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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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携带着历史传统与革命记忆的《突破乌江》(李昂,1961)、《蔓萝花》(范莱、赵焕章,1961)和《山寨火种》(刘忠明,1978),到21世纪《青红》(王小帅,2005)、《寻枪》(陆川,2002)和《人山人海》(蔡尚君,2011),贵州始终因其独特的地理空间位置与民族文化特性成为中国民族电影创作的“重镇”.2018年,曾凭借《路边野餐》(毕赣,2016)惊艳影坛的贵州导演毕赣再次以《地球最后的夜晚》(毕赣, 2018)入围了当年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而另一位贵州导演饶晓志以小成本喜剧片《无名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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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携带着历史传统与革命记忆的《突破乌江》(李昂,1961)、《蔓萝花》(范莱、赵焕章,1961)和《山寨火种》(刘忠明,1978),到21世纪《青红》(王小帅,2005)、《寻枪》(陆川,2002)和《人山人海》(蔡尚君,2011),贵州始终因其独特的地理空间位置与民族文化特性成为中国民族电影创作的“重镇”.2018年,曾凭借《路边野餐》(毕赣,2016)惊艳影坛的贵州导演毕赣再次以《地球最后的夜晚》(毕赣, 2018)入围了当年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而另一位贵州导演饶晓志以小成本喜剧片《无名之辈》(饶晓志,2018)在第十届澳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多项大奖,贵州籍演员章宇、曾美慧孜等也纷纷在华语电影最具权威性的殿堂上开始集体亮相,很多媒体都将2018年称为国产电影的“贵州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后,贵州电影与贵州文化在中国电影重新出发之际一再惊艳影坛的背后,究竟蕴含着哪些因素、发生了何种变化?华语电影中贵州电影如何凸显贵州地域空间与文化特色?这些问题无不在提醒着我们去探讨这一现象发生的内在路径与带给中国电影的实际经验的必要性.
其他文献
中国电影伦理学明确了“建构中国电影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借鉴人类已有的坚实的哲学研究成果,完善其基本学科架构,规制其核心概念与理论范畴,助推中国电影伦理学朝着既符合时代进步的历史需求,又能够承传中国优秀伦理道德的道路上繁荣发展”.[1]“2017年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电影论坛”成为学界建构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和话语体系的一个起点,在该论坛上的发言《中国导演新力量与电影工业美学原则的崛起》初步阐述了电影工业美学的原则及其与中国电影新力量的关系.[2]贾樟柯是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是电影文化的实践者,擅长于用自己的语
体育片作为一种类型电影在中国具有其内在历史传统与广阔发展前景,其创作实践是一个不断尝试、开拓和丰富的过程.《电影艺术词典》将体育片概括为“反映与体育活动有关的社会生活的故事片.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必须与体育事业或体育竞赛活动紧密联系,具有较多的紧张、精彩的体育竞赛场面.为适应内容的需要,在导演和摄影艺术上往往更注重节奏感和动作性.在演员选择上有时甚至起用专业运动员.”[1]可见,体育片在通常意义上指的是体育故事片,并以体育运动与电影思维双重视觉刺激构成其作为类型电影的独特魅力.
文化学者刘小枫将现代叙事伦理分为两类——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刘小枫认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和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和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不提供国家化的道德原则,只提供个体性的道德境况,让每个人从叙事中形成自己的道德自觉”.[1]如果以刘小枫的上述观点为切入口来审视和考察当代华语电影的伦理诉求和文化价值观,王家卫电影无疑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电影格局中最具特色的“作者”景观.王家卫电影中那些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普通人物内心漫长复
1948年7月8日,电影《万家灯火》于沪光影院试映,放映结束后,昆仑公司招待影剧文化新闻界人士,征求对该片的意见,到场郑振铎、杜守素、田汉、曹禺等数十人,一致推该片为本年国产片最成功之作.同月21日,《大公报》(上海版)于“戏剧与电影周刊”版面刊登《万家灯火》座谈会的相关内容.会上,该片“亲切”“自然”“很有人情味”的艺术风格得到与会者的普遍认可[1],并被评价道“是一部新现实主义的文艺巨作”.[2]随后,电影界给出了更中肯详实的评语,在1948年10月2日的香港版《大公报》中,作者香儿发表题为《评〈万家
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以电影表演教育为主的学校.由于正规教育体系还没有把电影表演教育纳入其中,所以这一时期的电影表演教育多为民间自觉自发行为.按资本构成可以分为三类:民族资本创办的电影表演教育学校、中外合作创办的电影表演教育学校、外国资本创办的电影表演教育学校.虽然这些学校纷纷崛起又纷纷落幕,带有很大程度的投机性、功利性、短视性,但其目的性、针对性、实用性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