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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本主义是以简单性科学为基础而建成的，但简单性科学无法帮助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的复杂性，导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持存性认识不足。简单性科学更不可能揭示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导致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再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错误。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利用简单性科学，但只有复杂性科学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社会主义要求大力发展复杂性科学。
[关键词]持存性；复杂性；复杂性科学；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1-0019-05
10多年的复杂性研究使我形成一个判断：“还原论科学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的智力工具”，“仅仅依靠这种形态的科学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需要更高明的智力工具，需要新的科学形态”。还原论科学即简单性科学，研究对象是能够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简单性问题，从历史演变看就是经典科学，从宇宙观看就是机械论科学。所谓复杂性科学，从历史演变看就是新型科学，从宇宙观看就是有机论科学，从方法论看就是系统论(涌现论)科学。新型科学是复杂性科学。简单性科学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单靠它能够建成资本主义社会，却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复杂性科学才是社会主义对应的科学形态，只有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应用复杂性科学，才能建成社会主义。
简单性科学是资本主义的科学基础
简单性科学是资本主义的科学基础早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揭示其深层机理并非易事。因为这是一个复杂性问题。简单性科学对它无法提供充分的理论阐述。从知识和生产力层面上看，近500年来的世界历史表明，正是通过简单性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不断发现新规律，发明新技术，制造新产品，发达国家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生产力，取得支配全世界的地位。简单性科学的主体是迄今为止的自然科学和数学，原则上不能用它来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确立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空前复杂的过程，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基本概念、定律、定理、原理都无法提供有效的科学解释。资产阶级在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也并不是从这种形态的科学中获得原理和方法的。但决不可由此断言简单性科学对资本主义的贡献只限于生产力方面，不涉及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形成发展。恰恰相反，即使就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看，简单性科学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也具有深刻的、历史的、内在的联系。
简单性科学的宇宙观是机械论。机械的决定论、机械的反映论、机械的因果论等，深深地渗透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方面。简单性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唯物主义变成庸俗的唯物质主义，最大限度地占有物质财富被视为人生成功、生活幸福的主要标志。在这种人生观驱使下，资产阶级成为历史上最富侵略性的社会力量，对非我族类有最强烈的支配欲、占有欲、奴役欲，迷信物质力量，迷信武器，嗜好战争，不惜以任何手段开疆拓土，聚敛财富。其结果，在使少数西方国家先富起来的同时，把世界大多数民族置于极度贫穷落后的境地，以大多数民族的文明大倒退换来少数国家的文明大进步。以机械论宇宙观对待大自然，使得资产阶级毫无敬畏自然之心，科学成为拷问自然的手段，技术成为掠夺自然的工具，以人际关系的野蛮化(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为代价换来发达国家独享的文明。
简单性科学的方法论是还原论，它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功确立。还原方法就是“细分问题并分别考察之”，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导致学科专业和社会职业不断分化，社会分工和协作越来越发达，这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不可或缺。若以物理系统作比较，前资本主义社会是近平衡态，社会分工简单，产权单一，经济上只有短程关联，是一种近乎封闭、单一、匀质的系统；资本主义社会则处于远离平衡态，社会分工和协作高度发达，人的社会角色专门化，产权多样化，权力分散化，建立起发达的经济长程关联，等等，是一种充分开放、多元、异质、高度分化的系统。系统处于近平衡态时，其内外关系中固有的非线性因素被束缚，发展动力不足，只能是低度有序(只有短程关联)，系统近乎停滞，无法产生耗散结构这种高级自组织。系统处于远离平衡态时，内外关系固有的非线性因素被充分释放出来，形成演化发展的巨大内在动力，可以产生高级有序的耗散结构。西方社会能够从近平衡态转变为远离平衡态，无疑同简单性科学及其奉行的还原论的兴盛密切相关。
还原论不仅是方法论，也是本体论。它断言客观世界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层次，只有把事物还原(分解)到那个层次，才能找到世界的本原；用本原层次的规律阐释一切较高层次的现象，才是最彻底的科学解释。这种观点也被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把社会系统的一切都还原到个人去寻找答案。这就是所谓“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它在亚当·斯密那里已经相当明显，最先明确提出这个术语的则是经济学家熊彼特，并在新自由主义那里达到极致。简单性科学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为此立论，但通过运用、传播、发展还原论给个人主义披上科学的外衣，让人们相信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符合现代科学精神。这就构成对资本主义的巨大思想道德支持，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不公平都归因于个人能力大小和主观努力的不同，完全掩盖了资本剥削和权力剥削的罪恶。没有这种思想支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无法确立的。
自然科学和数学所追求的公理化、形式化、标准化隐含着现实世界简单性的假设，简单系统这样处理是行之有效的。它所体现的形式美、简单性美、唯一性美，很有理论诱惑力。这些被由简单性科学养育起来的科学哲学家说成是一切科学必备的品格，颇具迷惑性。复杂性科学本质上不具备这种美，不能搞公理化、形式化、标准化，此乃还原论科学家和哲学家不承认存在复杂性科学的重要原因。而简单性科学追求的形式化美也被资本主义在它的政治民主建设中利用了。世界是形式与内容的矛盾统一，内容需要一定的形式来承载，形式需要通过承载一定的内容来获得意义，从而获得存在。对于简单系统，有形式就有内容，把握了形式也就把握了内容，故允许作形式化描述。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形式，原本也是形式和内容的对立统一，具有毛泽东所说的矛盾复杂性。形式民主是必要而且重要的，从封建专制到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是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重大进步。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总统是亘古未有的民主形式，与封建社会的权力世袭确有天壤之别。但资产阶级巧妙而艺术地把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割裂开来，抑实质民主而扬形式民主，把民主当成一种统治艺术，把直接选举形式化，在大财团背后控制下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决定国家他组 织分系统的组建，选民被资本和权力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自觉，仿佛当选政府真的是他们选举出来的。而实际上，真正决定国家政策的只能是大财团及其政治代理人，即菌集于政府与国会的政客。这一整套政治制度能够有效地分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使资本主义制度获得很大的稳定性、持存性。
