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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加孚教授,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他从事消化道肿瘤外科和研究工作多年,对肿瘤防控工作有着深入的思考。以下是记者对权威专家季加孚的专访。
“这是个将来确实会付出惨痛代价的社会问题”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今中国肿瘤防治的形势和特点?
季加孚:特点就是大城市呈现发达国家的癌谱,农村地区呈现发展中国家的癌谱,发病率是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死亡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相关部门没有重视“健康—慢病—肿瘤”的发展问题,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将来确实会付出惨痛代价的社会问题。各地基层政府更多地关心经济指标,以此衡量官员和地方发展的政绩,忽略的健康问题恰恰是民生的核心问题。
“开展癌症综合防控已迫在眉睫”
记者:全球每年新发癌症病人1/4在中国,而且仍呈高发态势,这说明什么?
季加孚:这跟中国人口基数较大有关。若从发病率来看,全球范围内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为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而中国癌症发病率大概处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癌症发病率呈高发态势,与人口老龄化有关,与我国近年来新的诊断技术应用有关。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高发的“穷癌”,如胃癌、食管癌等,发病率有所下降;而随着乙肝疫苗的广泛应用,我国肝癌发病率基本持平;此外,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甲状腺癌、前列腺癌等肿瘤发病率持续增长,这与烟草的大量使用、居民膳食结构不合理、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环境恶化以及临床检查技术的提高密切相关。开展癌症综合防控已迫在眉睫。
死亡率高原因:早诊早治不到位
记者:我国人口癌症发病率接近世界水平,但死亡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什么原因?
季加孚:一是人种和癌谱等客观原因。欧美白种人最常见的是皮肤癌,99%的患者能治愈,我们常见的是肺癌、肝癌、消化道癌症这些生存率不到10%的癌症,这和中国人吸烟、传染病和不良饮食习惯有关。二是早诊早治不到位。例如肺癌,北京市确诊的肺癌80%以上都是中晚期,预后很不好,而欧美早期能达到一半左右。
肿瘤监测体系有待完善
记者:一方面是中国癌症死亡率相对较高,另一方面是美国癌症死亡率、发病率先后开始持续下降,这一现象给我们怎样的启发?
季加孚:美国在1971年就制定了《国家癌症法案》,正式向癌症宣战,虽没有实现征服癌症的宏伟目标,但最终迎来了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拐点。具体看来,美国建立了完善的肿瘤监测系统,明确了防控重点和方向,并在病因预防、早诊早治等各方面都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
我国虽也在不断加大癌症防控投入,但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在过去20年间仍持续攀升。原因何在?首先,我国的肿瘤监测体系有待完善,财政支持和队伍培训还需要加强;其次,我国在烟草控制、职业防护、健康宣教、疫苗使用等方面做得不够,造成相关危险因素在人群中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再次,我国临床发现的肿瘤患者有相当大的比例已是中晚期,虽然近年来我们已提高了癌症筛查的投入,但由于筛查技术和手段的不成熟、覆盖面较小、未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使得我国早诊早治工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最后,我国癌症的规范化诊疗方面尚有欠缺,影响了癌症治疗效果。
“将更多抗肿瘤药物纳入医保”
记者:癌症患者就医负担重,因为大量临床用药都是自费药,而且其中进口药居多,在减轻患者负担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季加孚:一是将更多抗肿瘤药物纳入医保,与患者共担药品费用;二是引导慈善机构进入肿瘤防治领域,开展慈善赠药、设立专项救助基金援助困难患者等活动,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三是加强国产药物研发,与进口药开展良性竞争,降低药品价格;四是推广防癌保险,鼓励群众购买,实现风险转移和分担;五是探索形成规范治疗手段,合理的治疗可以节省费用;六是进一步探索中西医结合治疗,通过综合治疗手段提高疗效,降低费用。
慢性感染:“需积极治疗”
记者:有专家说,我国癌症死亡中有57.4%是可预防和避免的,怎样实现?
