定、绩效评价机制，改变当前急功近利、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评价方式，让他们静下心来搞研究。对于应用性学科，我们应更重视成果的应用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于研究性学科，我们要提倡在更大范围内的同行匿名评审机制，主管部门可适当延长评价时间，从一年一评价调整为数年一评价，避免科研人员疲于奔命，搞研究急功近利。
湖南工业大学科研工作结硕果
2010年1月18日，在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湖南工业大学校长王汉青、荣誉校长刘友梅双双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春贤等领导手中捧回2009年度湖南省最高自然科技奖励，打破了湖南省自然科学奖励被在湘重点高校垄断的局面，成为本届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亮点。
其中，王汉青校长主持的“受限空间多相流动传热与传质机理研究”项目获一等奖，荣誉校长刘友梅院士获杰出贡献奖。同时，王汉青校长参与的“基于复合冷凝与半导体热电转换的冷热源新技术及应用”项目获二等奖，刘杰教授主持的“复合地基工作性状及设计方法研究”获三等奖，湛含辉教授参与的“一种制备对异丙基甲苯(对伞花烃)的新方法”获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载誉归来，获奖得主们感言：之所以能在科研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主要得益于学校对科研团队建设工作的大力支持，今后将加倍努力拼搏，不辜负国家使命和人民重托，为推动我国经济建设与跨越发展，贡献更多的聪明才智。
(特约记者 吴铝锌 刘 志)
中国萨满文化艺术委员会教研中心在东北师范大学成立
2010年1月25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萨满文化艺术委员会正式批准的“中国萨满文化艺术委员会教学研究中心”在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挂牌成为我国首个萨满文化教学研究机构。
研究中心主任王玉峰教授告诉记者说，作为高等学校，研究和探索萨满文化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方面可以发挥人才密集和知识密集的优势，通过学术交流和研讨等形式，大力弘扬中国萨满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视觉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制作与萨满文化有关的遗物作品和立体艺术雕塑，将神秘的萨满文化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再现当年萨满原始的生活场景和风貌，对传承和了解中国萨满文化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继承传统，顺应市场，因材施教”，一直是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视觉艺术专业的办学宗旨，挖掘地方文化遗产也是该专业在教学中的重要课题。多年来，他们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原则，致力于萨满文化艺术创作，以文化的力量，谋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满”的境界，用艺术的表现形式讲述中国萨满文化，传承萨满历史，培养了一大批后备人才。
(特约记者 解克兢)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召开“获得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表彰大会
2010年1月13日下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召开荣获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表彰大会，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项目“非牛顿流体流变学特性测试技术研究及应用”的课题组成员和为学校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作出重要贡献的单位进行表彰。
北京市副市长黄卫、市教委副主任郭广生专程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黄卫副市长在发言中强调，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的两太重要任务，也是展示高等学校办学水平与实力的重大途径；学校在三年中获得四个国家级科技大奖，表明学校整体办学水平与实力在不断提高，是学校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的结果；是中国工程院王子才院士等高水平专家学者悉心指导和学校善于借鉴、利用各方面资源的结果；是广大教师、科研团队埋头苦干、脚踏实地，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果；是学校积极推广科学研究成果的结果，也是学校机关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全力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服务支撑的结果。下一步，希望学校再接再厉，主动适应首都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发挥科研潜力、突出科研优势，在科研成果的推广上下更大功夫，争取实现科研新突破，进一步提高办学水平与实力。
(特约记者 鲁 雷)
王炳照，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思想家、活动家，中国教育史学科的重大建树人，国务院首批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他多次担任国家及教育部重大项目的负责人，亲历并引领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史学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名副其实的教育史学学术泰斗。
