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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造镇是古老村镇维新发展的最优选择，要创建有文化品味的新故乡。
向勇，2003年留北京大学任教，除了担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职务，还担任着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研究文化产业十余年，足迹遍布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为英国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访问学者，英国伦敦Metropolitan大学商学院访问教授，并在国内多个部门担任职务，近几年又连续出版了《创意与管理》《创意领导力》《文化立国》等多部学术著作。
早春鹅黄嫩吐，傍晚斜晖微洒。
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院。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正在他的Coffice整理相关资料，近日他将应邀参加在台湾举办的一场关于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论坛。他准备演讲的题目是《文化力与第六产业》。
文化自觉：从一间Coffice说起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出生的向勇，是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叶朗先生的得意弟子。透过51号楼一层精致的美式窗户，可看到北京大学校园一隅。这里的静谧与校园外大都市的喧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向勇就和他的恩师叶朗、还有他们所带领的学生工作和生活在这里。他们连同之前近一个世纪的许多先哲大师的智慧之光在这里闪烁，他们一脉相传的深刻思想也都从这里出发，影响着一个国度甚至整个世界，也影响着一个甚至更多的时代。
随着一阵轻快精干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会客室的门被推开，站在眼前的是一位面带笑容、稳重且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他就是向勇。从他的眼神中，你会在不经意间联想到近一个世纪以来从这所高等学府走出的一个个肩负着民族振兴历史使命青年才俊。
“做文创工作，办公室里最好的地方不是领导的，而是员工的。”这是向勇在研究文化产业十余年中对文创职场的一个观点，同时他也是一个自觉的实践者。“我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把我的办公室变成了一个准公共空间。”
十八世纪的英国，人们大多知道的是工业革命对这个国家的推动和发展，但同时也看到了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一种生活方式。各种文学共同体、艺术共同体在那个时期迅速走进人们的生活，沙龙作为一种必不可少形式和载体成为很多人的一种生活常态。在这种空间里，人们谈人生理想，谈艺术创意，经过碰撞之后所迸发的火花经过工业的生产转眼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这种场所，大多由一些社会名流提供，他们将原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开放出来，形成一个准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品尝的是香浓咖啡，汇聚的是思想精华，产出的是创意产品。“他们就是在那种空间里推动了各种创意，我们现在就到了那个时代。”
因此，向勇的办公室，严格来说是Coffice，意即Coffee和Office的结合体。向勇特别解释说，Coffee在这里不是指喝咖啡，而是指咖啡背后的创意。
在这里与向勇一起工作的同事都知道，搞文创的人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理念是向勇一直强调和付诸行动的实践。同事们上下班不用打卡，每到中午12点和下午6点，已提前设置好的轻柔舒缓音乐就会自动响起，提醒大家到了休息的时间。大家办公的空间里没有所谓的现代化大公司里的大隔断工位，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在工作期间与同事进行创意交流和观点碰撞，甚至是以聊天的方式工作。在向勇看来，文创工作的空间就应是一个大家能通畅交流的空间，这种无拘无束无遮无拦的氛围和空间感，它强调的是智慧的分享，强调的是创意的灵光闪现。
