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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分析告诉我们,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有两类:一是需求拉动型;二是供给推进型。需求拉动型包括消费、投资、出口三个方面;供给推进型包括要素供给、结构供给、制度供给三个方面。投资、消费与外贸进出口,一直被专家学者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对外贸易突飞猛进,到2005年外贸总额突破1.4万亿美元大关,一举奠定贸易大国地位,为国民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断攀高的贸易顺差也引发了接连不断的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使人们对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的担忧日渐增强,2008年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又使这种担忧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于是众多的学者开始呼吁,中国应该着力启动内需,由外需拉动为主变为内需拉动为主。从市场表现上看,我国1997年以前基本上属于供给推进型的经济增长,此后便转入需求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我们当时的认识一般是从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和投资过度进行分析的。这种以供给过剩为特点的分析模式一直延续到1997年秋季。从1998年春季开始人们把分析的视角从供给转为需求,指出我国问题的实质是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为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正确的方向选择。本文试图就此予以分析,提出自己的浅见。
一、对我国市场需求的分析
第一,从需求增长状况来看有以下三方面问题值得关注:
其一是全社会消费总量增长,但居民的消费信心呈下降的趋势。数据显示,2008年12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长17.4%,比11月加快0.8个百分点。其中,汽车、服装、化妆品等部分商品销售有所回升,特别是乘用车销售64.4万辆,创月度销量之最。这意味着,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代表的消费实际增长在加快。
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在当时物价和利率水平下,认为“更多消费”(包括借债消费)最合算的居民人数占比为28.6%,较上季和上年同期分别降低0.9个百分点和1.8个百分点。在连续3个季度下降后,居民消费意愿一季度再创新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透露,我国9月份CPI同比仍是负值,但环比已经转正。2010年8月份CPI同比涨幅达到3.5%,创下22个月以来的新高。居民一年期定期存款实际贬值达到1.25%。这意味着长期下来,居民手中的1万元存款,一年后实际缩水超过125元。
对比这两组数据就可以看出,在我国总体市场消费增长的同时,居民的消费意愿却在下降。这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消费信心不足。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收入预期、物价水平和未来支出等方面的判断是影响消费者信心高低的重要因素,两年来的市场环境变化对居民的消费者信心打击较大。从今年开始虽然不同地区和城市的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呈乐观趋势,但是其消费意愿却呈现略微下降。中国消费者信心调查报告结果显示,43%的中国消费者认为现在是消费的良机,较去年同期下降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和一线城市消费者的消费意愿高于其他地区和城市。
其二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增速总体上仍呈逐年减缓态势,占最终消费比重也在不断递减。统计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占内需比重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年居民消费占内需比重为47.6%,到2007年已下降到38.9%。居民消费占内需比重的下降,表明通过扩大居民消费,提高居民消费占内需的比重是能够扩大内需的。
其三是农村消费增速明显低于城市消费增速。2008年由政府鼓励的家电、汽车下乡促销活动,的确有利于农村市场的开拓,同时也不难看出,农村的消费市场远比城市滞后。近期连续报道有个别商家借机将库存商品转卖给农民,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在农村市场中发生,就在于农村市场低层次的需求是现实存在的。目前许多专家强调的市场需求结构调整,在农村还远未达到应有的程度。
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民众的预期收入不足。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的改革进程加快及社会分配关系发生了变化,导致民众的收入预期发生了变化,上海证券报分析指出,国外有调查显示,60%以上的储蓄是出于对未来收入、支出风险(即不确定性)的预防。反过来,如果没有不确定性这一因素,人们的消费信心就会增大,就会自觉减少储蓄,增加消费。而这些,恰是我们的软肋。中国人民银行曾作过一次“储蓄目的”的调查:居民储蓄的目的依次是攒教育费、养老、买房装修。此三项被媒体戏称为“新三座大山”。“新三座大山”上涨速度越快,人们对未来的担忧越沉重。尤其是在社会保障体系缺位或者不完善的情况下,人们会本能地将可能面对的风险放大。
发改委经济所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分析说,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加、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以及消费信贷制度不健全,是造成当前中国居民消费意愿进一步降低、储蓄意愿进一步增强的三大原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民众的预期收入普遍降低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所表现的购买力不强只是表象,它所反映的实质问题是:民众因预期收入的降低而减少购买的愿望。就是说,不是民众不想买,而是不敢多买或推迟购买。消费倾向性下降,是居民在消费品已形成“买方市场”的条件下对市场化改革的一种自我保护性反应。目前政府的政策鼓励能起到短期的市场效果,但要保持市场的持续消费活力,还必须有根本性的政策引导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才能真正提高民众的消费倾向。
第二,市场产品结构不合理,导致部分产品销路不畅。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总体上看我国居民的消费品已进入新一轮的更新期,应该说这是个很好的市场空间,但由于生产企业的产品没能及时更新换代,难以满足消费者更新换代的需求,致使相当一部分消费者持币待购。
