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我到了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驻地离乌拉特前旗75里。离开北京不久开始想家，父母也很惦念我。我想倘若照张相片寄回家，父母见了会放心些。那时，照相只有去前旗照相馆。我们四个好朋友请了几次假，总是阴差阳错凑不齐，直到12月才有机会结伴前去。
　　那天东方刚亮我们就出发了，到前旗时已过晌午。顾不得细细品尝饭馆的小炒，狼吞虎咽把饭倒进胃里，赶紧去照相。
　　照相馆挂的横匾写着“为人民服务”，红漆大字十分醒目。一扇门脸贴着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另一扇门脸写有“前旗照相馆”五个字，还贴着四五张样片。屋里有七八个人等着照相。师傅在套间里忙半天才完成一份服务。我们着急却不敢催。这时又进来三个女战士，她们往套间去了好几次，估计求师傅提前给照，排队照相的人相互提醒防备加塞儿。准是师傅被磨得没法子，摊开两手对等着照相的人说，你们来照相，我为人民服务，给谁照都得学习白求恩，热忱服务精益求精，后来的想先照，你们商量吧。后来的三人介绍说是十二团三连的，起大早才赶到，24点前必须归队，请求照顾。有人不同意，说要斗私批修该讲先来后到。三连比我连远十七八里，按时归队困难更大，我和好友议了同意三人在我们前面先照。
　　师傅看兵团的都远道来急着走，就让挨个报照几寸的几张，说为节省调换胶片板时间，集中照完一个尺寸的再照另一个尺寸的。多数人要求照半身一张、整身两张，我们四个还想照合影。师傅建议只照两张整身的，说以后可选择放大半身的，而且一律先穿军大衣照，再穿单装照，这样便于更衣。大伙异口同声：“全听师傅的”。照相机很老式，固定在四脚带轮的架子上，机顶盖着大块黑布。师傅让人站到指定位置，然后钻进布罩子前推后拉调整镜头，又钻出来调节灯光，耐心地告诉照相人站立角度、眼睛朝哪儿看、头怎么摆，我们挤在门边权当见习。一个人照完另一个马上站过去，穿军大衣的很快全拍完了。照方抓药，穿单装的照片拍摄也很顺利。最后该我们四人照合影，师傅正帮着调整姿势，“啪”的一声断电了，我们在黑暗中原地不动等着，十来分钟不见灯亮，师傅也说不准啥时来电，又耐心等了会儿仍未恢复供电，见天色已晚只好放弃合影。
　　走在街上碰见兽医斯图巴雅尔·敖特根骑马过来，他说刚好有拖拉机回团部，我叫他们在前边路口等你们，说完策马而去。我们快步赶到路口，拖拉机“突突”地半个多小时到了团部，天完全黑了。往连队还有三十里就靠两条腿了。冬天的夜晚空寥冷寂，残月弯挂天边，几颗星斗迷迷茫茫的，风吼着削人脸，灰蒙蒙的小路从脚底向前伸延，路看不远人只是順着走，特别留心岔路口以防走错。走着走着，隐隐约约地看见树木和房屋，再近些听见几声狗叫，我们正从村边绕过，都做好了弯腰捡土坷垃打狗的准备，还好，狗只叫并没扑出来。当我们看见连队马号的灯光时，四双手拉紧了高举起来，庆贺按时归队的胜利。我回宿舍时煤油灯还亮着，别人都睡了班长在等我，见我安全归来说：“别洗了，快睡吧。”我沉浸在照相的兴奋和班长的感动中，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收到照片我们乐得不行，照片上的人都挺胸抬头目视远方，或双手并拢紧贴裤缝，或手拿毛主席语录在胸前，全是一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飒爽英姿，跟照相馆门脸上贴的样片差不多。照片寄回家给了爸爸妈妈一个惊喜，他们来信说此前回信总写见字如面，无非自我安慰，养了十几年的孩子抓不着看不见，心里空落落的，这次见照片如见人，心里不七上八下地打鼓了。
　　又过了一年多，团部政治处派出专人到各连队巡回照相，为战士们在渠坝边、营房前、拖拉机旁、羊圈棚、砖窑口、旗杆座、沙枣林、枸杞丛、葵花地、马背上、田野里……留下了青春影像。手握钢枪的立姿卧姿，鬃毛飘逸帅气十足的马儿，手捧毛主席像佩戴金光闪闪毛主席像章的群体，坐站自如于斗渠大闸上的班排，攀登旗杆底座欲与红旗为伍的战士，等等。这些真切的形象成为兵团生活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