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元国际循环看次贷危机爆发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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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和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是美国产业结构空心化导致的美元国际循环在第三个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通过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产业结构空心化的分析,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美国产业结构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利用牙买加体系建立一个以美国为基点的美元国际循环通道。当美国将美元的回流通道建立于以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的虚拟经济时,次贷危机的爆发也就具有了必然性。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际自由竞争阶段。
  [关键词]次贷危机;产业结构;软化;美元国际循环;货币虚拟化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l—0069—07
  
  本文试图遵循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原则,说明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结构调整所导致的美元国际循环需要在第三个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并指出它是资本主义体制发展的第四阶段——国际自由竞争体制阶段的一场危机。
  
  一、美国20世纪80年代后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这一时期,美国自觉推动了工业结构软化、产业结构空心化。究其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重化工业从产能不足走向产能过剩
  重化工业是资本主义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后形成的主导产业,也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龙头产业。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标志是蒸气机的发明和普遍使用,它导致资本主义国家走上了轻工业的发展道路;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期,由于电力的发明和应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主导产业由轻工业转换到了重化工业,当然,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三次经济危机的干扰,20世纪上半叶重化工业的发展总体有限,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时,重化工产品市场在国际市场上依然表现为短缺的卖方市场。卖方市场格局使战后包括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进一步在国内推行经济的重化工业化。并由此迎来经济的迅速起飞,形成了战后经济黄金增长的二十年;另一方面,则在各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推动着世界重化工产品的市场格局逐渐地发生着转变,并最终从产能不足走向了产能过剩。“从1965年至1973年,美国制造业部门实际资本利润率下降了43.5%:七国经济集团制造业部门——全球制造业部门的近似代表——盈利能力的综合指标也下降了大约25%”,“不断降低的利润率表明,生产能力和产量的双重过剩不是局部的,而是全球性的。”
  
  (二)美国重化工业竞争力下降
  在世界重化工业整体产能过剩,制造业行将衰落的过程中,美国的处境似乎更加不妙,因为对美国而言,它不仅要接受工业主义即将过时的现实,还要面临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美国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或者说在这个依然构成其经济主导产业的重化工业领域,其竞争力进一步被后起的德、日、法、意等国削弱。“由于投资增长减速所导致的生产率增长的不断放慢,以及实际工资的增长,共同促成了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国内利润率增长的停滞,尽管在60年代前半期曾经有过短暂的增长,但总的看来,增长停滞一直贯穿于美国经济在战后前25年的始终。”“过去,在国际出口市场中占大头的是美国和英国制造商;现在,德、日制造商不仅争夺到了原本属于美、英的国际出口市场,甚至还成功地打人到美国国内市场。”美国竞争力的长期下滑,与其解释为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不如解释为德、日等国制造业的兴起。但不论怎样,对于美国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制造业部门利润率的相对急剧下滑,已经使美国切实感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而这一必要性在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下,直接演变成了现实性。
  
  (三)20世纪70年代国际石油价格巨幅上涨
