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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过，阳光普照，老树新花，峥嵘绚丽。耄耋之年，总爱忆往。2014年5月，正是卫恒同志的百年诞辰，我望着晋府梅山钟塔和省府5号楼东边那个办公室，依稀可见卫恒省长伏案起草讲话稿或与郑林、武光汤等副省长研究工作……卫恒艰苦奋斗的一生历历在目。
卫恒1914年5月生于山西省陵川县附城镇沙泊池村一个贫农家庭。生父姓王。幼时过继于远房亲戚——附城镇中农魏米海做养子，名魏兰玉。1923年入附城小学，1932年陵川县第二高级小学毕业后又入本县高小附设二年制师范学校学习，1935年秋至1937年初在陵川马庄、双泉等地任小学教员。1938年1月陵川小学训练班学习后参加革命工作，改名卫恒，同年10月经秦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太岳区工作时，卫恒曾任太岳区农救总会主席，太岳区党委秘书长、宣传部长，太岳区四地委书记，1943年7月和薄一波、安子文、高扬文、王毅之、刘开基、程谷梁等被选为太岳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先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卫恒与薄一波同在第一支部。1945年4月参加“七大”。卫恒在小组会上具体生动地介绍了太岳区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在反“扫荡”中坚壁清野等工作经验，获得好评。
全国解放后，卫恒历任中共翼城临时地委书记和运城地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书记，省委第二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副省长、代省长、省长，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山西省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等职。卫恒参加革命几十年来，一贯听从毛主席的话，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英勇顽强，不畏艰难险阻，长期深入农村，艰苦奋斗。他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发展壮大党在农村的革命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和蒋、阎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中，深受广大群众的爱戴。20世纪60年代，卫恒出席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政策；参加了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卫恒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始终不渝地依靠党，依靠群众，团结同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付出了心劳，并同邪门歪道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在1965年11月，卫恒通过调查研究，针对山西十年九旱的特点，亲自制定并在常委会上通过《关于动员全民，奋战五年，建设两个1500万亩稳产高产田的决议》（即1500万水浇地，1500万亩旱涝保收田），受到全省各级干部人民的拥护。“文革”中竟被“四人帮”诬为“唯生产力论”者加以批判。
在“文革”初期，卫恒让我从他的讲话（发言）文稿中看看有些什么话违背了中央、省委的指示。由此，我了解到1951年卫恒任运城地委书记期间在平息稷山县反革命武装暴乱中临危不乱、运筹帷幄、大获全胜的情况。充分显示出他善于把坏事转化为好事的才能。1953年卫恒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期间，针对4月上任的中组部长饶漱石在会上“批安（子文）射刘（少奇）”的反党言论，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代表华北区在会上发言，慷慨激昂地指出：党的组织工作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少奇同志从全局出发，指导组织工作是大有成效，有人企图全盘否定中组部工作，借机打倒少奇同志，这是有个人野心的，必将遭到全党批判。卫恒的发言博得了与会同志的高度赞扬。在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卫恒一再强调：要“和风细雨，不要大轰大嗡”。1959年庐山会议前在中共山西省委常委会上，卫恒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群众反映和生产实际中认识到人民公社是“十月怀胎、七死八活的早产儿”，“大炼土钢是劳民伤财”，“公共食堂民有怨言”，他和其他常委一起，建议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到庐山会议上向中央反映这三个问题，并诚恳地建议党中央继续纠正已经发生的“左”的错误。然而，当他得知在庐山会议开会过程中，由于彭老总向毛主席呈上反映基层实际情况，批评“左”倾政策的“万言书”，引起毛主席不满，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时，卫恒当即表示，“无论如何再不能反右了，再‘左’下去将祸国殃民”。由此显示了他在原则问题上既服从组织，又不隐讳自己观点的政治本色。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肩负省长重任，以身作则，禁酒忌肉，吃野菜、省口粮，还创造性地召开了以菜代粮的吃饭大会加以推广，千方百计为民解忧，为渡过困难，做出了贡献。