季加孚:2012年9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乔友林等人在国际学术期刊《肿瘤学年鉴》上发表论文《中国癌症归因分析》指出,中国的总体癌症死亡中,57.4%都是可避免的。从发病原因看,慢性感染是导致癌症发病和死亡的首要原因,占29.4%;其次是主动和被动吸烟,占22.61%;再次是食用蔬菜、水果不足,饮酒,职业暴露与环境污染等各种因素。如果针对这些原因进行预防,可以大大降低肿瘤的发病率。
实际上,很多慢性感染与癌症的发病紧密相关,如慢乙肝病毒、丙肝病毒、幽门螺旋杆菌、人乳头状瘤病毒、EB病毒、结核杆菌感染等和肝癌、胃癌、宫颈癌、鼻咽癌等诸多癌症相关,需积极治疗。
对癌“宣战”不言而喻
记者:中国到了对癌症“宣战”的时刻了吗?
季加孚:从1971年美国《国家癌症法》吹响向癌症宣战的号角开始,经过40年战斗,美国癌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开始下降。但癌症仍然是美国乃至世界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而我国的形势更为严峻,从2000年开始,恶性肿瘤位列城市居民主要疾病死亡率首位,以2012年为例,恶性肿瘤的死亡率为162.87/10万,高于心脏病129.19/10万和脑血管病125.15/10万。因此,我国对癌症“宣战”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癌症已被证实和基因有密切关系
记者:如何从基因层面防癌、治癌?
季加孚:目前已经证实,许多癌症的发生是由于原癌基因的激活而过度表达或抑癌基因失活而使其表达受抑制所致。一方面,对于部分遗传性肿瘤疾病,基因检测有利于及早干预,避免相关肿瘤发生及进展;另一方面,目前已经发现许多基因和癌症的发生、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对突变基因的干预可以实现对患者的个体化治疗,从而最大化治疗效果,但是相关治疗目前仍然处于研究阶段。
免疫治疗需进一步规范管理
记者:免疫疗法2014年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年度科学突破之首,中国免疫疗法情况怎样?
季加孚:肿瘤的免疫治疗可以分为三种方式:免疫反应的非特异性激活,机体抗肿瘤免疫的主动强化和具有抗肿瘤活性免疫细胞的被动输注。
免疫疗法是转化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仍然缺乏诊疗规范及技术标准,尚不能替代规范的临床治疗方式。目前国内多地开设了生物治疗中心、医院,在免疫治疗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目前国内多数医院治疗条件并不充足,还不具有相应的自体免疫细胞制备室等必需设备。免疫治疗需进一步规范管理,进而造福更多患者。
“这是个将来确实会付出惨痛代价的社会问题”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今中国肿瘤防治的形势和特点?
季加孚:特点就是大城市呈现发达国家的癌谱,农村地区呈现发展中国家的癌谱,发病率是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死亡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相关部门没有重视“健康—慢病—肿瘤”的发展问题,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将来确实会付出惨痛代价的社会问题。各地基层政府更多地关心经济指标,以此衡量官员和地方发展的政绩,忽略的健康问题恰恰是民生的核心问题。
“开展癌症综合防控已迫在眉睫”
记者:全球每年新发癌症病人1/4在中国,而且仍呈高发态势,这说明什么?
季加孚:这跟中国人口基数较大有关。若从发病率来看,全球范围内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为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而中国癌症发病率大概处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癌症发病率呈高发态势,与人口老龄化有关,与我国近年来新的诊断技术应用有关。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高发的“穷癌”,如胃癌、食管癌等,发病率有所下降;而随着乙肝疫苗的广泛应用,我国肝癌发病率基本持平;此外,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甲状腺癌、前列腺癌等肿瘤发病率持续增长,这与烟草的大量使用、居民膳食结构不合理、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环境恶化以及临床检查技术的提高密切相关。开展癌症综合防控已迫在眉睫。
死亡率高原因:早诊早治不到位
记者:我国人口癌症发病率接近世界水平,但死亡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什么原因?
季加孚:一是人种和癌谱等客观原因。欧美白种人最常见的是皮肤癌,99%的患者能治愈,我们常见的是肺癌、肝癌、消化道癌症这些生存率不到10%的癌症,这和中国人吸烟、传染病和不良饮食习惯有关。二是早诊早治不到位。例如肺癌,北京市确诊的肺癌80%以上都是中晚期,预后很不好,而欧美早期能达到一半左右。
肿瘤监测体系有待完善
记者:一方面是中国癌症死亡率相对较高,另一方面是美国癌症死亡率、发病率先后开始持续下降,这一现象给我们怎样的启发?
