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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字守常，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在石驸马后宅简朴而忙碌的生活
李大钊自1916年从日本留学归来至1927年就义，在北京度过了他短暂而崇高的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北京可以称为他的第二故乡。在李大钊人生这最后10余年内，他不曾为自己购置过房产，仅先后租住了8处住所。最初几年，李大钊仅一人在京，加上工作变动比较频繁，所居住过的地方时间都很短暂，居住时间较长一些的也不过半年左右。1918年1月李大钊接替章士钊正式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职，当时薪水为每月120块银元，1920年被北大评议会评为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以后，收入又提高了一些。此时的李大钊不仅在北京大学任教，还兼任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五所大学的教授，每月收入可以达到200至240银元。
在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后，于1920年的春天，李大钊租下了石驸马后宅35号，暑假后便回老家把家人接来此院长住，从此开始在北京有了稳定的家居生活。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钊一家在石驸马后宅35号居住将近四年，这里不仅是他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住所，还是李大钊与家人在故乡之外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
这处宅院占地面积约550平方米，坐落于现西长安街南侧新文化街风貌保护区的文华胡同内，与北侧的民族文化宫相望，质朴宁静，院落西侧屹立的李大钊同志半身铜像，庄严凝重，故居院内两株海棠树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在北京居住期间，李大钊大多租住在西城，一来因为他上下班大多步行，相对距位于现五四大街的原北大红楼图书馆较近，二来当时西城租房价格与东城相比较为便宜。以石驸马后宅这处住所为例，小院为民国时期民居建筑，由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2间，东、西厢房各3间共计13间房组成，因为小院没有南房，不成四合院规格，故被称为“倒座的三合院”，除正房是起脊式建筑外，耳房及厢房都是平顶建筑，说明此宅院造价相对低廉，且入院由北门进入，并以下台阶形式出现，为民间所称“三级跳坑”，一般居住者都是平民老百姓，这与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的社会地位形成了极大反差，连李大钊最喜欢和孩子们做的文明游戏——军旗，都是自己画棋盘，亲手做棋子，这一切均体现出了李大钊简朴的生活作风。
故居的西厢房是李大钊的书房兼会议室。在这里，李大钊主持过党的会议，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认为党的名称应该是“共产党”；在这里，李大钊接待过文化名人、朋友、青年学生；在这里，李大钊写出的文章，涉及历史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和民族问题、妇女问题以及图书馆建设等，为中国现代文化领域做出了开创性建树。这里还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最重要历史见证。
现在书房内的陈设是根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回忆李大钊》一文中的描述，进行原状恢复布置的。1922年初夏，在武汉区工作的包惠僧接到党中央的电报，要他赶赴北京联系李大钊接受一个新的任务。包惠僧抵达北京的当晚便由邓中夏陪同来到李大钊家，包惠僧与李大钊的第一次会面就是在书房：
这间房子是三小间合成的一大间，靠着三面墙壁陈设着四个大书架，上面摆满了书籍，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靠窗户的这一面，有一个相当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对过有两张条桌，条桌上面堆满了报纸和杂志，也同书籍一样，中国的、外国的都有。
李大钊多年来的生活规律是无论工作怎样繁忙，每天回家都要抽出两三个钟头的时间去读书或是写作，从来没有间断过。通过李大钊丰富的藏书，让包惠僧体会到“李大钊对追求学问是如何地肯下功夫。”
李大钊住在石驸马后宅35号这4年是李大钊同志创作的黄金时期，撰写各种文字达到182篇，文字总量超过50万字，平均起来不到8天就要完成1篇。其中1920年3至12月共计34篇；1921年共计50篇；1922年共计49篇；1923年共计45篇；1924年1月共计4篇，占《李大钊全集》收录文章总量的近三分之一。