  石油,是重化工业的血液。石油在人类的生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从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的。在第二次科技革命前,蒸气机广泛应用的时代,煤是最为重要的原料,石油在当时的能源结构中依然不值一提;但第二次科技革命,由于电力的广泛应用、重化工业的发展,世界能源关系发生了改变,石油取代煤成为最为重要的工业血液,从此,国际石油的供给和价格的升降都会直接影响到重化工业国家的利润率。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美国等发达的重化工业国家的主导下,国际石油价格被控制在相当低的水平上,1970年,中东轻质原油的价格仅仅是1.80美元/桶,长期的低价格是由以美国为首的重化工业国家通过构建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维系的,而这个超低价格也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化工业发展处于一个极佳的低成本一高利润扩张时代。但1973年中东战争结束后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使中东轻质原油价格在1974年初升到11.65美元/桶:1981年3月攀升到34.87美元/桶。巨幅上升的石油价格给所有重化工业国家以沉重打击,伴随当时的世界性产能过剩导致了这些国家的滞胀格局,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宣布经济处于严重的下行周期,利润率水平大幅下跌。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深刻地认识到,如果继续保持原有的产业结构格局,停滞于重化工业化阶段,那么美国的前途会非常渺茫,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被后起的日本、德国等国家取代也将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因此,美国必须主动地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
  
  二、牙买加体系为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
  
  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在20世纪80年代初应该说是十分清晰的:将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服务业将成为美国本土的新的主导产业。
  确定服务业作为新的产业结构中的主导产业,是由当时服务业业已显示的高利润率趋势所决定的。“以1965至1973年间美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变动为例,前者下降了43.5%,而后者的下降幅度只有13.9%……不同商业周期的比较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制造业部门在1969-1973年商业周期的平均利润率水平比1948-1969年商业周期的平均利润率水平下降了29.5%,而非制造业部门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幅度只有5.4%。”“而且,上述利润率变动的趋势,还是在下列因素反向作用的条件下实现的,即: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50%,远远快于同期非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制造业部门名义工资的增长速度则远远落后于非制造业名义工资的增长速度。”
  因此,对于美国来说,为了提高利润率水平。就需要把重化工业定为“传统产业”、“夕阳产业”转移出去,并在服务业中培养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然,后者如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通过对第三次科技革 命——微电子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以IT产业(信息产业)为龙头的新兴产业群实现的。
  美国对其新兴产业的国内培育和对传统产业的海外转移是同时进行的,而这一进程如果顺利进行下去并可持续,就必须解决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国内产业结构空心化所导致的美国经常贸易赤字剧增、美元大量外流的问题。
  美国通过产业结构空心化,将“以物质生产为关联的硬件产业结构”外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但美国本土对于消费资料、生产资料的需求不可能也跟着转移出去,这就必然会形成美国对他国的经常性的巨额贸易赤字。也就是说,美国如果想进行传统产业外移,就必须承担为自己本国的生产、生活需求而不断向国际买单的责任,而且伴随着美国经济的总体膨胀、美国人福利水平的提高,美国的美元外流量会越来越大,一旦美国不能为它的国内需求国际化进行支付,就必然会导致它的新的经济结构的整体崩溃。
  而这个难题,解决的关键,就在于依靠牙买加体系,美国实现了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的虚拟化。
  二战后,出于稳定世界经济、促进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需要,在美国的主导下,制定了在世界货币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意义,第一在于通过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通过固定汇率制与美元挂钩的方式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体现,并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维护:第二,更为重要的,则在于世界货币开始了虚拟化过程。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仍规定黄金作为最终依据,但实际上已经把美元这一“纸币”作为了世界货币。当美元作为世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时候。纸币本身的虚拟性和黄金的实体性的矛盾就必然会形成,当然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是直接作为世界货币的纸币——美元。所谓“特里芬两难”就是这一矛盾的外在表现,即美元的无限发行和流通需要与黄金的有限性的矛盾,而其结果,自然是美元与其依据(黄金)之间的联系被扭断,美元的发行不再以美国的实际黄金持有量为基础,纸币最终战胜了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劣币驱逐了良币”,世界货币的虚拟化由形式变成了内容。
  世界货币实质性虚拟化的体现就是今天的牙买加体系,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其发行已经不再受到黄金的限制,世界其他货币以美元马首是瞻,跟美元保持浮动汇率制。由此,货币数量论有了它坚持的现实基础。
  对于美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而言,1973年牙买加体系的出现是世界给他的最好的礼物,美国可以凭、借其拥有的世界货币的“铸币权”简单地克服产业结构空心化所必然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持续性的美元外流问题。“由于美元具有大国货币的地位,使美国成为惟一可以不用考虑其外汇储备可得性,不受约束地实行经常项目赤字的国家……并且,因为美元作为大国货币被用来当作外汇储备与进行经济干预的目的,美国等于享受了‘铸币权’的特权——美国只要信用承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购买别的国家的商品和服务。”难题似乎解决了。
  
