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董天策（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本刊特邀审读员）如要问《同舟共进》2016年6至8期的共同特点是什么，相信每位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回答。在我看来，似乎可以这样说：关注“冷点”，深耕史论。
　　自然，“冷点”是相对于“热点”而言的，是较少有人注意的事物或问题。说《同舟共进》关注“冷点”，主要体现在刊物的“专题策划”上。第6期是“乡村，路在何方”，第7期是“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以色列”，第8期是“历史圆桌上的汤公与莎翁”，相对于当前的社会热点，称这些问题为“冷点”，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少有人注意并非不值得注意。在当前剧烈的社会转型中，“三农”问题日益严峻，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舆论却关注不够。乡村是否真的在“沦陷”，人们肯定会有各自的看法，“专题策划”的文章也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把“乡村的出路”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本身就很有价值。“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以色列”专题，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以色列的历史、制度与创新，告诉我们“正是懂得把握机遇，善于在矛盾中生存，勇于在危机中前行，成就了今日的以色列”，于国于民均有借鉴意义。至于“历史圆桌上的汤公与莎翁”，将笔触伸向400年前同时代的中英两国伟大戏剧家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探讨其生活的时代与作品的魅力，揭示其不朽杰作所折射出的文明曙光，也是别有天地。
　　所谓深耕史论，其实包含了文史内容与时事论说两个方面。对于文史内容，《同舟共进》力求深度耕耘，因而常有耐人寻味的好文章。《林彪秘书亲述“九一三”事件》通过于运深的口述，还原了秘书眼中林彪在“九一三”事件前夕的举动，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历史细节。《宋子文：中国抗战国际军运的幕后推手》指出，在当时，国际军事运输对坚持抗战至关重要，宋子文不仅参与及影响了军运全程，而且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深化了我们对抗战的认识。《苏联的“在册权贵”》揭示了自斯大林以来苏联权贵集团的历史发展与腐败特权，读来触目惊心。《晚清三次改革失败原因再探》指出，洋务运动片面改革，维新变法急于求成，清末新政双重失误，写出了作者的独到见解。《宋代缘何出现规模空前的文人群体》从社会结构的视角阐明宋代以来的一个极大变化：文人群体规模空前，以及由此而来的“文武分途”及文人出路，对于研究宋代文化乃至宋代以来的文化都很有认识价值。
　　在时事论说方面，有不少文章提出了真知灼见。袁南生《国家越强大越要韬光养晦》从中国千年外交谈起，从正反两面的例证阐述了文章的论题。确如作者所说，中国崛起的目标与任务的艰巨性和所面临的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必须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周虎城《“深圳模式”：向前走，无退路》把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概括为：改革是灵魂，创新是驱动，转型靠实干。而“深圳模式”的核心思想是“市场为导向，政府做引导”，这对于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北京金春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贵刊2016年第2期刊发的《张闻天的波折浮沉》，是一篇较为客观地分析张闻天一生的好文章。美中不足的是有两处小的史实差错：一是说“1936年王明从苏联归来”不确。王明是1937年11月底由苏联飞回延安的。二是说，日本投降后，张闻天要求去东北，“只担任了一个地委书记”，这里有一点历史误会。当时张闻天工作的地点是佳木斯市，今天是一个地级市，当时却是合江省的省会，张闻天担任的是中共合江省委书记，而且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所以似不应该说“与他的身份很不相称”。
　　东北的行政区划是有过很大变化的，伪满洲国是14个省；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改划为9省，合江省即其中之一；建国后改划为6省，后又回归为三省。所以，不应把合江省委书记视为地委书记。（2016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