1934年12月15日，王炳照出生于河北省景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1年进入带有私塾性质的小学接受启蒙教育。1947年进入河北省冀县中学读书，毕业后考入河北省保定财经学校。1955年2月在石家庄市地方国营棉织厂做会计出纳工作，一年后，工厂内部精简机构，工厂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默许年轻人报考大学。从报名到考试只有两星期的时间，他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借来的有限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同年9月他考入北京俄语学院就读。1957年，转学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教育专业，从此迈上可称之为其毕生事业的教育学领域。1961年本科毕业后，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学习，师承陈元晖、毛礼锐、陈景磐等老一辈教育史学家，正式跨入中国教育史学研究领域。1965年研究生班毕业留校工作至2009年10月去世为止。
逝世前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院长、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史学科组组长，《教育学报》主编，《教师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和《教育史研究》副主编等职，被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十余所高校聘为兼职教授。他十分重视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和实地考察，其足迹遍及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新西兰、瑞典、以色列等国，以及台湾、香港、西藏、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等地，其不辞劳苦的工作作风、兢兢业业的求是态度、卓越的见识和才华、崇高的道德品质、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无比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爱戴。
默默耕耘 初露头角
1965年，王炳照研究生班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工作。1965年至1976年是他默默耕耘、刻苦自励的12年。这12年为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976年10月底，因工作需要，他由教育系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从此开始了17年编辑兼教学科研的生涯。他在学报创刊50周年时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我做学报编辑十七年》里，表达了自己对那段生活的眷恋：“假如有机会，我还愿意做编辑”。并且深有体会地说：“我深感，高校学报编辑兼职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工作任务，教学科研人员兼职承担部分编辑工作，是大有好处的。”
曾在学报编辑部共事17年的潘国琪教授，称赞王炳照是值得信任的挚友，“是个大好人”，是他“最好的兄长、同事和朋友”。他说：他们朝夕相处，情同手足。耳濡目染王老师身上很多优良的品德，如对人热情，乐于助人，甘当绿叶，忠于职守，慎重严谨等。每天上班最早到的是他，节假日仍在办公室忙碌的还是他。他对大量的稿件一篇一篇地筛选、审读、修改；对文中的史料和引文一条一条地查实、核对，容不得一点差错出现在他所编发的文章里。
从事编辑工作的17年，是王炳照自1965年留校工作以后的45年工作生涯中在教育史研究领域取得成就的第一个辉煌时期，也是奠定他日后教育史学科带头人学术地位的关键时期。1983年他领衔编著的《简明中国教育史》出版，这一教材至今已重印数十次，修订4版，成为国内使用面最广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毛礼锐先生去世前，他积极协助毛礼锐先生指导博士研究生多名，如1987年于国内首位获中国教育史专业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俞启定、1988年获得中国教育史专业教育学博士学位的毕诚和程方平。协助陈元晖先生完成《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基本奠定了中国书院研究的理论框架，也因此成为新中国书院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协助毛礼锐、沈灌群二位先生主编《中国教育通史》(6卷本)和《中国教育家评传》(3卷本)，并亲自组织编写了一批中国教育史学术著作，对恢复和发展我国教育史学科起到了承前启届的作用。
勇挑重担 硕果累累
1993年10月底，因工作需要，王炳照调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从此开始了其一边搞教学科研，一边兼做编辑工作的生涯，一直到其病逝为止。这一时期是他全部工作生涯的第二个辉煌时期，也是其一生成就最辉煌的时期。
老前辈们相继辞世之后，王炳照勇挑重担，组织全国各地的教育史研究队伍，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通史性质的重大项目，先后主编或合作主编了《中国教育思想通史》(8卷本)、《中国书院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8卷本)、《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10卷14册)、《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名人志》等几十部著作。此外，他还主持了许多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课题，成就卓著。
2001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2006年通过国家重点学科的考核评估。作为这一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王炳照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其博士生导师的生涯中，他先后培养了近20届博士研究生，其中已获博士学位的有40多人。这些学生很多已成为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和大学校长，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的贡献，也传承着他的精神、品格和薪火。