总之，无论是发展生产力，还是建立生产关系；无论是政治制度建设，还是意识形态建设；无论是国内的阶级统治，还是对外侵略，资本主义都充分利用了简单性科学的成果，给它的一切都披上符合科学精神的华美外衣。这是它取得历史性成功的重要原因。
依托简单性科学无法全面认识资本主义
对资本主义本质和未来命运的科学分析最早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给出的，但这种分析并非依托当时的科学成果给出的，而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建构的。还原论科学是存在的科学，不研究也无法说明事物的暂时性，因为暂时性是复杂性科学的课题，在那个时代研究暂时性不可能得到科学的直接支持。直到1980年代普利高津才指明：“我们对自然的看法正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而100多年前的马克思已经明确提出暂时性问题，他宣布：“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面对资本主义这一“既成的形式”，马克思决定要“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由此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本质上属于复杂性研究范畴，是孕育复杂性科学的前期性知识准备。
任何系统都是持存性与暂时性的矛盾统一，持存性是对暂时性的否定，暂时性是对持存性的否定。持存性通过延缓暂时性的呈现来实现，暂时性通过加快持存性的消失来呈现。故不研究系统的暂时性难以深刻理解它的持存性，不研究持存性也难以深刻理解暂时性，只有把两者联系起来研究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作为系统具有大小不同的一切时间尺度，持存性须在各种尺度上考察，暂时性只能在足够大的尺度上考察。就资本主义来说，暂时性须在数百年的大尺度上才能完全看清楚，在几年、几十年、上百年的尺度上考察，则应该重视研究它的持存性，以揭示暂时性以何种方式在持存性中孕育和发展。否则，容易把属于系统持存能力范围内的矛盾冲突误认为系统的暂时性即将呈现。在马克思时代，考察资本主义的暂时性主要靠辩证思维，马克思具有极大优势；而不论当时还是今天，对资本主义持存性的考察应该主要依靠实证的演化科学。当时的科学没有提供有关知识，马克思无法超越这种局限性。这就构成一个矛盾，它贯穿于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活动中，致使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自身克服危机、维持生存的能力明显估计不足。
这并非说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化性。历史唯物论是关于人类社会作为系统的自组织理论，是现代自组织理论的主要先驱之一。“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这句话讲的是社会系统的有机性和社会形态的演化性，本质上属于复杂性科学议题。但马克思关心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演化中那些“铁的必然性”。特别是现有秩序向另一种秩序过渡的必然性，而对它的不确定性、变易性、多样性和曲折性注意不够。这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确定性、变易性、多样性和曲折性估计不足，而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之后的演变中却充分利用了这些特性，采取各种变革措施增大它的持存性。
马克思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发展阶段”。他所说的就是社会系统具有自组织性，人不可能用他组织手段予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持存性离不开这种自组织性，但也离不开它的权力分系统为整系统持存而采取的他组织行为，而是两者的统一。马克思对此了然在胸，所谓资产阶级“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说的就是这种他组织作用。自组织的基本特征是自发性，众多局部在不了解、不顾及整体目标的情况下各自行动，必然表现出盲目性，造成混乱，此乃自组织的消极面。资本主义早期经济生活明显地呈现出这种消极面，因而受到马克思的无情批判。但自组织的自发性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它能够体现系统特有的本性，是系统内在演化动力的主要来源。现代自组织理论家普利高津、哈肯等就非常推崇自组织的自发性。马克思推崇的“自然历史过程”，都是充满自发性的过程。由于没有科学知识的支持，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发性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影响了他们及后继者对资本主义本质、进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系统存续演化是在环境压力下通过自我适应性变革来实现的。资本主义所显示的持存性，就是在它自身内在自组织与他组织互动互应下不断进行适应性变革的产物，这对社会主义极具启发性。数百年来，资本主义正是把国内外的社会主义运动当成对它的环境选择压力，不断进行适应性的自我变革，在保持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采用一些社会主义的办法，向工人阶级作出某些妥协，从而渡过一次次难关。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推行的医疗改革、金融监管等举措，是资本主义维护自身持存性的最新努力。他们的努力取得很大成功，使资本主义社会显示了出乎马克思预料的持存性。用数百年的大尺度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预测极为正确。原因是他掌握了辩证思维，又具有人类胸怀，这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者做不到的。不过，对于像资本主义这样的复杂系统，不深入了解它的持存性也难以准确把握它的暂时性，把数百年尺度上才显示出来的暂时性放在几十年的尺度上看，就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作出不能实现的预测，这样的社会主义理论仍然带有空想成分。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身处简单性科学迅速上升期间，时代没有提供关于自组织和他组织的科学知识，他们无法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真实的持存性，误将资本主义自身能够衰减的巨涨落当成将要推翻它的革命。
机械系统或一切简单系统的持存性都是给定的，有机系统或复杂系统的持存性则处在不断的建构或解构中，既有自组织因素，也有他组织因素，两者的关系决定着系统持存性的优劣、大小。社会作为系统具有程度不等的自镇定、自调整、自适应、自修复能力，依靠这种自组织能力展现出程度不等的持存能力。资本主义社会展现出较前资本主义社会更活跃而多样的自组织性，资产阶级是一个较历史上其他统治阶级更具主动性和能动性的阶级，为维护自身的持存性而充分发挥了权力分系统的他组织功能。这种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强有力结合，使资本主义显示了出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料的持存性，以至于他们预测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并未 发生，或者没有成功，或者政权得而复失，或者正处于前途未卜的改革探索中；而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部分目前倒显得前所未有的稳定，仿佛真的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最终引出福山荒谬的“历史终结论”。如何解释这一令人迷惑的重大历史现象?简单性科学无法提供启示，倒是实际生活本身的演变，复杂性科学的初步成就，有助于人们寻找答案。
钱学森在提出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之后，针对社会主义事业所经历的曲折和挫折指出：“认识这些复杂巨系统是有个过程的，因为我们都曾经头脑简单过，曾经想用简单的方法来处理，但结果不行，碰了钉子。”实事求是地说，由于科学发展本身不可超越的历史局限性，简单性科学长期被当成科学系统唯一可能的形态，不能不影响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所有社会主义者，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问题上不可避免都曾经头脑简单过，对资本主义的持存性和社会主义的复杂性估计不足，用简单性科学的方法对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复杂的事物，因而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一再碰钉子。
