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得去的叫家园，回不去的叫故乡
　　暑假的一天，屋外是吓人的高温，树头纹丝不动，蝉们齐刷刷喊成直嗓。吃过午饭，我刚想来一场小睡，却听见母亲一遍一遍地喊我的小名。我内心叫苦不迭，就是这样热辣辣的天气，母亲拉着我去给棉花打杈捉虫。一块块棉田连成片，在毒辣的太阳下，黑绿的叶子似乎要晒出油来。
　　走进棉田，我比那棉花高不了多少。但若要给棉花打杈，却还要将身子弯下，然后在密不透风的枝叶之间穿行，哪个是分杈，哪个是果枝，须仔细辨认。若是杈，就将它掰掉;若是果枝，就将它留下。大人们自然是看不错的，但我从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辨别，还真记不清了。或许对于农家的孩子而言，这是无师自通的。也偶尔大意，错折了果枝。却从来都不敢声张，我深知母亲对庄稼的疼爱。这时我会庆幸棉株的浓密，它为我的过失做了最好的掩护。
　　我和母亲一人一垄，她的速度总是比我快。大人们劳作起来，真是一刻都舍不得歇息。而我却总要一次次地站起身来，望望还有多久才到垄头。可是每次，都是一身气馁地重新蹲下。我跟母亲抱怨：“咱家的地怎么这么长啊！”母亲却说：“长了好啊！那些山岭薄皮的倒是短，可也不长东西啊！”大人们想的，是怎样才能多打粮食;孩子们想的，是怎样才能多一些玩耍。
　　打完了杈，还要捉虫。那时候，大自然中的一切生灵都特别旺盛。河湾里的青蛙一直在叫，村西树林里的知了、哨钱儿、喂吆哇，也一直在叫。它们和棉铃虫一起，猖獗了整个夏天。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还真是蛮大胆。一个个肉滚滚的菜青虫，我竟全然不怕。而且每发现一只，便内心一阵狂喜。然后两手捏住，一掐两半，心里那个痛快啊。
　　虫们都很聪明，它们卧在叶底，或者藏在绿萼里。物竞天择，它们早就有了自己的保护色。若非仔细观察，还真是难以辨别。为了除虫，大人们除了动手拿，还要用农药打。农药是剧毒，药名稀奇古怪，什么1605、敌敌畏，那名字里就带着一股杀气。炎热的天气里，经常会有村人因为打药而晕倒，那多半是中了毒。现在想想，父辈是在用生命种棉花啊。
　　春去秋来，棉花在农人们环环相扣的侍弄里，结了最好的果子，开出最好的花。棉花，那“花”并不是指鲜花，而是果。用花来命名一种果，似乎也只有棉花了吧。其实棉花是有花的。棉花的花是淡淡的粉，却并没有引起谁的注意。在植物遍布的乡间，也少见有人会夸赞棉花花朵的。在农人的心中，棉花之花，应是棉桃的吐絮。
　　花上坐了果儿，果儿里含了绒。那果儿由小到大，由软到硬，再由青转成红中带褐。秋风起了，棉花开了，远远望去，棉田里白茫茫一片。一家人去地里摘棉花，母亲为每人缝制了一个白色的大布兜，两边有布条，可以系在腰上。摘下来的棉花，顺手放在腰前的布兜里，非常方便。父亲说：“好好干，每拾一兜棉花，奖励你们5分钱。”5分钱可是极大的诱惑。我和姐姐带着兴奋，起早贪黑地摘。
　　开好了的棉花白如雪，胖嘟嘟软乎乎的。我们腰缠布兜，在棉田缓慢前行。我和姐姐过处，那白便明显地浅下去。那布兜越来越满，越来越重。整个秋天，我和姐姐不停地摘，母亲不停地晒。
　　镇上有家棉花加工厂，大人们为了将晒好的棉花卖进工厂，经常半夜就得起来排队。若是碰上不好说话的工人，还卖不了好价钱;若是运气再差一点，还会说你的棉花水分太大。那又得重新晾晒，多费周折。父亲呢不是在卖棉花，就是在去卖棉花的路上。“验了没有？几级？”母亲问。“一级！”父亲的声音是兴奋的。
　　父亲卖了一秋的棉花，那錢都到哪里去了？反正，那一兜棉花5分钱的奖励是从来没兑现过，而我和姐姐也从没有开口要过。只要大人们脸上没有愁容，有了笑意，我们的心里就是满足的。
　　秋意渐深，棉田已经不见一点白。父亲带了手套，去地里拔棉柴，拔回的棉柴堆在大门外。奶奶坐着马扎，一个一个地摘上面落下的棉桃。到了晚上，还要就着煤油灯，一个一个地剥棉桃。因为没有绽放，棉桃里都是些湿硬的棉瓣。但奶奶仍然要将其剥出，然后摊在地下，将它们晒干。只要多用几分力，只要多费几分心，它们照样可以弹成软软的棉絮。庄稼人的勤俭啊，应是天下第一的。
　　寒风起了，我和姐姐都穿了新棉衣，那是奶奶用刚弹出的棉花做成的。母亲在灶下烧火，灶膛里填的是晒干的棉柴。灶火很旺，炕头很暖。棉花走过春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