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朱务善是北大学生。 1920年春天至1925年末朱务善出国前，他们几乎朝夕未离。朱务善曾回忆道：“李大钊同志平素谦虚和蔼，生活又很艰苦简朴，待人诚恳，遇人有困难，常常自节以济人，遇有同志间或工人中有求助于他时，守常同志虽在困难之中，但总设法帮助。”
朱务善当时到李大钊石驸马后宅的住所办事或开会，都是李大钊亲自动手沏茶倒水。尽管李大钊家里一切设备虽很简陋平常，但书房并不小，藏的旧书很多，外文书籍也不少。一次朱务善在李大钊的书房中找到了一本英译的布哈林著《共产主义入门》（ABC of Communism）。李大钊对他说：“这本书很通俗，看一看也有益处。”并且当时就把这本书送给了朱务善。
李大钊还是一位为社会服务不遗余力的勤奋之人。除教學之外，参加各种会议也令李大钊异常忙碌。1920春至1924年1月他住在石驸马后宅35号时兼任北京大学校内的职务多达16项，校外的社团职务有11项。参加会议不少于120次。这个统计还不包括他参加过的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及中国国民党一大等会议。另外，还有许多纪念会和茶话会，李大钊也接受邀请出席并发表演说。
“秘密斗争工具”——风琴
推开书房的屋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架黑色旧风琴，仿佛让人们穿越时空，将思绪拉回到90余年前，感受那段激情荡漾的历史岁月，看到李大钊一家在此居住时的生活情景。李大钊因家庭生活作风简朴且是租房居住，经常去宣武门内头发胡同小市这类专卖旧货的地方淘一些旧家具和旧书。一天吃过晚饭后，李大钊像往常一样带着孩子们来到头发胡同旧货市场，从一家拍卖行里买回来了一架旧风琴。回到家后，李大钊便把这架旧风琴安放在了书房西墙壁下面，并亲自到厨房舀了一盆水，用抹布擦了又擦，几经擦拭后这架旧风琴便漆黑锃亮，焕然一新了。有了这架风琴，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李大钊便常将子女召集到书房教他们唱歌。一天傍晚，一家人正在院子里乘凉，李大钊在书房里隔着窗子喊孩子们，孩子们在父亲的召唤下雀跃着跑进书房，原来这次李大钊是要教他们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李大钊一边弹琴，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唱着。李大钊一边教，一边给孩子们讲歌词的含义，其间还穿插一些小故事，通过列举一些实例便于让孩子们理解歌词的内容，使之印象更加深刻。孩子们因第一次听到这两首歌，很新奇，也很兴奋，只学了几遍，就都会唱了，同时也被歌曲中蕴藏的力量深深地感动了。李大钊当时还告诉孩子们不能唱得声音太高，以免被街上的警察、暗探听见抓人。所以李大钊一家平日唱歌、学歌总是声音低低的，但每逢下雨天，琴声和歌声便比较嘹亮，因为李大钊常常用雨声和琴声掩盖他教孩子们唱革命歌曲的声音，防止敌人听到，用雨声用琴声，掩盖他们召开重要会议的声音，防止敌人窃听。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的发源地
书房不仅给李大钊的子女留下了深刻回忆，也让在此聚会的青年朋友在内心深处烙上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该学会的宗旨是：“有志青年，振兴中华”，在五四运动时期的青年社团中，是会员最多、历史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学会，《少年中国》杂志是学会的机关刊物。尽管身为北大教授的李大钊家里配有电话，但当时与青年会员取得联系主要还是靠书信往来，所以1920年10月李大钊将搬家变更通信地址的消息刊登在第二卷第4期的《少年中国》杂志上，这本刊物便成为了李大钊曾在石驸马后宅35号居住的最有力证据。
1921年5月1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二卷第11期的内容中这样写道：少年中国上海会员恽震、吴保丰因参观北京、唐山等处工厂北上，1921年4月8日到李大钊家开会，向李大钊陈述少年中国学会会务工作的情况和意见，北京部分会员参加了这次谈话会。1922年4月1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三卷第9期还刊载了恽震的《北游初恋》一文，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李大钊“出语诚恳忠实，与人和蔼，会上既谈了会务问题，又谈了青年的婚姻和自杀问题，谈话至十一点半尽兴而散”。1921年5月20日，少年中国学会北京部分会员也曾在这里举行临时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李大钊、黄日葵、高尚德、刘仁静等8人。书房不仅是李大钊和青年朋友聚会的地方，更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的发源地。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记录到：1921年12月11日，天气晴朗，李大钊邀罗章龙等人召开北京区委全体会议，李大钊主持会议。会议前，厨子老李做了一顿白菜饺子，大家饱餐后开会，由罗章龙汇报陇海路罢工情况，大家谈了意见。为了庆祝罢工胜利，大家弹琴、唱歌、讲故事、说笑话。这种情况，一直到后来党组织在陶然亭有了聚会活动的地点才改变。
搬离石驸马后宅
