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理学中,霍夫斯泰德几乎已成为跨文化研究的同义词。以霍夫斯泰德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为基础,同为荷兰人的特姆彭纳斯(Fons Trompenaars)等人通过完善调查样本、重设调查问卷、扩展调查范围等方式,试图克服霍夫斯泰德研究中数据日益陈旧、调查对象单一、对相关国家文化的定位不准确等缺点。而另外一些管理学家,如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南希·阿德勒(Nancy J. Adler),则干脆以霍夫斯泰德等人的研究结论为起点,探讨其观点在实践中的应用问题。可以说,霍夫斯泰德的方法,俨然已成为跨文化管理的主流研究方法。那么,这种研究方法究竟有什么优缺点?有没有其他的研究方法可资比较,从而进一步完善目前的研究范式?
　　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自19世纪中期以来,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诞生于文化人类学领域。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中国的费孝通等文化人类学者,不断吸取前人的经验,矫正自身的不足,已经在文化研究方法、研究立足点以及研究目的等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露丝·本尼迪克特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两位女人类学家之一(另一位是她的同门师妹玛格丽特·米德),她生于1887年,早年家庭生活较为不幸,经过多次踌躇和彷徨之后,1921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师从“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茨·博厄斯,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文化人类学。在学术上,她一方面继承了博厄斯的文化相对主义,另一方面提出并发扬了文化模式论。这些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几乎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包括跨文化管理)进行文化研究的前提。由于拥有完美的人格和伟大的成就,本尼迪克特成为马斯洛(Abraham Maslow)笔下仅有的两位“自我实现”的人物之一。比较霍夫斯泰德与本尼迪克特的文化观点的异同,有助于后来者发现管理学与人类学各自的短长,对于学科的长远发展,以及实践者的政策设计,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虽然霍夫斯泰德和本尼迪克特两人出生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但在学术上具有共同点。两人均主张文化相对主义,并强调文化是塑造人格、决定人们行为方式的主要力量。霍夫斯泰德认为,“在判断某个群体的思维、感情和行为方式在本质上是否优劣方面,并无科学的标准。研究群体和社会之间文化差异的先决条件是采取一种中立的观点,即文化相对论的立场。”那么什么是文化相对论呢?在《文化与组织》中,霍夫斯泰德援引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观点予以说明:“文化相对论断定,一种文化没有绝对的标准来判断另一种文化行为是‘低劣’还是‘优越’。”在霍夫斯泰德看来,文化相对论是进行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前提,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唯有在尊重对方风俗习惯的前提下,才能够协调一致,实现有效合作。
　　部分管理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和技术的日益全球化,发端于西方的管理学自然也应该被全球所有国家接受,只有运用西方的管理逻辑,驾驭来自于西方的经济和技术,才能够发挥其最大功效。对此,霍夫斯泰德认为,文化的效应不可轻易抹杀,纵然全世界的年轻人都看《变形金刚》,穿牛仔裤,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但这仅仅是文化表层的趋同,作为文化核心的价值观却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差异。同样的行为,秉持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人往往赋予其不同的目的和意义,跨文化管理研究的意义,就是帮助人们发现和理解相同的实践活动背后不同的文化特征,并据此指导管理实践。
　　霍夫斯泰德的上述观点,无疑来自于文化人类学。在文化人类学领域,早期学者往往持“文化中心主义”立场,主张文化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欧美先进文化可以改造落后文化。至20世纪初,弗朗茨·博厄斯开始将文化相对论作为研究方法和理论,取得重大成果,自此文化相对论逐步取代文化中心论。本尼迪克特继承并发扬了博厄斯的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种族上的高低贵贱之分;文化也都是人类行为的可能性的不同选择,无所谓等级优劣之别;……各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有自己与所属社会的相适能力。”
　　在文化相对论的基础上,本尼迪克特提出了文化模式论:“人类行为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的可能,这种可能是无穷的。但是一个部族、一种文化在这样无穷的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而这种选择有自身的社会价值取向。选择的行为方式……结合成一个部落或部族的文化模式。”同米德相同,本尼迪克特认为,不同的民族或部族选择了不同的文化模式,而选定的文化模式则塑造了社会成员。在《文化模式》(Patters of Culture)中,她指出,“人的行为有什么变化,完全不取决于他的生理构造。……生理上所遗传下来的行为只占很小一部分,而文化上的传统的接力过程却起着极大作用。”20世纪上半叶,以本尼迪克特、米德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家取得的研究成果,逐渐被其他学科借鉴,成为这些学科进行文化研究的基点,并在反对种族主义中起到了积极效果。
