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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在网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导致物权法立法进程中途搁浅，由此引发了一些人的评论与争议，这本是正常的现象。
笔者注意到，在对巩信持批评态度的议论中，邓小平似乎被不少人当作强有力的依据。《中国青年报》今年２月的一篇文章说：“１３年前，邓小平都对那些被‘姓社姓资’牵着鼻子走的人提出批评，１３年后，难道我们还要整天纠缠在‘姓社姓资’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吗?”《文摘周报》今年２月２４日头版头条题为《一个本世纪最荒谬的质问》的文章中，引用一位著名民法学教授的话说：“改革进行到今天，有人对改革的方向开始发难。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不要陷于姓资姓社的争论，现在就有人出来问姓资还是姓社。巩教授就是法学界出来发难的代表。”还有一位１０多年前因勇于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而闻名的“皇甫平”，不久前也发表谈话说：“我想说的就是，对改革反思的各种意见不应该导入姓‘资’姓‘社’的制度之争”，这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邓小平。
笔者在此要问的是，邓小平果真说过改革开放不要问“姓‘资’姓‘社’”吗?
事实胜于雄辩，还是让我们先看看邓小平自己是怎么说的吧。１９８５年８月，邓小平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３８页)１９８７年４月，邓小平在谈到改革中要反“左”的时候说：改革中“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革我们社会的性质”。“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２９页)１９８９年５月，邓小平又说：“某些人的所谓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９７页)
依据上述邓小平在数年内一再强调、反复再三的论述，我们有绝对的根据说：邓小平认为，改革不仅有方向问题，而且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需要“继续争论”的问题，改革不能不问姓“资”姓“社”。
好吧，让我们再来看一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究竟是怎么说的。请打开《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２页，原文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对于这段文字，笔者的理解是：首先，邓小平批评一些有“左”的思想的人，把某些改革措施直接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迈不开步子，不敢闯”；第二，对改革措施可行不可行，只能依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判断”；第三，邓小平举出特区的例子，有人认为搞特区是搞资本主义，但事实证明，“特区姓‘社’不姓‘资’”，深圳还是“公有制是主体”；第四，邓小平认为，“三资”企业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也许是过于愚钝，笔者从邓小平的这段话中一点也看不出邓小平有只要改革，不管怎么改革都行，改革不问姓“资”姓“社”的意思。更何况，就在这段话中，邓小平讲“社会主义”就有多次，并且明确指出了特区姓“社”不姓“资”。如果邓小平确实认为改革不问姓“社”姓“资”，他又何必把社会主义挂在口边反复念叨?为什么要回答“特区姓‘社’不姓‘资’”?
几乎所有坚持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问姓“资”姓“社”的人都以邓小平１９９２年的南方谈话为源头。就在这篇谈话中，邓小平使用“社会主义”概念达３０次左右，在第一部分中讲“死路一条”时讲到了“不改革开放”，但首先讲的却是“不坚持社会主义”；在第六部分的结语中，特别指明了“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这表明，邓小平南方谈话始终贯穿着“坚持社会主义”的红线。在南方谈话公开发表了十多年之后，我们又怎么能如此明目张胆地篡改邓小平的思想， 把“改革不问姓‘资’姓‘社’”强加于邓小平呢?!
为了保证和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特别强调了公有制为主体和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有时称此为“两条根本原则”，有时又称为社会主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两条已是广为人知了。改革进行到今天，人们之所以对改革的方向提出质疑，或许就是对这两条原则“是在还是不在”的怀疑。更何况在改革之名下使社会主义消解在外国已有先例， 热爱社会主义的人关注改革的方向极其自然， 怎么会引起那么多的人如此大惊小怪呢?
新中国立国以来，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讲政治方向、政治前途，哪有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央明确指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可对邓小平反复强调的直接关系改革方向的“两条原则”却有人要一笔抹煞，自己不讲，也不许别人讲。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两条原则”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提出新的原则，那就请直说，不必要藏而不露。改革的方向问题从改革起步时就已存在，并非是现在才有。邓小平新时期既反“左”又反右，就是为了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令人有几分不解的是，现有有人对邓小平反右的事却一句也不提了。不愿甚至怕别人提改革的方向，把提出改革的方向称为“发难”，称为“泥潭”，甚至称为“一个本世纪最荒谬的质问”，用语如此不雅，颇令人莫名其妙。要是自己坚信方向正确，据理力辩就是了，怕的哪门子事!提出改革的方向问题明明是讨论向哪里改革、怎样深入改革，可现在常常碰到的却是一闷棍：反对改革!这究竟是咋的了?难道改革没有方向问题，在哪里上了“社会主义”的保险吗?邓小平可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讲过改革开放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性的呀!(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３２８页)
笔者上述所言，一定令巩信的批评者们感到不快，加我以“老‘左’”“僵化”之名可能还是客气的。或许还有好心人建议我“解放思想”。确实，当今解放思想是太重要了。不过，解放思想难道没边没沿?难道没方向、没原则?邓小平说：“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７９页)就在巩信批评者们感兴趣的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也有这样的文字：“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９页)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可见，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解放思想，在邓小平看来，都有个方向问题，即都有个姓“资”姓“社”的问题。如果邓小平的这些观点都被当作过时之论，那么我很怀疑，人们高举的旗帜怎么能和邓小平的名字沾得上!