第三,市场交易的秩序不规范,延缓了交易的过程,加大了市场交易的成本。这集中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市场上出现了诸多不规范的交易行为和欺诈行为,交易过程中的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经营行为中的坑蒙拐骗行为到处可见。这种市场环境无形中增加了人们购物的选择成本,只要市场上有同类可供选择的商品,人们就会进行多次的选择和比较,小心谨慎地防范着购物时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在这种不规范的市场环境中,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总是被诸多的商业欺诈所困惑,这使得他们的购买行为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就是说,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不是需求不足,而是诚信不足。这无形中延长了市场交易的时间,提高了交易成本,影响到交易者的实际收益。这显然有悖于我们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衷。
二、引导需求的政策导向
第一,最大限度地减小社会成员的选择成本。
社会成员在面临市场选择时会表现出两种情况:一是能力较强但参与的机会较少,因而参与竞争的机会成本较高,实际收入较少;二是能力较弱参与机会少,因而机会成本低,实际收入少。两种情况整体上看体现为:个人发展的限制,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城乡之间的不均衡。第一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信息不充分,竞争不公平。第二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在于,个人素质低,不具有竞争的条件。对于第一种情况解决的途径是,提供充分的信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减少其机会成本,最终增加收入水平。对于第二种情况解决的途径是,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增强竞争力,进而获取增加收入的机会。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有所作为,即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进行技能培训和信息发布、引导就业、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最终体现为民众就业的增加,使他们的收入得以提高,从而增强全民的实际购买力。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郭国庆说,受城乡人口比重和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储户结构与收入也不对称。人数最多的中小储户,拥有的存款并不多。因此,真正需要消费的人,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由此可见,要想让老百姓松开捂住钱袋的手,仅靠刺激内需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让经济增长的分配更加倾向于富民,让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更有利于安民,让百姓有钱可用,并且用得放心、花得安心。
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竞争的机会成本不同,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成员的个体发展机会不平等,部分社会成员的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二是城乡居民的发展机会不同;三是区域之间的发展程度不同。应该通过政策调整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特别要减少那些在社会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人们的机会成本,使他们具有一定的发展机会,从而形成较强的社会消费能力。
第二,利益关系的调整要体现边际效用最大化
从财富的流转看,只要钱不流到国外,它掌握在谁的手里对社会总体而言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从这一基点上讲贫富差距是没有意义的。而从社会公正和市场反映来看,钱由谁来花则会有明显的不同。尤其是从市场运行上看,少数富人花钱与普通民众花钱其边际效用是不同的。显然,同等经济条件下穷人花钱要比富人消费产生的边际效益大。我们的政策调整就应以此为方向来推进,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是社会资源配置上的效用最大化。即将社会资源向优势企业投入,使其发挥规模优势,增加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从而提高单位产品的利润,促进产品更新换代,以此调整市场的产品结构。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淘汰一批落后的企业,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改善供给的结构,解决市场供给的问题。二是在社会利益分配上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使社会财富的边际效用放大,以增强社会的总体购买能力。这就解决了市场的需求问题。这两方面问题的解决,就会使市场供求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总量平衡。
第三,夯实社会稳定的基础
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是,我国社会老年人口逐年增多,局部地区已呈现出明显的人口老龄化状态;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食品卫生等方面的影响导致多种疾病患者增多,而医疗费用又在不断上涨;市场竞争的环境又会不断出现各类失业者;此外社会上还有一定数量因残疾、工伤等原因失去劳动能力的人。这些人群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的消费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而社会又不能忽视他的实际利益,所以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他们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根据经验,一个社会经济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取决于长期经济状况和一些制度因素(如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完善程度),所以,刺激经济的政策的重点并不在于刺激消费,而在于完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所起的正是这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是社会的安全阀、稳定器(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其目标是:保障基本生存条件,维持正常的消费开支,提高全社会成员的收入预期,减弱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主导下获得发展的,对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必须要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不是政府直接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之中去,而是要在深入分析市场环境的基础上制定有效的政策积极引导。目前中央所确立的扩大内需求政策方向是对的,只要认真落实会有利于解决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市场需求问题,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地向前发展。以往的教训是,好的政策在具体执行中时常会出现偏离,导致最终的结果不能尽如人意。这是我们需要切实关注的。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一、对我国市场需求的分析