从1922年8月到1923年2月，李大钊遵照中共“二大”的《宣言》，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工作中心。发动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京奉路山海关工人罢工、京绥路工人罢工、组织正太工业研究会传习所开展工人运动、唐山开滦五矿罢工、京汉铁路全线工人大罢工，尽管“二七”大罢工以失败告终，但标志着掀起了北方工人运动的高潮。“二七”大罢工后，李大钊被敌人所注意，流氓暗探用种种办法和手段，侦查李大钊的踪迹，并开始骚扰李大钊的家人。
此时的李大钊除正式授课外，还在校内外举办讲座，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应邀到外地讲学。先后到上海、杭州、武汉、天津等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壮大党的组织。这些讲演的记录稿，在当地的报纸刊出之后，均反响强烈。1923年春，李大钊应湖北教职员联合会邀请，到武汉各大学，作关于唯物史观的学术讲演。1923年李大钊离开家不久，有一天长子李葆华在门口玩，胡同里忽然拥出一伙流氓，把他一顿痛打。希增表兄看见了，急忙跑回家抄起李大钊从小市买的带有铜人头的紫檀木手杖来，出去还击。因为院门打开了，流氓们便趁机蜂拥而入，闖入李大钊的书房，借机把李大钊的书房乱翻了一阵，从书架上、书柜里把书和文件翻检了一地，捣乱以后，他们就溜走了。匪徒还曾盗窃李大钊家的东西，不仅如此，家里人还经常在天一擦黑就听到房顶上有沉重的脚步声。一天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和弟弟赵小峰正为此商量搬家事宜，只听“咚”的一声，一个人从西耳房跳到书房的屋顶上去了。这时，李葆华、赵小峰等人，拿着棍棒从北屋闯出去，顺着响动追过去，边跑边喊：“捉贼！捉贼！”尽管此次驱走了匪徒，但此后匪徒依然天天夜晚到家里捣乱，报警后警察也不过问。1924年1月下旬，赵小峰帮助一家人搬到了铜幌子胡同甲三号的住所，赵纫兰通过书信将新家的地址告诉了正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丈夫，所以李大钊从广州回到北京后，没有再回到石驸马后宅的住所，直接从车站雇车去了新居。
李大钊的思想理论遗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他的伟大人格和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是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而奋斗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李大钊是革命者的光辉典范，中华民族永远的丰碑。
（作者系北京李大钊故居管理处副主任馆员。）
李大钊在石驸马后宅简朴而忙碌的生活
李大钊自1916年从日本留学归来至1927年就义，在北京度过了他短暂而崇高的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北京可以称为他的第二故乡。在李大钊人生这最后10余年内，他不曾为自己购置过房产，仅先后租住了8处住所。最初几年，李大钊仅一人在京，加上工作变动比较频繁，所居住过的地方时间都很短暂，居住时间较长一些的也不过半年左右。1918年1月李大钊接替章士钊正式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职，当时薪水为每月120块银元，1920年被北大评议会评为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以后，收入又提高了一些。此时的李大钊不仅在北京大学任教，还兼任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五所大学的教授，每月收入可以达到200至240银元。
在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后，于1920年的春天，李大钊租下了石驸马后宅35号，暑假后便回老家把家人接来此院长住，从此开始在北京有了稳定的家居生活。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钊一家在石驸马后宅35号居住将近四年，这里不仅是他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住所，还是李大钊与家人在故乡之外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
这处宅院占地面积约550平方米，坐落于现西长安街南侧新文化街风貌保护区的文华胡同内，与北侧的民族文化宫相望，质朴宁静，院落西侧屹立的李大钊同志半身铜像，庄严凝重，故居院内两株海棠树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在北京居住期间，李大钊大多租住在西城，一来因为他上下班大多步行，相对距位于现五四大街的原北大红楼图书馆较近，二来当时西城租房价格与东城相比较为便宜。以石驸马后宅这处住所为例，小院为民国时期民居建筑，由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2间，东、西厢房各3间共计13间房组成，因为小院没有南房，不成四合院规格，故被称为“倒座的三合院”，除正房是起脊式建筑外，耳房及厢房都是平顶建筑，说明此宅院造价相对低廉，且入院由北门进入，并以下台阶形式出现，为民间所称“三级跳坑”，一般居住者都是平民老百姓，这与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的社会地位形成了极大反差，连李大钊最喜欢和孩子们做的文明游戏——军旗，都是自己画棋盘，亲手做棋子，这一切均体现出了李大钊简朴的生活作风。