笔者注意到，在对巩信持批评态度的议论中，邓小平似乎被不少人当作强有力的依据。《中国青年报》今年２月的一篇文章说：“１３年前，邓小平都对那些被‘姓社姓资’牵着鼻子走的人提出批评，１３年后，难道我们还要整天纠缠在‘姓社姓资’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吗?”《文摘周报》今年２月２４日头版头条题为《一个本世纪最荒谬的质问》的文章中，引用一位著名民法学教授的话说：“改革进行到今天，有人对改革的方向开始发难。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不要陷于姓资姓社的争论，现在就有人出来问姓资还是姓社。巩教授就是法学界出来发难的代表。”还有一位１０多年前因勇于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而闻名的“皇甫平”，不久前也发表谈话说：“我想说的就是，对改革反思的各种意见不应该导入姓‘资’姓‘社’的制度之争”，这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邓小平。
笔者在此要问的是，邓小平果真说过改革开放不要问“姓‘资’姓‘社’”吗?
事实胜于雄辩，还是让我们先看看邓小平自己是怎么说的吧。１９８５年８月，邓小平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３８页)１９８７年４月，邓小平在谈到改革中要反“左”的时候说：改革中“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革我们社会的性质”。“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２９页)１９８９年５月，邓小平又说：“某些人的所谓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９７页)
依据上述邓小平在数年内一再强调、反复再三的论述，我们有绝对的根据说：邓小平认为，改革不仅有方向问题，而且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需要“继续争论”的问题，改革不能不问姓“资”姓“社”。
好吧，让我们再来看一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究竟是怎么说的。请打开《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２页，原文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对于这段文字，笔者的理解是：首先，邓小平批评一些有“左”的思想的人，把某些改革措施直接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迈不开步子，不敢闯”；第二，对改革措施可行不可行，只能依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判断”；第三，邓小平举出特区的例子，有人认为搞特区是搞资本主义，但事实证明，“特区姓‘社’不姓‘资’”，深圳还是“公有制是主体”；第四，邓小平认为，“三资”企业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也许是过于愚钝，笔者从邓小平的这段话中一点也看不出邓小平有只要改革，不管怎么改革都行，改革不问姓“资”姓“社”的意思。更何况，就在这段话中，邓小平讲“社会主义”就有多次，并且明确指出了特区姓“社”不姓“资”。如果邓小平确实认为改革不问姓“社”姓“资”，他又何必把社会主义挂在口边反复念叨?为什么要回答“特区姓‘社’不姓‘资’”?
几乎所有坚持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问姓“资”姓“社”的人都以邓小平１９９２年的南方谈话为源头。就在这篇谈话中，邓小平使用“社会主义”概念达３０次左右，在第一部分中讲“死路一条”时讲到了“不改革开放”，但首先讲的却是“不坚持社会主义”；在第六部分的结语中，特别指明了“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这表明，邓小平南方谈话始终贯穿着“坚持社会主义”的红线。在南方谈话公开发表了十多年之后，我们又怎么能如此明目张胆地篡改邓小平的思想， 把“改革不问姓‘资’姓‘社’”强加于邓小平呢?!
为了保证和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特别强调了公有制为主体和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有时称此为“两条根本原则”，有时又称为社会主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两条已是广为人知了。改革进行到今天，人们之所以对改革的方向提出质疑，或许就是对这两条原则“是在还是不在”的怀疑。更何况在改革之名下使社会主义消解在外国已有先例， 热爱社会主义的人关注改革的方向极其自然， 怎么会引起那么多的人如此大惊小怪呢?
新中国立国以来，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讲政治方向、政治前途，哪有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央明确指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可对邓小平反复强调的直接关系改革方向的“两条原则”却有人要一笔抹煞，自己不讲，也不许别人讲。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两条原则”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提出新的原则，那就请直说，不必要藏而不露。改革的方向问题从改革起步时就已存在，并非是现在才有。邓小平新时期既反“左”又反右，就是为了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令人有几分不解的是，现有有人对邓小平反右的事却一句也不提了。不愿甚至怕别人提改革的方向，把提出改革的方向称为“发难”，称为“泥潭”，甚至称为“一个本世纪最荒谬的质问”，用语如此不雅，颇令人莫名其妙。要是自己坚信方向正确，据理力辩就是了，怕的哪门子事!提出改革的方向问题明明是讨论向哪里改革、怎样深入改革，可现在常常碰到的却是一闷棍：反对改革!这究竟是咋的了?难道改革没有方向问题，在哪里上了“社会主义”的保险吗?邓小平可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讲过改革开放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性的呀!(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３２８页)
笔者上述所言，一定令巩信的批评者们感到不快，加我以“老‘左’”“僵化”之名可能还是客气的。或许还有好心人建议我“解放思想”。确实，当今解放思想是太重要了。不过，解放思想难道没边没沿?难道没方向、没原则?邓小平说：“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７９页)就在巩信批评者们感兴趣的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也有这样的文字：“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９页)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可见，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解放思想，在邓小平看来，都有个方向问题，即都有个姓“资”姓“社”的问题。如果邓小平的这些观点都被当作过时之论，那么我很怀疑，人们高举的旗帜怎么能和邓小平的名字沾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