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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北京站每天都有几十万人的客流量，回去跟乡亲说：“真巧，我去时碰上那么多人，回来又碰上那么多人。”一时成为家乡的笑料。我在我们山乡，大概是家喻户晓的，二哥以为我在这“天下第一庄”也一样，和街上老头儿闲扯时问人家：“你认识我五弟刘章吗？”这又成为城里的笑料。
二姐和二姐夫
母亲生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二姐排六，长我两岁。我家地少且薄，收秋粮不足半年之食，全靠父亲驮脚养家，在那重男轻女的年代，母亲将二姐看成多余。我虽然在二姐之后，因是男孩，又是老小，得到穷娇穷宠。
回首往事，品读人生，二姐受虐待是谈不上的，因为毕竟是亲父亲母、亲兄亲姐，而受歧视则是有的。
童年，我们的家是大山里一间茅棚，敌人频繁搜山，草棚年遭数烧，除了几片破衣，我们一无所有。不要说不知世间有巧克力，连爆米花也闻所未闻。我们的零食，夏天是黄瓜，秋天是烤苞谷。我若想吃烤苞谷，哪个好掰哪个，二姐不敢，只能找獾子啃过的或死了秧的。有时三哥吼：“二丫头，你又烧棒子吃呢？”二姐用颤颤的哀婉的语声分辩：“死秧儿的。”
“死秧儿的”，多半生了，每忆起那语声，我的眼睛便酸。不苦不丰，而哀不公。
家里有小零活儿，别人不愿干，就吩咐：“二丫头去。”有了剩饭，别人不吃，就说：“二丫头吃。”在我家，谁都是二姐的领导，可打、可骂，二姐却没有部下，因为我是妈的心肝儿，碰不得。就这样，在那特殊的年代，那大山里独门独户的环境，造就了二姐的自卑心理，像从未充过气的皮球，一生无弹性。唉，我的二姐啊！
挨肩的孩子爱打架，可二姐总是让着我，护着我。一次我们在荒山里玩，一只座山雕向我扑来，二姐大哭大喊扑向了我。那老雕本以为我是什么动物，听见人喊，踅起高飞了。
二姐八岁那年去住姥姥家，因和同龄的表妹凤花拌几句嘴，便往家里跑，二十里莽岭野林，那时狼又多，二姐硬是在山里住一夜，竟未被狼食。二姐位卑，不知惜命。
二姐和五位哥姐一样，一天书没读过。我读三四年级的时候，一天在炕里看唱本，二姐倒蹲在炕沿上，说了句：“小老儿 ，别看书了。”我用手一杵说：“你懂什么！”二姐毫无思想准备，往后一仰，跌倒在地上大哭。这情景我终生难忘，我常痛悔自己的少年无知无礼，愧对二姐，这是我此生无法挽回的过错。
二姐十二岁那年有人提亲，母亲去相家，回来很高兴地说：“那男孩十五，挺懂事的，夜里还给我盖被子呢。”那个十五岁的男孩就是我二姐夫李福。
李家为人忠厚、殷勤，是附近几个小村有名的，二姐夫承继家风，一生本分。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姐生下外甥，满月那天我接二姐住家。母亲病了，二姐见我又要下田劳动，又要接医生买药，而且不会做饭，不忍心离开母亲回婆家，二姐夫接她三次，见状什么话也没说。二姐怀抱外甥为母亲煎药，喂饭，整整侍奉九个月，直到母亲去世。乡亲都说母亲得济于二姐了。俗语说：“愈不娇儿愈得济。”这在二姐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二姐从不白花人一文钱，不白吃人一顿饭。我家未迁入省城时，老伴儿养母猪，年年让二姐家抱一头猪崽养，有一回二姐竟对我说：“我们欠下你们×××钱了。”老伴儿本是白送的，二姐却记着账。近日回乡，听乡亲议论，某村某公，把宝贝女儿看成眼珠儿，省吃俭用，供她读书，直到大学毕业，还将自己全部存款交给女儿，谁知女儿矢口否认有此事，气得老人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我由此想到可敬的二姐，品德岂在读书与否乎？