“我有个观点和别人不太一样。”向勇说，“传统制造业，一下班马上就不工作了。但在文化领域里面不是这样，所想所思所创意并不是你在办公室就能想到，所以文创工作是生活与工作的无缝连接。也就是说你工作也是在生活，生活也是在工作。”在他参观过的一家世界级的文创企业里，他曾为这样一件事情感慨过。这家公司的一名员工怀孕，公司便特意腾开一个空间为她做了一个休息室，休息室除了布置清新雅致之外，它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专门安放了音响设备，你累了就可以去休息，休息时还能听早已给你准备好婴儿音乐。向勇说，这家公司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文创。
燕南园51号楼内部改造是在向勇主持下进行的。时间用了两年。当时很多人不解并开玩笑：修故宫么？更不理解的是施工工人：别人让施工时总是嫌慢，总是在催快点快点，你为什么还让慢点？
向勇自有他的想法，他所主持的这项改造工作，本身就是一项文创性的工作。他要让在这项工程结束之后，燕南园51号的每一个细节，都能讲述一个生动的故事。
关于这里的故事，工作在这里的每个同事随便都能讲几个。
当时在砖的使用上，向勇费了很大心思。九十多年前在建筑这幢小楼时用的都是小青砖，而现在却只有大青砖，要达到和以前的砖匹配，就必须锯掉一块。如果用钢锯锯的话，效率会很高，但缺点是会留下火气，同时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泛碱发白，会严重影响这座近一个世纪历史建筑的美观。向勇向有关专家了解后得知，青砖只有用醮过水的麻绳锯过后才会避免火气，而且不会泛碱发白。然而用麻绳锯砖耗时费神，两个人一天才能锯十多块。但向勇还是这么做了。
“我们在做这幢楼的时候，其实也反映了我们文创的思路，文创是什么呢？他不是把旧的东西灭掉，创造无中生有的新东西，它是把旧的东西擦亮，用叶老师的话就是照亮，用文创的力量照亮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就是把它放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这样一种东西。文创是告诉你怎么认识产品，怎么去评估产品，怎么付出照亮传统。这是文创的核心力量。”
三楼是同事们工作的地方，正如他所说，我们不设置隔断，一张大号的长桌摆在正中间，上面有电脑。虽没人办公，但你依然能想像到他的同事们在一起工作时那种轻松愉悦的场面。因为这座建筑是中国传统的硬山顶式，故而三楼的顶部前后底中间高。为了避免工作人员不小心碰了头，向勇专门在一圈设计了活动式储物柜。这种储物柜充分考虑了对空间的合理利用，想固定时可以拧上螺丝，有贵重物品时还可以上一把锁，在这里搞一些小型活动时，柜子还可以充当展览陈列柜。打开安装在墙壁上的一个开关，一块投影屏幕徐徐下降。“我们每周五都有一个Coffice Time，可以在这里放映一些在外面看不到的纪录片，然后大家共同讨论，交流思想。”向勇介绍说。 文化关怀：从一幅画作说起
有人说，庄重而宁静的北大校园，使人感到这里既不是皇家园林，也不是殿堂庙宇，而仿佛是古老的中国书院。而座落在北大校园内的燕南园51号院，不但能让你感受到它对近一个世纪中华民族历史变迁的见证，更让你读到在现时代所必须拥有的内心沉着与淡定。
走进51号楼，你会变得不再浮躁。
悬挂在向勇办公桌正对面墙上的一幅画背后的故事就蕴含着这样的力量。
画面上是一个孩子开心的面部表情，色彩鲜艳却明快干净，可以想像到画作者内心的纯真无邪。这是一个今年已18岁的台湾身心障碍孩子的作品。
“大家都知道，那些身心障碍孩子平时的生活是很悲苦的。甚至好多家里有这样孩子的家长都不愿把孩子推出来让别人看见。”向勇说。
2012年，向勇到台湾进行学术交流，其间认识了一位身心障碍孩子的母亲，这位母亲创办了一个名为“台湾身心障碍者表演艺术团”的民间社团。这幅画就是这位母亲的孩子画的。
这个孩子从两三岁开始就肌肉萎缩，向勇见到这个孩子时，孩子就只有两个手指头能动了。但这个孩子非常优秀，画画得特别好。母亲给他买了一张特殊的躺椅，电脑显示器就挂在墙角，孩子就靠两根手指头创作了一部时长七分钟的动画作品，还完成了一本名为《45度角》的书的写作——因为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半躺在那里，眼睛看着墙角的显示器完成的，45度角，成为他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顽强毅力的见证——书名由此而来。
这位母亲发现，其实在台湾还有不少像她儿子一样的孩子，这些孩子大多天资聪颖，他们可以也完全能够有尊严地活着。于是她创办了这个社团，同时开办了一个“光之艺廊”的画廊，她不仅为这些孩子裱画，为他们举办画展，推广画作，还就此做一些衍生品，向社会推广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如果没有这个平台，他们一般都只能在学校里学习擦玻璃，以此来实现他们的社会价值。
向勇为此而感动。他花了六万台币收藏了这个孩子的一幅作品。