王炳照在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上的辛勤努力和无私奉献，为他赢得了教育界同仁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社会和政府的多次肯定。他是国务院首批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他先后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第二届全国教育图书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中国教育学会先进工作者”、第二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宝钢教育基金全国优秀教师奖”和“北京师范大学十佳党员”等称号。
80％做人 20％做学问
王炳照女儿王向军说：“父亲这一生著书无数。在纪念他的各种文章中，大家都表述了很多他的成就。对于我来说，父亲的诸多头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生做事的态度，为人的理念。父亲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很不同，人文科学的80％是怎样做人，20％才是做学问。父亲一生一直是用他的心来做学问的。”
王炳照是个深明大理、聪明睿智、高风亮节、宅心仁厚并求是认真的人。工作上，他一丝不苟、 任劳任怨，惯常以办公室为家；学习上，他勤勉治学、严肃认真，思想火花频频闪耀；家庭上，他有着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对爱人和子女钟爱有加；在为人处事方面，他是急人之所急、乐于奖掖后学、和蔼亲善的人。
王炳照乐观、豁达和认真的精神与态度表现在他点点滴滴的言谈和举止行为中。平时，对别人的要求总是尽量满足，哪怕是一些看起来极不重要的邀请、函授班教学、中小学的讲座等，只要能抽出时间，他都会欣然接受。如果有人劝说他，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负荷和健康，能不去参加的就不要参加了，他则会这样回答：“人家来请你，说不定是鼓了很大的勇气，你一口拒绝，会给别人带来多大的打击。”
王炳照在审阅学生论文方面，会细心到每一个标点符号。在论文的每一页上，都可看到他用铅笔仔细审阅和修改的批语或意见。他70多岁高龄，仍一直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粉笔板书的方式给本科生上课。一位本科生在她的日志中这样回忆老先生讲课时的情景：“八次课，记得您上课时常咳嗽，但我们还是一直以为您身体很好，因为在您的脸上从来看不到疲惫和无奈，只有天真的笑容。”
除了给本科生上课外，他还给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校内外的各种培训班、讲习班上课、做报告，主持大型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参加全国各地有关学术会议，并笔耕不辍、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自己对当代教育问题的重大思考和独到见解。
在数十年的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王炳照不仅对古代、近代教育思想研究有广泛涉猎，而且继承了以史鉴今、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坚决主张理论研究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实际和需要，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在先秦教育研究、孔子研究、书院研究、蒙学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教育史专题研究、职业教育研究、当代教育问题研究等方面都发表过有重要而独到见地的文章、思想或言论。王炳照教育思想内容丰富，蕴藏着其教育智慧和见解，这是可以被我们充分学习、借鉴和利用的宝贵精神财富。
王炳照用心做人和用心做学问的高尚品格不仅赢得了家人、同学和后学的爱戴，而且赢得了同行、同事及听闻过其人其事的人的广泛赞誉。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顾明远教授专门撰文评价说：“炳照为人达观、率直、诚恳，乐于助人解困排难；治学严谨、慎思、笃学，勇于探索学术创新；为师以身作则，诲人不倦。他为教育学科的建设、培育人才特别是中国教育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他音容已逝，但精神犹存。我们永远怀念他。”
王炳照的同事、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于述胜教授也撰文回忆道：“王先生是一个惜时如金的人。除非有特殊情况，英东教育楼的417房间总能看到他熟悉的身影，节假日也不例外。”据于教授回忆：2009年5月，他已开始感觉不适，但仍自恃强壮不肯就诊，忙着看论文、参加答辩和学校的各种会议。7月初，他已有了非常不适之感，但为了通校《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和《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卷)》两部书稿，他不肯假手他人，仍拖延就医。进入7月中旬，书稿看完了，身高体胖的他也瘦了一大圈，但因盛情难却，他还是带病为教育部的一个培训班做了一个上午的讲座。那是他进入医院、一去不回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想到此情此景，于教授不由感慨地说：“人固有一死，且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沉甸甸的。但有一种生命，由于为更多生命的舒畅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而更加珍贵。王先生就属于这样一种人。”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刘海峰教授，也对王炳照的为人赞赏有加：“在许多人的眼里，王炳照老师属典型的燕赵慷慨豪杰之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容乃大，笑对人生……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善待后辈学子，有的学者妒才忌能，不愿后辈学者可能与自己平起平坐，或生怕后辈学子超过自己。而王炳照老师对待后辈学者的扶持是有口皆碑的，因此有‘桃蹊李下，炳烛千秋照后学’的评价。”
