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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是鲁迅创作的众多底层人物之一。为了更好地解读阿Q的人物形象,在探究其身上蕴含的国民劣根性时,人们还可以从人物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来考察。本文以此为视角,分析了阿Q这一底层游民生活状态后的名分、生计、精神等困境,认为在未庄这个闭塞的水乡,阿Q如一股叛逆的盲流,到处四溢,却找不到方向,最后的革命并没有将他引入更大的洪流,却让他走向生命的终点,进而揭示了阿Q形象的悲剧意蕴。
阿Q于未庄的意义恰如一个异质存在,阅读鲁迅的《阿Q正传》,人们无法不正视这一点。当然,按照传统意义的文本解读,人们或许从阿Q人物形象上可以找到作者批判的焦点,即对当时国民“精神胜利法”这一顽症与劣根性的批判。然而,文本一经创作,便包含了无数的解读可能。笔者以阿Q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为视角,探求这一人物隐形存在的悲剧精神。
阿Q的角色与《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虽存在共性,即作为社会底层角色而呈现,然而又有许多不同。这种不同的关键点则体现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上。闰土与祥林嫂的生存空间是狭小的,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单向的受压。他们饱受着统治阶层的压迫,无助地忍受着这一切灾与难、痛与苦。他们日渐麻木的精神显示着自身的痛楚,却又似无察觉。于他们而言,生活仿佛一场炼狱。而这一切遭际又都外显至人物近乎木刻画似的形象塑造中。下面不妨分别对鲁迅笔下的这两位人物进行观照。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故乡》)
“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之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祝福》)
多年后,“我”在故乡与闰土再次相逢。相较于年少时敏捷勇敢、见多识广的闰土形象,一声恭敬、嗫懦的“老爷”留给“我”的更多是一种隔膜木讷、茫然无措、满目凄凉的印象。而小说《祝福》开头,鲁镇家家沉浸在岁暮“祝福”的氛围中,“我”在河边偶然遇见的祥林嫂已近乎活物,令人唯恐避之不及。那个初到鲁镇时年轻有力、两颊微红的祥林嫂,此时已经沦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在闰土与祥林嫂身上,人们大抵可以看到作者对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关注与同情。
而这在阿Q身上又有不同的一面。同样居于社会底层,同样贫困不堪,但是作为贫下雇农的阿Q之于未庄,仿佛是平静的水面上击起的一缕微澜,尽管终究归于平静,可是毕竟引起过赵老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的恐慌。细读《阿Q正传》,人们发现作者所呈现的故事背景未庄,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与鲁镇并无不同。在革命大潮的席卷下,未庄与包括鲁镇在内的一切村庄不免如江上一叶小舟,颠簸不定。《阿Q正传》共九章,从自序由来、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中兴与末路,到革命、不准革命、大团圆,阿Q的人物行状宛在目前。在革命到来之前,阿Q与未庄的王胡、小D一样,逆来顺受。可是,异于王胡、小D,乃至鲁迅笔下闰土、祥林嫂这些底层民众,在革命到来之前,阿Q在未庄已经呈现了一种不同的特质。
在第一章序中,当听说赵太爷儿子中了秀才时,喝了两碗黄酒的阿Q手舞足蹈,满脸光彩,以本家自居,并向旁人细细排起他与赵秀才的辈分。阿Q到底姓什么,鲁迅并没有明确写出。在赵太爷的呵斥下,阿Q只得悻悻退下,此后也不再有人提起。于是,阿Q的姓氏成了一个未解之谜。尽管此后在未庄阿Q称呼依然如故,但是毕竟可以见出阿Q对个人名分的在意与争取。