“其实不止我收藏，也还会有很多人也收藏的。因此我看到文创不但有温暖人的力量，还能改变人的生活。经济生活，当然还有社会地位。文创有一个对社会救赎的力量，还不只是一个附庸风雅的事情。所以说文化要讲它的责任，如果文化没有责任，没有温暖人心的力量，这个文化就不会传播得很久远。很多有钱人靠高消费和奢侈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那就很可悲了。”
如果说向勇想用一幅画说明文创的力量的话，那么他对学生的鼓励则体现的是一位年轻学者志存高远的胸怀。
2013年开始的第一堂课上，向勇对他的学生们说，“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都有一份为天地立心的社会情怀和历史使命，而在当今时代，文化产业也该是一种实现为天地立心的重要方式。对文化产业的关注，我希望，我们的课，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然而，任重道远。
近两年，不断的有怀抱着文创理想的在校学生和刚刚走出校园创业的青年向向勇提出相同的问题：“两头堵”。一头儿是被资本挤得根本进不去的文化产业私人空间，一头儿是高不可攀的文化产业公共空间。也就是说，刚刚起步由年轻人创办的小微创业无法在市场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创意产品品牌涵养的空间。向勇在调研中也发现了与之相似的问题，老百姓要么没钱观看价格高昂文化产业私人产品，要么就是免费也不愿去看的文化产业纯公共产品。这或许正是他提出“准公共空间论” 的起源。因为他也确实发现，当前我国的整体环境并不完全利于年轻人从事文创创业。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我国当年的文化产业领域里面还缺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间转化平台。
于是所出现的问题显然易见。在国内没有一个文化产业园区依靠文化产业赚钱，但凡赚钱的大多是搞了所谓的“文化地产”，也就是靠搞房地产盈利，还有的就是靠租房租地，靠收物业费维持。“现在的大多数文化产业园区还是用的传统的工业化的技术化的逻辑思考文化产业，必须要用文化的逻辑思考文化产业。”“微盈利、基础性、长远性，有助于文化资源向产业资源转化，文化产业园区应当扮演这个一种角色。所以说它是一个准公共空间，但它又不是公共空间，又不是私人空间。准公共空间也可以叫新公共空间。”这个理念是向勇向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开出的药方。
同时，他也希望政府部门大型企业扮演这个中间转化平台的角色，把一些闲置的、私人的空间释放出来，开辟成准公共空间，给年轻的文创工作者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蓬勃民间文化创意的氛围。
在向勇的设想中，北京变成一个国际性的文化创意城市并不难。他有两个大胆的建议，“第一个是城市形象的问题，把所有的广告撤掉，把大楼上的牌子去掉，要体现本色；第二个很关键，长安街沿线有很多政府部门，还有很多酒店，把你的大堂开辟出来，给这些年青的小微的企业提供展场。让我们民众每走10分钟就能进去就能体验，而不是非要走到国家大剧院，或者国家博物院。什么叫创意城市？你每走5分钟就会遇到一个有特色的咖啡馆或者茶馆，或者一个很味道的书店。每走15分钟会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准公共空间，类似于文化馆或者美术馆，不管你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
文化追求：从一条微博说起
3月中旬的一天，一条微博引起了向勇的注意。微博说，“我成了这座拥有500多年历史逸美山村的最后见证者。她自然形成用了五个多世纪，然而消亡仅用了11个月。这组图片是我初见她的完整，到被拆得七零八落，再到灰飞烟灭的全过程……这就是基层城镇一体化的成果。”对于这条配发了图片的微博，对向勇触动很大。他在自己的微博中写到，“如果新型城镇化依然秉承这种传统发展观念，地方长官坚持大项目落地、房地产建设与单一工业化思维，拆迁就会在所难免，古村镇就会灰飞烟灭。文创造镇是古老村镇维新发展的最优选择，要创建有文化品味的新故乡。”
一个传承着北大精神的青年学者“为天地立心”的拳拳之情在此溢于言表。 十余年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潜心研究，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交流考察，向勇在国内第一个提出了“文创造镇”的理念。
其实，在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中，向勇听到的绝不仅仅是类似的事情，数年前在福建的一次考察中，眼前的一切使他至今无法忘却。