　　虽然霍夫斯泰德借鉴了以本尼迪克特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者的理论观点,但由于学科分野和知识背景不同等原因,他们在研究方法、研究聚焦点和研究目的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别。
　　在研究方法上,霍夫斯泰德主要采取的是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法。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霍夫斯泰德向全球各国的IBM公司员工发放问卷十几万份,体现了问卷调查法的优势:能够以较低的成本面向数量巨大的对象开展调查。霍夫斯泰德通过设置一些特定的问题,借以寻找不同国家的调查对象在国家文化维度上的区别。例如,通过询问调查对象关于理想中的上司和对现实中上司的评价等问题,能够确定人们在权力距离维度上的价值观。对于回收的问卷,霍夫斯泰德运用各种统计分析技术,计算出各个不同国家的调查对象在不同文化维度上的得分,以确定不同的文化在各个维度上的相对位置。
　　通过运用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法,霍夫斯泰德以及特姆彭纳斯等人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该研究方法存在一些不足:首先,IBM公司的员工能否代表所在国家的文化?霍夫斯泰德认为,即使这些调查对象不能代表各自国家文化的原貌,但是他们却能够反映出各国文化在不同维度上的相对位置。笔者认为,霍夫斯泰德的解释难以消除人们的疑问,因为果真这样的话,他的国家文化维度模型的准确性必然大打折扣。更何况,由于来自不同国家的员工同在IBM公司工作,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必然受到IBM公司所代表的美国文化影响,自然会导致不同文化在各维度上的相对位置产生趋同现象,而他们所在国家的文化却不会产生这种变迁。其次,调查对象对特定问题的回答,能否代表他们的价值观?人们对少数的几个问题的回答,能否成为他们持有某一文化价值观的确切依据?进一步,霍夫斯泰德先验性地将不同国家IBM公司员工的文化价值观划分为几个维度(这些维度的母本无疑来自于欧美文化),是否能够真正理解非欧美文化的原貌,而不会导致削足适履?对这些问题,霍夫斯泰德可以从自己的研究需要出发加以简化处理。然而作为读者,我们却不能不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只有带着这些疑问去审视国家文化维度模型,才能够准确把握霍夫斯泰德的理论。再次,霍夫斯泰德在问卷的选项中,设置了不同的分值,运用回归分析、相关分析等统计技术,得出调查对象在不同国家文化维度中的具体分值。这种定量化的描述,虽然能够直观地表明不同国家在各个维度上的区别,但是定量化的统计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用于文化分析?霍夫斯泰德同样没有给出明确说明。
　　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家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等人大力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性,主张“对于非西方文化的研究,……必须沉浸在当地生活的细微情节里,把握它的内容实质,以一个移情式的理解,来求知文化的本质。……人类学家要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在一个严格定义的空间和时间的范围内,体验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境界,通过记录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满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会如何构成。”他们的态度被本尼迪克特、米德、费孝通等继承并发扬光大,田野调查也成为文化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自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讲师起,本尼迪克特就展开了持续多年的田野工作。二战之前,她先后对祖尼人(Zuni)部落、柯契地族(Cochiti)、皮马族(Pima)、麦斯卡罗族(Mescalero)、黑足族(Blackfoot)进行详细调查,在这些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文化模式》。二战爆发后,她日益关注种族与政治问题,1944年接受美国政府委托,开始研究日本文化。由于美国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她不得不“放弃实地调查的念头,而这种调查乃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为了客观了解日本文化,她“与被研究的人民(包括在美国的日本人、日本战俘等)直接接触”,广泛阅读各种文献资料,观看日本战时的各类电影,比较日本文化同亚洲和大洋洲其他国家文化的异同,终于写出了《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轰动一时,对战后美国的对日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显然,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研究方法要比霍夫斯泰德复杂得多,虽然她的研究范围不如霍夫斯泰德广泛,但更能够表现出不同文化的原貌,而不致仅仅给人留下一些片段印象。本尼迪克特认为,社会学者运用统计技术研究社会和文化问题,无疑具有实践上的重要性,但是这些技术的有效性却需要一个前提:调查对象来自相同的文化背景,能够互相理解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所以,问卷调查方法,可以用于分析和预测美国大选,却不能用来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中人们的价值观。
