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司马迁的生卒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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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正史中没有记载,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是司马迁死的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阳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在《西京杂记》也有类似记载。
  司马迁,字子长,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因为李陵降匈奴事辩护而触犯了武帝忌讳,遭受腐刑。被行刑后,他怀着极大的悲愤和憎恨的心情,坚持完成了五十万言的历史巨著——《史记》,展示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年的历史画卷。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专门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学者,国外也不断涌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可是对司马迁难解的生卒年月和死因之谜,始终未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司马迁的生年推测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称“迁生龙门”。即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但司马迁的出生年月没有正史记载。
  一说: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持此说的依据是《太史公自序》的《正义》,唐代张守节对《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照此推断,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张此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 说者,除依据张守节注称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者说是论据。第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四十二”是正确的。第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豪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第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乎较为合理。
  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持“汉武帝建元六年”说者,依据是来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这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张此说。
  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
  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
  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但是,一般史记,采用前者说为多。
  司马迁的卒年及死因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正史中没有记载,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是司马迁死的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阳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在《西京杂记》也有类似记载。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他毅然选择了最残酷、最痛苦的腐刑,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长安书》而死的,且死于作《报长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证,《报长安书》作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他们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恰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性”(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而死。桓宽《言铁论·周秦》篇文学(读书人)所言:“……日下蚕室,创未疗,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俸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容,妻子或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悯)。”盐铁会议召开于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离司马迁生活年代相去不远,《汉书》记载,司马迁被行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以说是“载卿相之列”。
  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卫宏提及太史公及司马迁行事的四条记载,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愿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酷治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不过,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生在征和元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宴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助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太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仁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再从《史记》记事的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三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有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照此说,那么司马迁的辞世应该是公元前91年。
  当然,还有主张司马迁死于汉武帝之后。西汉学者褚少孙曾说过“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果司马迁死在汉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距武帝驾崩仅四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正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地方,改称谥号,则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死”,或是“巫蛊之狱”所累及,还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后,寿终正寝,目前尚无明文信史作依据而定论,还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和人们的进一步研究。
  (编辑 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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