他对那次出行抱有很大期待——以制作加工红木家俱闻名的福建仙游。在他的想像当中，这一定是一个文化氛围浓郁、人们生活富裕、城镇环境优美的地方。然而去了之后的所见所闻却使他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道路两旁的广告牌随意建立，人们生活依然贫困，外地商人与当地百姓的砍价交易随处可见。此事使向勇陷入了沉思：本应是一个生产文化和销售文化的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同时向勇发现，这里虽然家家户户都做加工红木家具，但是红木家具里面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却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毫不相干。
在之后对日本及台湾的考察中，向勇感到，在经济高速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农村城镇化用文化来改造是一个必然趋势。在当前的日本，有文化意义上的一村一品和一镇一品，在台湾，也有文化意义上的社区总体营造。而我们国家当前所提到的一村一品与日本的一村一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主要在于思维方式和操作模式上，我们还遵循的是工业化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模式。也就是说，人们为工作而劳作，如果说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还尚可，但在经济已经发达的地区这种传统的观念就必须得到改变。在这两个地方，村镇负责人给前来观光者讲的都是文化或文创内涵的产品。特别让向勇眼前一亮的是，台湾的一个村负责人讲到他们养的虾，除了讲虾的有机环保外，更多的则是介绍一个以虾为主题的嘉年华活动以及为什么要搞这个活动。他们将一个养虾的单线条的工作与旅游及相关衍生品有效地结合到了一起。向勇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文创的思路。对照近几十年来的我国城镇化建设，向勇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应再是过去的大兴土木，而应是大兴文化。
那么，在当前我们国家如何实施“文创造镇”？向勇显然已成竹在胸。他设想是首先由文创人士进行调研。重点考察当地有何文化资源，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物质文化资源，也就是有哪些国家级、省级、市级或县级的文物；其次是看这个地方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民间工艺、民间表演等等；第三是对留存于这个地方的民间故事、名人轶事、历史典故进行搜集整理。其次是对这些资源进行评估评价，并不是说这三种文化资源都有开发的价值。比方说这些文化资源到底有多大的消费半径，一个民间故事是村里几个人口口相传，还是在一个区域里妇孺皆知？是影响到一个县，还是全国？第三步就是评价当地县市区域里的公共文化产业服务基础，重点从产业链的角度考量对现有文化资源的取舍，因地制宜，彰显这个地方文化符号。最后才是使用工业技术的手段进行道路设施的建设和对建筑的整修。“只有经过这样一系列工作之后，文化才可能成为当地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城镇化建设才更有价值和意义，也才能避免传统的城镇化过程中的大拆大建。”
不久前，向勇的团队与北京长沟签订了一个“文创造镇” 的协议，目标是以“文创”为核心，打造“中国文创第一镇”。有人提出，某地是国内著名的电影拍摄基地，他们也做的是文化项目，每年产值都非常高，人家早已是“文创第一镇”了。对此，向勇的观点是“它没有生活方式在里面”。“文创造镇就是要把乡镇作为我们的一个生命共同体，因为人是文化的动物，先是靠文化的认同，然后再把人们的就业、生活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结合在一起。如果单纯地用传统的制造业的概念来衡量，当今南方很多发达的地方早已是文创第一镇了。”
在向勇的“文创造镇”范畴中，新型城镇化正如他在燕南园51号院及他所提到的“准公共空间”一样，是一个农村慢节奏生活和城市快节奏生活的过渡性空间，是一个包含着文化内涵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更包含着他“为天地立心”的高远的文化追求。
有着“天府之国”之称的成都，是向勇的故乡。这里有一个既深烙着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又飘逸着现代文明气息的宽窄巷子。无论春夏秋冬还是朝来晚去，都徜徉着流连忘返的身影。巷子里的每一座古典的小院都有一个精致的故事，每一个店铺都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向勇说，成都的宽窄巷子，透着他“文创造镇”的理念。
采访中，向勇说，所谓“第六产业”，就是说“文创造镇”所涵盖的内容不是单指第三产业，而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的总和。这也将是他赴台演讲的主题内容之一。