　　在研究的聚焦点上,霍夫斯泰德对不同国家文化价值观的比较,其实质是要素(维度)的比较。通过比较文化的要素,霍夫斯泰德确定了各个国家文化价值观的相对排名。在国家的组织方式方面,他以权力距离指数和不确定性规避指数为横纵坐标,建立起关于不同国家组织方式的平面直角坐标系。根据在该坐标系中的位置,划分出金字塔、机器、集市和家庭四种不同的组织方式。或许是因为霍夫斯泰德出身于机械工程学,他的所有文化理论犹如一台台机器,可以根据机械原理拆卸为不同的零部件—文化要素。然而,问题在于文化能否被分解为不同的要素?不论是英格尔斯和莱文森,还是霍夫斯泰德,他们实际上都回避了这个问题。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霍夫斯泰德建立在要素比较基础上的国家文化维度模型就丧失了基础。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他划分的文化要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文化呢?这会导致霍夫斯泰德对其他国家文化的认识产生多大程度的偏差呢?要素的组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和整体的文化保持一致呢?只有对这三个问题的明确回答,才能为他的理论模型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霍夫斯泰德不同,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所以研究者应该“按照每一文化的原样、它的来龙去脉来研究各种文化现象本身。……要把不同行为领域中的习俗联系起来看,反对分离的个别研究”。所以,本尼迪克特比较文化的着眼点在于整体结构而非要素。在本尼迪克特的语境中,文化的结构即为文化模式,文化之间的差异“并不只是因为一种特性在这里存在而在那里不存在”,也不是因为这种文化中的特性在另外的文化中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因为它们作为整体适应于不同的方向。它们追求的是不同的目标,路数也不一样,在一个社会中的目标和手段不能按照另一个社会中的那些东西来评判,因为本质上它们是不可比较的”。同霍夫斯泰德将文化视为机械结构相比,本尼迪克特则将文化视为有机结构,一方面该结构不能武断地划分为要素,另一方面该结构的整体绝非由各要素简单加总而形成。本尼迪克特对文化的比较研究,犹如一面镜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到霍夫斯泰德理论的缺陷和不足。
　　在研究目的方面,霍夫斯泰德作为一名人事主管和管理学者,他进行跨文化研究显然是为了解决在管理实践中跨国公司遇到的文化困境,所以是一种政策设计式研究。而本尼迪克特则是为了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一种理解式研究。目的不同,致使他们各自的研究思路和侧重点产生了较大差异。前者重在使管理者可操作,易于执行;后者则重在真实地反映不同文化的面貌,可验证。例如,根据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维度模型,阳刚气质国家的管理者制定决策及销售产品时,无疑应该考虑男女区别。反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虽然其写作初衷来自美国政府的委托,但本尼迪克特从日本特有的等级制、“恩”与“报恩”理念出发,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二战时期日本文化的完整图画。
　　虽然政策设计式研究和学术理解式研究存在上述差异,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很强的互补性。政策设计必须建立在对不同文化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理解式的理论则需要通过有效的政策将其应用于实践。如果没有坚实而正确的理解式理论基础,政策设计往往从起点就是错误的,这类政策的效果不是指导实践,而是误导实践。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研究,由于过于依赖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技术,对不同国家文化的理解显然不够准确,据此设计出的政策不一定能有效地指导管理实践。当然,霍夫斯泰德的政策设计式研究对文化的理解不准确,并非意味着本尼迪克特的理解式研究一定准确。如前文所言,在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人类学者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曾经普遍出现偏差,在本尼迪克特的著作中,这种偏差也绝非已经尽数矫正。然而,作为一门研究文化的专门学科,文化人类学经包括本尼迪克特在内的历代学者的不断完善,在对文化的理解上已经能够做到基本准确,形成了学界认可的范式。霍夫斯泰德文化研究的基础则是不牢固的。后来在撰写《文化与组织》时,他试图通过引入彭迈克的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维度加以矫正。笔者认为,他的这一努力,对于其文化维度模型的完善来说,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因为彭迈克的研究方法同霍夫斯泰德并无二致,在对文化的理解上,两人存在同样的缺陷。真正需要霍夫斯泰德做的,是将自己的研究建基于文化人类学的基础之上,而非另起炉灶,将自己理论的基础建立在来源于社会学的几个零散的文化要素上。显然,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维度模型,虽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引用,却存在着基础和前提上的不足,而且也有着方法上的缺陷。这样说,并不是否定霍夫斯泰德的研究价值,对已有理论的证伪,恰恰是实现理论进步的必要途径。作为研究成果,其意义不在于保证自己的理论正确无误,而在于能否提出新的理论进展。霍夫斯泰德的贡献,是从管理角度研究文化,即便他的理论被否定,也标志着从他开始,文化被纳入到管理学的研究体系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