故居的西厢房是李大钊的书房兼会议室。在这里，李大钊主持过党的会议，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认为党的名称应该是“共产党”；在这里，李大钊接待过文化名人、朋友、青年学生；在这里，李大钊写出的文章，涉及历史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和民族问题、妇女问题以及图书馆建设等，为中国现代文化领域做出了开创性建树。这里还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最重要历史见证。
现在书房内的陈设是根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回忆李大钊》一文中的描述，进行原状恢复布置的。1922年初夏，在武汉区工作的包惠僧接到党中央的电报，要他赶赴北京联系李大钊接受一个新的任务。包惠僧抵达北京的当晚便由邓中夏陪同来到李大钊家，包惠僧与李大钊的第一次会面就是在书房：
这间房子是三小间合成的一大间，靠着三面墙壁陈设着四个大书架，上面摆满了书籍，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靠窗户的这一面，有一个相当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对过有两张条桌，条桌上面堆满了报纸和杂志，也同书籍一样，中国的、外国的都有。
李大钊多年来的生活规律是无论工作怎样繁忙，每天回家都要抽出两三个钟头的时间去读书或是写作，从来没有间断过。通过李大钊丰富的藏书，让包惠僧体会到“李大钊对追求学问是如何地肯下功夫。”
李大钊住在石驸马后宅35号这4年是李大钊同志创作的黄金时期，撰写各种文字达到182篇，文字总量超过50万字，平均起来不到8天就要完成1篇。其中1920年3至12月共计34篇；1921年共计50篇；1922年共计49篇；1923年共计45篇；1924年1月共计4篇，占《李大钊全集》收录文章总量的近三分之一。
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朱务善是北大学生。 1920年春天至1925年末朱务善出国前，他们几乎朝夕未离。朱务善曾回忆道：“李大钊同志平素谦虚和蔼，生活又很艰苦简朴，待人诚恳，遇人有困难，常常自节以济人，遇有同志间或工人中有求助于他时，守常同志虽在困难之中，但总设法帮助。”
朱务善当时到李大钊石驸马后宅的住所办事或开会，都是李大钊亲自动手沏茶倒水。尽管李大钊家里一切设备虽很简陋平常，但书房并不小，藏的旧书很多，外文书籍也不少。一次朱务善在李大钊的书房中找到了一本英译的布哈林著《共产主义入门》（ABC of Communism）。李大钊对他说：“这本书很通俗，看一看也有益处。”并且当时就把这本书送给了朱务善。
李大钊还是一位为社会服务不遗余力的勤奋之人。除教學之外，参加各种会议也令李大钊异常忙碌。1920春至1924年1月他住在石驸马后宅35号时兼任北京大学校内的职务多达16项，校外的社团职务有11项。参加会议不少于120次。这个统计还不包括他参加过的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及中国国民党一大等会议。另外，还有许多纪念会和茶话会，李大钊也接受邀请出席并发表演说。
“秘密斗争工具”——风琴
推开书房的屋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架黑色旧风琴，仿佛让人们穿越时空，将思绪拉回到90余年前，感受那段激情荡漾的历史岁月，看到李大钊一家在此居住时的生活情景。李大钊因家庭生活作风简朴且是租房居住，经常去宣武门内头发胡同小市这类专卖旧货的地方淘一些旧家具和旧书。一天吃过晚饭后，李大钊像往常一样带着孩子们来到头发胡同旧货市场，从一家拍卖行里买回来了一架旧风琴。回到家后，李大钊便把这架旧风琴安放在了书房西墙壁下面，并亲自到厨房舀了一盆水，用抹布擦了又擦，几经擦拭后这架旧风琴便漆黑锃亮，焕然一新了。有了这架风琴，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李大钊便常将子女召集到书房教他们唱歌。一天傍晚，一家人正在院子里乘凉，李大钊在书房里隔着窗子喊孩子们，孩子们在父亲的召唤下雀跃着跑进书房，原来这次李大钊是要教他们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李大钊一边弹琴，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唱着。李大钊一边教，一边给孩子们讲歌词的含义，其间还穿插一些小故事，通过列举一些实例便于让孩子们理解歌词的内容，使之印象更加深刻。孩子们因第一次听到这两首歌，很新奇，也很兴奋，只学了几遍，就都会唱了，同时也被歌曲中蕴藏的力量深深地感动了。李大钊当时还告诉孩子们不能唱得声音太高，以免被街上的警察、暗探听见抓人。所以李大钊一家平日唱歌、学歌总是声音低低的，但每逢下雨天，琴声和歌声便比较嘹亮，因为李大钊常常用雨声和琴声掩盖他教孩子们唱革命歌曲的声音，防止敌人听到，用雨声用琴声，掩盖他们召开重要会议的声音，防止敌人窃听。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的发源地