向勇，2003年留北京大学任教，除了担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职务，还担任着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研究文化产业十余年，足迹遍布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为英国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访问学者，英国伦敦Metropolitan大学商学院访问教授，并在国内多个部门担任职务，近几年又连续出版了《创意与管理》《创意领导力》《文化立国》等多部学术著作。
早春鹅黄嫩吐，傍晚斜晖微洒。
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院。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正在他的Coffice整理相关资料，近日他将应邀参加在台湾举办的一场关于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论坛。他准备演讲的题目是《文化力与第六产业》。
文化自觉：从一间Coffice说起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出生的向勇，是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叶朗先生的得意弟子。透过51号楼一层精致的美式窗户，可看到北京大学校园一隅。这里的静谧与校园外大都市的喧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向勇就和他的恩师叶朗、还有他们所带领的学生工作和生活在这里。他们连同之前近一个世纪的许多先哲大师的智慧之光在这里闪烁，他们一脉相传的深刻思想也都从这里出发，影响着一个国度甚至整个世界，也影响着一个甚至更多的时代。
随着一阵轻快精干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会客室的门被推开，站在眼前的是一位面带笑容、稳重且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他就是向勇。从他的眼神中，你会在不经意间联想到近一个世纪以来从这所高等学府走出的一个个肩负着民族振兴历史使命青年才俊。
“做文创工作，办公室里最好的地方不是领导的，而是员工的。”这是向勇在研究文化产业十余年中对文创职场的一个观点，同时他也是一个自觉的实践者。“我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把我的办公室变成了一个准公共空间。”
十八世纪的英国，人们大多知道的是工业革命对这个国家的推动和发展，但同时也看到了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一种生活方式。各种文学共同体、艺术共同体在那个时期迅速走进人们的生活，沙龙作为一种必不可少形式和载体成为很多人的一种生活常态。在这种空间里，人们谈人生理想，谈艺术创意，经过碰撞之后所迸发的火花经过工业的生产转眼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这种场所，大多由一些社会名流提供，他们将原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开放出来，形成一个准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品尝的是香浓咖啡，汇聚的是思想精华，产出的是创意产品。“他们就是在那种空间里推动了各种创意，我们现在就到了那个时代。”
因此，向勇的办公室，严格来说是Coffice，意即Coffee和Office的结合体。向勇特别解释说，Coffee在这里不是指喝咖啡，而是指咖啡背后的创意。
在这里与向勇一起工作的同事都知道，搞文创的人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理念是向勇一直强调和付诸行动的实践。同事们上下班不用打卡，每到中午12点和下午6点，已提前设置好的轻柔舒缓音乐就会自动响起，提醒大家到了休息的时间。大家办公的空间里没有所谓的现代化大公司里的大隔断工位，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在工作期间与同事进行创意交流和观点碰撞，甚至是以聊天的方式工作。在向勇看来，文创工作的空间就应是一个大家能通畅交流的空间，这种无拘无束无遮无拦的氛围和空间感，它强调的是智慧的分享，强调的是创意的灵光闪现。
