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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5日至29日，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日战争暨抗战大后方史料整理与研究学术讨论会”，在重庆西南大学举行。会议论文分别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日本侵华史料整理与研究”各子课题的研究论文，以及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日本侵华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1.政治外交方面
日本山口大学纐纈厚教授提交并发表了两篇论文。《日本の対中国戦争指導体制と方針》一文以丰富的史料论述了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对华侵略政策所具有的一贯性，并特别介绍了1918年陆军《统帅纲领》这份由其本人首次发现的珍贵未刊史料。而《近代日本の戦争指導体制と対中国侵攻計画》一文则运用军政关系的相关理论，分析了权力多元的背景下军部走向日本战争指导体制核心的过程及制度性理由（统帅权独立制）。
北京师范大学杨宁一教授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建立了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体制，成为侵华战争期间战争体制的基础，并随战争的进程逐步确立和演变。尽管在一定时期内效果明显，但竭泽而渔及无限膨胀的战争目标，注定了崩溃的最终宿命。
北京大学臧运祜教授结合外交史料分析了中日战争初期（1937-1938）日本对华政略的实施以及外务省方面所从事的主要针对中国政府的各种“和平工作”，如“船津工作”，“陶德曼工作”，徐州会战期间通过高宗武和萱野长知两条路线同时进行的“和平工作”等，补充了以往学界重视“战略”，忽视“政略”的不足。
南开大学宋志勇教授介绍了东京审判的史料中关于日本侵华史料的部分。他详细梳理了日、美、中、前苏联等国的相关研究成果及基本史料情况，对东京审判证据资料最为全面和丰富的南京大屠杀相关史料进行了重点介绍和述评。
2.军事战略方面
日本新潟大学芳井研一教授认真分析满铁调查报告、田中新一《业务日记》等未刊珍贵史料之后，认为中日战争是日本决定发动日美战争的关键性要因，而太平洋战争的进展又影响了日本对华战争的决策与实施。珍珠港事变后美军对日本实施本土空袭，导致日本放弃原定的针对重庆政府的重庆作战方案，仓促实施了浙赣会战，以图摧毁中国机场，确保日本国民的作战意志，实施总力战。
日本骏河台大学井上久士教授认为，1940年百团大战之前，日军轻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视之为“残敌”、“匪团”。百团大战给予日军重创，日军才开始重视中共，加强对中共情报暗号的解读，在华北实施治安强化运动、三光政策，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
台湾国史馆纂修处前处长简笙簧先生探讨了卢作孚所率领的民生实业公司在1937-1938年间为中国抗战所作的贡献，如捐款、组织运输、为公司长期抗战运输作物质人员的准备等，展现了卢作孚的爱国情怀及抗战初期中国政府的航运应对。
北京大学徐勇教授针对《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日方研究报告、安井三吉教授及秦郁彦教授等日本学者对事变原因的解释，提出需要综合考察20世纪30年代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增兵和升编过程、关于驻屯军的权力和任务的规定以及丰台等诸多史料与史实，揭示日军有计划发动全面战争的真相。
杭州师范大学袁成毅教授以丰富的档案史料和大量图表为依据，认为1931年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制定了以日、俄为防空对象的《空军作战防空计划》，并逐渐开展各种积极防空的举措，对于推进中国的积极防空具有积极意义。
研究近代日本对外潜入盗测军用秘密地图的学者牛越国昭先生介绍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地图政策及日本侵华战争军用地图的制作和秘密测量的历史。他指出，日本制作对外军用秘密地图“外邦图”的目的是为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服务的。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许寿童副教授介绍和分析了有关日本在海南岛的地位，实施总督政治的构想和海南岛购买计划的史料，并利用外务省记录等史料，探讨了1939年2月至二战结束止，日本为实现“东亚新秩序的模范基地”而展开的“海南岛和平建设运动”。
旅日学者王选女士以《井本日记》为主线、旁引《泽田日记》、《1644部队》、《林笃美日记》、《金子顺以论文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等史料，梳理了日军在华细菌战的高层决策形成及军队实战执行的运行结构。
3.社会经济文化方面
社会经济政策方面，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宋芳芳通过叙述兴亚院对沦陷区海关关税剩余金分配政策变化，探讨了兴亚院对沦陷区各傀儡政府的财政控制，并以兴亚院的《新中央政府树立所应采取的交易政策》为例，论述了日本对华贸易政策。
南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刘凤华指出，“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华北币制自主”为中心的金融制度具有连贯性，而金融政策制定、执行的机构则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日本意图强化控制金融，最大限度地为战争服务。
文化教育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胡澎研究员介绍和梳理了日本“国民动员”的相关史料。她从国民的思想动员、组织动员和日常生活动员三个方面对总体战体制进行了考察。
