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就已经提出维稳的口号。但是,21世纪的维稳实质已经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不稳定因素主要还只是“改革的阵痛”,是过渡时期的必然摩擦,突出表现为意识与观念的冲突,主要存在于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之中;但是现在,由企业改制、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官员腐败等等社会问题累积的矛盾不断爆发,深层次的改革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不稳定因素已经成为一种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危机,存在于社会各阶层。
　　各种各样的影响社会不稳定“事件”,只是社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的“显现”。目前,统观改革与发展全局,影响社会稳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不公正现象成为新时期、新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二是“权力结构”失衡现象加剧,“官本位”思潮的泛滥和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五权”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使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受到制约,致使公共政策质量不高,官民之间信任度下降,官民矛盾扩大。这两点是产生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正”和“人民当家做主”,如果这些核心价值在制度上得不到真正落实,就无法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民心所向”的“政治优势”,也就无法维护我们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稳定”的前提。如果不以改革的思路消除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不但我们所追求的“社会稳定”难以实现,任由其发展下去,就很可能造成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牢固确立“忧患意识”。
　　首先,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所反映出来的社会不公正,是通过基尼系数反映出来的,综合各方面的数据,我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7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基尼系数不仅反映了一个社会贫富差距或财富分配不公正的程度,同时也反映了一个社会“制度失灵”和“社会不稳定性”的程度。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主要后果是公众“社会不公正感”的增强,由此带来弱势群体普遍的心理失衡、怒气和怨气积聚、对社会的普遍不信任等情绪,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性趋势增加。
　　其次,权力结构失衡导致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没有得到尊重,这又直接致使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和个人公权私用、特权腐败、权力不作为和乱作为,甚至官商勾结、官黑勾结侵犯公众利益或群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造成群众基本权利丧失、情绪对立,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增强,最终可能酿成由偶发事件导致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性。我之所以强调“社会稳定”是政治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说明,政府自身改革以及用好“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历史经验证明,权力腐败是社会动乱的祸根。
　　总之,社会稳定源于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稳定,源于社会结构性稳定。我们要塑造一个稳定与发展的未来,就必须下决心推进社会结构性改革,改革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改革政治行政体制以约束权力,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发展社会组织,落实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只有这样,才能根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切实做到以改革促稳定。(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