“我有个观点和别人不太一样。”向勇说，“传统制造业，一下班马上就不工作了。但在文化领域里面不是这样，所想所思所创意并不是你在办公室就能想到，所以文创工作是生活与工作的无缝连接。也就是说你工作也是在生活，生活也是在工作。”在他参观过的一家世界级的文创企业里，他曾为这样一件事情感慨过。这家公司的一名员工怀孕，公司便特意腾开一个空间为她做了一个休息室，休息室除了布置清新雅致之外，它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专门安放了音响设备，你累了就可以去休息，休息时还能听早已给你准备好婴儿音乐。向勇说，这家公司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文创。
燕南园51号楼内部改造是在向勇主持下进行的。时间用了两年。当时很多人不解并开玩笑：修故宫么？更不理解的是施工工人：别人让施工时总是嫌慢，总是在催快点快点，你为什么还让慢点？
向勇自有他的想法，他所主持的这项改造工作，本身就是一项文创性的工作。他要让在这项工程结束之后，燕南园51号的每一个细节，都能讲述一个生动的故事。
关于这里的故事，工作在这里的每个同事随便都能讲几个。
当时在砖的使用上，向勇费了很大心思。九十多年前在建筑这幢小楼时用的都是小青砖，而现在却只有大青砖，要达到和以前的砖匹配，就必须锯掉一块。如果用钢锯锯的话，效率会很高，但缺点是会留下火气，同时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泛碱发白，会严重影响这座近一个世纪历史建筑的美观。向勇向有关专家了解后得知，青砖只有用醮过水的麻绳锯过后才会避免火气，而且不会泛碱发白。然而用麻绳锯砖耗时费神，两个人一天才能锯十多块。但向勇还是这么做了。
“我们在做这幢楼的时候，其实也反映了我们文创的思路，文创是什么呢？他不是把旧的东西灭掉，创造无中生有的新东西，它是把旧的东西擦亮，用叶老师的话就是照亮，用文创的力量照亮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就是把它放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这样一种东西。文创是告诉你怎么认识产品，怎么去评估产品，怎么付出照亮传统。这是文创的核心力量。”
三楼是同事们工作的地方，正如他所说，我们不设置隔断，一张大号的长桌摆在正中间，上面有电脑。虽没人办公，但你依然能想像到他的同事们在一起工作时那种轻松愉悦的场面。因为这座建筑是中国传统的硬山顶式，故而三楼的顶部前后底中间高。为了避免工作人员不小心碰了头，向勇专门在一圈设计了活动式储物柜。这种储物柜充分考虑了对空间的合理利用，想固定时可以拧上螺丝，有贵重物品时还可以上一把锁，在这里搞一些小型活动时，柜子还可以充当展览陈列柜。打开安装在墙壁上的一个开关，一块投影屏幕徐徐下降。“我们每周五都有一个Coffice Time，可以在这里放映一些在外面看不到的纪录片，然后大家共同讨论，交流思想。”向勇介绍说。 文化关怀：从一幅画作说起
有人说，庄重而宁静的北大校园，使人感到这里既不是皇家园林，也不是殿堂庙宇，而仿佛是古老的中国书院。而座落在北大校园内的燕南园51号院，不但能让你感受到它对近一个世纪中华民族历史变迁的见证，更让你读到在现时代所必须拥有的内心沉着与淡定。
走进51号楼，你会变得不再浮躁。
悬挂在向勇办公桌正对面墙上的一幅画背后的故事就蕴含着这样的力量。
画面上是一个孩子开心的面部表情，色彩鲜艳却明快干净，可以想像到画作者内心的纯真无邪。这是一个今年已18岁的台湾身心障碍孩子的作品。
“大家都知道，那些身心障碍孩子平时的生活是很悲苦的。甚至好多家里有这样孩子的家长都不愿把孩子推出来让别人看见。”向勇说。
2012年，向勇到台湾进行学术交流，其间认识了一位身心障碍孩子的母亲，这位母亲创办了一个名为“台湾身心障碍者表演艺术团”的民间社团。这幅画就是这位母亲的孩子画的。
这个孩子从两三岁开始就肌肉萎缩，向勇见到这个孩子时，孩子就只有两个手指头能动了。但这个孩子非常优秀，画画得特别好。母亲给他买了一张特殊的躺椅，电脑显示器就挂在墙角，孩子就靠两根手指头创作了一部时长七分钟的动画作品，还完成了一本名为《45度角》的书的写作——因为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半躺在那里，眼睛看着墙角的显示器完成的，45度角，成为他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顽强毅力的见证——书名由此而来。
这位母亲发现，其实在台湾还有不少像她儿子一样的孩子，这些孩子大多天资聪颖，他们可以也完全能够有尊严地活着。于是她创办了这个社团，同时开办了一个“光之艺廊”的画廊，她不仅为这些孩子裱画，为他们举办画展，推广画作，还就此做一些衍生品，向社会推广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如果没有这个平台，他们一般都只能在学校里学习擦玻璃，以此来实现他们的社会价值。
向勇为此而感动。他花了六万台币收藏了这个孩子的一幅作品。
“其实不止我收藏，也还会有很多人也收藏的。因此我看到文创不但有温暖人的力量，还能改变人的生活。经济生活，当然还有社会地位。文创有一个对社会救赎的力量，还不只是一个附庸风雅的事情。所以说文化要讲它的责任，如果文化没有责任，没有温暖人心的力量，这个文化就不会传播得很久远。很多有钱人靠高消费和奢侈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那就很可悲了。”