1964年以来在农村进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了，卫恒在他蹲点的定襄县神山村、文水县宜儿村，按他了解基层干部的情况提出了“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口号。不少干部不理解什么是“走资派”，卫恒也说不清楚什么叫“走资派”。于是他就对大家说那就就事论事吧，有啥问题就按啥问题处理，不要给干部乱扣帽子。“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口号，曾获得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认同，也获得在洪洞县马牧公社蹲点的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赏识，在全省推行以后，在当时“左”的情势下保护了大批基层干部。
1966年卫恒在文水宜儿村蹲点搞“四清”，他认真读了当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县委书记的劳模——焦裕禄》，心情激动地给省委秘书长史纪言打电话，赶快发一通知，要求全省干部以实际行动向焦裕禄同志学习，转变作风，关心群众。
卫恒还根据在各次运动中的亲身经历，概括出许多有哲理性的语句，如“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要知人善任；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相信本质上好的同志犯了错误，经过耐心的批评教育是可以改正的”。“要善于发现实际工作中发生的或‘左’或右的错误倾向，并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等等。卫恒在右玉县调查时，听一公社干部说，有些社员在自家门前屋后种了许多树，这算不算资本主义？卫恒当即说，如果这也是资本主义，我看不仅不要反对，而且还要鼓励发展，越多越好。
正当卫恒和其他领导干部对什么是“走资派”正在苦苦思索寻求理解的时候，更加不理解的中央《五·一六通知》发下来了，即要在全国进行一场狂风暴雨式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次运动首先在党中央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全国全党为之震惊。接着山西成为全国第一个被夺权的省份，打倒“卫（恒）、王（谦）、王（大任）”和各地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全省人民觉得不可思议，许多人为之悲愤落泪。 这正如黄克诚将军的诗句所言：
满树桃花红烂漫，
一阵狂风，吹掉一大半。
人间变化千千万，
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
天翻地覆大转变，
英雄转瞬成坏蛋。
这些要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三反分子”被批斗，被侮辱，被谩骂，被拳打脚踢，被夺权，被抄家，被赶出原住所，有的东西被抢劫，无家可归，受尽打击凌辱，最后又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对此，他们不接受、不屈服，进而反对，面对那些伤天害理的“造反派”据理力争。一次批斗卫恒时，造反派要他下跪，他不跪，并昂首挺胸，表示抗议。在一次批斗会上，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给他戴打着红色“×”的高帽子，卫恒不戴，造反派给他脖子上挂黑牌，卫恒愤怒地将牌子撕碎扔掉。造反派要他“低头谢罪”，卫恒义正词严地说：“我有错误甘向人民低头，绝不向坏人低头。”造反派如此折磨卫恒，旁观的群众看不下去，愤怒地冲上会场同造反派头头说理争斗并冲散了会场。在人群中，有的群众把自己的大衣给卫恒披上，有的群众悄悄地把水果糖、干粮塞进卫恒的口袋……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文革”不得人心。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卫恒对中央这个文件的说法并不认同，他私下说新中国成立已17年了，怎么会有这么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文革”中产生的各种帮派，卫恒在北京京西宾馆党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青年学生中有各种不同意见，他们就各自把与自己意见相同者组织成为一派，造成社会上帮派林立，这十分不利于“文革”的健康发展……卫恒还曾动情地说，这次运动别说我不理解，就连党中央副主席、总理、朱老总也说不理解。只有康生、陈伯达这种人理解，看他们在会上那个狂样，批了部长批总理，批了将军批老帅，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呢！
1967年1月15日，造反派头目在五一广场开万人大会，批判“卫、王、王”，造反派给卫恒、王谦、王大任等领导人的脖子上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黑牌，他们气愤地把牌子撕烂扔掉，卫恒面对台下的万千观众愤怒地高喊：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竟遭到造反派冷嘲热讽。会上几个造反派把卫恒的头压成90度，反扭胳膊成“喷气式”样子批斗，台下群众看不下去，忍无可忍，不断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接着冲上台和主持批斗会的头头辩论，并冲散大会，救护了省委领导同志。造反派把卫恒押到太原兰村的机械学院看守起来。卫恒对看守他的人员说：我是全省党员选出来并经中央批准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我要对中央和全省人民负责，你们把我非法软禁在这里，限制我的自由，是侵犯人权，我要回省委办公！说着，卫恒披上大衣就走……几个看守人员慌忙拦住说，你等等，我马上请示总部。卫恒坐下后，有的学生们询问卫恒的经历。卫恒说，1937年日本侵华，我就参加革命，拼命打日本，后来又反对蒋介石……学生们听了卫恒讲的革命故事，便问，你说的怎么和大字报说的不一样。卫恒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小同学们，你们想想，如果我们这些人真是像大字报说的那样坏，新中国怎么会来？人民能拥护共产党吗？你们能在这里平安地读书吗？希望你们不要被人欺骗了。于是学生们对卫恒的态度由冷变热主动示好。