春秋·钩沉
1948年2月18日教育家、传记作家许寿裳遇害
1948年2月18日，教育家、传记作家许寿裳在台北市遇害，时年65岁。许寿裳是浙江绍兴人，1902年赴日本留学，与鲁迅同学，并成为终身挚友。历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华西大学、西北联大等校教授，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主要著作有：《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年谱》等。
1969年2月2日 著名数学家熊庆来逝世
熊庆来，1893年生，云南弥勒人，字迪之。早年留学比利时、英、法等国。1933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国家理科博士学位。曾创办南京东南大学数学系和清华大学数学系。1937年至1949年任云南大学校长。1949年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后留巴黎从事数学研究工作。1957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函数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最早把近代数学引进中国的人，为国家培育了大批数学界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在无穷级整函数及亚纯函数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对无穷级所下的定义被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级。在孟德耳(Montel)的正规族、代数体函数理论和单位圆内的全纯函数及亚纯函数的研究中都作出了贡献。
2003年2月24日
首届国家奖学金颁发
2003年2月24日，4.5万名品学兼优、经济困难的全国普通高校学生喜获首届国家奖学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国家奖学金发放仪式”，向奖学金获得者代表发放了奖学金，并同他们合影。
国家奖学金制度是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研究决定，从2002年起在全国普通高校首次设立的，旨在完善我国高校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体系，帮助高校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为此，中央财政每年拨款2亿元，专项用于资助全国普通高校中4.5万名品学兼优的经济困难学生，其中一等奖1万名，每人奖学金6000元；二等奖3.5万名，每人奖学金4000元；同时要求学校对所有获国家奖学金的学生减免当年全部学费。
1951年2月12日 教育部接管燕京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筹划接收国民党统治下的和外国人开办的各级学校，使教育尽快适应新中国的建设与革命需要，并陆续接受了一些学校。1950年12月，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通过决定：《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又根据政务院的决定作了具体部署，并召开了相关会议，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国办学的方针。首批确定改为公办的有11所，其中有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的有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
1979年2月19日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成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专门机构 之一，于1945年11月16日成立，总部设在巴黎。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国之一，1971年10月29日，该组织执行局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席位，从1972年起，我国恢复了在该组织的活动。
1979年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由教育部、国家科委、文化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部、财政部以及其他一些教育、科学、文化等有关单位组成。第一次委员会议讨论了如何加强我国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问题，认为全国委员会应积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学、文化和交流领域的活动以及区域性的活动。
一本饱含哲理的教育史书——读《教育漫话》
秦 华
知道约翰·洛克和《教育漫话》是在师范的《教育学》教材中。工作后，也在很多的书籍和文章中看到过《教育漫话》中的只言片语，只是在新华书店中没有看见过这本书，所以一直无缘一窥《教育漫话*的全貌。所幸今年暑假前，在网上购得这本书，于是整个暑假便都在反复研读《教育漫话》。可以说，对我个人而言，还没有哪本书能够像《教育漫话》这样让我如此心动、如此认真地去读它。洛克那深入浅出的描述，常常拨动我的心弦，让我不由自主地去反思；那饱含哲理的文字，又时常不经意间解开我心中的疑惑，让我的眼前豁然开朗……
不可否认，由于历史原因，《教育漫话》的诸多观点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它的教育思想是进步的，是值得今天的我们继续学习的。如这一段话，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和错配了的药一样，第一次弄错了，决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不掉的。”这样的话不能不让人去审视自己：我犯的错误会给学生留下什么影响，还能补救多少?