书房不仅给李大钊的子女留下了深刻回忆，也让在此聚会的青年朋友在内心深处烙上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该学会的宗旨是：“有志青年，振兴中华”，在五四运动时期的青年社团中，是会员最多、历史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学会，《少年中国》杂志是学会的机关刊物。尽管身为北大教授的李大钊家里配有电话，但当时与青年会员取得联系主要还是靠书信往来，所以1920年10月李大钊将搬家变更通信地址的消息刊登在第二卷第4期的《少年中国》杂志上，这本刊物便成为了李大钊曾在石驸马后宅35号居住的最有力证据。
1921年5月1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二卷第11期的内容中这样写道：少年中国上海会员恽震、吴保丰因参观北京、唐山等处工厂北上，1921年4月8日到李大钊家开会，向李大钊陈述少年中国学会会务工作的情况和意见，北京部分会员参加了这次谈话会。1922年4月1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三卷第9期还刊载了恽震的《北游初恋》一文，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李大钊“出语诚恳忠实，与人和蔼，会上既谈了会务问题，又谈了青年的婚姻和自杀问题，谈话至十一点半尽兴而散”。1921年5月20日，少年中国学会北京部分会员也曾在这里举行临时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李大钊、黄日葵、高尚德、刘仁静等8人。书房不仅是李大钊和青年朋友聚会的地方，更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的发源地。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记录到：1921年12月11日，天气晴朗，李大钊邀罗章龙等人召开北京区委全体会议，李大钊主持会议。会议前，厨子老李做了一顿白菜饺子，大家饱餐后开会，由罗章龙汇报陇海路罢工情况，大家谈了意见。为了庆祝罢工胜利，大家弹琴、唱歌、讲故事、说笑话。这种情况，一直到后来党组织在陶然亭有了聚会活动的地点才改变。
搬离石驸马后宅
从1922年8月到1923年2月，李大钊遵照中共“二大”的《宣言》，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工作中心。发动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京奉路山海关工人罢工、京绥路工人罢工、组织正太工业研究会传习所开展工人运动、唐山开滦五矿罢工、京汉铁路全线工人大罢工，尽管“二七”大罢工以失败告终，但标志着掀起了北方工人运动的高潮。“二七”大罢工后，李大钊被敌人所注意，流氓暗探用种种办法和手段，侦查李大钊的踪迹，并开始骚扰李大钊的家人。
此时的李大钊除正式授课外，还在校内外举办讲座，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应邀到外地讲学。先后到上海、杭州、武汉、天津等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壮大党的组织。这些讲演的记录稿，在当地的报纸刊出之后，均反响强烈。1923年春，李大钊应湖北教职员联合会邀请，到武汉各大学，作关于唯物史观的学术讲演。1923年李大钊离开家不久，有一天长子李葆华在门口玩，胡同里忽然拥出一伙流氓，把他一顿痛打。希增表兄看见了，急忙跑回家抄起李大钊从小市买的带有铜人头的紫檀木手杖来，出去还击。因为院门打开了，流氓们便趁机蜂拥而入，闖入李大钊的书房，借机把李大钊的书房乱翻了一阵，从书架上、书柜里把书和文件翻检了一地，捣乱以后，他们就溜走了。匪徒还曾盗窃李大钊家的东西，不仅如此，家里人还经常在天一擦黑就听到房顶上有沉重的脚步声。一天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和弟弟赵小峰正为此商量搬家事宜，只听“咚”的一声，一个人从西耳房跳到书房的屋顶上去了。这时，李葆华、赵小峰等人，拿着棍棒从北屋闯出去，顺着响动追过去，边跑边喊：“捉贼！捉贼！”尽管此次驱走了匪徒，但此后匪徒依然天天夜晚到家里捣乱，报警后警察也不过问。1924年1月下旬，赵小峰帮助一家人搬到了铜幌子胡同甲三号的住所，赵纫兰通过书信将新家的地址告诉了正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丈夫，所以李大钊从广州回到北京后，没有再回到石驸马后宅的住所，直接从车站雇车去了新居。
李大钊的思想理论遗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他的伟大人格和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是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而奋斗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李大钊是革命者的光辉典范，中华民族永远的丰碑。
（作者系北京李大钊故居管理处副主任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