论身材长相，论勤俭持家，我二姐夫绝对对得起二姐。二姐夫一辈子没干过偷雞摸狗的勾当，不用二姐操心半点。
二姐夫不善言辞，却心灵手巧，北方农村的活儿，他都会。一到春天，村里人便请他修剪或嫁接果树，他嫁接的果树成活率高，自然结果儿就早。冬天的晚上他给人扎笤帚，不要报酬，尽心尽力。他扎的笤帚结实，笤苗儿用完，其把儿还不散。他眼里的活儿，人求他干，不求也干。他上山嫁接树的时候，见谁家的小树该接了，便顺手接上，主人发现，不问自明，肯定是李福干的。因此，二姐夫的人缘极好，乡亲们乐意找他串门儿，有时木柜上都坐满人。
二姐夫给私人干活儿出力，给公家干活儿也同样出力。村里在南山刨树场，按日计酬，小青年晒太阳，他黑汗白流地干，有人说风凉话，他也不恼。
二姐夫爱管闲事，谁家的菜田该浇了，谁家的孩子该上学了，谁家的猪拱麦苗了，什么事他都管。乡亲们封他“管闲事主任”。他不是共产党员，连生产队长也没当过，“管闲事主任”就是他一生的“官衔”了。
二姐夫却管不过来二姐的拧脾气。二姐过门时，上有公婆，下有小叔小姑，自然和在娘家一样，干在前，吃在后，即使过年过节也不与全家人同桌，后来熬成婆婆，又当了奶奶，再后是儿子独立门户，只剩下二姐夫和她，吃饭的时候，她也总在地上转着找活儿干，等姐夫吃完了她吃凉饭。对此，二姐夫毫无办法。也许在二姐看来，她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干活儿的，吃剩饭的。每想到此，我常暗暗思忖：二姐的母爱、兄爱、姐爱呢？
二姐嫁给能干又好性情的姐夫，我为之庆幸。我曾想，像二姐这样受苦受累的人，天必照应，让她和姐夫白头到老的。我错想了。
我曾从《河北日报》上读到一篇短文，写的是郊区某医院某大夫专治食道癌的成功病例，因我有时也咽食不畅，便默记在心。可巧，第二天外甥陪二姐夫看病来了，外甥背地告诉我，说县医院怀疑他父亲是食道癌。第二天一检查，果然是，而且是晚期，已经扩散。我暗想，那篇短文早不登晚不登，单在二姐夫来前登，也许该二姐夫病好吧。我和外甥毫不犹豫地到那个医院买了药。医生一再嘱咐，服药期间，千万莫生气、莫劳累。春天，家乡来人说，二姐夫病好了，又给人修树、嫁接树了。秋天，听说二姐夫又病倒了，我已料到再难治愈。
二姐夫舍下二姐去了，可怜的二姐未满花甲，晚年无伴，怎不令人惦记？
我回乡看二姐时，庄里人说：“你二姐夫李福一死，我们冷了半个庄，唉，再也没人给我们接树了。”人们还说：“像李福这样好的人以后难找了。”一个普通庄稼人的死，能得到如此赞誉，也算可以的了。 二姐夫没留下任何财产，他给乡亲们留下许多果树，那是他的身影，有香，有色，有甘甜。
我相信，像二姐夫这样好的人还会有的，因为他们是草民，而小草最知报春。
二哥
二哥名臣，属狗，长我十八岁，先父讳文朝，给二哥取名“臣”字，不言而喻，是有所寄托的。可是，二哥却是个最典型的庄稼佬。