整本看来《教育漫话》讲了三个方面的话题：体育、德育和智育。或许是洛克先生学过医的缘故，本书中首先提及的是体育，实质谈的就是健康教育。“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开篇洛克先生就亮出了他的观点。
有了康强健旺的身体，如何使精神保持正常?这就是《教育漫话》涉及的第二个话题：德育。“教育上难于做到而又具有价值的一部分目标是德行……唯有德行才是真实的善……德行愈高的人，其他一切成就的获得也愈容易。”洛克先生指出，一个绅士必须具备理智、礼仪、智慧和勇敢这四方面的道德品质。而这些道德品质“应该及早形成，那可是影响孩子一生一世的。”在德育培养的过程中，榜样示范的作用不可小视。我们知道，孩子是很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的，都爱模仿别人。如果我们把他们熟识的人的正确的或错误的事情的榜样放在他们的面前，同时说明为什么美丽或丑陋，这种榜样的力量比任何说教的力量都大。当然，作为教师我们更不能忽视我们自身的榜样作用，“倘若某件事情，你认为他做了是一件过错，你自己却不当心做了，那么，他便一定会以你的榜样为护身符，那时你再想用正当的方法去改正他的错误就不容易了。”
洛克先生认为，相比于品质，学问应该居于第二位，所以本书中，把智育放到最后来谈。他首先提醒我们“应该极力注意，决不可把读书当做他的一种任务，也不可使他把读书看成一种工作”。一旦读书成为孩子的负担，他就会立刻讨厌它，哪怕他们以前本来很喜欢读书。应该把学习看做是一种游戏、消遣，把它当做一件做了别些事情以后的奖励。这种观点，他在书中曾多次提起。在本书的最后，作者指出“每个人的心理都与他的面孔一样，各有一些特色，能使他与别人区别开来。两个孩子很少能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去教导的”。对孩子的教育要根据他的不同特点进行，和我们的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是一致的。
《中德之间：大学、学人与交流》
本书是关于德国大学与中德学术交流的一本文化随笔。作者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对德国的大学理念及其在当代的转型，以及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史都颇有心得，这也是本书的两大关注点。作者还展示了收藏多年的珍贵照片，并以蔡元培和季羡林两位学人为个案，具体而微地展现德国对中国大学与学术的影响。本书分析细致、描述生动、文笔轻松，不仅可读性强，而且材料丰富、论点鲜明，适于专业学者，也面向对德国大学与学术传统感兴趣的读者。
《现代大学教学设计与案例》
大学教学、教育远比基础教育复杂得多，因而更需要精心设计，更需要创造性。因此，充分学习、借鉴国内外基于基础教育的教学设计理论，和大学教学实践相结合，以形成大学教学设计学的理论框架和实践体系，就成为大学教师和教研工作者的责任。本书力求在这方面做一些初步探索，着重在大学教学设计的3个层次(即教学系统设计层次、教学过程设计层次和教学产品设计层次)上，以教学过程设计为主，构建大学教学设计的理论框架和实践体系，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职业素养开发与就业指导》
本书旨在培养职业院校在校学生的职业素养，全书分为三篇，共八章。心态篇包括“积极向上勇开拓”和“脚踏实地闯未来”，行为技能篇包括“沟通表达技巧”、“商效时间管理”和“情绪管理技巧”，职场生存篇包括“职业生涯规划”、“求职签约宝典”和“职场角色适应”。为便于教学，本书还配有《学具册》，提供了大量的自测工具和拓展知识，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我检验、及时总结，力求在体验式的教学活动中改变态度、掌握技能。
《教育：让人成为人》
本书为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思想家的教育论集，精选18位大家的文墨，上起德国教育学开山祖师康德，下讫美国近代文化批评家赖许。奉书选文以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关系为主线，旁及文化、宗教与教育的繁复关系。诸家力陈，健全完善之教育，当以培养文理兼习、德修业精的完备之人为宗旨。且本书选文均为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引起强烈共鸣或激烈争议的文章，对于读者反思当下的教育现状、健全未来的教育宗旨，足为镜鉴。
《民办高等教育财政研究》
本书以民办高等教育财政的现状、问题和解决对策为研究中心，从民办高等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主要分析民办高等教育财政变出的构成及其比例，并重点关注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财政补助的性质和特征。
全书每一部分集中对某一类型的私立高等教育的财政进行分析。内容包括：美国私立高等教育财政、日本私立高等教育财政、发展中国家私立高等教育财政和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财政。
呼唤教育中的人性力量——读《让教育焕发生命的价值》
张黎河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蔡元培先生就曾著文做出过如下论述：“人生不外乎意 志；人与人相互关系，莫大乎行为；故数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也。”换言之，蔡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即培养人类最完备的人格范式与最崇高的精神追求。而实现这一根本目标的前提则是，我们的教育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教育对象是具有独立人格、主体精神及鲜明个性特征的完整生命。
