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出生在叙利亚一个海滨村庄卡萨宾的一户农民家庭，他童年的生活环境非常艰难，称得上是赤贫：没有电、缺少水，基本的生活物资都非常有限。离家最近的学校，步行也要一个小时才能到。到了13岁，他还没有进入学校读书，但幸运的是，父亲虽是农民，血液里卻继承了阿拉伯民族对诗歌的热爱，在父亲的引领下，她进入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的美妙世界。对於他而言，父亲就意味着一切，“没有父亲，我就什麽都没有”。
　　1944年，因为在总统面前朗诵了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少年阿里的才华受到了总统的赏识，所以得到了国家的资助，进入了城里的法国学校读书。在这个时期，阿里既受到传统阿拉伯文化的浸染，又通过学习法文，接受了西方教育，他自称，“从村庄走向法国学校，是我走向另一个世界的起点”。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为他打上了精神底色，並影响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後，他进入大马士革大学哲学系就读，並给自己取了一个希腊神话中美少年的名字——阿多尼斯，开始用“阿多尼斯”这个笔名发表诗歌。


　　1955年，他因为曾参与叙利亚社会民族主义党的活动而被判入狱6个月。1956年出狱後他迁居黎巴嫩贝鲁特，在贝鲁特，阿多尼斯结识了诗人优素福·哈勒，两人志趣相投，共同创办了在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杂誌《诗歌》，为阿拉伯先锋派诗人提供阵地。此後，他又担任另一份文学刊物《立场》的主编，並在黎巴嫩大学任教。作为诗人、学者、思想家的阿多尼斯，对贝鲁特这个阿拉伯世界“政治的边缘、文化的中心”情有独锺，並经申请获得了黎巴嫩国籍。
　　1973年，阿多尼斯以优異成绩获贝鲁特圣约瑟大学博士学位，其旨在重写阿拉伯思想史的博士论文《稳定与变化》分四卷出版後，在阿拉伯文化界引起轰动。20世纪80年代，阿多尼斯为了避开黎巴嫩内战的战火而旅居巴黎，並任西方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阿多尼斯迄今共发表《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这是我的名字》等22部诗集，並著有文化、文学论著近20种及部分译著。曾荣获布鲁塞尔文学奖、土耳其希克梅特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阿联酋苏尔坦·阿维斯诗歌奖、法国的让·马里奥外国文学奖和马克斯·雅各布外国图书奖、意大利的诺尼诺诗歌奖和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等国际大奖。近年来，他还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祖国与民族不幸的现状，是阿多尼斯忧伤和悲愤的根源。阿多尼斯曾说过：“我的祖国是阿拉伯语”，他对阿拉伯文化持一种批判态度——並非是说阿拉伯文化毫无价值，而是需要重估阿拉伯文化。在著作《稳定与变化》中，阿多尼斯就谈到，阿拉伯思想史的主要特徵是“稳定”，这种稳定近乎“沉睡”，已成为妨礙阿拉伯人前进的桎梏；阿拉伯文化的真正价值在於其中长期受到排斥、处於边缘的“变化”因素；以“变化”超越“稳定”，是阿拉伯文化的希望所在。
　　阿多尼斯还深刻解剖了阿拉伯的政治现实，揭示了阿拉伯文化、社会与政治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他对传统与现实的批判也往往思想尖锐，言辞激烈，可以和鲁迅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批判相提並论，两者同样具有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效应。正是这些激烈的批判与呐喊，在阿拉伯当代文化的死水中激起漪澜，让人们看到了阿拉伯文化变革与新生的希望。
　　在诗歌的创作中，阿多尼斯践行着自己极具革命意义的诗歌理论和文化思想。他是一位态度鲜明的叛逆者，“你与你的时代作对吗/那麽，你走在一条通往更深、更美境界的路上”“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卻是翅膀”“我在上帝和魔鬼的上方跨越/我的道路/比神灵和魔鬼的道路更为遥远”他用诗歌来表达所有，在这里，诗歌几乎意味着存在本身，无论时序如何变迁，只要生命存在，诗歌就不会终结，因为在阿多尼斯看来：诗歌终结的时代，不过是另一种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