二哥生性善良。一般挨肩兄弟没有不犯一点儿口角的。母亲说，在二哥十三四岁的时候和大哥拌了几句嘴，大哥失手打断了二哥的手腕，父亲大怒，将大哥吊起来，声言要打断大哥的腿，二哥给父亲跪下，哀求说：“好爸爸，千万别打大哥，我手腕断了一人疼，打坏了大哥俩人伤……”说得父亲掉了泪，大哥免遭了一次皮肉之苦。
二哥与人共事的时候，有时明明知道自己吃了亏，却不去争，他说：“钱财物是人挣的，伤了和气可是用钱买不回来的。”
二哥殷勤，最肯吃苦。抗日战争那年月，大伯父文财家住在海拔八百米高山的石洞里，我家住在山脚下，大伯家没劳力，二哥一天两次从山下给大伯家担水，往返十来里，山高路又陡，一担就是四五年，直到敌人投降。人们说：“除了刘臣办得到，换个人都坚持不了。”
二哥经常对弟侄们说：“种地就要舍得辛苦，锄板上有水，锄板上也有火，天旱要耪田，天涝也要耪田，土地不欺人。”果然如此，别人地里的玉米一斗重二十七八斤，二哥家的一斗重三十斤。他锄草，成了习惯，也成了瘾。他恨不能有一把神锄，锄绝天下田间的恶草。锄自己地里草，把别人的地和自己家挨垄的野草也锄掉。
一九六九年，我在公社水库工地当指导员，为了改善民工伙食，自力更生搞养猪，举贤不避亲，我请二哥到工地当养猪员。他不只兢兢业业把猪养得膘满肉肥，工地上的活儿，什么他都干。养马人孙某把马往马棚一拴，说：“刘臣给我喂喂马。”“哎，哎。”他笑着答应。炊事员喊：“刘臣，过来帮忙烧烧火。”他也笑着答应。我心想：他要是千手佛，全世界人都使役他，他也心甘情愿。
我活到现在，还没听过谁说二哥哪点不好，人们一提起他来，都说那是个地地道道、本本分分、老实厚道的庄稼人。
头一个二嫂去世早，第二个嫂子招赘他的时候也是图的他殷勤、人缘好。二嫂跟人讲过好多回：他们领回结婚证的第二天早晨，二哥睡觉，二嫂起早做饭，用灯光照了两三回，嫌他不俊，可是后来生活得美满，却一点儿不后悔。我有一首题名《教闺女》的诗，就是根据这一情节写的：
让你说，三里五村
谁不说你爹心肠好
可当初呢
也折折腾腾好几遭
记得刚过门儿
起早把火烧
点灯，悄悄
往你爹脸上照
……
的确，二哥不英俊，他总是瘦瘦的，从来没有过丰满和红光满面。他太劳累了。
不要以为我二哥只会干活儿，不懂得子午卯酉。什么屈原流放、昭君出塞、王莽篡汉、刘秀中兴、陈桥兵变……他熟着呢。他唱的民间鼓词、小调，若整理出来也有几十万字。论记忆力，二哥比我强。
二哥他听得很多，见得实在太少了。他最远到过石家庄。头一次是跟我来的，回去托人捎到北京站。他不知道北京站每天都有幾十万人的客流量，回去跟乡亲说：“真巧，我去时碰上那么多人，回来又碰上那么多人。”一时成为家乡的笑料。我在我们山乡，大概是家喻户晓的，二哥以为我在这“天下第一庄”也一样，和街上老头儿闲扯时问人家：“你认识我五弟刘章吗？”这又成为城里的笑料。唉，二哥啊！
二哥也不是一生只有忍让、顺从，没有斗争过的。一九四八年闹“土改”，村里王大愣、王三拐子哥儿俩当上贫农团主席，不知权咋使，哥儿俩便坐起了山村土皇帝，随便吊打村干部和无辜的群众。那年我九岁，记事了，记得有一回要吊打一个名叫傅玉、号宝斋的人，罪名是“宝斋”的大号，说这就是封建主义。经好多人说情不打了，老傅玉跪地叩头高呼：“谢主隆恩！”二王乱打乱斗，情况反映到上级，上级派来工作组，召集贫农代表开会，二哥作为代表参加了。工作组问对二王是留还是罢，二哥头一个站起来说：“王大愣、王三拐不懂政策，胡作非为，坚决罢掉！”人们一看刘臣都说出这样的话，胆子大了，异口同声：“坚决罢免！”小村从此结束了“白色恐怖”。