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教育应该充分尊重人，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应该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性中最光辉之处，守护人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圣土，使被教育者能够在一种健康健全、宽容自由的状态下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可如果仔细剖析当下的教育现状，我们就会发现，有些时候教育的现世性、功利性已遮蔽了教育的根本目的，使教育的目的由培养高尚纯粹的人演变成为单纯地灌输知识、培养技能。虽然我们愿意并且也有理由相信，这种现象并非主流，但它也足以引起全社会的极大重视。《让教育焕发生命的价值——审视教育中的“罪”与“罚”》一书正是建立在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案例之上，对千百年沿袭下来的教育理念、现行教育体制及方法中存在的因忽视学生生命价值、人格尊严而产生的问题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做出了严肃的探寻与剖析，旨在引起人社会对教育领域中关于人的问题的更多思考，使我们的教育真正运行在人道的轨道上。
金书分为五部分，作者将翔实的案例与明晰的理论相结合，层递式地从教育客体、教育主体、教育体制三个层面剖析了当下教育实践中存在的漠视人的生命价值及人格尊严的问题。
本书正是以学生的生命尊严和价值为核心，透过教育领域中的种种漠视生命的案例来拷问当下一些教育观念的合理性。在我们这样一个一直以尊奉“师道尊严”为美德的社会中，直面教育中存在的弊端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而能够一针见血地直陈弊端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则远非单纯的勇气所能支持。读罢此书，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位学者的理性思辨力量，更重要的是，还看到了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与社会良知的学人身上所散发出的人性的光芒!
《中国经济周刊》 期待教育的多元化
未来十年，通过我们的改革，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讲会真正成为一件快乐的事，而不像现在是一件功利的事。
现在我们把教育的功利性抬得太高了，包括善良的人们的一些美好的愿望。比如说，如果搞教育的人功利到我们一定要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一定培养不出来。如果去采访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他们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时候，学校肯定不是把他们当做诺贝尔奖的苗子来培养的，这就是教育的非功利化对人的重要影响。我们太急功近利，越急功近利越急死你。教育的本质不是让人升官发财，而是塑造人生。所以，2020年的时候，人们期望看到小学生背着不重的书包轻松快乐地去上学，中学生从考试的指挥棒下解放出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希望我们的学生在初中毕业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任意选择发展方向。
2020年，学生可以选择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选择接受职业教育，也可以选择直接就业。作为一个初中毕业生，已经接受完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他完全可以有权利选择自己想干什么。大学生毕业后各取所需，可以去养猪，但不能每年成群结队地去考公务员。大学生毕业后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多元化选择。多元化是时代的进步、是人类发展的方向，我们期待2020年教育的多元化能够在中国历史上迈出一大步。
下一个10年，我们的体制更加灵活，观念更加开放，选择更加多元，发展更加多样。
《大地周刊》 教育也有一双无形的手
多年来，师生负担减轻不了，应试教育摆脱不了，素质教育落实不了，这是客观事实。教育内部矛盾重重，归根结底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这一矛盾背后有一双无形的手，就是“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的矛盾。如何化对立为统一和谐?治标的方法是通过规章制度，规范办学行为，惩治不规范的现象。治本的方法是通过正面榜样，建立正确价值观，形成良好的风尚。
“教育规律”的依据是人的健康成长规律，“市场规律”的成因是社会大众的思想认识。应该努力让家长、社会大众、政府官员，包括教育工作者形成一个以人为本的、在乎人的健康成长的共同的人才价值观，并以此导向行为，从而使得人为的市场规律尽可能地服从于客观的教育规律。
教育是一棵大树，它植根于社会的土壤中。要想使这棵大树枝繁叶茂、健康成长，我们必须要从社会、文化、尤其是价值观等各个方面来给予滋养。要全方位、深层次推动教育改革，否则就永远走不出教育的沼泽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出台，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理性看待教育公平