  三、美国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美元国际循环的两个阶段
  
  在牙买加体系下,美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所导致的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剧增、美元大量外流的问题,似乎被克服了。但是,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牙买加体系确实为美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货币上的保证,但它只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保证,也就是说,美国只有在实在不能通过美元的国际流入平衡国际支出的情况下,才需要利用牙买加体系提供的“铸币权”,否则,他是决不能大规模和长久地利用他的“铸币权”这一特殊权利的。因为美国也知道,如果只靠发行货币来为自己的国内消费买单,那么长久以往,必将导致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而这个后果肯定会冲垮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对此,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界的显学——货币主义,是进行了充分论证的。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是典型的货币数量论者,他明确地指出,对于货币数量较大幅度的变化,尤其是货币数量大幅度的增加,相应地将必定带来商品价格的大幅度变化或通货膨胀,而商品价格的大幅度变化特别是通货膨胀,乃是一个经济体存亡的大问题。
  因此,在牙买加体系提供终极保障的情况下,美国产业结构升级还需要寻找到另外一条能够可持续地弥补巨额贸易赤字、弥补美元外流的路径。道路只有一条:想方设法把美国流出的美元再吸引回美国,通过国际资金流入来解决美元流出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元必须以美国为基点,实现美元的国际循环。
  由此,美元的国际循环成为支撑美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一条最为重要的保障性条件。如果不能完成美元的国际循环,那么美国的产业结构从重化工业为主导向之后的信息产业为主导的升级就难以实现;即使升级可以完成,那么之后已经空心化了的美国产业结构也不可维持。
  在2001年前,美国实现美元国际循环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贸易政策转向和利率、汇率调整为特征的提高实体经济竞争力阶段。
  这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美国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主要任务在于压缩制造业,通过大规模淘汰国内过剩和闲置的生产手段,将劳动力密集和对技术要求相对不高的制造业转移出去,并通过技术、品牌控制或资金支持对某些制造业产品的海外生产进行控制:同时,加大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力度,不断推出新产品来指导市场。可以说,在这一阶段,追求制造业的高科技化已经在美国产业发展战略中明确地确定了下来。
  由于制造业的总体萎缩,大量从制造业中释放出的资金转向了服务业部门,新型的服务业市场被开拓并迅速成长起来,金融、信息、咨询等知识型服务业逐渐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撑产业。美国的主导产业开始由第二产业转化为第三产业。
  在美国的实体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美国日益扩大的对外贸易赤字却如鬼魅般与美国如影随形,紧紧地扼住了美国的脖子。因此,在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同时实现美元国际循环的任务也就显得尤其迫切。面对这一问题,美国的解决办法主要有两条:
  1,美国贸易政策转向,从积极倡导自由贸易走向推行新保护主义,坚持在那些竞争能力较强的部门和行业,如农业、高技术产业等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对那些竞争力弱的部门和行业则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同时,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的重大影响能力,改变世界商品的比价关系,提高知识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压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从而提高美国产品和服务的创汇能力,减少进口产品和服务的吸汇压力。
  2,利用利率和汇率手段帮助美元回流。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的金融创新所形成的金融衍生工具还相对有限,虚拟经济总量较小。通过虚拟经济吸引国际资本的能力依然较弱,美国只好利用提高利率的政策来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美国。里根政府期间, 美国利率开始上调,到1982年,美国的实际利率为日本的1.34倍、联邦德国的1.69倍。巨大的利差导致大量的资金流入美国,美元坚挺、汇率上升,一度使美元的国际循环状况改善。但同时,高利率导致的美元汇率走高却使美国的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下降,竞争对手日本的竞争实力进一步上升。这样,1985年9月,在美国的主持下,发达国家签署了“广场饭店”协定,日元急剧升值达一倍,从而大大打击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广场饭店协定签署后,自1988年起,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下降,从1984~1985年的1359亿美元,降到1990年的1010亿美元,1991年进一步降至662亿美元。虽在1993年后美国贸易逆差再次大幅攀升,但是通过汇率政策的调整已经给美国经济复兴提供了足够的喘息时间。