这说的是我二哥。他的心不是闪闪发光的金子，不是喷香的鲜花，是朴素的泥土，是坚实的山岩。
二姐和二姐夫
母亲生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二姐排六，长我两岁。我家地少且薄，收秋粮不足半年之食，全靠父亲驮脚养家，在那重男轻女的年代，母亲将二姐看成多余。我虽然在二姐之后，因是男孩，又是老小，得到穷娇穷宠。
回首往事，品读人生，二姐受虐待是谈不上的，因为毕竟是亲父亲母、亲兄亲姐，而受歧视则是有的。
童年，我们的家是大山里一间茅棚，敌人频繁搜山，草棚年遭数烧，除了几片破衣，我们一无所有。不要说不知世间有巧克力，连爆米花也闻所未闻。我们的零食，夏天是黄瓜，秋天是烤苞谷。我若想吃烤苞谷，哪个好掰哪个，二姐不敢，只能找獾子啃过的或死了秧的。有时三哥吼：“二丫头，你又烧棒子吃呢？”二姐用颤颤的哀婉的语声分辩：“死秧儿的。”
“死秧儿的”，多半生了，每忆起那语声，我的眼睛便酸。不苦不丰，而哀不公。
家里有小零活儿，别人不愿干，就吩咐：“二丫头去。”有了剩饭，别人不吃，就说：“二丫头吃。”在我家，谁都是二姐的领导，可打、可骂，二姐却没有部下，因为我是妈的心肝儿，碰不得。就这样，在那特殊的年代，那大山里独门独户的环境，造就了二姐的自卑心理，像从未充过气的皮球，一生无弹性。唉，我的二姐啊！
挨肩的孩子爱打架，可二姐总是让着我，护着我。一次我们在荒山里玩，一只座山雕向我扑来，二姐大哭大喊扑向了我。那老雕本以为我是什么动物，听见人喊，踅起高飞了。
二姐八岁那年去住姥姥家，因和同龄的表妹凤花拌几句嘴，便往家里跑，二十里莽岭野林，那时狼又多，二姐硬是在山里住一夜，竟未被狼食。二姐位卑，不知惜命。
二姐和五位哥姐一样，一天书没读过。我读三四年级的时候，一天在炕里看唱本，二姐倒蹲在炕沿上，说了句：“小老儿 ，别看书了。”我用手一杵说：“你懂什么！”二姐毫无思想准备，往后一仰，跌倒在地上大哭。这情景我终生难忘，我常痛悔自己的少年无知无礼，愧对二姐，这是我此生无法挽回的过错。
二姐十二岁那年有人提亲，母亲去相家，回来很高兴地说：“那男孩十五，挺懂事的，夜里还给我盖被子呢。”那个十五岁的男孩就是我二姐夫李福。
李家为人忠厚、殷勤，是附近几个小村有名的，二姐夫承继家风，一生本分。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姐生下外甥，满月那天我接二姐住家。母亲病了，二姐见我又要下田劳动，又要接医生买药，而且不会做饭，不忍心离开母亲回婆家，二姐夫接她三次，见状什么话也没说。二姐怀抱外甥为母亲煎药，喂饭，整整侍奉九个月，直到母亲去世。乡亲都说母亲得济于二姐了。俗语说：“愈不娇儿愈得济。”这在二姐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二姐从不白花人一文钱，不白吃人一顿饭。我家未迁入省城时，老伴儿养母猪，年年让二姐家抱一头猪崽养，有一回二姐竟对我说：“我们欠下你们×××钱了。”老伴儿本是白送的，二姐却记着账。近日回乡，听乡亲议论，某村某公，把宝贝女儿看成眼珠儿，省吃俭用，供她读书，直到大学毕业，还将自己全部存款交给女儿，谁知女儿矢口否认有此事，气得老人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我由此想到可敬的二姐，品德岂在读书与否乎？
