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
　　李心田：1957年，我在《文艺学习》上发表《我的两个孩子》。小说有3000字，张天翼给我写的按语有近600字。他在按语里写道：“文章失败和成功最简单的原因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作品是否能够以情动人，作者所写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是否能触动读者的感情。”
　　我先写了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独幕话剧《小鹰》，又以此为基础，写了电影文学剧本《小八路》。剧本发表后改成《两个小八路》出版，编辑李小文希望我再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个中篇，我简要向她讲了一个红军家庭的故事，她说可以写。这就是后来的《闪闪的红星》（最初定名《战斗的童年》）。
　　我投入儿童文学，是自我感情的流露，一开始便从“真情”出发，并且努力追求真善美。慢慢地，我离不开儿童文学创作了。1965年，“文革”前夕，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我那时在文工团当创作员，怕遭到批判，连写了两封信给中国少儿社，要求把《战斗的童年》稿子退还我。稿子退回来之后，我很惶恐，又很爱惜自己两年多完成的书稿，就把手写稿交了，把誊清稿留了下来。交上去的稿子，连同别人的书籍、文字，在院子里推成一堆，全烧了。我当时很感慨：文章误我，我误青春，以后不写了！
　　读书报：后来《战斗的童年》又是如何变成《闪闪的红星》被广为流传的？
　　李心田：“文革”没结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谢永旺（后来曾任《文艺报》主编）来约稿，我把劫后余生的《战斗的童年》交给了他。他看完后对我说：“我觉得行，拿回去再研究。”首先要集体研究，除接受社内众人的审查，还要请社外的权威人士看。李希凡曾被请去审阅这部稿子。他说，稿子还可以，不过可出可不出。一位军代表的意见就厉害了，他说：“像《鲁宾逊漂流记》，是什么意思？”幸亏当时在社里主持工作的王致远同志顶住了，他当家，出版了这本书。王致远建议我把最后一章改掉，不要让父子见面，大团圆就俗了，不如写一封信，不落俗套。我接受了他的建议。谢永旺觉得书名一般，要我改个名字，我苦想了两天，提出《闪闪的红星》。书印刷出来后心里没底，经当时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儿童文学作家韩作黎写了评论，认为是对儿童教育的好教材，才放下心来。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了这部小说，又很快被译成英、日、法、越等文字，介绍到国外。那时候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尚未建交，德文译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奥地利大使馆与他们签约的。
　　小说流传开了，便有人找我拍电影，八一电影制片厂由王愿坚、陆柱国参加，原作者参加编剧，在北京的总政招待所里一起完成了剧本。电影公映后，朱德委员长看了影片，为他的外孙女写了“闪闪红星”4个字，现在这幅手迹陈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
　　读书报：《闪闪的红星》已成为经典读本一印再印，现在您觉得有什么遗憾？
　　李心田：关于小说，我和责任编辑谢永旺都有点遗憾，原稿中一些细腻的感情部分被删掉了，比如冬子妈对丈夫的依恋和牵挂，红军走后的失落感，以及对白军的恐惧。这些内容本来是很真实很感人的，但改稿时怕“不健康”，就删去了。另外，有些内容是不该加的加上了，比如读毛泽东的书，以及毛泽东在革命中的作用等。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妇女和儿童来说，是认识不到的。由于改稿时的情况，怕人家说“不忠于”，也就勉强加上了。但是我是清醒的，小说该怎么写，我们都心中有数。
　　读书报：《闪闪的红星》之后，您还创作了其他题材的作品吗？
　　李心田：我后来到农村搞社会教育去了，每天和老百姓一样吃7两粮食。当时刘少奇有指示，说现在写工人的作品太少了，领导又派我到济南火柴厂生活了半年多，写成了《跳动的火焰》，也拍成了电影，可惜没有宣传。我认为电影《跳动的火焰》艺术性要比《闪闪的红星》高。
　　（摘自《中华读书报》 本文作者：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