第一,从需求增长状况来看有以下三方面问题值得关注:
其一是全社会消费总量增长,但居民的消费信心呈下降的趋势。数据显示,2008年12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长17.4%,比11月加快0.8个百分点。其中,汽车、服装、化妆品等部分商品销售有所回升,特别是乘用车销售64.4万辆,创月度销量之最。这意味着,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代表的消费实际增长在加快。
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在当时物价和利率水平下,认为“更多消费”(包括借债消费)最合算的居民人数占比为28.6%,较上季和上年同期分别降低0.9个百分点和1.8个百分点。在连续3个季度下降后,居民消费意愿一季度再创新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透露,我国9月份CPI同比仍是负值,但环比已经转正。2010年8月份CPI同比涨幅达到3.5%,创下22个月以来的新高。居民一年期定期存款实际贬值达到1.25%。这意味着长期下来,居民手中的1万元存款,一年后实际缩水超过125元。
对比这两组数据就可以看出,在我国总体市场消费增长的同时,居民的消费意愿却在下降。这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消费信心不足。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收入预期、物价水平和未来支出等方面的判断是影响消费者信心高低的重要因素,两年来的市场环境变化对居民的消费者信心打击较大。从今年开始虽然不同地区和城市的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呈乐观趋势,但是其消费意愿却呈现略微下降。中国消费者信心调查报告结果显示,43%的中国消费者认为现在是消费的良机,较去年同期下降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和一线城市消费者的消费意愿高于其他地区和城市。
其二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增速总体上仍呈逐年减缓态势,占最终消费比重也在不断递减。统计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占内需比重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年居民消费占内需比重为47.6%,到2007年已下降到38.9%。居民消费占内需比重的下降,表明通过扩大居民消费,提高居民消费占内需的比重是能够扩大内需的。
其三是农村消费增速明显低于城市消费增速。2008年由政府鼓励的家电、汽车下乡促销活动,的确有利于农村市场的开拓,同时也不难看出,农村的消费市场远比城市滞后。近期连续报道有个别商家借机将库存商品转卖给农民,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在农村市场中发生,就在于农村市场低层次的需求是现实存在的。目前许多专家强调的市场需求结构调整,在农村还远未达到应有的程度。
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民众的预期收入不足。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的改革进程加快及社会分配关系发生了变化,导致民众的收入预期发生了变化,上海证券报分析指出,国外有调查显示,60%以上的储蓄是出于对未来收入、支出风险(即不确定性)的预防。反过来,如果没有不确定性这一因素,人们的消费信心就会增大,就会自觉减少储蓄,增加消费。而这些,恰是我们的软肋。中国人民银行曾作过一次“储蓄目的”的调查:居民储蓄的目的依次是攒教育费、养老、买房装修。此三项被媒体戏称为“新三座大山”。“新三座大山”上涨速度越快,人们对未来的担忧越沉重。尤其是在社会保障体系缺位或者不完善的情况下,人们会本能地将可能面对的风险放大。
发改委经济所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分析说,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加、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以及消费信贷制度不健全,是造成当前中国居民消费意愿进一步降低、储蓄意愿进一步增强的三大原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民众的预期收入普遍降低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所表现的购买力不强只是表象,它所反映的实质问题是:民众因预期收入的降低而减少购买的愿望。就是说,不是民众不想买,而是不敢多买或推迟购买。消费倾向性下降,是居民在消费品已形成“买方市场”的条件下对市场化改革的一种自我保护性反应。目前政府的政策鼓励能起到短期的市场效果,但要保持市场的持续消费活力,还必须有根本性的政策引导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才能真正提高民众的消费倾向。
第二,市场产品结构不合理,导致部分产品销路不畅。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总体上看我国居民的消费品已进入新一轮的更新期,应该说这是个很好的市场空间,但由于生产企业的产品没能及时更新换代,难以满足消费者更新换代的需求,致使相当一部分消费者持币待购。
第三,市场交易的秩序不规范,延缓了交易的过程,加大了市场交易的成本。这集中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市场上出现了诸多不规范的交易行为和欺诈行为,交易过程中的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经营行为中的坑蒙拐骗行为到处可见。这种市场环境无形中增加了人们购物的选择成本,只要市场上有同类可供选择的商品,人们就会进行多次的选择和比较,小心谨慎地防范着购物时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在这种不规范的市场环境中,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总是被诸多的商业欺诈所困惑,这使得他们的购买行为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就是说,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不是需求不足,而是诚信不足。这无形中延长了市场交易的时间,提高了交易成本,影响到交易者的实际收益。这显然有悖于我们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衷。