论身材长相，论勤俭持家，我二姐夫绝对对得起二姐。二姐夫一辈子没干过偷雞摸狗的勾当，不用二姐操心半点。
二姐夫不善言辞，却心灵手巧，北方农村的活儿，他都会。一到春天，村里人便请他修剪或嫁接果树，他嫁接的果树成活率高，自然结果儿就早。冬天的晚上他给人扎笤帚，不要报酬，尽心尽力。他扎的笤帚结实，笤苗儿用完，其把儿还不散。他眼里的活儿，人求他干，不求也干。他上山嫁接树的时候，见谁家的小树该接了，便顺手接上，主人发现，不问自明，肯定是李福干的。因此，二姐夫的人缘极好，乡亲们乐意找他串门儿，有时木柜上都坐满人。
二姐夫给私人干活儿出力，给公家干活儿也同样出力。村里在南山刨树场，按日计酬，小青年晒太阳，他黑汗白流地干，有人说风凉话，他也不恼。
二姐夫爱管闲事，谁家的菜田该浇了，谁家的孩子该上学了，谁家的猪拱麦苗了，什么事他都管。乡亲们封他“管闲事主任”。他不是共产党员，连生产队长也没当过，“管闲事主任”就是他一生的“官衔”了。
二姐夫却管不过来二姐的拧脾气。二姐过门时，上有公婆，下有小叔小姑，自然和在娘家一样，干在前，吃在后，即使过年过节也不与全家人同桌，后来熬成婆婆，又当了奶奶，再后是儿子独立门户，只剩下二姐夫和她，吃饭的时候，她也总在地上转着找活儿干，等姐夫吃完了她吃凉饭。对此，二姐夫毫无办法。也许在二姐看来，她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干活儿的，吃剩饭的。每想到此，我常暗暗思忖：二姐的母爱、兄爱、姐爱呢？
二姐嫁给能干又好性情的姐夫，我为之庆幸。我曾想，像二姐这样受苦受累的人，天必照应，让她和姐夫白头到老的。我错想了。
我曾从《河北日报》上读到一篇短文，写的是郊区某医院某大夫专治食道癌的成功病例，因我有时也咽食不畅，便默记在心。可巧，第二天外甥陪二姐夫看病来了，外甥背地告诉我，说县医院怀疑他父亲是食道癌。第二天一检查，果然是，而且是晚期，已经扩散。我暗想，那篇短文早不登晚不登，单在二姐夫来前登，也许该二姐夫病好吧。我和外甥毫不犹豫地到那个医院买了药。医生一再嘱咐，服药期间，千万莫生气、莫劳累。春天，家乡来人说，二姐夫病好了，又给人修树、嫁接树了。秋天，听说二姐夫又病倒了，我已料到再难治愈。
二姐夫舍下二姐去了，可怜的二姐未满花甲，晚年无伴，怎不令人惦记？
我回乡看二姐时，庄里人说：“你二姐夫李福一死，我们冷了半个庄，唉，再也没人给我们接树了。”人们还说：“像李福这样好的人以后难找了。”一个普通庄稼人的死，能得到如此赞誉，也算可以的了。 二姐夫没留下任何财产，他给乡亲们留下许多果树，那是他的身影，有香，有色，有甘甜。
我相信，像二姐夫这样好的人还会有的，因为他们是草民，而小草最知报春。
二哥
二哥名臣，属狗，长我十八岁，先父讳文朝，给二哥取名“臣”字，不言而喻，是有所寄托的。可是，二哥却是个最典型的庄稼佬。
二哥生性善良。一般挨肩兄弟没有不犯一点儿口角的。母亲说，在二哥十三四岁的时候和大哥拌了几句嘴，大哥失手打断了二哥的手腕，父亲大怒，将大哥吊起来，声言要打断大哥的腿，二哥给父亲跪下，哀求说：“好爸爸，千万别打大哥，我手腕断了一人疼，打坏了大哥俩人伤……”说得父亲掉了泪，大哥免遭了一次皮肉之苦。