按照钱学森的观点，社会是特殊复杂的巨系统，具有对环境的开放性、规模的巨型性、组分的异质性、结构的多层次性、相互关系的非线性、过程的动态性、行为的不确定性、前景的不可预测性等，这些特性综合集成在一个系统中，其整体涌现性有多么复杂是不难想象的。马克思对社会系统的这些特性都有相当清晰的认识，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科学主流，但毕竟不可能从根本上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甚至列宁所处的时代，简单性科学正处在春风得意的发展中，它所奉行的封闭系统观、机械决定论、线性思维等显示出不容置疑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实际上被视为科学必备的、永恒的特征。这对马克思也不能不产生影响，使他对社会系统的开放性、非线性、动态性、不确定性、复杂性的认识达不到今天的高度，不足以全面揭示资本主义的特性和规律，不可避免地把某些复杂问题做了过分简单化处理。对此，我们仅就开放性略加讨论。
在对待外部环境上，还原论的表现是崇尚把系统从环境中孤立出来进行研究。马克思颇为欣赏这种方法，他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这段话隐含两个重要认识错误，恰好是封闭系统观的核心思想。其一，把环境对系统的作用仅仅视为干扰。系统与环境是互塑共生的，复杂系统自身的规定性在相当程度上是环境给予的，环境对它的作用绝不只是干扰，而首先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其二，把被封闭的过程当作系统的“纯粹形态”。复杂系统无法从环境中封闭起来，一旦强行做到这一点，得到的将是一个死系统，根本谈不上什么“纯粹形态”。复杂系统的本质形态只能在系统与环境的互动中把握。马克思未能看破物理学还原论的本质特点，误将简单系统的原理应用于特殊复杂巨系统，因而对资本主义的持存能力明显估计不足。
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世界何以能够通过自身的适应性改革来获得它迄今为止的持存性?系统论有个说法，一个系统可以通过向外部环境排除正熵来转嫁内部危机，重建或改进系统的有序性。自从资本主义把整个世界整合为一个系统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就成为它排除正熵、转移灾难的外部社会环境，以这个环境增加正熵为代价来提高自身的有序性。例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曾经一再聚集起爆炸性的内部能量，它们的应对办法之一是向海外移民，澳大利亚的大批移民就是由英国发配过去的罪犯。这种手段五花八门，最残忍也最有效的办法是发动战争，特别是开拓殖民地的战争，既能转移内部矛盾，又能够通过用掠夺来的财富的一小部分收买穷人、软化工人阶级。帝国主义战争史表明，由于掌握国家机器，用浸透着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来掩盖国内阶级矛盾，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往往能够获得国内大多数人的支持。靠着这种手段，资本主义一次次地转移内部冲突，赢得自我变革的时间，重建内部秩序，获得惊人的持存性。
随着历史的前进，资本主义通过排泄正熵而扩大其持存性的方式和手段也在发展。就今天的世界看，战争等传统手段仍在使用，侵略伊拉克就是美国转嫁内部矛盾的手段。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心脏地区急需寻找转嫁危机的新途径。2010夏天中国周边接连举行的军事演习告诉我们，用战争方式向中国输出正熵的威胁仍然存在。在更多的情况下，由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由它们占据高端的产业链、贸易链等，它们制定的各种游戏规则，都是向不发达国家输出正熵，从这些国家攫取负熵的有效手段，只不过形式隐蔽，具有欺骗性。在冷战时期，只要拿苏联说事，美国两党就能够消除矛盾，在如何对付人民反抗上达成一致，渡过政治危机。今天的美国统治精英试图以中国取代苏联，美国政府和国会一再拿中国说事，花样翻新地给中国施加压力，都是图谋把正熵强行输入中国来破坏中国发展，增加它自身的持存性。
不过，资本主义国家向弱国排泄正熵的条件和能力绝非无限的，实际上已进入衰减阶段，美国霸权开始衰落是其集中表现。人类文明的自组织演化，全球化自组织地纵深发展，也为不发达国家改变命运提供了机会，这是不以西方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随着不发达国家逐步发展起来，国际关系必将逐渐民主化，游戏规则逐步合理化，发达国家向外部排泄正熵的能力将越来越弱。发展到一定程度，既无法发动战争，也无法使用其他非战争方式。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得单靠自己内部改革来消除新的国内矛盾、困境、危机，它们如果不放弃资本主义就无法继续生存。资本主义的本性注定它会产生出导致人类灭亡的可能性。如果世界一直坚持资本主义，这种可能性必将变为现实性。但我们相信，人类在那种可能性到来之前将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人类!”，并付之行动。
依托简单性科学建不成社会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标志着建设社会主义进入实践阶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从历史大趋势看是正确的，从实时操作层面看就显得太粗略。剥夺剥夺者可以做到，剥夺之后如何有效应对资本主义复辟图谋，如何科学地组织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新社会具有高于资本主义的持存性和发展能力，创造更高形态的文明，是比资本主义形成发展更加复杂的历史过程。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家来说，从列宁经过斯大林到毛泽东，他们能够应用的仍然是简单性科学，这种科学无助于他们充分理解社会主义建设固有的复杂性，没有提供如何应对这种复杂性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这也不能苛求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解决此问题。即使今天，马克思主义队伍仍然没 有科学转型演化的概念，从未有人揭露简单性科学有什么缺陷或弊病，实际上是相信有助于建成资本主义的这种科学形态也可以用来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近百年来所经历的困惑、挫折、失败，都跟这种潜在的错误认识有关。现在是时候了，人们必须承认：仅仅依靠简单性科学，没有建立适应自身需要的科学新形态，社会主义必然建而不成。
简单性科学也能够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必须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关键是消除它背后的机械论、还原论、线性思维等意识形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重新理解它。但历史经验证明，不发展复杂性科学，单纯靠哲学批判，不可能真正清除这种意识形态，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需要的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思维方式等。作为一种宇宙观，机械论跟社会主义不相容比较明显，马克思恩格斯早有深入批判。但批判不等于消除，由于它连通着还原论和机械制造技术，在简单性科学当旺的历史时期不可能被抛弃。诚如普利高津所说：马恩时代的物理学“看来已经摒弃了机械论的世界观”，但20世纪后期“机械论却依然是辩证唯物主义面临的基本难题”。中国改革开放中产生的问题都跟机械论世界观的作祟有关。还原论的影响更深刻而隐蔽，与简单性科学的具体方法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更难消除。欲使科学界主流真正做到以有机论取代机械论，以系统论取代还原论，只有完成了科学形态从简单性科学向复杂性科学的转变方能最终实现。在此之前，社会主义者都难免一再犯头脑简单化的错误。
列宁有一个著名公式：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从表述形式看，列宁公式的简单性美可以和自然科学中著名公式(牛顿公式、爱因斯坦公式等)相媲美。实际上，它恰好暴露了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空前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误以为依托简单性科学就能够建成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是苏联社会的内在他组织分系统，本身需要一个长期复杂的建构、改革、完善过程，列宁的后继者对此显然认识不足，并未在苏维埃政权自身建设、改革、发展上下大功夫。他组织的任务是保护、规范、引导社会的自组织运动，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面。但在现实生活中，他组织可能不作为，也可能乱作为，更危险的是他组织分系统可能异化为少数人利用权力谋私的工具，起压抑、破坏系统自组织的作用，最终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苏联70年的历史不幸证明了这一点。
