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电影并不是在推崇这个想法，因为“别告诉她”的本质，始终是欺骗，以及对个体权利的侵犯。当王子逸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她就不仅仅在问自己的亲人“为什么不告诉奶奶？”她问的是另一个话题—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把坏事告诉亲人？
　　她问的是整个民族的生死观，中国家庭的相处之道。
　　其实电影里大部分选择隐瞒的人，只是随波逐流。就像小姨说，为什么要告诉奶奶呀？她没什么想做的，说再见太痛苦了。医生说，大家都这么做，这是一份善意的谎言。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把“欺骗”继承了下来。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别告诉她”的理由可能更多一些。担心老人的倔强，担心她想得太多，担心她不配合治疗……所以干脆把她蒙在鼓里，让她处在一个被动的、被呵护的位置上。
　　但所有隐瞒的原因，归根结底都是一个：为了她好。
　　仔细一想，“为了她好，不告诉她”，所针对的，又何止是老人，何止是绝境。这句话，简直是我们大多数人生活中的常客。
　　当你裸辞了、没钱交房租，你告诉父母吗？父母在家摔了一跤，他们告诉你吗？你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梦想，为什么不结婚，告诉父母了吗？爷爷奶奶病危了，他们通知你回去见最后一面了吗？

　　报喜不报忧，大家心照不宣。可你瞒我瞒，怎么就成了我们与最亲密的家人之间，最习惯、最经常的状态？

扭曲的告别

　　有一点需要区分。我们对父母说“我最近挺好的，你们别操心”，电影中家人对奶奶说“你的病是良性的”，这两种“善意的谎言”，其实是不一样的。报喜不报忧，是隐瞒自己的事情，而《别告诉她》里，却是干预了奶奶了解她自己的病情。
　　后面的“为了你好”，其实是一种中国的“家长制”。运用这句“为了你好”，来干预和控制他人，是中国家长向来擅长的事。
　　但把它放到电影里，就变成了一个反讽，因为老奶奶才是家长。
　　为了说服碧莉，电影里提出了一个关于死亡的推论。在中国人看来，死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只有一个足够勇敢、理性的人，或者一个集体里的多个成员共同面对时，才能承受住对死亡的恐惧。一个老人是脆弱的，有时候不理性得像个小孩子，死亡的消息会伤害她，甚至加速她的死亡。所以，这件事不能让她知道。
　　这个推论里，藏着一个险恶的假设—老人不是一个理性上完整的人。她一开始就被断定，无法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死亡。

我们对父母说“我最近挺好的，你们别操心”，电影中家人对奶奶说“你的病是良性的”，这两种“善意的谎言”，其实是不一样的。报喜不报忧，是隐瞒自己的事情，而《别告诉她》里，却是干预了奶奶了解她自己的病情。

　　即使她忙里忙外，一己之力，筹办婚礼，即使她曾经也是一家之主，帮助爷爷承担过死亡的恐惧，只要她现在老了、病了，就被剥夺了对她理性能力的承认，在精神上矮化了她。她年轻力壮的孩子，已经成为了自己的“家长”。
　　别告诉她，确实是为了免除奶奶的恐惧，但这是建立在一个偏见，一个对老人、病人理性能力的贬低之上。
　　是否告诉她，真的有争论的必要吗？无论如何隐瞒，死亡是藏不住的。它如果真的来临，不用别人转告。那是奶奶自己的身体。
　　那么，这部电影问的是“要不要告诉她”吗？
　　不是。这部电影是在问，如何与最爱的人告别。《别告诉她》的英文名，原本就是The Farewell—“告别”。
　　在最后那场为了告别的喜宴上，碧莉的脸上笼罩着不解，但更深的，是她压抑着的心绪。一场死亡近在眼前，想到恩重如山，此生难还，不管告不告诉奶奶，都是一场遗憾。
　　但The Farewell没有直译为《告别》，导演说，因为“告别”对于中国人来说太直接了。显然，在英文世界里，“告别”是相对公开，更容易一些的。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尤其地无法告别，以至于要在死亡逼视之下，采取欺骗的手段？或许与我们的传统家庭观念有关，或许我们的父母辈已经变得拥有自我，但在爷爷奶奶的心目中，家庭仍旧是一个集体。即使年迈，不能再当家做主，但他们在物质上仍然倾其所有，坚持向家庭付出。没有人逼迫他们，但晚辈确实亏欠的太多，还不完的爱，如何告别。
　　在电影的墓园里，镜头扫过的每一块墓碑背后都刻着大字，“恩重如山”，尤其显眼。简单的字，背后可能是每一个家庭里不同老人的一生，他可能是谁的爷爷，也可能是奶奶，不管年轻时多么精彩多样，大多有着相似的晚年。
　　他们孤独，早上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只能自己看到自己的影子，晚上往洗脚盆里倒水，慢吞吞回去放下水壶，灯点一会儿就没意思，该灭了。但他们把与子女、孙辈相处的瞬间记得清清楚楚，盼上几个月，甚至几个年头，等孩子们回来，热情地张罗饭菜。
　　吃完了饭，老人既不愿大家走，又催促他们走。“这是奶奶给你的红包钱，你不要拿它去交房租，要拿去买喜欢的东西。”电影里，奶奶在送别时，塞给30岁的大孙女一个红包。老人仍旧是付出的那一方。
　　已经很少有年轻人愿意或者有能力一直陪伴着老人。因为一旦选择陪伴老人，往往意味着自己的人生停滞不前。在空巢中的老人们，越发与世隔绝，自然地成为了被精神矮化的对象。
　　他们付出，直到去世之前。我有一位朋友，她的奶奶躺在ICU的病床上，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她从上海赶回老家探望，奶奶拉着她的手说：“你这次回来，也没人给你做好吃的。”
　　这些“恩重如山”的故事里，藏着对中国老人们扭曲的压榨。他们自己无怨无悔，但我们未曾反哺，如何能心安理得，受住这份告别？