阿Q既无家,又无固定职业。平时住在土谷祠,以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撐船”,过着游民的生活,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使阿Q又异于未庄的其他人。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基于儒家伦理和土地而形成的村庄格局相对稳定,流动性较少。阿Q非常态的游民生活意味着无数的可能。他进过几回城,于是又有一种自视甚高、不将未庄人放在眼里的心理。
当个人面临生计问题,并且在未庄衣食无着时,阿Q选择了进城。这种基于生存处境焦虑而做出的选择也许是自发的本能,可是日后阿Q从中兴到末路,从革命到不准革命,乃至最后掉了脑袋,又多半源于这种不安于现状的自发本能。
阿Q身上的这种异质在“革命”一章得到充分彰显。当革命的风声传到未庄时,一向“深恶而痛绝之”的阿Q在人心动摇、慌张的未庄奔走宣告“造反了!造反了!”,阿Q的快意既源于未庄人的恐慌,也是基于自己的不如意。他的造反居然也引起了赵太爷、赵秀才、赵白眼的惊惧、胆怯与怃然。这让阿Q更加飘飘然。然而,他对于革命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关于革命,小说中土谷祠的一段睡前臆想流露了阿Q的心理。小说分四段呈现,依次写了阿Q以为革命就是旧式的农民起义,就是报私仇,就是发横财,就是娶老婆。对于阿Q来说,革命是一种朦胧、自发的本能,是一次改变自身窘境的机会。但是,革命的战火并没有真正延烧至未庄这个偏僻、闭塞的水乡,很快未庄就恢复了平静,除了将辫子盘到头顶,未庄大抵是一如其旧,倒是阿Q最后在“大团圆”中枉送了性命。
与未庄其他人相比,人们发现,阿Q与未庄存在一种紧张的对峙,无论是对赵太爷、赵秀才、赵白眼,还是对吴妈、小尼姑、王胡、小D。他不满于自己的生存处境,他有对名分、生存、面子、爱情的争取,但是他又找不到出路,精神胜利法成了他唯一的安慰。他宛如一股叛逆的盲流,肆无忌惮地游走在未庄这个闭塞的水乡。最后,他抓住革命这根导火索,却不幸革了自己的命。这是阿Q的悲剧。
在评价阿Q这一形象时,人们固然不忘其精神胜利法所展现的国民劣根性,但是同样应观照这一人物身上的悲剧意蕴,看到辛亥革命与底层民众的脱离。尽管阿Q不懂革命,但是他身上潜藏的这股自发的叛逆盲流一旦真正与革命的洪流相融合,必将激发、奔涌出来,为旧式的乡村社会带来新的可能。
(南京审计大学泽园书院)
阿Q于未庄的意义恰如一个异质存在,阅读鲁迅的《阿Q正传》,人们无法不正视这一点。当然,按照传统意义的文本解读,人们或许从阿Q人物形象上可以找到作者批判的焦点,即对当时国民“精神胜利法”这一顽症与劣根性的批判。然而,文本一经创作,便包含了无数的解读可能。笔者以阿Q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为视角,探求这一人物隐形存在的悲剧精神。
阿Q的角色与《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虽存在共性,即作为社会底层角色而呈现,然而又有许多不同。这种不同的关键点则体现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上。闰土与祥林嫂的生存空间是狭小的,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单向的受压。他们饱受着统治阶层的压迫,无助地忍受着这一切灾与难、痛与苦。他们日渐麻木的精神显示着自身的痛楚,却又似无察觉。于他们而言,生活仿佛一场炼狱。而这一切遭际又都外显至人物近乎木刻画似的形象塑造中。下面不妨分别对鲁迅笔下的这两位人物进行观照。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故乡》)
“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之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祝福》)