毫无疑问，列宁凭借高超的辩证思维和丰富的社会阅历，对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已有相当认识，如注意到社会系统运行的“那些复杂的传动装置”。但在简单性科学当旺的历史条件下，他也不可能超越时代局限性。相反，正在走向光辉顶点的简单性科学不可避免要影响他的思想，使他不自觉地接受某些当时看来很科学、实际上过分简单化的方法论。传动装置是机器系统的组成部分，列宁的用语表明他是类比于机器模型来思考社会系统的，这正是简单性科学的特征。对于描述社会系统，不论18世纪的钟表模型。19世纪的热机模型，还是20世纪的自动机模型，都是机器模型。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描述方法，虽可以反映复杂对象的某些特征，但却掩盖了它的本质特征。如果说简单性科学无法提供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需要的理论和方法，就更不能指望它提供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和方法。社会主义的权力分系统不应该是一种类机器系统，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时刻以机体模型来理解、运用、改进权力分系统，努力把它建设成为复杂适应性系统，具有足够的自镇定、自维修、自适应、自修复、自完善能力。但列宁的继承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机器模型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使它最终演变为一台僵硬的国家机器。
列宁公式的第二项同样存在问题。电磁理论是还原论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气化是工业——机械文明的重要标志。列宁在提出这个公式时考虑的就是苏联的工业化，认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就当时的情势而言，人们只能这样看，这也似乎符合当时的科技发展前沿，今人不可指责列宁。若从今天的眼光看，工业——机械文明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要建立的是真正的后工业文明，即信息一生态文明，电气化对此是必要而很不充分的。生态和信息在列宁生前还不是科学概念，电气化本身不会带来生态化，不会自动高扬信息意识而抑制物质意识。在这样的科学和文化基础上，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更遑论共产主义。列宁显然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懈努力曾经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但他不自觉地相信现代化＝工业化，以为只要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工业化可以基本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未看到西方工业化模式是依赖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取得成功的，这又是把复杂事物简单化。因为那种社会历史条件一旦丧失，照搬西方工业化模式就不可能成功。现代化是一个极具流动性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可以有显著不同的内涵。在全世界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确实等同于现代化。它们按照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模式既创造出前所未有的高生产力，同时也制造出两个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1)它依赖于一种资源浪费型、环境污染型、生态破坏型发展方式，所建立的文明形态即使对少数发达国家也没有可持续性。(2)它的成功唤醒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意识，但不发达国家已经失去按照发达国家模式搞工业化的历史可能性。面对世界性资源匮乏、环境容量(承受污染的能力)严重不足，它们要搞的现代化必须走新的工业化之路，即在工业化的同时搞信息化、生态化，亦即在一定程度上去搞工业化。这显然要比西方国家工业化复杂得多。而斯大林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简单地照搬西方工业化模式，以至于产生和积累了许多有违社会主义精神的后果，成为导致它最终解体的原因之一。后现代主义要解构的现代性是在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实践中形成发展的，这种现代性本质上是某种资本主义的规定性。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最彻底的后现代主义，即取代现代主义的主义，不可能在照搬西方工业化模式的实践中形成；相反，照搬西方工业化模式的实践必然使社会主义染上某些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从而偏离社会主义。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处理党与党、国与国关系上一直有大国沙文主义，即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它最终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与此不无关系。
把现代化与工业化等同起来，实际上是1980年代之前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共识。前述列宁公式包含这种思想，甚至与马克思的认识不足也有关。马克思说过：“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他的原意是比较1870年代的英国和德国，它们是同一时代资本主义 国家之间的差别，说的完全正确。今天的学者把这句话推广应用于英美与苏联或英美与中国的比较，把发达国家的现状看成不发达国家将要努力实现的“未来景象”，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因为时代发生了显著变化，被比较的又是不同性质的国家，现代化≠工业化才是今天的正理。发达国家搞工业化可以凭借强力掠夺全世界的资源、占有全人类的环境容量、掌控世界市场来实施。不发达国家搞工业化已完全失去这种社会历史条件，社会主义的本性更不允许这样做。工业化与机械化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一起，是培育机械论世界观的沃土。不发达、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西方工业化模式不仅不能实现现代化，反而会带来发达国家工业化未曾遇到的问题，造成巨大的人为复杂性，甚至可能使社会主义走上弯路。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遇到类似问题。从1958年的大跃进、超英赶美的群众运动中不难看到，“现代化=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在起作用，造成很大失误。显然，毛泽东也犯了简单化错误，实事求是地分析批评是必要的。但毛泽东时代还没有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复杂性科学的观念，照搬苏联工业化做法属于时代局限性。近30年来，一方面大张旗鼓宣传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一方面简单照搬西方工业化的一整套做法，造成空前的生态灾难和环境污染。这是更严重的头脑简单化。
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非线性动力学系统，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困难、失误，引起冲突，甚至酿成动乱，导致系统的正熵陡增，必须设法消除之。但社会主义的本性不允许向外部转嫁正熵，有无出路?路在何方?系统论迄今所讲的正熵原理是基于热力学提出的，无生命的系统不可能回避它，有生命系统则另当别论。在生命领域，系统之间可以互通有无，可以形成食物链，对前一环节是正熵的东西，对后一环节可能是负熵。博弈论已初步证明，系统之间的竞争可以导致利他行为，形成共生关系，避免以邻为壑的相互倾轧。新兴的强互惠理论又提出新的思路。特别是人类社会，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健康的精神力量可能产生自然科学无法说明的建设性作用，再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消灭剥削、压迫、侵略来消除社会系统的正熵是完全可能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追求。当然，现有的科学知识还不足以充分论证它，更无法给出具体实现的机理、方法、程序，这要靠大力发展复杂性科学来解决。
