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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护耕地与建设用地的政策矛盾
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耕地少，可开发利用的宜农后备土地资源极其有限。人口增长速度虽已大幅度减缓，但是人口总量还在增长。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然成为我国土地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都依赖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最终实现全国几亿农民的小康目标，需要通过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民来富裕农民。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将面临保护耕地与建设用地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一内在矛盾要求必须建立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制度，全面统筹保护耕地与建设用地之间的关系，在宏观上保持重大用地关系协调，在微观上保持农地利用、保护和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利益均衡。
二、政府间的矛盾
统筹协调保护耕地与建设用地之间的矛盾，需要积极发挥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但是这一矛盾，由于所处管理位置上的差异等各种原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态度。中央政府关注的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宏观目标，而地方政府则更看重本地区局部的、短期的发展目标。在处理保护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关系问题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优先目標不可能完全一致，分级管理体制也很难保障地方政府自觉地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管理土地。
三、管理者与土地所有者
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不能优先从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主要是因为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地方政府在承担土地资源公共管理职能的同时，也承担着城镇国有土地所有者的职能。我国城镇实行土地国有制，法律虽然规定国务院是国有土地所有权的唯一主体，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城镇国有土地的所有权职能必然要由县（市）人民政府来实际行使，城镇国有土地出让的大部分收益要归入地方财政，中央政府只能是法律名义上的国有土地所有者，而不可能成为经济上的国有土地所有者。
实际承担着国有土地所有者的职能，使地方政府拥有了“以地生财”的权利。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的同时，也是在其所管理领域中逐利的“局中人”。地方政府在土地管理问题上，往往发生双重角色的混乱，甚至利用这种双重角色来“谋利”。很典型的就是地方政府以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动用土地征收权低价征收农民集体土地并将之变为国有土地，然后以国有土地所有权代理人的身份予以出让，从中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充实地方财政，或者在征地后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变相获取合法或非法的租金收入。实际上，９０年代中后期中央上收用地审批权的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就是在国有土地所有权“地方化”后不得不采取的举措。
四、地方政府与土地管理部门
在实践中，地方政府承担的土地资源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土地资产管理职能要由地方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来具体执行，决定了地方土地管理部门处于了地方政府和上级土地管理部门不同工作目标的聚焦点上。在分级管理体制下，一方面，地方土地管理部门在业务上受上级土地管理部门的指导，在分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下，按照上级核定的用地计划指标，安排建设用地，保护开发补充耕地，执行土地资源利用公共管理职能；另一方面，地方土地管理部门还要按照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实际需要保障各类建设用地，按照地方政府的要求代行国有土地资产管理职能。这就是说，保护耕地与建设用地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还具体表现在地方政府与土地管理部门之间的冲突上。
作为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地方土地管理部门主要领导人的人事任免权在本级地方政府，地方土地管理部门不得不完全听命于本级地方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自上而下的规划管制、计划控制、用地审批等管理措施的落实受到严重干扰。
我国土地资源利用和管理中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冲突说明，要妥善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土地问题，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和制度建设。这包括：建立和完善农用地分级分类保护体系，如以基本农田保护为核心的耕地保护体系、以基本草原保护为核心的草原保护体系等；在保护农用地尤其是保护耕地的同时，加快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农业支持和补贴体系，补偿农民因承担耕地保护、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可持续发展等公共利益所承受的损失；改革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规范政府征地行为；建立新型的经营性农地转用制度，保障农民在经营性的农地转用和转出中拥有自主决策权，保障农民集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在必然要转用一部分农用地的情况下，通过完善土地租、税、费体系，保障将农地转用中取得的一部分土地增值收益持续稳定地投入到农用地开发、整理和农村闲散、废弃的居民点用地复垦、整理中去，建立和完善耕地补偿机制；修订和完善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使之更加切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深化城乡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完善以土地使用权为核心的土地产权制度，开通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改革二元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城乡分割管理体制，完善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城乡土地统一管理；完善事实上存在的国有土地分级所有制，强化对土地资产性收益的专项管理；完善部门垂直管理体系，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督和约束。