如果说向勇想用一幅画说明文创的力量的话，那么他对学生的鼓励则体现的是一位年轻学者志存高远的胸怀。
2013年开始的第一堂课上，向勇对他的学生们说，“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都有一份为天地立心的社会情怀和历史使命，而在当今时代，文化产业也该是一种实现为天地立心的重要方式。对文化产业的关注，我希望，我们的课，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然而，任重道远。
近两年，不断的有怀抱着文创理想的在校学生和刚刚走出校园创业的青年向向勇提出相同的问题：“两头堵”。一头儿是被资本挤得根本进不去的文化产业私人空间，一头儿是高不可攀的文化产业公共空间。也就是说，刚刚起步由年轻人创办的小微创业无法在市场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创意产品品牌涵养的空间。向勇在调研中也发现了与之相似的问题，老百姓要么没钱观看价格高昂文化产业私人产品，要么就是免费也不愿去看的文化产业纯公共产品。这或许正是他提出“准公共空间论” 的起源。因为他也确实发现，当前我国的整体环境并不完全利于年轻人从事文创创业。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我国当年的文化产业领域里面还缺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间转化平台。
于是所出现的问题显然易见。在国内没有一个文化产业园区依靠文化产业赚钱，但凡赚钱的大多是搞了所谓的“文化地产”，也就是靠搞房地产盈利，还有的就是靠租房租地，靠收物业费维持。“现在的大多数文化产业园区还是用的传统的工业化的技术化的逻辑思考文化产业，必须要用文化的逻辑思考文化产业。”“微盈利、基础性、长远性，有助于文化资源向产业资源转化，文化产业园区应当扮演这个一种角色。所以说它是一个准公共空间，但它又不是公共空间，又不是私人空间。准公共空间也可以叫新公共空间。”这个理念是向勇向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开出的药方。
同时，他也希望政府部门大型企业扮演这个中间转化平台的角色，把一些闲置的、私人的空间释放出来，开辟成准公共空间，给年轻的文创工作者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蓬勃民间文化创意的氛围。
在向勇的设想中，北京变成一个国际性的文化创意城市并不难。他有两个大胆的建议，“第一个是城市形象的问题，把所有的广告撤掉，把大楼上的牌子去掉，要体现本色；第二个很关键，长安街沿线有很多政府部门，还有很多酒店，把你的大堂开辟出来，给这些年青的小微的企业提供展场。让我们民众每走10分钟就能进去就能体验，而不是非要走到国家大剧院，或者国家博物院。什么叫创意城市？你每走5分钟就会遇到一个有特色的咖啡馆或者茶馆，或者一个很味道的书店。每走15分钟会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准公共空间，类似于文化馆或者美术馆，不管你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
文化追求：从一条微博说起
3月中旬的一天，一条微博引起了向勇的注意。微博说，“我成了这座拥有500多年历史逸美山村的最后见证者。她自然形成用了五个多世纪，然而消亡仅用了11个月。这组图片是我初见她的完整，到被拆得七零八落，再到灰飞烟灭的全过程……这就是基层城镇一体化的成果。”对于这条配发了图片的微博，对向勇触动很大。他在自己的微博中写到，“如果新型城镇化依然秉承这种传统发展观念，地方长官坚持大项目落地、房地产建设与单一工业化思维，拆迁就会在所难免，古村镇就会灰飞烟灭。文创造镇是古老村镇维新发展的最优选择，要创建有文化品味的新故乡。”
一个传承着北大精神的青年学者“为天地立心”的拳拳之情在此溢于言表。 十余年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潜心研究，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交流考察，向勇在国内第一个提出了“文创造镇”的理念。
其实，在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中，向勇听到的绝不仅仅是类似的事情，数年前在福建的一次考察中，眼前的一切使他至今无法忘却。
他对那次出行抱有很大期待——以制作加工红木家俱闻名的福建仙游。在他的想像当中，这一定是一个文化氛围浓郁、人们生活富裕、城镇环境优美的地方。然而去了之后的所见所闻却使他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道路两旁的广告牌随意建立，人们生活依然贫困，外地商人与当地百姓的砍价交易随处可见。此事使向勇陷入了沉思：本应是一个生产文化和销售文化的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同时向勇发现，这里虽然家家户户都做加工红木家具，但是红木家具里面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却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毫不相干。