卫恒被困在省团校，他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山西夺权的消息时，气愤地说，岂有此理，不见面、不谈话就胡乱点卫恒、王谦的名，党的规矩哪里去了！接着他对看管人员说，我要见见王谦、王大任同志商量点事情。看管人问，商量什么事？卫恒说，这你们管不着了！
随后，卫恒即被林彪、“四人帮”在山西的帮派体系骨干诬陷囚禁于私设的牢室迫害致死，年仅52岁。当时的省革委当权者和造反派组织当即造谣说“卫恒畏罪自杀”，并把这个谣言用海报传单传遍全省。
当周恩来总理听到公安部长报告说“卫恒自杀”的话后，动情地说：卫恒是个好同志，我不相信他怎么要自杀，你要给我查清楚！
带着两袖清风满腔义愤归天去，
留下一身正气毕生功绩在人间。
——这是山西人民怀念卫恒的挽联。直到1979年1月卫恒逝世12年，中共山西省委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作出《为卫恒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决定》，还原了卫恒清白光荣的历史。
参加这次平反昭雪会议及送花圈、挽联的千余人，其中有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中央委员解学恭、尤太忠、池必卿，山西省委、省革委、省军区、省政协及裴丽生、王谦、韩英、王大任、王庭栋、王绣锦、赵雨亭、卜虹云、赵力之、郑效峰、麻贵书、王成旺等等，充分彰显了卫恒为人怀念之情——平时生活顺其自然，遇到事情处之泰然，得意之时淡然，失意之时坦然。心底无私天地宽，就是他的人生特色。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缅怀卫恒时这样评价道：
我觉得卫恒同志身上最可贵的就是几十年始终如一地牢牢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均堪称模范。即使在遇到某种错误倾向的严重干扰和压力之下，他仍然坚持党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勇于承担责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优良品质。
对这个评价，我深为赞同。我们要学习卫恒忠诚正义的高风亮节并发扬光大。
谨以此文纪念卫恒百年诞辰。
（责编 王燕萍）
卫恒1914年5月生于山西省陵川县附城镇沙泊池村一个贫农家庭。生父姓王。幼时过继于远房亲戚——附城镇中农魏米海做养子，名魏兰玉。1923年入附城小学，1932年陵川县第二高级小学毕业后又入本县高小附设二年制师范学校学习，1935年秋至1937年初在陵川马庄、双泉等地任小学教员。1938年1月陵川小学训练班学习后参加革命工作，改名卫恒，同年10月经秦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太岳区工作时，卫恒曾任太岳区农救总会主席，太岳区党委秘书长、宣传部长，太岳区四地委书记，1943年7月和薄一波、安子文、高扬文、王毅之、刘开基、程谷梁等被选为太岳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先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卫恒与薄一波同在第一支部。1945年4月参加“七大”。卫恒在小组会上具体生动地介绍了太岳区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在反“扫荡”中坚壁清野等工作经验，获得好评。
全国解放后，卫恒历任中共翼城临时地委书记和运城地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书记，省委第二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副省长、代省长、省长，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山西省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等职。卫恒参加革命几十年来，一贯听从毛主席的话，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英勇顽强，不畏艰难险阻，长期深入农村，艰苦奋斗。他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发展壮大党在农村的革命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和蒋、阎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中，深受广大群众的爱戴。20世纪60年代，卫恒出席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政策；参加了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卫恒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始终不渝地依靠党，依靠群众，团结同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付出了心劳，并同邪门歪道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在1965年11月，卫恒通过调查研究，针对山西十年九旱的特点，亲自制定并在常委会上通过《关于动员全民，奋战五年，建设两个1500万亩稳产高产田的决议》（即1500万水浇地，1500万亩旱涝保收田），受到全省各级干部人民的拥护。“文革”中竟被“四人帮”诬为“唯生产力论”者加以批判。