缺失的死亡教育

　　如何与最爱的人告别？问问我们自己，一样不知所措。
　　死亡教育，在中国文化里面向来是缺乏的。
　　我们有非常隆重的葬礼文化，守灵、披麻戴孝、哭丧、请人来吃饭、向亲朋好友下跪、守孝。但这些仪式，大多是死后的弥补，或者是面向外人的，它不處理活着的成员之间最后的告别。
　　它既不教导我们应当如何面对亲人的死亡，也不告诉我们如何帮助亲人面对死亡，更不帮助我们分辨，死亡到底是一个人的死亡，还是整个家庭将要面临的一场死亡。
　　甚至很少有中国人会公开谈论死亡，人们用“老了”“走了”“去了”，去代替“死了”。“死”这个字眼，不管在何种语境下，都显得过于扎眼。
　　在中国一些乡村地区，不允许孩子、孕妇看到僵冷的遗体，甚至让他们回避杀鸡屠猪的场合。无论是老死、病死，还是意外，都被刻画成一种痛苦而且丑陋的事情。它们被仪式化地，与新生的希望分清界限。
　　在中国，也几乎没有形成影响的死亡哲学。儒释道三家中对于生死的论述，虽亦有之，却难免零碎。

中国人似乎处于一种极端的焦虑里，认为生命是线性的，死亡是生命的断灭。人们贪生怕死，一面无限地追求延长生命，一面无法正视生命必然死亡的命运。

　　儒家深耕道德，避开生死，努力于当下，自觉抑制对不可知领域的兴趣。
　　道家形式上淡对死亡，背后是隐悲忍痛。庄子妻死，鼓盆而歌，深受老庄之学影响的魏晋名士，居丧食肉、临吊抚琴更是常态，表面飘逸，事实上是一种优美的逃避。
　　至于佛家，是最愿意直接讨论死亡的一方，但它从哲学上抹淡生死界限，令人不以死为悲。而在此之前，它已经瓦解了伦理系统，把人变成孤立的人（不是权利意义上的个人），也就不存在与谁告别、谁来做主的难题了。而它的神秘主义一面，有类似地狱与天堂的描摹，只是用一种阻吓力量，来引导现世的善恶。
　　儒释道都有死后的礼仪，但都没有处理死前一段艰难时光的共识与实践。整体上可以说，强调“死”的学问至大至难，是中国死亡哲学的传统。至大至难，让关于死亡的探讨变得不亲切。某种程度上，它仍旧是被大部分人回避了。所以中国零星的死亡哲学流传至今，并没有对现代人的观念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中国人似乎处于一种极端的焦虑里，认为生命是线性的，死亡是生命的断灭。人们贪生怕死，一面无限地追求延长生命，一面无法正视生命必然死亡的命运。我们患得患失，更不必说如何为突然到来的告别做好准备。
　　这是谁的生命，由谁做主？在她生命最后的进程里，是否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获得内心的平静，跟随自己的意愿进行行动。她或许想要治疗，或许想行动，去见一个什么人，做一件事什么，追补此生的遗憾，也许什么都不做，就在家坐着、躺着。
　　但我们作为至亲，是否能够跟随对方的意愿，先尊重她，不贬低她作为人的理性质量，再想如何行动“为了她好”。
　　很多时候，人们对于生命的敬畏，是从死亡里升腾起来的。人类的出生经常是单一的，死亡却多种多样，无限丰富。即使因为犯罪、战争、天灾人祸，有那么多的意外死亡和牺牲，但从容地谈论死亡，仍旧是一个人勇气的体现。死亡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一样的精彩，我们对它要充满敬畏，它是圣洁的。
　　如果谁，能够逐渐在年纪渐长的时候，某一天里学会如何正确地对待死亡，摆脱死亡的阴影，这一生才会真的圆满。否则，即使长寿到一百岁，面对死亡战战兢兢，那也是不灿烂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