  总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过渡期,新的产业结构的特征和矛盾在这一时期虽已显现,但仍是朦胧的、不彻底的,由此决定,美元的国际资本循环在这一时期也是初级的,甚至带有原始的强制性特征。
  第二阶段,以美国高新技术、网络泡沫为特征的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并重阶段。
  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标志性阶段。这一阶段,美国国内经济具有了高科技化、金融化的特征,它们将美国彻底从衰落中解救了出来,并将美国经济推到了一个新高峰——“新经济”阶段。美国开始通过高科技化独占世界金字塔分工格局的最高层,同时,通过金融化成功地搭建了美元国际化循环的市场化机制和路径。
  高科技化是当今美国实体经济产业结构的最为主要的特征。“产业结构高度化意味着高新技术对工农业产出的增长、效益优化和劳动生产率提供的贡献率加大,用更少的自然资源和更多的信息资源生产出更为丰富的物质产品。原有主导产业,如钢铁、石化、汽车等将被信息和通讯、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新材料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所替代。……在这一背景下,美国选定了微电子、新能源、新材料等发展潜力大的高新技术领域,加快了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步伐,使通讯设备、计算机、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传统产业生产规模不断缩小,新兴高技术产业生产规模逐渐扩大,是美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洗礼下,美国的制造业、服务业重新焕发活力,形成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齐头并进的格局,实体经济由弱转强,由衰转胜,推动美国经济从1991年3月到2001年3月长达120个月的“新经济”,高经济增长伴随着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财政赤字,生产率指数从1990年的1.1上升到1999年的2.9。世界国际分工的梯级分布也从之前的二级格局——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依凭资本密集型产业处于国际分工格局的上层,发展中国家依凭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国际分工格局的下层,变成了三级格局——美国依靠对知识的垄断权独居国际分工格局的上层,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依靠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据中层,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底层。由此,美国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从形式,而且从内容上实现了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控制。
  实体经济的发展使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加强,出口额攀升,但同时,美国的贸易逆差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地遏制和解决。因为美国新型产业结构的主体是信息产业,它的出现并不能改变美国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外购的格局,因此,自1993年广场饭店协定影响开始消退,美国对外贸易结构发生改变后,美国的对外贸易赤字再次迅速攀升,1993年美国贸易逆差剧增37%而达1157.8亿美元,1995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更增至1869亿美元。于是,如何实现美元国际资本循环的问题再次成为困扰美国产业结构可持续性的关键问题。
  20世纪90年代美国实现美元国际资本循环的手段已从之前80年代的强制,升华到了利用金融手段,以虚拟经济的膨胀吸引全世界资金的市场化路径上来。
  这一方法概括来说即:通过预期收入资本化。以信息经济所成就的经济增长点为基础。进行大规模的金融衍生品创造,形成规模巨大的虚拟经济,并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推动资本自由流动,以虚拟经济吸纳全世界资金流入美国,实现美元的国际循环。
  预期收入资本化,简单说,就是资本存量的价值等于预期收入除以利息率,它以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为支撑,以未来收入预期为根据。以利息率为支点,形成对现期交易品的资本价值的评估。只要人们认为某种交易对象在未来能够带来较高的收益,也就是具有增值能力,那么它就能在现期表现为用一定的利息率折合成的资本量,而不管这种交易品本身是否有价值。而且,信心指数越高,资本量就越大。预期收入资本化公式实质是一个能够将任何收入流都虚拟化为大量金融资产的“经济虚拟化关系式”。利用这个公式,假设我们在1995年底对未来美国经济充满信心。预期1996年美国的新增国民收入将达到2万亿美元。再假定当时利息率为5%,那么将全部美国收入都资本化,就会形成一个数量达到40万亿美元的最大限量资产价值额,只要美国能够吸引足够的国际资本来购买这些金融证券,就会在一个微小的实体经济旁边形成一个“巨无霸”的虚拟经济。显然,当国际资本流入美国购买美国的金融证券时,美元的国际循环就会形成——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在购买回各类资源和其他国家的商品的同时流出美元,其他国家再利用出口资源和商品换回的美元,购买美国的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当这些债务到期时,美国会用包括利息在内更多的美元现金偿还其债务,这些美元现金最终还会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或存入美国的银行。美元现金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流出美国,又通过金融账户流回美国,Ⅱq由此构成了美元国际循环的市场化路径。而早先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的全世界的资本自由流动,也为虚拟经济引致全球资本提供了现实的准备。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新经济。就是在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搭建的美元国际循环的良性运行基础上高歌猛进的。
  