二、引导需求的政策导向
第一,最大限度地减小社会成员的选择成本。
社会成员在面临市场选择时会表现出两种情况:一是能力较强但参与的机会较少,因而参与竞争的机会成本较高,实际收入较少;二是能力较弱参与机会少,因而机会成本低,实际收入少。两种情况整体上看体现为:个人发展的限制,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城乡之间的不均衡。第一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信息不充分,竞争不公平。第二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在于,个人素质低,不具有竞争的条件。对于第一种情况解决的途径是,提供充分的信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减少其机会成本,最终增加收入水平。对于第二种情况解决的途径是,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增强竞争力,进而获取增加收入的机会。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有所作为,即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进行技能培训和信息发布、引导就业、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最终体现为民众就业的增加,使他们的收入得以提高,从而增强全民的实际购买力。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郭国庆说,受城乡人口比重和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储户结构与收入也不对称。人数最多的中小储户,拥有的存款并不多。因此,真正需要消费的人,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由此可见,要想让老百姓松开捂住钱袋的手,仅靠刺激内需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让经济增长的分配更加倾向于富民,让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更有利于安民,让百姓有钱可用,并且用得放心、花得安心。
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竞争的机会成本不同,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成员的个体发展机会不平等,部分社会成员的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二是城乡居民的发展机会不同;三是区域之间的发展程度不同。应该通过政策调整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特别要减少那些在社会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人们的机会成本,使他们具有一定的发展机会,从而形成较强的社会消费能力。
第二,利益关系的调整要体现边际效用最大化
从财富的流转看,只要钱不流到国外,它掌握在谁的手里对社会总体而言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从这一基点上讲贫富差距是没有意义的。而从社会公正和市场反映来看,钱由谁来花则会有明显的不同。尤其是从市场运行上看,少数富人花钱与普通民众花钱其边际效用是不同的。显然,同等经济条件下穷人花钱要比富人消费产生的边际效益大。我们的政策调整就应以此为方向来推进,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是社会资源配置上的效用最大化。即将社会资源向优势企业投入,使其发挥规模优势,增加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从而提高单位产品的利润,促进产品更新换代,以此调整市场的产品结构。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淘汰一批落后的企业,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改善供给的结构,解决市场供给的问题。二是在社会利益分配上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使社会财富的边际效用放大,以增强社会的总体购买能力。这就解决了市场的需求问题。这两方面问题的解决,就会使市场供求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总量平衡。
第三,夯实社会稳定的基础
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是,我国社会老年人口逐年增多,局部地区已呈现出明显的人口老龄化状态;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食品卫生等方面的影响导致多种疾病患者增多,而医疗费用又在不断上涨;市场竞争的环境又会不断出现各类失业者;此外社会上还有一定数量因残疾、工伤等原因失去劳动能力的人。这些人群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的消费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而社会又不能忽视他的实际利益,所以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他们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根据经验,一个社会经济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取决于长期经济状况和一些制度因素(如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完善程度),所以,刺激经济的政策的重点并不在于刺激消费,而在于完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所起的正是这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是社会的安全阀、稳定器(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其目标是:保障基本生存条件,维持正常的消费开支,提高全社会成员的收入预期,减弱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主导下获得发展的,对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必须要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不是政府直接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之中去,而是要在深入分析市场环境的基础上制定有效的政策积极引导。目前中央所确立的扩大内需求政策方向是对的,只要认真落实会有利于解决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市场需求问题,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地向前发展。以往的教训是,好的政策在具体执行中时常会出现偏离,导致最终的结果不能尽如人意。这是我们需要切实关注的。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