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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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创新需求定义为“企业根据自身创新活动意愿和资金约束情况做出的最优创新投资决策”,并从企业创新需求异质性的视角对政府创新补贴的激励效果进行了分析.利用Nvivo软件,对2008-2015年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分析,得到企业创新意愿的代理变量,并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对创新意愿和资金约束如何影响政府创新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创新意愿能显著提升政府创新补贴的激励作用,但只有在资金约束程度较高时,企业创新意愿强化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正向作用才最为有效.进一步研究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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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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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创新需求定义为“企业根据自身创新活动意愿和资金约束情况做出的最优创新投资决策”,并从企业创新需求异质性的视角对政府创新补贴的激励效果进行了分析.利用Nvivo软件,对2008-2015年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分析,得到企业创新意愿的代理变量,并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对创新意愿和资金约束如何影响政府创新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创新意愿能显著提升政府创新补贴的激励作用,但只有在资金约束程度较高时,企业创新意愿强化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正向作用才最为有效.进一步研究显示,创新意愿与企业创新投入、专利产出显著正相关,且企业创新意愿越强,分析师关注度也越高,说明本文构建的创新意愿是真实可信的.本文丰富了有关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为相关部门筛选创新补贴对象提供了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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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和社会保障通过实现社会资源在个体或企业与政府或公共部门之间的双向配置,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机制.在经济增长效率提升的同时,是否存在最优的税收与社会保障收支结构,降低此过程中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境况?基于此,本文采用两期代际交叠(OLG)模型的基本分析架构,以政府公共支出的消费性与生产性为切入点,将资本课税与劳动课税的最优税制结构作为结合点,分析了经济增长效率机制与社会福利共享机制的均衡性问题.本文首先建立了理论演绎模型,并结合中国2011-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如果以社
数字经济正呼啸而来,并对已有的税收理论和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文从“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这一论断出发,试图探寻和发现生产要素影响和决定税收制度的主要作用机制,并以此前瞻数字经济时代税收制度的可能样貌.任何时代都有一个相对处于中心地位的主体要素,该主体要素参与价值创造的过程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同时代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果,也决定了税收将如何参与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简言之,主体要素将从主体税种、课税对象、纳税人、税收征管、税收分享等多个方面塑造税收制度的基本形态.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数字经济时代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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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是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之一,对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首先通过不完全契约理论论证了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对企业经营效益产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其次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综合运用1998-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1998-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验证理论假说.研究发现:降低地方政府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依赖度能显著提升企业经营效益;对私营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和西部地区企业的提升效应尤为明显.我国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不能简单地一“减”了事,需要通过制度设计
如何顺利完成一二代交接班是目前中国家族企业实践和研究的热门话题,已有研究发现,父辈会实施一系列利他主义行为以让二代继任者顺利接班,但其中的某些利他行为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仍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本文以2010—2017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考察家族企业进入代际传承期对职业经理人高管辞职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为二代顺利接班付出一定经济代价以及二代接班带来非能力晋升机制的负效应,企业进入代际传承期后职业经理人高管辞职率显著增加.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和正式制度治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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