  四、以次贷为基础的金融创新是新结构下美元国际循环的第三个阶段——单纯依靠虚拟经济实现美元的国际循环阶段
  
  2001年3月,以纳斯达克指数的巨幅下挫、IT泡沫破灭为标志,美国的实体经济再次受创。依靠实体经济的增长催大虚拟经济、保障美国产业结构平衡的办法失效了。伴随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共存共促”走到尽头,市场信心开始崩溃。以信息产业为支撑的虚拟经济有可能会迅速萎缩乃至支撑不起美元国际循环的回归路线。
  但是,美国却经不起美元回归路线的消失。无法对虚拟经济“忍痛割爱”。因为,这时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完全成型。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已经从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且实体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制 造业也从1950年占其GDP的27%,下降到2007年的11.7%。美国战后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钢铁和建筑业早已不再具有往日辉煌,代之而起的支柱产业是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
  新的产业结构使美国已经在对外贸易关系中固化在赤字一方了。“2002-2004年美国的贸易加权汇率水平一共降低了25%,但是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攀升的速度却丝毫没有下降。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6.4%,这种失衡水平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在美元的汇率也在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美国的赤字却仍然在加剧。”
  如果虚拟经济崩溃,庞大的贸易赤字会迅速地使美国成为世界的“众矢之的”,美国必会从世界领袖宝座上被拉扯下来。所以,摆在美国面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保虚拟经济的问题,而是如何保虚拟经济的问题。
  要使虚拟经济重新繁荣,根本问题就在于要为它提供一个新的预期收入的支撑点。这个新的支撑点在上一阶段是信息产业,是实体经济,这一时期,又能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在美国经济的“三套马车”中,净出口一直是负值。以它拉动经济根本就是梦想:以企业投资拉动经济则在纳斯达克的泡沫中也成了泡影;在实体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新的预期收入只能来自于消费。
  于是,以国内消费所形成的预期收入为基础形成新一轮的虚拟经济繁荣成为美国的必然选择。而在国内消费中,预期收入流丰富,对虚拟经济的拉动作用强,又会为美国民众所接收和欢迎的,当然就是房地产。
  于是,美国的房地产业,被赋予了启动美国经济的重任。在这场新的虚拟经济的创造过程中,美国政府通过大规模下调利率为房地产市场的启动提供了条件。投资银行则成为美国利益的实践者,它通过大规模的金融衍生产品创造,以按揭为基础产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吸纳来自全世界的资金,创造出又一个美国“财富神话”。
  投资银行是这次次贷危机中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对接的行为主体。由于它的涉入,一方面改变了实体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在投资银行涉入按揭贷款流程之前,包括传统商业银行、按揭公司在内的“发起人”组织,都谨从贷款与风险相匹配的金科玉律行事,全部按揭贷款中的次贷水平是相当低的。但是,由于投资银行根据客户对于不同风险投资产品的需要,向“发起人”定购按揭产品——定购使得商业银行等发行住房抵押贷款的“发起人”按照投资银行的需求而非自身的风险管控来发行贷款,并在发行不良贷款后通过将按揭产品卖给定购者实现了风险转移——就使得“发行人”无视风险预期,大规模向无资产、无收入、无工作的“三无人士”发放贷款,整个金融系统在基础产品端凝结了大量风险,为之后虚拟经济的崩溃埋下了重笔。
  另一方面,由于投资银行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创造,又使虚拟经济可以吸纳来的资金上限从有限变成了无限。在20世纪90年代的虚拟经济中,由于虚拟经济仅仅依赖于一次衍生品创造,因此其所形成的虚拟资本量还有限,就像我们前面的例子,如果预期收入是2万亿美元。在利息率是5%的条件下,最大限量资产价值额是40万亿美元,它是一个有限值。但在90年代后期以摩根斯坦利为代表的投资银行的设计下,对于实体经济的预期收入,不仅可以进行一级衍生品创造。还可以基于一级衍生品进行分解组合,形成二级衍生品创造,继之还可以有三级衍生品创造、四级衍生品创造……这在2001年后的虚拟经济创造中被广泛应用,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从RMBS到CDO,从CDO到CD02,从CD02到CD03……在一系列新的创造过程中,虚拟经济的最大限量资产价值额被扩大到无限,只要有资金进场,就可以有对应的产品供其选购,由此,美国新一轮虚拟经济的理论资金顶点变成为全世界的总体资金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各投资银行的资金杠杆率作为一个技术条件被不断调高,甚至为了摆脱自身资金量的限制,还可以形成类似皮包公司的CBS产品,无中生有,以零搏无限。于是,一方面,起始点的微小风险被数千倍、数万倍的放大;另一方面,美国则由于虚拟经济的超常规繁荣,形成了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并最终导致国内自生资金和外部流入的资金以华尔街为起点,反冲回世界市场,导致国际投机资本的泛滥,热钱在国际石油市场、国际粮食市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股市、房地产市场等所有具有预期收入特征的市场上横冲直闯,形成世界性的泡沫经济。
  虚拟经济的泡沫式膨胀。在促成美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使美国经济越来越被虚拟经济所捆绑。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在美国,实际资本的存量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倒是股市、债市以及房地产市场越来越决定着美国经济的兴衰。”
  当然,泡沫总是虚幻的,虚拟经济的宿命总是实体经济。当实体经济的一丝震颤传导到虚拟经济时,泡沫便有了它所不能承载之重,泡沫破灭,虚拟经济垮塌。