现在有些地方非常强调教育公平，采取一种将优秀教师从名校抽调出来，派往“薄弱校”去“加强”的办法，并采用相应的办法平均分配学生生源。这样的做法就是教育公平吗?其实很值得怀疑，因为它在广义角度上是行不通的。一个学校之所以能办成名校有众多因素，除了教师和生源质量之外，还有校长治校、学校所在位置、历史学风积淀等重要条件。一个优质学校之所以办得好，往往要靠几任校长接力赛般的努力，吸收合适的教师，形成合理的学科结构，最终形成学校特色，并非调来几个教师、换了若干生源就可以立马改变的。采用削弱著名优质学校的办法实现教育公平，肯定是行不通的。
打一个比方，北大、清华两校很吸引人，全国每年500万高考生，哪一个没有希冀过想考入这两所大学?但这两所大学每年能够招收的本科生在6000名左右。试问为了让每个学生都得到清华、北大教师的润泽，将两校教师平均地调往别的学校行不行?显然是办不到的。
从宏观意义上说，应当强调和追求教育公正，将它视为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但是在另一面，从微观角度来考察，我们必须正视教育差别的存在，并且要学会接受这种差别，因为这种差别又是可以通过个体努力来逐渐消除或改善的。一方面，不能采用“一平二调”平均分配的机械手段来实现教育公平，另一方面，受教育者要学会接受教育差别，然后通过自身努力提高自己，同样达到教育的基本目的。
无视语文的价值是一种短视行为
上海市6所高校自主招生测试密集举行，考生人数逾万。有4所要么是理科生不考语文，要么是全部考生只考数学和英语两科。据一位商校招办老师解释，自主招生之所以考英语不考语文，是因为英语有利于学生的学科发展，英语不好往往没有前途。不考语文不是因为语文不重要，而是考太多科目会给考生带来负担。
的确，如今的很多学科，最高精尖的科技其实还都被外国人掌握着，学生要想在本学科上有所建树，当然少不了要阅读外国文献，甚至还需要到国外留学。这个时候，假如英语这一关都过不了，当然难免要拖后腿。 不过，当国内高校招生考试中英语的地位都远超国语，恐怕无论如何都有些说不过去。事实上，学科的发展固然不能闭门造车，学习国外先进成果和经验，更是不无必要，然而因此便无视国语的价值和意义，恐怕不仅太过功利，更是一种短视行为。
大学固然需要培养高精尖的学科人才，但大学首先要培养的其实是合格的人，而真正合格健全的人格，当然应该有对本国文化的基本体验，而这首先要有对本国语言的起码尊重。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所大学仅仅因为英语有利于所谓的学科发展便放弃对于学生国语水平的要求，无疑传递了一种危险而偏颇的理念。
教授，请看护好您的名字
又一起论文“被署名”事件浮出水面：近日，本报披露湖南两名教授刊登在《经济评论》杂志上的一篇学术论文，涉嫌大篇幅抄袭一本著名的经济学教材。文章刊登后，主角之一的当事人辩称，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署名”。
对违规者的宽容，就是对规则的破坏。珍惜自己的学术荣誉，就是对学术规范的坚守。在这方面，老一辈科学家作出了表率。钱学森坚决反对在别人的论文、成果上署名的做法。即使他亲自指点的论文，也坚决不署名，而是按照国际惯例，在论文的结语中提一句，以示尊重。这种“不沾一点污泥”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杜绝“被署名”的闹剧再次上演，应该对潜规则说“不”，对“被署名”零容忍。只有导师、教授、学术带头人们一丝不苟，以身作则，带头奉行学术道德，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才能逐步纠正乱署名的学术歪风。
尊敬的教授们，请看护好您的名字，守卫学术的诚实与尊严。
“两栖教授”乱象，显教育改革之急迫
近几年，不断有学者痛击中国大学的行政化沉疴，批评大学越来越像官场。在行政力量主导教育的语境中，教育资源与科研经费等利益分配，往往与高校排名、发表论文数量、重点实验室数量和博士点数量等指标挂钩。一些学校为了在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就以“客座教授”“共享院士”等五花八门的“两栖教授”形式为自己“贴金”，以便争取到更多的课题立项和科研经费。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与科教文卫体各界人士座谈时指出，一些大学功利化是个“要命的问题”。对此，舆论认为，大学功利化的背后正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作祟。归根结底，“两栖教授”乱象不过是教育行政化结的果，是教育功利化的“病征”，要治好“两栖教授”等乱象，就得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目前，我国正在加紧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温总理在强调制定纲要必须坚持的要点时指出要“改变教育的行政化倾向”，无疑切中了要害。
走出“论文崇拜”的怪圈
对于在校大学生发表论文的要求，一直是社会上关注的热点问题。笔者曾担任过本科和硕士毕业生的指导老师，发现学生在最后半年基本没有时间写作论文，主要精力都放在找工作上。与其让其拼凑抄袭毕业论文，还不如采取多样化的毕业答辩形式，比如实习工作报告等。对专科生、本科生和非研究型硕士生论文答辩和论文发表要求，不应作硬性规定，而应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引导学生根据自身实际在应用型、学术型研究上作出选择。
对于那些有论文发表要求的研究型人员，要防止他们“论文崇拜”，仍需要调整当前的职称评定、绩效评价机制，改变当前急功近利、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评价方式，让他们静下心来搞研究。对于应用性学科，我们应更重视成果的应用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于研究性学科，我们要提倡在更大范围内的同行匿名评审机制，主管部门可适当延长评价时间，从一年一评价调整为数年一评价，避免科研人员疲于奔命，搞研究急功近利。