（作者单位：哈尔滨国土资源局香坊分局）
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耕地少，可开发利用的宜农后备土地资源极其有限。人口增长速度虽已大幅度减缓，但是人口总量还在增长。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然成为我国土地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都依赖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最终实现全国几亿农民的小康目标，需要通过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民来富裕农民。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将面临保护耕地与建设用地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一内在矛盾要求必须建立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制度，全面统筹保护耕地与建设用地之间的关系，在宏观上保持重大用地关系协调，在微观上保持农地利用、保护和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利益均衡。
二、政府间的矛盾
统筹协调保护耕地与建设用地之间的矛盾，需要积极发挥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但是这一矛盾，由于所处管理位置上的差异等各种原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态度。中央政府关注的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宏观目标，而地方政府则更看重本地区局部的、短期的发展目标。在处理保护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关系问题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优先目標不可能完全一致，分级管理体制也很难保障地方政府自觉地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管理土地。
三、管理者与土地所有者
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不能优先从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主要是因为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地方政府在承担土地资源公共管理职能的同时，也承担着城镇国有土地所有者的职能。我国城镇实行土地国有制，法律虽然规定国务院是国有土地所有权的唯一主体，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城镇国有土地的所有权职能必然要由县（市）人民政府来实际行使，城镇国有土地出让的大部分收益要归入地方财政，中央政府只能是法律名义上的国有土地所有者，而不可能成为经济上的国有土地所有者。
实际承担着国有土地所有者的职能，使地方政府拥有了“以地生财”的权利。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的同时，也是在其所管理领域中逐利的“局中人”。地方政府在土地管理问题上，往往发生双重角色的混乱，甚至利用这种双重角色来“谋利”。很典型的就是地方政府以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动用土地征收权低价征收农民集体土地并将之变为国有土地，然后以国有土地所有权代理人的身份予以出让，从中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充实地方财政，或者在征地后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变相获取合法或非法的租金收入。实际上，９０年代中后期中央上收用地审批权的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就是在国有土地所有权“地方化”后不得不采取的举措。
四、地方政府与土地管理部门
在实践中，地方政府承担的土地资源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土地资产管理职能要由地方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来具体执行，决定了地方土地管理部门处于了地方政府和上级土地管理部门不同工作目标的聚焦点上。在分级管理体制下，一方面，地方土地管理部门在业务上受上级土地管理部门的指导，在分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下，按照上级核定的用地计划指标，安排建设用地，保护开发补充耕地，执行土地资源利用公共管理职能；另一方面，地方土地管理部门还要按照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实际需要保障各类建设用地，按照地方政府的要求代行国有土地资产管理职能。这就是说，保护耕地与建设用地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还具体表现在地方政府与土地管理部门之间的冲突上。
作为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地方土地管理部门主要领导人的人事任免权在本级地方政府，地方土地管理部门不得不完全听命于本级地方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自上而下的规划管制、计划控制、用地审批等管理措施的落实受到严重干扰。
我国土地资源利用和管理中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冲突说明，要妥善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土地问题，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和制度建设。这包括：建立和完善农用地分级分类保护体系，如以基本农田保护为核心的耕地保护体系、以基本草原保护为核心的草原保护体系等；在保护农用地尤其是保护耕地的同时，加快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农业支持和补贴体系，补偿农民因承担耕地保护、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可持续发展等公共利益所承受的损失；改革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规范政府征地行为；建立新型的经营性农地转用制度，保障农民在经营性的农地转用和转出中拥有自主决策权，保障农民集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在必然要转用一部分农用地的情况下，通过完善土地租、税、费体系，保障将农地转用中取得的一部分土地增值收益持续稳定地投入到农用地开发、整理和农村闲散、废弃的居民点用地复垦、整理中去，建立和完善耕地补偿机制；修订和完善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使之更加切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深化城乡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完善以土地使用权为核心的土地产权制度，开通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改革二元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城乡分割管理体制，完善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城乡土地统一管理；完善事实上存在的国有土地分级所有制，强化对土地资产性收益的专项管理；完善部门垂直管理体系，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督和约束。
（作者单位：哈尔滨国土资源局香坊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