  于是,美国次贷危机席卷美国金融界,形成美国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危害全世界,形成世界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全球信用紧缩,最终影响世界实体经济,形成世界经济危机。
  当然,当美国痛呼泡沫的破灭时,其他国家确实有理由逼问:依靠泡沫,美国消费了多少他国资源和产品;依靠泡沫,美国投机资本卷走了多少世界财富;依靠泡沫,美国才能够有巨额的科技投资资本,坐拥世界分工格局的最高位!
  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同时表明,以美元国际循环维持自身运转的美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体制发展的第四阶段。
  第一个阶段,资本主义统制经济体制阶段,国家对经济高度管控,资本依靠政治的力量积聚和集中。重商主义是这一阶段的思想表述。
  第二个阶段: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体制阶段,已经强大的资本开始排挤权力对于市场的干扰,要求政府充当“守夜人”,市场成为资本自由竞争的“丛林”。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核心观点为“看不见的手”假说。
  第三个阶段,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政府在国内,以“有效需求”作为调控对象,在坚持私人资本的自由竞争的同时,对于总资本进行总量和结构调整,在国外,则有计划地以国家资本为单位,促进国内资本的国际化竞争。这一时期的体制调整被理论化为凯恩斯革命。
  对于以上三个阶段,学者的认识是相对一致的。问题在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所出现的一些资本主义新经济现象,是传统的体制认识所难以囊括和解释的,比如说欧盟的出现,欧洲货币的一体化,显然,欧洲各国的宏观调控已经开始突破一国的行政地域限制,越来越具有区域化特征:再比如说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虽然这次危机爆发在了发展中国家,但它所表现的却恰是资本的国际化运动过程;特别是这一次发生在美国,迅速殃及全世界的次贷危机,所显示出来的,已经大大超过国家经济的范围,美国所构筑的国际化产业结构链说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已经不仅仅靠这个国家本身支撑,而是实现了与全世界的结合。
  当一国的产业结构已经世界化的时候,我们说,它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进人到了第四个阶段:国际自由竞争阶段。
  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的资本主义国际自由竞争阶段。这一阶段是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竞争的阶段。它相对于前三个阶段的标志,在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已经内在融合于世界产业结构,任何一个国家脱离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产业结构都将是残缺的、不可持续的。由此,资本完成了从人格化向国格化的过渡。以资本家身份存在的,是占据新的产业结构金字塔第一、二层的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虽然内部也有纷争,却共同作为资本家,协议形成国际自由竞争的贸易、资本、金融规则,从而,通过对知识、资本的垄断权剥削世界劳动阶级——具有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民族国家。
  由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化,发展中国家雇佣劳动化。资本国格化的两极既对立又统一。
  这个体制,超越于阶级语言和体制术语,我们称之为全球化,因为,在这个时期,资本的全球化运动、全球化的资本关系已经形成。
  当然,这个体制本身,也是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束缚的,而且由于这个新体制对于虚拟经济的独特运用,也使得新的资本关系所蕴涵的矛盾外延更大、破坏力更强,同时,由于这个体制本身已经是一个资本的世界化体系,因此当出现危机的时候,将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而是包含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参与到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国家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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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谁更为民主、谁居于主导地位、谁为补充的争论,实无必要。重要的是如何发挥二者的积极作用为推进民主政治发展作出有益探索和贡献。浙江泽国镇参与式预算实践表明,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共生发展,可以开拓乡村民主发展的新空间、促进乡村权力结构的优化、提升乡村治理的绩效、推动乡村政治现代化。  [关键词]选举民主;协商民主;乡村治理;参与式预算  [中图分类号]D691.75 [文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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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消费者也能成为“资本家”》之后,陈瑜教授又一部力作《消费资本论》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部为中国十三亿消费者和全世界数十亿消费者权益立言的书。  