季加孚:美国在1971年就制定了《国家癌症法案》,正式向癌症宣战,虽没有实现征服癌症的宏伟目标,但最终迎来了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拐点。具体看来,美国建立了完善的肿瘤监测系统,明确了防控重点和方向,并在病因预防、早诊早治等各方面都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
我国虽也在不断加大癌症防控投入,但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在过去20年间仍持续攀升。原因何在?首先,我国的肿瘤监测体系有待完善,财政支持和队伍培训还需要加强;其次,我国在烟草控制、职业防护、健康宣教、疫苗使用等方面做得不够,造成相关危险因素在人群中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再次,我国临床发现的肿瘤患者有相当大的比例已是中晚期,虽然近年来我们已提高了癌症筛查的投入,但由于筛查技术和手段的不成熟、覆盖面较小、未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使得我国早诊早治工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最后,我国癌症的规范化诊疗方面尚有欠缺,影响了癌症治疗效果。
“将更多抗肿瘤药物纳入医保”
记者:癌症患者就医负担重,因为大量临床用药都是自费药,而且其中进口药居多,在减轻患者负担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季加孚:一是将更多抗肿瘤药物纳入医保,与患者共担药品费用;二是引导慈善机构进入肿瘤防治领域,开展慈善赠药、设立专项救助基金援助困难患者等活动,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三是加强国产药物研发,与进口药开展良性竞争,降低药品价格;四是推广防癌保险,鼓励群众购买,实现风险转移和分担;五是探索形成规范治疗手段,合理的治疗可以节省费用;六是进一步探索中西医结合治疗,通过综合治疗手段提高疗效,降低费用。
慢性感染:“需积极治疗”
记者:有专家说,我国癌症死亡中有57.4%是可预防和避免的,怎样实现?
季加孚:2012年9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乔友林等人在国际学术期刊《肿瘤学年鉴》上发表论文《中国癌症归因分析》指出,中国的总体癌症死亡中,57.4%都是可避免的。从发病原因看,慢性感染是导致癌症发病和死亡的首要原因,占29.4%;其次是主动和被动吸烟,占22.61%;再次是食用蔬菜、水果不足,饮酒,职业暴露与环境污染等各种因素。如果针对这些原因进行预防,可以大大降低肿瘤的发病率。
实际上,很多慢性感染与癌症的发病紧密相关,如慢乙肝病毒、丙肝病毒、幽门螺旋杆菌、人乳头状瘤病毒、EB病毒、结核杆菌感染等和肝癌、胃癌、宫颈癌、鼻咽癌等诸多癌症相关,需积极治疗。
对癌“宣战”不言而喻
记者:中国到了对癌症“宣战”的时刻了吗?
季加孚:从1971年美国《国家癌症法》吹响向癌症宣战的号角开始,经过40年战斗,美国癌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开始下降。但癌症仍然是美国乃至世界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而我国的形势更为严峻,从2000年开始,恶性肿瘤位列城市居民主要疾病死亡率首位,以2012年为例,恶性肿瘤的死亡率为162.87/10万,高于心脏病129.19/10万和脑血管病125.15/10万。因此,我国对癌症“宣战”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癌症已被证实和基因有密切关系
记者:如何从基因层面防癌、治癌?
季加孚:目前已经证实,许多癌症的发生是由于原癌基因的激活而过度表达或抑癌基因失活而使其表达受抑制所致。一方面,对于部分遗传性肿瘤疾病,基因检测有利于及早干预,避免相关肿瘤发生及进展;另一方面,目前已经发现许多基因和癌症的发生、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对突变基因的干预可以实现对患者的个体化治疗,从而最大化治疗效果,但是相关治疗目前仍然处于研究阶段。
免疫治疗需进一步规范管理
记者:免疫疗法2014年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年度科学突破之首,中国免疫疗法情况怎样?
季加孚:肿瘤的免疫治疗可以分为三种方式:免疫反应的非特异性激活,机体抗肿瘤免疫的主动强化和具有抗肿瘤活性免疫细胞的被动输注。
免疫疗法是转化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仍然缺乏诊疗规范及技术标准,尚不能替代规范的临床治疗方式。目前国内多地开设了生物治疗中心、医院,在免疫治疗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目前国内多数医院治疗条件并不充足,还不具有相应的自体免疫细胞制备室等必需设备。免疫治疗需进一步规范管理,进而造福更多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