在“文革”初期，卫恒让我从他的讲话（发言）文稿中看看有些什么话违背了中央、省委的指示。由此，我了解到1951年卫恒任运城地委书记期间在平息稷山县反革命武装暴乱中临危不乱、运筹帷幄、大获全胜的情况。充分显示出他善于把坏事转化为好事的才能。1953年卫恒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期间，针对4月上任的中组部长饶漱石在会上“批安（子文）射刘（少奇）”的反党言论，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代表华北区在会上发言，慷慨激昂地指出：党的组织工作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少奇同志从全局出发，指导组织工作是大有成效，有人企图全盘否定中组部工作，借机打倒少奇同志，这是有个人野心的，必将遭到全党批判。卫恒的发言博得了与会同志的高度赞扬。在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卫恒一再强调：要“和风细雨，不要大轰大嗡”。1959年庐山会议前在中共山西省委常委会上，卫恒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群众反映和生产实际中认识到人民公社是“十月怀胎、七死八活的早产儿”，“大炼土钢是劳民伤财”，“公共食堂民有怨言”，他和其他常委一起，建议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到庐山会议上向中央反映这三个问题，并诚恳地建议党中央继续纠正已经发生的“左”的错误。然而，当他得知在庐山会议开会过程中，由于彭老总向毛主席呈上反映基层实际情况，批评“左”倾政策的“万言书”，引起毛主席不满，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时，卫恒当即表示，“无论如何再不能反右了，再‘左’下去将祸国殃民”。由此显示了他在原则问题上既服从组织，又不隐讳自己观点的政治本色。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肩负省长重任，以身作则，禁酒忌肉，吃野菜、省口粮，还创造性地召开了以菜代粮的吃饭大会加以推广，千方百计为民解忧，为渡过困难，做出了贡献。1964年以来在农村进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了，卫恒在他蹲点的定襄县神山村、文水县宜儿村，按他了解基层干部的情况提出了“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口号。不少干部不理解什么是“走资派”，卫恒也说不清楚什么叫“走资派”。于是他就对大家说那就就事论事吧，有啥问题就按啥问题处理，不要给干部乱扣帽子。“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口号，曾获得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认同，也获得在洪洞县马牧公社蹲点的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赏识，在全省推行以后，在当时“左”的情势下保护了大批基层干部。
1966年卫恒在文水宜儿村蹲点搞“四清”，他认真读了当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县委书记的劳模——焦裕禄》，心情激动地给省委秘书长史纪言打电话，赶快发一通知，要求全省干部以实际行动向焦裕禄同志学习，转变作风，关心群众。
卫恒还根据在各次运动中的亲身经历，概括出许多有哲理性的语句，如“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要知人善任；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相信本质上好的同志犯了错误，经过耐心的批评教育是可以改正的”。“要善于发现实际工作中发生的或‘左’或右的错误倾向，并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等等。卫恒在右玉县调查时，听一公社干部说，有些社员在自家门前屋后种了许多树，这算不算资本主义？卫恒当即说，如果这也是资本主义，我看不仅不要反对，而且还要鼓励发展，越多越好。
正当卫恒和其他领导干部对什么是“走资派”正在苦苦思索寻求理解的时候，更加不理解的中央《五·一六通知》发下来了，即要在全国进行一场狂风暴雨式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次运动首先在党中央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全国全党为之震惊。接着山西成为全国第一个被夺权的省份，打倒“卫（恒）、王（谦）、王（大任）”和各地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全省人民觉得不可思议，许多人为之悲愤落泪。 这正如黄克诚将军的诗句所言：
满树桃花红烂漫，
一阵狂风，吹掉一大半。
人间变化千千万，
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
天翻地覆大转变，
英雄转瞬成坏蛋。