作者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巨大的理论创新勇气与崭新的视角和方法,全面分析研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运行的全部真实过程,进一步深刻而具体地揭示了企业利润形成的秘密,第一次指出企业利润是由三种资本,即由货币资本、知识资本和消费资本共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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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绿色北京要以消费为动力和目标,在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协调进程中,通过理性的内涵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关键词] 绿色消费;绿色北京;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X2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09)03-0055-06    绿色北京的命题,为北京的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个高标准的现代化新目标。绿色北京,意味着北京将进入建设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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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价格通论》2006年6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并荣获第十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是价值价格理论研究中的一项重大成果。白暴力教授经过27年辛勤研究完成的这部著作,共88万字,建立了一个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含六个层次的价值价格理论体系。这个更一般的理论,打通了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到市场价格分析之间的路径,并将各学派的理论包含在内。本文简要介绍《价值价格通论》所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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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在此进程中,中国的经济体制、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客观结果就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迁。新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形成,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处于剧烈的重新分化和重新整合过程中。如何在一个阶层化的社会中保持社会稳定,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我们在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这一客观的历史进程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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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开赛了,英超收费了,英超看不到了!  相信这是全国绝大多数球迷最近都在唠叨的烦心事儿。自从天盛花了5000万美元买断英超在中国3年独家播放权之后,英超在中国就开出明确的价码:有线数字电视588元/赛季,互联网视频380元/赛季,还有按流量收费的手机WAP。  至此,天盛与英超,已成为中国数字电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本。  标本的第一个横切面,是付费电视在中国的前途。  中国的付费电视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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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已宣布参加明年美国总统大选的8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举行首场“互联网辩论”。候选人针对网民提出的各类问题展开辩论,这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选民通过网上视频提问方式进行的总统候选人辩论。  这次辩论由CNN、视频共享网站YouTube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举办。由于候选人回答的问题是从2000多网民提问中选取的,因此内容和形式堪称五花八门。  一改以往公开辩论中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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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是欧盟规定各成员国将EuP指令(《用能产品生态设计指令》)转化为各成员国法律的最后期限。至此,欧盟各成员国将根据该指令制定对关联产品的具体要求。  EuP指令对所有用电产品整条产业链都提出环保要求,因此是继WEEE(《关于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和RoHS(《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两大壁垒之后,我国家电企业面临的又一道更为隐蔽的技术性出口贸易壁垒。有专家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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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数字电视市场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相关机构预测,2007年底,国内数字电视用户将突破2000万,随着数字电视用户的迅猛增加,有线网络安全的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目前破解机顶盒CA最主流的方式是共享关键字,而通过采取以下技术可大大提升网络的安全性,并有望够完全杜绝有线网络的安全性问题;    解决方案    1、智能卡通讯加密:智能卡和嵌入在机顶盒内部的CA软件内核(SoftCell)采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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