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对美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相对地位与所占比重已经明显下降，中国对“周边外交”的重视程度从2016年起已经超过了对“大国外交”的重视程度。但就国别外交而言，对美外交依然排在第一位，并具有示范作用。因此，准确判断美国对华战略干系甚大。笔者的基本判断是：美国对华战略已经从“两面下注”转变为“全面防范”，但并没有把中国看成苏联那样需要加以遏制的敌人（enemy），而是看作需要严加防范的对手（rival）。
　　“遏制”是个被中国学界与媒体滥用的词汇，许多人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对此，笔者曾经在两篇学术论文中进行了辨析（见《接触中有防范，但没有遏制——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再解读》，载《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9期；《美国再平衡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这里想说的是，遏制是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采取的战略或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对苏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对外扩张”与交往行为进行全面的“围堵”与“隔离”。政治上美苏各主导一个阵营；经济上各主导一个“平行市场”；军事上分别主导北约与华约；文化、教育、科技上两个阵营之间很少往来。美国对苏采取遏制战略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认为苏联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具有“扩张性”，将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与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很清楚中国不是苏联，遏制战略对中国不适用。因此，采取的是另一种战略。
　　从尼克松访华开始到2010年左右，美国对华战略都是“两面下注”，表现为既接触又防范：期望中国对内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化”，对外融入现有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而不会“另起炉灶”。2009年之前为“接触为主、防范为辅”；2010～2015年调整为“防范为主、接触为辅”；而在2016年之后，則转为“全面防范”。以特朗普上台后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标志，美国不再寄希望于“改变中国”，而是把中国当作经济上的竞争者（competitor）、安全与政治上的对手（rival）、一些问题上的潜在敌手（enemy），并为此制定相应的政策，具体表现为：联手同盟国与伙伴国，从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多个方向对中国施压。经济上的关键词是“对等（reciprocity）”；科技上防止中国留学生学习某些专业而动摇美国在相关产业上的优势；文化上防止中国影响力在美国的扩大、防止中国动摇美国在这方面的产业优势；安全上强化与盟国、伙伴国的合作，并构建新的安全机制（典型如美日印澳四国“同盟”以在“印太地区防范中国军事势力的扩张”），美国会还通过《与台湾交往法》，为强化对中国的制衡做好“法律准备”。
　　特朗普对于意识形态、人权等议题的兴趣不大，对全球领导地位、军事同盟的重视程度也是二战后历任总统中最低的。他的兴趣主要在于美国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制造业方面的相对获益。美国并不想从经济上把中国从世界体系中“隔离”出来，而是觉得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在与中国的“政府主导市场模式”博弈中“吃亏了”。特朗普想借助美国的整体实力优势，一方面迫使中国“开放市场”，以利于美国的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发挥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加大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此外，为了确保美国的技术优势，还采取多种措施：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与收购美国公司；限制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某些专业；要求中国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由政府出面打压《中国制造2025））中确定的高科技产业。
　　从中国的角度看，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邓小平强调“中国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这一点现在依然没有改变。习近平甚至强调“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不过，随着实力与自信心的提升，中国也展示了一些新动向：外交上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在对美关系中越来越多地“设置议程”；大力支持经济全球化；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总之，中国对美战略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对两国关系的影响，美国大于中国，但美国对中国的整体定位是“对手”而非“敌人”，其对华战略从“合作为主”调整为“竞争为主”，这是一个转折，但未必是质变。它不同于冷战时期美对苏实施的“遏制战略”，而是“保持接触前提下的全面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