复杂性科学不是书斋和课堂上的产物，它只能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社会主义需要发展复杂性科学，也在为复杂性科学的发展提供动力和依据。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中国的学术界负有重大历史责任，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详细论述只能留待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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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
[关键词]持存性；复杂性；复杂性科学；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1-0019-05
10多年的复杂性研究使我形成一个判断：“还原论科学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的智力工具”，“仅仅依靠这种形态的科学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需要更高明的智力工具，需要新的科学形态”。还原论科学即简单性科学，研究对象是能够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简单性问题，从历史演变看就是经典科学，从宇宙观看就是机械论科学。所谓复杂性科学，从历史演变看就是新型科学，从宇宙观看就是有机论科学，从方法论看就是系统论(涌现论)科学。新型科学是复杂性科学。简单性科学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单靠它能够建成资本主义社会，却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复杂性科学才是社会主义对应的科学形态，只有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应用复杂性科学，才能建成社会主义。
简单性科学是资本主义的科学基础
简单性科学是资本主义的科学基础早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揭示其深层机理并非易事。因为这是一个复杂性问题。简单性科学对它无法提供充分的理论阐述。从知识和生产力层面上看，近500年来的世界历史表明，正是通过简单性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不断发现新规律，发明新技术，制造新产品，发达国家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生产力，取得支配全世界的地位。简单性科学的主体是迄今为止的自然科学和数学，原则上不能用它来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确立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空前复杂的过程，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基本概念、定律、定理、原理都无法提供有效的科学解释。资产阶级在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也并不是从这种形态的科学中获得原理和方法的。但决不可由此断言简单性科学对资本主义的贡献只限于生产力方面，不涉及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形成发展。恰恰相反，即使就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看，简单性科学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也具有深刻的、历史的、内在的联系。
简单性科学的宇宙观是机械论。机械的决定论、机械的反映论、机械的因果论等，深深地渗透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方面。简单性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唯物主义变成庸俗的唯物质主义，最大限度地占有物质财富被视为人生成功、生活幸福的主要标志。在这种人生观驱使下，资产阶级成为历史上最富侵略性的社会力量，对非我族类有最强烈的支配欲、占有欲、奴役欲，迷信物质力量，迷信武器，嗜好战争，不惜以任何手段开疆拓土，聚敛财富。其结果，在使少数西方国家先富起来的同时，把世界大多数民族置于极度贫穷落后的境地，以大多数民族的文明大倒退换来少数国家的文明大进步。以机械论宇宙观对待大自然，使得资产阶级毫无敬畏自然之心，科学成为拷问自然的手段，技术成为掠夺自然的工具，以人际关系的野蛮化(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为代价换来发达国家独享的文明。
简单性科学的方法论是还原论，它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功确立。还原方法就是“细分问题并分别考察之”，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导致学科专业和社会职业不断分化，社会分工和协作越来越发达，这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不可或缺。若以物理系统作比较，前资本主义社会是近平衡态，社会分工简单，产权单一，经济上只有短程关联，是一种近乎封闭、单一、匀质的系统；资本主义社会则处于远离平衡态，社会分工和协作高度发达，人的社会角色专门化，产权多样化，权力分散化，建立起发达的经济长程关联，等等，是一种充分开放、多元、异质、高度分化的系统。系统处于近平衡态时，其内外关系中固有的非线性因素被束缚，发展动力不足，只能是低度有序(只有短程关联)，系统近乎停滞，无法产生耗散结构这种高级自组织。系统处于远离平衡态时，内外关系固有的非线性因素被充分释放出来，形成演化发展的巨大内在动力，可以产生高级有序的耗散结构。西方社会能够从近平衡态转变为远离平衡态，无疑同简单性科学及其奉行的还原论的兴盛密切相关。
还原论不仅是方法论，也是本体论。它断言客观世界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层次，只有把事物还原(分解)到那个层次，才能找到世界的本原；用本原层次的规律阐释一切较高层次的现象，才是最彻底的科学解释。这种观点也被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把社会系统的一切都还原到个人去寻找答案。这就是所谓“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它在亚当·斯密那里已经相当明显，最先明确提出这个术语的则是经济学家熊彼特，并在新自由主义那里达到极致。简单性科学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为此立论，但通过运用、传播、发展还原论给个人主义披上科学的外衣，让人们相信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符合现代科学精神。这就构成对资本主义的巨大思想道德支持，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不公平都归因于个人能力大小和主观努力的不同，完全掩盖了资本剥削和权力剥削的罪恶。没有这种思想支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无法确立的。
自然科学和数学所追求的公理化、形式化、标准化隐含着现实世界简单性的假设，简单系统这样处理是行之有效的。它所体现的形式美、简单性美、唯一性美，很有理论诱惑力。这些被由简单性科学养育起来的科学哲学家说成是一切科学必备的品格，颇具迷惑性。复杂性科学本质上不具备这种美，不能搞公理化、形式化、标准化，此乃还原论科学家和哲学家不承认存在复杂性科学的重要原因。而简单性科学追求的形式化美也被资本主义在它的政治民主建设中利用了。世界是形式与内容的矛盾统一，内容需要一定的形式来承载，形式需要通过承载一定的内容来获得意义，从而获得存在。对于简单系统，有形式就有内容，把握了形式也就把握了内容，故允许作形式化描述。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形式，原本也是形式和内容的对立统一，具有毛泽东所说的矛盾复杂性。形式民主是必要而且重要的，从封建专制到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是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重大进步。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总统是亘古未有的民主形式，与封建社会的权力世袭确有天壤之别。但资产阶级巧妙而艺术地把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割裂开来，抑实质民主而扬形式民主，把民主当成一种统治艺术，把直接选举形式化，在大财团背后控制下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决定国家他组 织分系统的组建，选民被资本和权力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自觉，仿佛当选政府真的是他们选举出来的。而实际上，真正决定国家政策的只能是大财团及其政治代理人，即菌集于政府与国会的政客。这一整套政治制度能够有效地分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使资本主义制度获得很大的稳定性、持存性。
总之，无论是发展生产力，还是建立生产关系；无论是政治制度建设，还是意识形态建设；无论是国内的阶级统治，还是对外侵略，资本主义都充分利用了简单性科学的成果，给它的一切都披上符合科学精神的华美外衣。这是它取得历史性成功的重要原因。
