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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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各国学者对经济危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通过马克思的视角再次对经济危机的特点和原因进行探讨,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这场危机的指针。
  关键词:次贷危机;信用过剩;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4.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7-0001-03
  对于2007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国内外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本文旨在利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剖析当前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揭示其实质,为世界各国更好地采取应对措施提供决策思考。
  一、从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危机爆发的原因
  1.美国次级贷款本身的缺陷。次级贷款是美国住房贷款的一种,是针对那些信用等级或收入较低、无法达到普通信贷标准的客户所提供的一种贷款,这种贷款通常不需要首付,只是利息会不断提高。从定义中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次级贷款的先天不足。首先,它的发放对象是那些信用等级较低和收入较低的借款人,是借款机构在还款来源上无法确认;其次,这种贷款通常不需要首付,极大刺激了贷款购房的需求,形成市场需求的假象,从而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最后,贷款偿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户本身的还款能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之上。在房市火爆的時候,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入而不必担心风险;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到了极限时,大量违约客户出现,不再支付贷款,造成坏账。此时,危机的爆发也就成了必然。
  2.过度的金融创新。人类从创造外汇期货这个金融衍生品以来,从未放弃过金融创新,而美国更是全球金融创新的领头羊。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衍生品的杠杆作用为投资者带来丰厚收益的同时,也成倍地放大了风险。以此次经济危机为例,就引起此次危机的美国次级贷款数量而言,是不足以引发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次贷危机之所以变成了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因素是美国的依托次贷产品的金融衍生品的数量远远大于次级贷款本身,并在华尔街的包装下,一层层地卖给了各种金融机构,从而加快了次贷危机向金融危机的演变,也加速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
  3.政府的越位及缺位。政府的越位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中政府的过度干预表现在:第一,次贷是美国证券交易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产物;第二,美联储主动推动了OTC等金融衍生品的发展;第三,华盛顿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协同金融机构利用金融创新支持次级住房贷款;政府的过度干预间接推动了次贷危机的发生[1]。
  如果说政府的越位是政府过度作为的话,政府的缺位则更多是政府在该有所作为的领域无所作为。1980—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美国政府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管制,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另一方面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这样,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被吸引从事投机性业务。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房地产市场次级贷款何自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的所谓创新不断增加,而其规模和数量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私人机构围栏追求高额的利润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是房贷标准不断降低,各种风险防范机制也得不到有效的执行,最终酿成次贷危机,成为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导火索[2]。
  4.美国人的透支消费观念。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美国成为头号世界强国,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改变,由勤俭节约型向奢侈浪费型转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逐步走出滞涨的局面,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来自全球的资本和劳动极大地扩张和增强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使得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房贷、车贷、信用卡的出现一方面为美国人奢侈的消费方式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也促成了美国人“消费未来”的养成。但是这一模式是建立在流动性充足、资本持续流入和资产价格不断攀升的基础上,一旦产生外部冲击,经济波动即无法避免。
  以上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危机的成因,虽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这些解读只看到了危机的表象,并未揭示其实质,因此很难令人信服。笔者认为,分析经济危机的根源最终还是要回到马克思,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才能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1.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雇佣劳动制度,从而决定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绝对对立的地位。为了追逐最大剩余价值,资本家一方面无休止地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尽可能地降低工人工资,这样在市场上表现为“供过于求”,即相对生产过剩,并引发危机。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生产过剩本身就是其制度产生的结果。因此马克思认为,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它是危机最基本的现象和特征。马克思指出:“总的来说,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资本增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的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值这个价值的手段。”而“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值这个有限的目的冲突”,这种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马克思最后得出结论:“资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3]
  2.经济危机形成的机制。马克思对经济危机形成条件、影响因素等的分析放到了历史发展的过程予以考察。通过商品经济发展历程探讨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活动时,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分离,那么只要存在买卖中断的可能性,也就存在支付链中断的可能性。马克思说:“如果说危机的发生是由于买与卖的彼此分离,那么,一旦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危机就会发展为货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出现了危机的第一种形式,危机的第二种形式就自然而然地要出现了。”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在《资本周转》中揭示了危机的周期性及其物质基础。“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5]
  恩格斯还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的论述,指出:“货币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6]