二哥与人共事的时候，有时明明知道自己吃了亏，却不去争，他说：“钱财物是人挣的，伤了和气可是用钱买不回来的。”
二哥殷勤，最肯吃苦。抗日战争那年月，大伯父文财家住在海拔八百米高山的石洞里，我家住在山脚下，大伯家没劳力，二哥一天两次从山下给大伯家担水，往返十来里，山高路又陡，一担就是四五年，直到敌人投降。人们说：“除了刘臣办得到，换个人都坚持不了。”
二哥经常对弟侄们说：“种地就要舍得辛苦，锄板上有水，锄板上也有火，天旱要耪田，天涝也要耪田，土地不欺人。”果然如此，别人地里的玉米一斗重二十七八斤，二哥家的一斗重三十斤。他锄草，成了习惯，也成了瘾。他恨不能有一把神锄，锄绝天下田间的恶草。锄自己地里草，把别人的地和自己家挨垄的野草也锄掉。
一九六九年，我在公社水库工地当指导员，为了改善民工伙食，自力更生搞养猪，举贤不避亲，我请二哥到工地当养猪员。他不只兢兢业业把猪养得膘满肉肥，工地上的活儿，什么他都干。养马人孙某把马往马棚一拴，说：“刘臣给我喂喂马。”“哎，哎。”他笑着答应。炊事员喊：“刘臣，过来帮忙烧烧火。”他也笑着答应。我心想：他要是千手佛，全世界人都使役他，他也心甘情愿。
我活到现在，还没听过谁说二哥哪点不好，人们一提起他来，都说那是个地地道道、本本分分、老实厚道的庄稼人。
头一个二嫂去世早，第二个嫂子招赘他的时候也是图的他殷勤、人缘好。二嫂跟人讲过好多回：他们领回结婚证的第二天早晨，二哥睡觉，二嫂起早做饭，用灯光照了两三回，嫌他不俊，可是后来生活得美满，却一点儿不后悔。我有一首题名《教闺女》的诗，就是根据这一情节写的：
让你说，三里五村
谁不说你爹心肠好
可当初呢
也折折腾腾好几遭
记得刚过门儿
起早把火烧
点灯，悄悄
往你爹脸上照
……
的确，二哥不英俊，他总是瘦瘦的，从来没有过丰满和红光满面。他太劳累了。
不要以为我二哥只会干活儿，不懂得子午卯酉。什么屈原流放、昭君出塞、王莽篡汉、刘秀中兴、陈桥兵变……他熟着呢。他唱的民间鼓词、小调，若整理出来也有几十万字。论记忆力，二哥比我强。
二哥他听得很多，见得实在太少了。他最远到过石家庄。头一次是跟我来的，回去托人捎到北京站。他不知道北京站每天都有幾十万人的客流量，回去跟乡亲说：“真巧，我去时碰上那么多人，回来又碰上那么多人。”一时成为家乡的笑料。我在我们山乡，大概是家喻户晓的，二哥以为我在这“天下第一庄”也一样，和街上老头儿闲扯时问人家：“你认识我五弟刘章吗？”这又成为城里的笑料。唉，二哥啊！
二哥也不是一生只有忍让、顺从，没有斗争过的。一九四八年闹“土改”，村里王大愣、王三拐子哥儿俩当上贫农团主席，不知权咋使，哥儿俩便坐起了山村土皇帝，随便吊打村干部和无辜的群众。那年我九岁，记事了，记得有一回要吊打一个名叫傅玉、号宝斋的人，罪名是“宝斋”的大号，说这就是封建主义。经好多人说情不打了，老傅玉跪地叩头高呼：“谢主隆恩！”二王乱打乱斗，情况反映到上级，上级派来工作组，召集贫农代表开会，二哥作为代表参加了。工作组问对二王是留还是罢，二哥头一个站起来说：“王大愣、王三拐不懂政策，胡作非为，坚决罢掉！”人们一看刘臣都说出这样的话，胆子大了，异口同声：“坚决罢免！”小村从此结束了“白色恐怖”。
这说的是我二哥。他的心不是闪闪发光的金子，不是喷香的鲜花，是朴素的泥土，是坚实的山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