依托简单性科学无法全面认识资本主义
对资本主义本质和未来命运的科学分析最早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给出的，但这种分析并非依托当时的科学成果给出的，而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建构的。还原论科学是存在的科学，不研究也无法说明事物的暂时性，因为暂时性是复杂性科学的课题，在那个时代研究暂时性不可能得到科学的直接支持。直到1980年代普利高津才指明：“我们对自然的看法正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而100多年前的马克思已经明确提出暂时性问题，他宣布：“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面对资本主义这一“既成的形式”，马克思决定要“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由此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本质上属于复杂性研究范畴，是孕育复杂性科学的前期性知识准备。
任何系统都是持存性与暂时性的矛盾统一，持存性是对暂时性的否定，暂时性是对持存性的否定。持存性通过延缓暂时性的呈现来实现，暂时性通过加快持存性的消失来呈现。故不研究系统的暂时性难以深刻理解它的持存性，不研究持存性也难以深刻理解暂时性，只有把两者联系起来研究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作为系统具有大小不同的一切时间尺度，持存性须在各种尺度上考察，暂时性只能在足够大的尺度上考察。就资本主义来说，暂时性须在数百年的大尺度上才能完全看清楚，在几年、几十年、上百年的尺度上考察，则应该重视研究它的持存性，以揭示暂时性以何种方式在持存性中孕育和发展。否则，容易把属于系统持存能力范围内的矛盾冲突误认为系统的暂时性即将呈现。在马克思时代，考察资本主义的暂时性主要靠辩证思维，马克思具有极大优势；而不论当时还是今天，对资本主义持存性的考察应该主要依靠实证的演化科学。当时的科学没有提供有关知识，马克思无法超越这种局限性。这就构成一个矛盾，它贯穿于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活动中，致使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自身克服危机、维持生存的能力明显估计不足。
这并非说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化性。历史唯物论是关于人类社会作为系统的自组织理论，是现代自组织理论的主要先驱之一。“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这句话讲的是社会系统的有机性和社会形态的演化性，本质上属于复杂性科学议题。但马克思关心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演化中那些“铁的必然性”。特别是现有秩序向另一种秩序过渡的必然性，而对它的不确定性、变易性、多样性和曲折性注意不够。这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确定性、变易性、多样性和曲折性估计不足，而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之后的演变中却充分利用了这些特性，采取各种变革措施增大它的持存性。
马克思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发展阶段”。他所说的就是社会系统具有自组织性，人不可能用他组织手段予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持存性离不开这种自组织性，但也离不开它的权力分系统为整系统持存而采取的他组织行为，而是两者的统一。马克思对此了然在胸，所谓资产阶级“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说的就是这种他组织作用。自组织的基本特征是自发性，众多局部在不了解、不顾及整体目标的情况下各自行动，必然表现出盲目性，造成混乱，此乃自组织的消极面。资本主义早期经济生活明显地呈现出这种消极面，因而受到马克思的无情批判。但自组织的自发性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它能够体现系统特有的本性，是系统内在演化动力的主要来源。现代自组织理论家普利高津、哈肯等就非常推崇自组织的自发性。马克思推崇的“自然历史过程”，都是充满自发性的过程。由于没有科学知识的支持，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发性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影响了他们及后继者对资本主义本质、进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系统存续演化是在环境压力下通过自我适应性变革来实现的。资本主义所显示的持存性，就是在它自身内在自组织与他组织互动互应下不断进行适应性变革的产物，这对社会主义极具启发性。数百年来，资本主义正是把国内外的社会主义运动当成对它的环境选择压力，不断进行适应性的自我变革，在保持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采用一些社会主义的办法，向工人阶级作出某些妥协，从而渡过一次次难关。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推行的医疗改革、金融监管等举措，是资本主义维护自身持存性的最新努力。他们的努力取得很大成功，使资本主义社会显示了出乎马克思预料的持存性。用数百年的大尺度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预测极为正确。原因是他掌握了辩证思维，又具有人类胸怀，这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者做不到的。不过，对于像资本主义这样的复杂系统，不深入了解它的持存性也难以准确把握它的暂时性，把数百年尺度上才显示出来的暂时性放在几十年的尺度上看，就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作出不能实现的预测，这样的社会主义理论仍然带有空想成分。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身处简单性科学迅速上升期间，时代没有提供关于自组织和他组织的科学知识，他们无法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真实的持存性，误将资本主义自身能够衰减的巨涨落当成将要推翻它的革命。
机械系统或一切简单系统的持存性都是给定的，有机系统或复杂系统的持存性则处在不断的建构或解构中，既有自组织因素，也有他组织因素，两者的关系决定着系统持存性的优劣、大小。社会作为系统具有程度不等的自镇定、自调整、自适应、自修复能力，依靠这种自组织能力展现出程度不等的持存能力。资本主义社会展现出较前资本主义社会更活跃而多样的自组织性，资产阶级是一个较历史上其他统治阶级更具主动性和能动性的阶级，为维护自身的持存性而充分发挥了权力分系统的他组织功能。这种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强有力结合，使资本主义显示了出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料的持存性，以至于他们预测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并未 发生，或者没有成功，或者政权得而复失，或者正处于前途未卜的改革探索中；而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部分目前倒显得前所未有的稳定，仿佛真的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最终引出福山荒谬的“历史终结论”。如何解释这一令人迷惑的重大历史现象?简单性科学无法提供启示，倒是实际生活本身的演变，复杂性科学的初步成就，有助于人们寻找答案。
钱学森在提出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之后，针对社会主义事业所经历的曲折和挫折指出：“认识这些复杂巨系统是有个过程的，因为我们都曾经头脑简单过，曾经想用简单的方法来处理，但结果不行，碰了钉子。”实事求是地说，由于科学发展本身不可超越的历史局限性，简单性科学长期被当成科学系统唯一可能的形态，不能不影响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所有社会主义者，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问题上不可避免都曾经头脑简单过，对资本主义的持存性和社会主义的复杂性估计不足，用简单性科学的方法对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复杂的事物，因而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一再碰钉子。