湖南工业大学科研工作结硕果
2010年1月18日，在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湖南工业大学校长王汉青、荣誉校长刘友梅双双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春贤等领导手中捧回2009年度湖南省最高自然科技奖励，打破了湖南省自然科学奖励被在湘重点高校垄断的局面，成为本届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亮点。
其中，王汉青校长主持的“受限空间多相流动传热与传质机理研究”项目获一等奖，荣誉校长刘友梅院士获杰出贡献奖。同时，王汉青校长参与的“基于复合冷凝与半导体热电转换的冷热源新技术及应用”项目获二等奖，刘杰教授主持的“复合地基工作性状及设计方法研究”获三等奖，湛含辉教授参与的“一种制备对异丙基甲苯(对伞花烃)的新方法”获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载誉归来，获奖得主们感言：之所以能在科研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主要得益于学校对科研团队建设工作的大力支持，今后将加倍努力拼搏，不辜负国家使命和人民重托，为推动我国经济建设与跨越发展，贡献更多的聪明才智。
(特约记者 吴铝锌 刘 志)
中国萨满文化艺术委员会教研中心在东北师范大学成立
2010年1月25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萨满文化艺术委员会正式批准的“中国萨满文化艺术委员会教学研究中心”在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挂牌成为我国首个萨满文化教学研究机构。
研究中心主任王玉峰教授告诉记者说，作为高等学校，研究和探索萨满文化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方面可以发挥人才密集和知识密集的优势，通过学术交流和研讨等形式，大力弘扬中国萨满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视觉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制作与萨满文化有关的遗物作品和立体艺术雕塑，将神秘的萨满文化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再现当年萨满原始的生活场景和风貌，对传承和了解中国萨满文化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继承传统，顺应市场，因材施教”，一直是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视觉艺术专业的办学宗旨，挖掘地方文化遗产也是该专业在教学中的重要课题。多年来，他们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原则，致力于萨满文化艺术创作，以文化的力量，谋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满”的境界，用艺术的表现形式讲述中国萨满文化，传承萨满历史，培养了一大批后备人才。
(特约记者 解克兢)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召开“获得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表彰大会
2010年1月13日下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召开荣获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表彰大会，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项目“非牛顿流体流变学特性测试技术研究及应用”的课题组成员和为学校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作出重要贡献的单位进行表彰。
北京市副市长黄卫、市教委副主任郭广生专程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黄卫副市长在发言中强调，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的两太重要任务，也是展示高等学校办学水平与实力的重大途径；学校在三年中获得四个国家级科技大奖，表明学校整体办学水平与实力在不断提高，是学校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的结果；是中国工程院王子才院士等高水平专家学者悉心指导和学校善于借鉴、利用各方面资源的结果；是广大教师、科研团队埋头苦干、脚踏实地，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果；是学校积极推广科学研究成果的结果，也是学校机关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全力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服务支撑的结果。下一步，希望学校再接再厉，主动适应首都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发挥科研潜力、突出科研优势，在科研成果的推广上下更大功夫，争取实现科研新突破，进一步提高办学水平与实力。
(特约记者 鲁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