多年后,“我”在故乡与闰土再次相逢。相较于年少时敏捷勇敢、见多识广的闰土形象,一声恭敬、嗫懦的“老爷”留给“我”的更多是一种隔膜木讷、茫然无措、满目凄凉的印象。而小说《祝福》开头,鲁镇家家沉浸在岁暮“祝福”的氛围中,“我”在河边偶然遇见的祥林嫂已近乎活物,令人唯恐避之不及。那个初到鲁镇时年轻有力、两颊微红的祥林嫂,此时已经沦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在闰土与祥林嫂身上,人们大抵可以看到作者对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关注与同情。
而这在阿Q身上又有不同的一面。同样居于社会底层,同样贫困不堪,但是作为贫下雇农的阿Q之于未庄,仿佛是平静的水面上击起的一缕微澜,尽管终究归于平静,可是毕竟引起过赵老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的恐慌。细读《阿Q正传》,人们发现作者所呈现的故事背景未庄,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与鲁镇并无不同。在革命大潮的席卷下,未庄与包括鲁镇在内的一切村庄不免如江上一叶小舟,颠簸不定。《阿Q正传》共九章,从自序由来、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中兴与末路,到革命、不准革命、大团圆,阿Q的人物行状宛在目前。在革命到来之前,阿Q与未庄的王胡、小D一样,逆来顺受。可是,异于王胡、小D,乃至鲁迅笔下闰土、祥林嫂这些底层民众,在革命到来之前,阿Q在未庄已经呈现了一种不同的特质。
在第一章序中,当听说赵太爷儿子中了秀才时,喝了两碗黄酒的阿Q手舞足蹈,满脸光彩,以本家自居,并向旁人细细排起他与赵秀才的辈分。阿Q到底姓什么,鲁迅并没有明确写出。在赵太爷的呵斥下,阿Q只得悻悻退下,此后也不再有人提起。于是,阿Q的姓氏成了一个未解之谜。尽管此后在未庄阿Q称呼依然如故,但是毕竟可以见出阿Q对个人名分的在意与争取。
阿Q既无家,又无固定职业。平时住在土谷祠,以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撐船”,过着游民的生活,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使阿Q又异于未庄的其他人。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基于儒家伦理和土地而形成的村庄格局相对稳定,流动性较少。阿Q非常态的游民生活意味着无数的可能。他进过几回城,于是又有一种自视甚高、不将未庄人放在眼里的心理。
当个人面临生计问题,并且在未庄衣食无着时,阿Q选择了进城。这种基于生存处境焦虑而做出的选择也许是自发的本能,可是日后阿Q从中兴到末路,从革命到不准革命,乃至最后掉了脑袋,又多半源于这种不安于现状的自发本能。
阿Q身上的这种异质在“革命”一章得到充分彰显。当革命的风声传到未庄时,一向“深恶而痛绝之”的阿Q在人心动摇、慌张的未庄奔走宣告“造反了!造反了!”,阿Q的快意既源于未庄人的恐慌,也是基于自己的不如意。他的造反居然也引起了赵太爷、赵秀才、赵白眼的惊惧、胆怯与怃然。这让阿Q更加飘飘然。然而,他对于革命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关于革命,小说中土谷祠的一段睡前臆想流露了阿Q的心理。小说分四段呈现,依次写了阿Q以为革命就是旧式的农民起义,就是报私仇,就是发横财,就是娶老婆。对于阿Q来说,革命是一种朦胧、自发的本能,是一次改变自身窘境的机会。但是,革命的战火并没有真正延烧至未庄这个偏僻、闭塞的水乡,很快未庄就恢复了平静,除了将辫子盘到头顶,未庄大抵是一如其旧,倒是阿Q最后在“大团圆”中枉送了性命。
与未庄其他人相比,人们发现,阿Q与未庄存在一种紧张的对峙,无论是对赵太爷、赵秀才、赵白眼,还是对吴妈、小尼姑、王胡、小D。他不满于自己的生存处境,他有对名分、生存、面子、爱情的争取,但是他又找不到出路,精神胜利法成了他唯一的安慰。他宛如一股叛逆的盲流,肆无忌惮地游走在未庄这个闭塞的水乡。最后,他抓住革命这根导火索,却不幸革了自己的命。这是阿Q的悲剧。
在评价阿Q这一形象时,人们固然不忘其精神胜利法所展现的国民劣根性,但是同样应观照这一人物身上的悲剧意蕴,看到辛亥革命与底层民众的脱离。尽管阿Q不懂革命,但是他身上潜藏的这股自发的叛逆盲流一旦真正与革命的洪流相融合,必将激发、奔涌出来,为旧式的乡村社会带来新的可能。
(南京审计大学泽园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