按照钱学森的观点，社会是特殊复杂的巨系统，具有对环境的开放性、规模的巨型性、组分的异质性、结构的多层次性、相互关系的非线性、过程的动态性、行为的不确定性、前景的不可预测性等，这些特性综合集成在一个系统中，其整体涌现性有多么复杂是不难想象的。马克思对社会系统的这些特性都有相当清晰的认识，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科学主流，但毕竟不可能从根本上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甚至列宁所处的时代，简单性科学正处在春风得意的发展中，它所奉行的封闭系统观、机械决定论、线性思维等显示出不容置疑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实际上被视为科学必备的、永恒的特征。这对马克思也不能不产生影响，使他对社会系统的开放性、非线性、动态性、不确定性、复杂性的认识达不到今天的高度，不足以全面揭示资本主义的特性和规律，不可避免地把某些复杂问题做了过分简单化处理。对此，我们仅就开放性略加讨论。
在对待外部环境上，还原论的表现是崇尚把系统从环境中孤立出来进行研究。马克思颇为欣赏这种方法，他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这段话隐含两个重要认识错误，恰好是封闭系统观的核心思想。其一，把环境对系统的作用仅仅视为干扰。系统与环境是互塑共生的，复杂系统自身的规定性在相当程度上是环境给予的，环境对它的作用绝不只是干扰，而首先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其二，把被封闭的过程当作系统的“纯粹形态”。复杂系统无法从环境中封闭起来，一旦强行做到这一点，得到的将是一个死系统，根本谈不上什么“纯粹形态”。复杂系统的本质形态只能在系统与环境的互动中把握。马克思未能看破物理学还原论的本质特点，误将简单系统的原理应用于特殊复杂巨系统，因而对资本主义的持存能力明显估计不足。
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世界何以能够通过自身的适应性改革来获得它迄今为止的持存性?系统论有个说法，一个系统可以通过向外部环境排除正熵来转嫁内部危机，重建或改进系统的有序性。自从资本主义把整个世界整合为一个系统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就成为它排除正熵、转移灾难的外部社会环境，以这个环境增加正熵为代价来提高自身的有序性。例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曾经一再聚集起爆炸性的内部能量，它们的应对办法之一是向海外移民，澳大利亚的大批移民就是由英国发配过去的罪犯。这种手段五花八门，最残忍也最有效的办法是发动战争，特别是开拓殖民地的战争，既能转移内部矛盾，又能够通过用掠夺来的财富的一小部分收买穷人、软化工人阶级。帝国主义战争史表明，由于掌握国家机器，用浸透着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来掩盖国内阶级矛盾，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往往能够获得国内大多数人的支持。靠着这种手段，资本主义一次次地转移内部冲突，赢得自我变革的时间，重建内部秩序，获得惊人的持存性。
随着历史的前进，资本主义通过排泄正熵而扩大其持存性的方式和手段也在发展。就今天的世界看，战争等传统手段仍在使用，侵略伊拉克就是美国转嫁内部矛盾的手段。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心脏地区急需寻找转嫁危机的新途径。2010夏天中国周边接连举行的军事演习告诉我们，用战争方式向中国输出正熵的威胁仍然存在。在更多的情况下，由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由它们占据高端的产业链、贸易链等，它们制定的各种游戏规则，都是向不发达国家输出正熵，从这些国家攫取负熵的有效手段，只不过形式隐蔽，具有欺骗性。在冷战时期，只要拿苏联说事，美国两党就能够消除矛盾，在如何对付人民反抗上达成一致，渡过政治危机。今天的美国统治精英试图以中国取代苏联，美国政府和国会一再拿中国说事，花样翻新地给中国施加压力，都是图谋把正熵强行输入中国来破坏中国发展，增加它自身的持存性。
不过，资本主义国家向弱国排泄正熵的条件和能力绝非无限的，实际上已进入衰减阶段，美国霸权开始衰落是其集中表现。人类文明的自组织演化，全球化自组织地纵深发展，也为不发达国家改变命运提供了机会，这是不以西方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随着不发达国家逐步发展起来，国际关系必将逐渐民主化，游戏规则逐步合理化，发达国家向外部排泄正熵的能力将越来越弱。发展到一定程度，既无法发动战争，也无法使用其他非战争方式。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得单靠自己内部改革来消除新的国内矛盾、困境、危机，它们如果不放弃资本主义就无法继续生存。资本主义的本性注定它会产生出导致人类灭亡的可能性。如果世界一直坚持资本主义，这种可能性必将变为现实性。但我们相信，人类在那种可能性到来之前将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人类!”，并付之行动。
依托简单性科学建不成社会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标志着建设社会主义进入实践阶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从历史大趋势看是正确的，从实时操作层面看就显得太粗略。剥夺剥夺者可以做到，剥夺之后如何有效应对资本主义复辟图谋，如何科学地组织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新社会具有高于资本主义的持存性和发展能力，创造更高形态的文明，是比资本主义形成发展更加复杂的历史过程。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家来说，从列宁经过斯大林到毛泽东，他们能够应用的仍然是简单性科学，这种科学无助于他们充分理解社会主义建设固有的复杂性，没有提供如何应对这种复杂性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这也不能苛求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解决此问题。即使今天，马克思主义队伍仍然没 有科学转型演化的概念，从未有人揭露简单性科学有什么缺陷或弊病，实际上是相信有助于建成资本主义的这种科学形态也可以用来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近百年来所经历的困惑、挫折、失败，都跟这种潜在的错误认识有关。现在是时候了，人们必须承认：仅仅依靠简单性科学，没有建立适应自身需要的科学新形态，社会主义必然建而不成。
简单性科学也能够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必须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关键是消除它背后的机械论、还原论、线性思维等意识形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重新理解它。但历史经验证明，不发展复杂性科学，单纯靠哲学批判，不可能真正清除这种意识形态，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需要的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思维方式等。作为一种宇宙观，机械论跟社会主义不相容比较明显，马克思恩格斯早有深入批判。但批判不等于消除，由于它连通着还原论和机械制造技术，在简单性科学当旺的历史时期不可能被抛弃。诚如普利高津所说：马恩时代的物理学“看来已经摒弃了机械论的世界观”，但20世纪后期“机械论却依然是辩证唯物主义面临的基本难题”。中国改革开放中产生的问题都跟机械论世界观的作祟有关。还原论的影响更深刻而隐蔽，与简单性科学的具体方法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更难消除。欲使科学界主流真正做到以有机论取代机械论，以系统论取代还原论，只有完成了科学形态从简单性科学向复杂性科学的转变方能最终实现。在此之前，社会主义者都难免一再犯头脑简单化的错误。
列宁有一个著名公式：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从表述形式看，列宁公式的简单性美可以和自然科学中著名公式(牛顿公式、爱因斯坦公式等)相媲美。实际上，它恰好暴露了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空前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误以为依托简单性科学就能够建成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是苏联社会的内在他组织分系统，本身需要一个长期复杂的建构、改革、完善过程，列宁的后继者对此显然认识不足，并未在苏维埃政权自身建设、改革、发展上下大功夫。他组织的任务是保护、规范、引导社会的自组织运动，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面。但在现实生活中，他组织可能不作为，也可能乱作为，更危险的是他组织分系统可能异化为少数人利用权力谋私的工具，起压抑、破坏系统自组织的作用，最终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苏联70年的历史不幸证明了这一点。