在之后对日本及台湾的考察中，向勇感到，在经济高速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农村城镇化用文化来改造是一个必然趋势。在当前的日本，有文化意义上的一村一品和一镇一品，在台湾，也有文化意义上的社区总体营造。而我们国家当前所提到的一村一品与日本的一村一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主要在于思维方式和操作模式上，我们还遵循的是工业化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模式。也就是说，人们为工作而劳作，如果说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还尚可，但在经济已经发达的地区这种传统的观念就必须得到改变。在这两个地方，村镇负责人给前来观光者讲的都是文化或文创内涵的产品。特别让向勇眼前一亮的是，台湾的一个村负责人讲到他们养的虾，除了讲虾的有机环保外，更多的则是介绍一个以虾为主题的嘉年华活动以及为什么要搞这个活动。他们将一个养虾的单线条的工作与旅游及相关衍生品有效地结合到了一起。向勇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文创的思路。对照近几十年来的我国城镇化建设，向勇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应再是过去的大兴土木，而应是大兴文化。
那么，在当前我们国家如何实施“文创造镇”？向勇显然已成竹在胸。他设想是首先由文创人士进行调研。重点考察当地有何文化资源，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物质文化资源，也就是有哪些国家级、省级、市级或县级的文物；其次是看这个地方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民间工艺、民间表演等等；第三是对留存于这个地方的民间故事、名人轶事、历史典故进行搜集整理。其次是对这些资源进行评估评价，并不是说这三种文化资源都有开发的价值。比方说这些文化资源到底有多大的消费半径，一个民间故事是村里几个人口口相传，还是在一个区域里妇孺皆知？是影响到一个县，还是全国？第三步就是评价当地县市区域里的公共文化产业服务基础，重点从产业链的角度考量对现有文化资源的取舍，因地制宜，彰显这个地方文化符号。最后才是使用工业技术的手段进行道路设施的建设和对建筑的整修。“只有经过这样一系列工作之后，文化才可能成为当地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城镇化建设才更有价值和意义，也才能避免传统的城镇化过程中的大拆大建。”
不久前，向勇的团队与北京长沟签订了一个“文创造镇” 的协议，目标是以“文创”为核心，打造“中国文创第一镇”。有人提出，某地是国内著名的电影拍摄基地，他们也做的是文化项目，每年产值都非常高，人家早已是“文创第一镇”了。对此，向勇的观点是“它没有生活方式在里面”。“文创造镇就是要把乡镇作为我们的一个生命共同体，因为人是文化的动物，先是靠文化的认同，然后再把人们的就业、生活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结合在一起。如果单纯地用传统的制造业的概念来衡量，当今南方很多发达的地方早已是文创第一镇了。”
在向勇的“文创造镇”范畴中，新型城镇化正如他在燕南园51号院及他所提到的“准公共空间”一样，是一个农村慢节奏生活和城市快节奏生活的过渡性空间，是一个包含着文化内涵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更包含着他“为天地立心”的高远的文化追求。
有着“天府之国”之称的成都，是向勇的故乡。这里有一个既深烙着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又飘逸着现代文明气息的宽窄巷子。无论春夏秋冬还是朝来晚去，都徜徉着流连忘返的身影。巷子里的每一座古典的小院都有一个精致的故事，每一个店铺都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向勇说，成都的宽窄巷子，透着他“文创造镇”的理念。
采访中，向勇说，所谓“第六产业”，就是说“文创造镇”所涵盖的内容不是单指第三产业，而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的总和。这也将是他赴台演讲的主题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