这些要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三反分子”被批斗，被侮辱，被谩骂，被拳打脚踢，被夺权，被抄家，被赶出原住所，有的东西被抢劫，无家可归，受尽打击凌辱，最后又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对此，他们不接受、不屈服，进而反对，面对那些伤天害理的“造反派”据理力争。一次批斗卫恒时，造反派要他下跪，他不跪，并昂首挺胸，表示抗议。在一次批斗会上，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给他戴打着红色“×”的高帽子，卫恒不戴，造反派给他脖子上挂黑牌，卫恒愤怒地将牌子撕碎扔掉。造反派要他“低头谢罪”，卫恒义正词严地说：“我有错误甘向人民低头，绝不向坏人低头。”造反派如此折磨卫恒，旁观的群众看不下去，愤怒地冲上会场同造反派头头说理争斗并冲散了会场。在人群中，有的群众把自己的大衣给卫恒披上，有的群众悄悄地把水果糖、干粮塞进卫恒的口袋……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文革”不得人心。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卫恒对中央这个文件的说法并不认同，他私下说新中国成立已17年了，怎么会有这么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文革”中产生的各种帮派，卫恒在北京京西宾馆党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青年学生中有各种不同意见，他们就各自把与自己意见相同者组织成为一派，造成社会上帮派林立，这十分不利于“文革”的健康发展……卫恒还曾动情地说，这次运动别说我不理解，就连党中央副主席、总理、朱老总也说不理解。只有康生、陈伯达这种人理解，看他们在会上那个狂样，批了部长批总理，批了将军批老帅，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呢！
1967年1月15日，造反派头目在五一广场开万人大会，批判“卫、王、王”，造反派给卫恒、王谦、王大任等领导人的脖子上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黑牌，他们气愤地把牌子撕烂扔掉，卫恒面对台下的万千观众愤怒地高喊：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竟遭到造反派冷嘲热讽。会上几个造反派把卫恒的头压成90度，反扭胳膊成“喷气式”样子批斗，台下群众看不下去，忍无可忍，不断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接着冲上台和主持批斗会的头头辩论，并冲散大会，救护了省委领导同志。造反派把卫恒押到太原兰村的机械学院看守起来。卫恒对看守他的人员说：我是全省党员选出来并经中央批准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我要对中央和全省人民负责，你们把我非法软禁在这里，限制我的自由，是侵犯人权，我要回省委办公！说着，卫恒披上大衣就走……几个看守人员慌忙拦住说，你等等，我马上请示总部。卫恒坐下后，有的学生们询问卫恒的经历。卫恒说，1937年日本侵华，我就参加革命，拼命打日本，后来又反对蒋介石……学生们听了卫恒讲的革命故事，便问，你说的怎么和大字报说的不一样。卫恒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小同学们，你们想想，如果我们这些人真是像大字报说的那样坏，新中国怎么会来？人民能拥护共产党吗？你们能在这里平安地读书吗？希望你们不要被人欺骗了。于是学生们对卫恒的态度由冷变热主动示好。
卫恒被困在省团校，他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山西夺权的消息时，气愤地说，岂有此理，不见面、不谈话就胡乱点卫恒、王谦的名，党的规矩哪里去了！接着他对看管人员说，我要见见王谦、王大任同志商量点事情。看管人问，商量什么事？卫恒说，这你们管不着了！
随后，卫恒即被林彪、“四人帮”在山西的帮派体系骨干诬陷囚禁于私设的牢室迫害致死，年仅52岁。当时的省革委当权者和造反派组织当即造谣说“卫恒畏罪自杀”，并把这个谣言用海报传单传遍全省。
当周恩来总理听到公安部长报告说“卫恒自杀”的话后，动情地说：卫恒是个好同志，我不相信他怎么要自杀，你要给我查清楚！
带着两袖清风满腔义愤归天去，
留下一身正气毕生功绩在人间。
——这是山西人民怀念卫恒的挽联。直到1979年1月卫恒逝世12年，中共山西省委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作出《为卫恒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决定》，还原了卫恒清白光荣的历史。
参加这次平反昭雪会议及送花圈、挽联的千余人，其中有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中央委员解学恭、尤太忠、池必卿，山西省委、省革委、省军区、省政协及裴丽生、王谦、韩英、王大任、王庭栋、王绣锦、赵雨亭、卜虹云、赵力之、郑效峰、麻贵书、王成旺等等，充分彰显了卫恒为人怀念之情——平时生活顺其自然，遇到事情处之泰然，得意之时淡然，失意之时坦然。心底无私天地宽，就是他的人生特色。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缅怀卫恒时这样评价道：
我觉得卫恒同志身上最可贵的就是几十年始终如一地牢牢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均堪称模范。即使在遇到某种错误倾向的严重干扰和压力之下，他仍然坚持党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勇于承担责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优良品质。
对这个评价，我深为赞同。我们要学习卫恒忠诚正义的高风亮节并发扬光大。
谨以此文纪念卫恒百年诞辰。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