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植物学家钟扬的双胞胎儿子呱呱坠地。其时，38岁的他正在研究红树植物。他给儿子取名云杉和云实——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复旦大学有学生贴告示：“钟扬教授和张晓艳博士的遗传学实验取得巨大成功，结果为两新种：钟云杉、钟云实。”对植物的痴迷让他把神话变成现实。
　　2001年，时任复旦大学植物学教授的钟扬请缨去西藏，为西藏大学争取到了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带出了西藏自治区第一个植物学研究地方队。
　　西藏大学理学院副教授拉琼说，放在以前，国家项目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学校的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没有获博士学位的老师，申请课题也没有基础。
　　钟扬当时只做了一件事——带着藏族同事和学生去考察。天刚亮就出发，只带面包、榨菜和矿泉水，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他说，“当地同事在西藏研究生物多样性有天然优势，我有责任和他们一起把青藏高原的生物学科建设好。”
　　2002年，他和同事琼次仁联合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失败了。第二年再试，“西藏大花红景天的居群分布、化学成分变化及地理信息系统研究”项目申报成功。此后连续7年，钟扬每年为西藏大学申请到一个国家项目。
　　为调查巨柏的分布与生存情况，钟扬和藏族博士生扎西次仁花了3年，行走雅鲁藏布江两岸，直到将仅存的三万多棵巨柏登记在册。这一课题后来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扎西次仁说：“钟扬老师是受到我们评价最高的老师。他血压高、身材又胖，到西藏第一年，高原反应特别厉害，头晕、恶心、无力、腹泻，但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从不提这些。”在钟扬的带领下，西藏大学如今的植物学研究已初具规模。
　　然而钟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在西藏工作16年，钟扬和他的团队收集了千余个物种，占西藏物种的五分之一。在《一席》的演讲中，他提到收集种子是为了应对全球变化，“假设西藏有一种应对癌症的植物一百多年后没有了，但一百多年前我采集過5000粒种子，并且把那5000粒种子放在了一个罐子里。后人发现那个罐子、拿出来种，即使只有500粒能活，50粒能结种子，这个植物不也恢复了吗？”
　　在国家和上海的种子库，钟扬和他的团队已经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可存放100至400年不等。鲜少人知道的是，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的种子殿堂，其中40%的种子是钟扬提供的。
　　被称为“神童”的钟扬，15岁考入中科大学习无线电，喜欢写诗，毕业后分到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为填补生物学知识的空白，所里专门让林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张晓艳辅导他。当时他想两年后考研，离开植物园，但一留就是15年，从实习员升为副所长，当年辅导他的“女老师”也成了家里的“女领导”。
　　钟扬说做成一件事需要1万小时，他在中科大花了1万小时学无线电，而成为植物学领域的专家，他花了15年。他一直保持学习状态。没人规定援藏干部要学藏语，但他坚持藏语是表达尊重的最好方式，随身带着请藏族学生录的藏语听力教材。他在飞机上、主席台上写文章，如果跟朋友约会早到了5分钟，他一定要找件事情干。
　　“神童”自然有天赋过人之处，钟扬“断点续传”能力惊人。由于兼任院里的行政职务，他工作时常被各种会议和来访的人打断，但事情忙完后，他总能立即投入原先的工作，同事笑称，他就像电脑模式切换般迅速。
　　2007年，赴西藏收集植物种子的同时，钟扬把10种红树林的幼苗运回上海。他想为上海造一片红树林。但红树林一般分布在低纬热带，学界普遍认为不可能在上海栽种。第一年失败了，冰冻灾害让红树林遭遇了灭顶之灾。第二年，奇迹发生了，不仅新种的红树全部存活，第一年“貌似”死去的那批红树竟然也“复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人和树都要坚持下去。”他说。
　　2017年9月25日，钟扬赴内蒙古途中遭遇车祸，生命定格在53岁。人倒了，但那片红树林会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