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家，屈原是痛苦的；作为文学家，屈原同样是痛苦的。而两家兼之，屈原的痛苦不再是单项的，而是多重的了。应该说，他的痛苦是他自找的。如果，他只是政治家，很有可能屈原会经营得很好，远不止是楚怀王的左徒。当然，这个官实属不小，相当于现在的中办副主任，而且，在22岁时就干上了，足可谓起点高。不过，他一心两用，没把握好上升的政治空间，到此为止了。再从另一角度说，如果屈原只戴一顶文学家的桂冠，从仕途上来个急转弯，专心孜孜写诗，恐怕他早就跟但丁比肩了。当然，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屈原都站在了史册的前排。
　　屈原从湖北秭归走向楚国权力圈，正值七雄激烈争斗之际。屈原先天就有一定的政治优势，他与楚王是同宗，体内流淌的是贵族的血液。当时，贵族中最牛的要数昭、屈、景三大家族，屈原家族名列其中，所以，屈原走路当然可以把头抬得很高。不过，屈原的才华也是十分耀眼。
　　于是，楚怀王喜欢上了这个戴高帽，佩长剑，知识渊博，又有政治洞察力的男生。于是，屈原开始用写诗的笔，起草国家政令，推行变法之事。楚怀王很有魄力，也很想用自己的万丈光芒普照楚地，因此，他与屈原君臣联谋，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狙击着改革的推行。因为，楚国的政权完全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而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利益的再分配。于是，唯恐分割权力的重臣们，攥紧拳头反对变法。屈原虽有楚怀王的“呵护”，但也显得孤孤单单。
　　同时，楚怀王器重屈原，这也叫周边的政敌磨刀霍霍。在这方面，也有一个传统，就是一个人想成为参天大树，就会有一批人来砍伐，或拔根。与屈原官位相仿的大臣见屈原得到重用，心就有一只猫在抓。屈原起草宪令尚未定稿，他害怕变法损害到贵族的利益，就想争夺其变法宪令的草稿，屈原也不是个孬种，当然不干。于是，他连夜跑到楚怀王面前挑拨离间。当时，楚怀王正想着与宠爱渐行佳境，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走了。第二天，楚怀王听信谗言，陡然开始疏远屈原。于是，屈原变法强国的愿望在奸臣面前不堪一击。一腔热血再也沸腾不起来了。
　　屈原也有他的幼稚。要是他能及时调理与政敌的关系，或者，改革的动作柔情一点，就不会有后面的下场了。可他“执迷不悟”，在高低杠上展示前滚翻，哪有不失手的！于是，他先是遭楚怀王贬斥，又遭襄王放逐，于是，他到了汨罗江畔的玉笥山。但他仍然犯糊涂，不知自己错在哪。他的诗不乏想象力，可在政治上却太呆板了。无疑，屈原这人有澎湃的诗歌灵感，但他没多少政治灵感。他不苦恼才怪！
　　楚国是用世族权威来统治的，谁都要服从并忠诚于楚王。也许，经过摸爬滚打，屈原心里也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要在楚国这块遍地荆棘的土地上施展才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借助楚怀王的权势，或者，扛着楚怀王鲜艳的旗帜。可他却不付与行动，他被罢官了，他被放逐了，他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一颗孤苦伶仃的心。屈原是爱国忧国的。可他把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幸福系于楚怀王一人之身，楚怀王可以扭转乾坤，其光辉可以普照大地，也可以拯救他屈原。他一直抱着一种幻想，楚怀王会觉悟的，会再度起用他的，他会东山再起的。他这样想，說明他一直没觉悟，没反思，很迟钝。而且，他在汨罗江畔的玉笥山仰望星空，俯首土地，还在梦想楚怀王华贵的转身，改变初衷，招他回去。屈原是那个时代的高知，万人仰慕，可就是少了一根弦。
　　来一个假设。假设屈原在此时在汨罗江畔的玉笥山精心写诗吟诗，中国可能会多出现一部不朽的诗篇，今天的大学教材里可能又加入了屈原的名作。虽说他在这里写出了如《离骚》、《天问》这样在中国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力的重要作品，并将楚辞这一体裁发扬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屈原一边在写作，还一边在盼望楚怀王的“回心转意”。他望眼欲穿。在这一点上，屈原也表现了他的天真无邪。楚怀王的心在奸臣那里，在宠爱身上，能回来吗？
　　这就是官场？屈原茫然不知所措了。
　　公元前278年，楚国都城郢（今湖北省江陵县境内）被秦国攻占，屈原感到救国无望，于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作《怀沙》后，从玉笥山走向了汨罗江畔……
　　再来一个假设。假设屈原如百里奚、乐毅、吴起、范雎、苏秦、张仪等精英那样，离开楚国，跑到列国去，他的政治生涯就会延长，同时也拓展了仕途的宽度！那时，又不需要签证等繁琐的程序，想走立刻就可以走，没人来阻截啊！可屈原没往这个方向想，一条心恋着楚国。寄人篱下的生活他一天也过不下去。他宁愿在楚国穷困潦倒。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这就是屈原！
　　不过，从中国文学发展史这一角度，大家对楚怀王尤其是他身边的奸臣要心存一份隆重的感激。为什么？要是没他们，屈原可能只是一位孤掌难鸣的政治家，肯定不会有《离骚》与《天问》这样的伟大作品出世。屈原还是有点官瘾的，要是屈原别总是惦记他的政治前途，他的诗歌成就一定会更大！但他又是傲视权力的，不与奸臣同流合污。死也要死得清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