毫无疑问，列宁凭借高超的辩证思维和丰富的社会阅历，对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已有相当认识，如注意到社会系统运行的“那些复杂的传动装置”。但在简单性科学当旺的历史条件下，他也不可能超越时代局限性。相反，正在走向光辉顶点的简单性科学不可避免要影响他的思想，使他不自觉地接受某些当时看来很科学、实际上过分简单化的方法论。传动装置是机器系统的组成部分，列宁的用语表明他是类比于机器模型来思考社会系统的，这正是简单性科学的特征。对于描述社会系统，不论18世纪的钟表模型。19世纪的热机模型，还是20世纪的自动机模型，都是机器模型。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描述方法，虽可以反映复杂对象的某些特征，但却掩盖了它的本质特征。如果说简单性科学无法提供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需要的理论和方法，就更不能指望它提供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和方法。社会主义的权力分系统不应该是一种类机器系统，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时刻以机体模型来理解、运用、改进权力分系统，努力把它建设成为复杂适应性系统，具有足够的自镇定、自维修、自适应、自修复、自完善能力。但列宁的继承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机器模型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使它最终演变为一台僵硬的国家机器。
列宁公式的第二项同样存在问题。电磁理论是还原论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气化是工业——机械文明的重要标志。列宁在提出这个公式时考虑的就是苏联的工业化，认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就当时的情势而言，人们只能这样看，这也似乎符合当时的科技发展前沿，今人不可指责列宁。若从今天的眼光看，工业——机械文明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要建立的是真正的后工业文明，即信息一生态文明，电气化对此是必要而很不充分的。生态和信息在列宁生前还不是科学概念，电气化本身不会带来生态化，不会自动高扬信息意识而抑制物质意识。在这样的科学和文化基础上，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更遑论共产主义。列宁显然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懈努力曾经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但他不自觉地相信现代化＝工业化，以为只要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工业化可以基本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未看到西方工业化模式是依赖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取得成功的，这又是把复杂事物简单化。因为那种社会历史条件一旦丧失，照搬西方工业化模式就不可能成功。现代化是一个极具流动性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可以有显著不同的内涵。在全世界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确实等同于现代化。它们按照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模式既创造出前所未有的高生产力，同时也制造出两个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1)它依赖于一种资源浪费型、环境污染型、生态破坏型发展方式，所建立的文明形态即使对少数发达国家也没有可持续性。(2)它的成功唤醒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意识，但不发达国家已经失去按照发达国家模式搞工业化的历史可能性。面对世界性资源匮乏、环境容量(承受污染的能力)严重不足，它们要搞的现代化必须走新的工业化之路，即在工业化的同时搞信息化、生态化，亦即在一定程度上去搞工业化。这显然要比西方国家工业化复杂得多。而斯大林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简单地照搬西方工业化模式，以至于产生和积累了许多有违社会主义精神的后果，成为导致它最终解体的原因之一。后现代主义要解构的现代性是在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实践中形成发展的，这种现代性本质上是某种资本主义的规定性。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最彻底的后现代主义，即取代现代主义的主义，不可能在照搬西方工业化模式的实践中形成；相反，照搬西方工业化模式的实践必然使社会主义染上某些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从而偏离社会主义。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处理党与党、国与国关系上一直有大国沙文主义，即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它最终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与此不无关系。
把现代化与工业化等同起来，实际上是1980年代之前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共识。前述列宁公式包含这种思想，甚至与马克思的认识不足也有关。马克思说过：“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他的原意是比较1870年代的英国和德国，它们是同一时代资本主义 国家之间的差别，说的完全正确。今天的学者把这句话推广应用于英美与苏联或英美与中国的比较，把发达国家的现状看成不发达国家将要努力实现的“未来景象”，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因为时代发生了显著变化，被比较的又是不同性质的国家，现代化≠工业化才是今天的正理。发达国家搞工业化可以凭借强力掠夺全世界的资源、占有全人类的环境容量、掌控世界市场来实施。不发达国家搞工业化已完全失去这种社会历史条件，社会主义的本性更不允许这样做。工业化与机械化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一起，是培育机械论世界观的沃土。不发达、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西方工业化模式不仅不能实现现代化，反而会带来发达国家工业化未曾遇到的问题，造成巨大的人为复杂性，甚至可能使社会主义走上弯路。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遇到类似问题。从1958年的大跃进、超英赶美的群众运动中不难看到，“现代化=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在起作用，造成很大失误。显然，毛泽东也犯了简单化错误，实事求是地分析批评是必要的。但毛泽东时代还没有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复杂性科学的观念，照搬苏联工业化做法属于时代局限性。近30年来，一方面大张旗鼓宣传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一方面简单照搬西方工业化的一整套做法，造成空前的生态灾难和环境污染。这是更严重的头脑简单化。
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非线性动力学系统，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困难、失误，引起冲突，甚至酿成动乱，导致系统的正熵陡增，必须设法消除之。但社会主义的本性不允许向外部转嫁正熵，有无出路?路在何方?系统论迄今所讲的正熵原理是基于热力学提出的，无生命的系统不可能回避它，有生命系统则另当别论。在生命领域，系统之间可以互通有无，可以形成食物链，对前一环节是正熵的东西，对后一环节可能是负熵。博弈论已初步证明，系统之间的竞争可以导致利他行为，形成共生关系，避免以邻为壑的相互倾轧。新兴的强互惠理论又提出新的思路。特别是人类社会，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健康的精神力量可能产生自然科学无法说明的建设性作用，再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消灭剥削、压迫、侵略来消除社会系统的正熵是完全可能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追求。当然，现有的科学知识还不足以充分论证它，更无法给出具体实现的机理、方法、程序，这要靠大力发展复杂性科学来解决。
复杂性科学不是书斋和课堂上的产物，它只能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社会主义需要发展复杂性科学，也在为复杂性科学的发展提供动力和依据。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中国的学术界负有重大历史责任，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详细论述只能留待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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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