  三、当前经济危机基于马克思危机理论成因的再探讨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具体体现为:广大群众消费不足和生产无限扩大之间的矛盾;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生产过剩则是第一种矛盾体现的直接后果,那么此次危机是否也表现为过剩呢?当然从表面上看美国是次贷危机导致了此次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但我们深入探究下去便会发现,其实质依然是实体经济的相对过剩。次级贷款的对象是穷人,穷人是买不起住房的,要使穷人也能够买得起住房,就必须给他们贷款,有了贷款就能买房,就会对住房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如果问题只是到此为止,也不至于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是始终不变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旦有了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能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7] 于是贪婪的金融资本家又将贷款通过一种金融衍生品,即“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也就是把住房抵押贷款权证券化,由此形成了难以控制的金融交易。这样,一旦在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引起链锁反映,造成整个金融链条的断裂而引发金融危机。
  在现代经济中,以股票、債券和各种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信用工具获得极大的发展。信用工具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另一方面又导致了由此而来的虚假繁荣。众所周知,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经常不一致,存在严重脱节。而这种脱节主要表现为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产生信用过剩。相关资料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工业国家经济金融化趋势明显增强,争相进行金融创新,出现了许多新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的增长远快于实际GDP的增长,金融资产总量迅速膨胀。据国际清算银行估算,金融衍生品的场内交易日成交易总额,1998年为14 000亿美元,2001年为22 000亿美元,2004年为45 000亿美元,2007年7月高达62 000亿美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柜台交易日成交量,1998年为375亿美元,2001年为575亿美元,2004年为1 2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 000亿美元。总计金融衍生产品日交易额已高达82 000亿美元,为世界产品和服务日交易量的290倍[8]。正是存在如此严重的落差当社会信用的某一环节发生断裂,信用危机也就随之而来,因此,信用工具的过度发展对国际经济危机产生促进和强化作用。不仅如此,信用工具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实际的生产过剩。恩格斯曾说过:“或多或少地扩大信贷,一向是掩盖生产过剩的一种形式[9]。他考察了19世纪中期英国以广泛开据空头期票为特点的,当时的“金融创新”活动。在信贷扩大的刺激下。“每个公司的活动都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即营业活动过度扩大。可是,虽然营业活动过度扩大不是生产过剩的同义语,但它们实质上是一回事。”危机发生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与此非常相似,在资产证券化活动中,房地产投资迅速扩张,早已超出市场的实际购买力,形成相对过剩。
  除此之外,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此次危机爆发的又一重要原因。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运行方式必然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无法正常运行。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已无法适应高度社会化生产的计划性要求,尤其是市场解决不了宏观经济协调运行的问题以及实现经济发展所必须要解决好的社会问题。社会化的生产使经济活动越来越细化,整个经济的运行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要保证这一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不出现问题,仅仅靠市场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在当前条件下,随着信用和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市场上不仅流通有形的物质商品,同时还有无形的信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又增加了市场运行的复杂性和风险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则会危及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行,危机的产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现代经济中, 经济危机由实体经济比例失调更多地转向金融领域的比例失调,但二者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可以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但金融领域的活动在缓解实体经济领域比例失调的同时,又把这种比例失调转化为金融领域的问题,特别是当金融领域的活动出现失控的时候,不仅使金融领域的矛盾不断突出,而且又会加剧实体经济领域的比例失调。此次金融危机是由于美国当局在次贷问题上的自由放任政策,所引发的美国和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并且正在危害实体经济,这就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破产。因此,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标榜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走入危机的死胡同也就在所难免了。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四、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启示
  1.进行宏观调控,防止市场失灵。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极具活力的自由竞争机制优化了资源配置,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但市场本身自发性和盲目性的缺点,要求政府必须进行宏观调控,并在一定限度内参与必要的经济活动:首先是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监督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再者就是将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起来,在市场机制有效运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以解决市场外部性问题以及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总之,调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是上,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这支“看不见的手”以及政府宏观调控这支“看得见的手”的“两手作用”。二者缺一不可,不重视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是错误和有害的;认为“市场万能”,同样是错误和有害的。
  2.调整收入分配,避免两极分化。2007年,中国国民消费只占GDP的36%,而美国民众消费占GDP的72%。中国人有消费意愿,但消费能力不足。消费不足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均导致民穷;二是没有建立完整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使中国老百姓不敢消费。时寒冰先生说:内需不振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头号障碍。中国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是民穷,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它源于中国的财富分配机制没有能够像西方国家那样,大规模地向个人和企业倾斜。中国应该作出调整,走民富路线,尽快让人民富裕起来,培养起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这是消除经济危机隐患的唯一有效选择。
  3.加强金融监管,规范市场行为。现代金融政策对国民经济具有极大的调节作用,而现代经济危机也多由金融界的混乱引起。格林斯潘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如果不够稳健的话,那么当该国经济加入到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因此,金融市场的开发,在给我们带来大量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尽管近几年来,中国由于经济发展态势良好,GDP持续10%的增长速度,金融市场和人民币的相对汇率稳定。但必须从中吸取教训,采取积极措施,努力防范和化解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我们要时刻注意虚拟资本急剧膨胀的负面影响,预防“泡沫经济”的出现,保持适度外汇储备,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及时发现和疏散金融风险,在开放外资和金融市场方面一定要慎重行事。
  五、结论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实质和特点。此次国际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形式的差异,从根本上说,这次经济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判断和精辟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这场危机的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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