北京师范大学唐利国副教授认为，“七七事变”之前日本思想战论的原型已经形成，事变之后日本军政当局逐渐重视“对内”国民精神动员方面的思想战。而在战争相持阶段之后，日本才真正认识到“对外”思想战的困难性和重要性，并开始制定全面的思想战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徐志民博士以留日学生为例，重点阐述了战时日本对中国沦陷区留日学生的接受、教育、管理、安置政策的决策及其实施过程。
二、抗战大后方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认为，进行抗战大后方研究应当重视海外档案。他根据自己长年在海外尤其是美国查档的经历，介绍了美国胡佛档案馆保存的宋子文档案中有关战时外交史料的保存情况及查档方法。这些档案涵盖了战时中美关系、中英关系、中苏关系以及战时中国国际地位等诸多方面。
西南大学刘志英教授指出，有关抗战大后方金融研究史料，除已整理出版的，仍有大量未刊档案和民国出版的有关刊物资料有待整理和利用。刘志英教授详细介绍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等各省市档案馆所藏相关史料的档案信息。
重庆市档案馆唐润明处长介绍了该馆馆藏“抗战历史档案”的内容和利用情况。重庆市档案馆是全国为数不多收藏有国民党中央机构档案的档案馆之一，“抗战历史档案”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十分丰富。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凌承纬教授认为，抗战大后方的美术史在中国美术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而目前抗战大后方美术史的研究面临着大量重要历史资料散失的严重问题。因此，必须对史料进行抢救性挖掘。
西南大学蒋娜博士、郭川副教授认为，音乐史著述、音乐家传记或文集、资料汇编等是抗战大后方音乐史料整理的几种形式，他们还介绍了目前的研究状况，指出目前对重庆抗战音乐运动的研究有待加强。
西南大学谭刚副教授认为，目前抗战大后方交通史资料的整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地区不均衡（西南地区较多、西北地区较少），缺少编排索引，口述史料整理力度不够等问题。
谢春燕论述了战时日本对成都实施的战略大轰炸、损失及日军轰炸成都的违法性。她详细陈述了航空歼灭阶段、连续密集而无区别的轰炸阶段和零星轰炸阶段三阶段的轰炸情况，并提供了12名大轰炸幸存者的口述史料。
重庆市图书馆王志昆研究馆员介绍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的情况。该文献中心目前已对重庆市各单位收藏的抗战文献保存情况进行普查，编制出版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另外还负责对抗战文献进行保护和抢救工作，并提供数字检索服务。
西南大学张守广副教授通过对抗战历史中一些问题的相关史料进行综合比较、分析，说明有关抗战大后方的史料十分错综复杂，必须认真甄别，小心利用。
西南大学潘洵教授结合史料实例，对于抗战后方与重庆大轰炸研究资料的利用具体地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搜集资料的原始性；第二，鉴别资料的真实性；第三，运用资料的全面性。
通过本次会议，中外学者们加深了对于包括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大后方在内的中日战争史料状况的了解和认识，并对各专题资料的继续整理和初步研究探索了经验。
（责任编辑：许丽梅）
一、 日本侵华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1.政治外交方面
日本山口大学纐纈厚教授提交并发表了两篇论文。《日本の対中国戦争指導体制と方針》一文以丰富的史料论述了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对华侵略政策所具有的一贯性，并特别介绍了1918年陆军《统帅纲领》这份由其本人首次发现的珍贵未刊史料。而《近代日本の戦争指導体制と対中国侵攻計画》一文则运用军政关系的相关理论，分析了权力多元的背景下军部走向日本战争指导体制核心的过程及制度性理由（统帅权独立制）。
北京师范大学杨宁一教授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建立了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体制，成为侵华战争期间战争体制的基础，并随战争的进程逐步确立和演变。尽管在一定时期内效果明显，但竭泽而渔及无限膨胀的战争目标，注定了崩溃的最终宿命。
北京大学臧运祜教授结合外交史料分析了中日战争初期（1937-1938）日本对华政略的实施以及外务省方面所从事的主要针对中国政府的各种“和平工作”，如“船津工作”，“陶德曼工作”，徐州会战期间通过高宗武和萱野长知两条路线同时进行的“和平工作”等，补充了以往学界重视“战略”，忽视“政略”的不足。
南开大学宋志勇教授介绍了东京审判的史料中关于日本侵华史料的部分。他详细梳理了日、美、中、前苏联等国的相关研究成果及基本史料情况，对东京审判证据资料最为全面和丰富的南京大屠杀相关史料进行了重点介绍和述评。
2.军事战略方面
日本新潟大学芳井研一教授认真分析满铁调查报告、田中新一《业务日记》等未刊珍贵史料之后，认为中日战争是日本决定发动日美战争的关键性要因，而太平洋战争的进展又影响了日本对华战争的决策与实施。珍珠港事变后美军对日本实施本土空袭，导致日本放弃原定的针对重庆政府的重庆作战方案，仓促实施了浙赣会战，以图摧毁中国机场，确保日本国民的作战意志，实施总力战。
日本骏河台大学井上久士教授认为，1940年百团大战之前，日军轻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视之为“残敌”、“匪团”。百团大战给予日军重创，日军才开始重视中共，加强对中共情报暗号的解读，在华北实施治安强化运动、三光政策，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
台湾国史馆纂修处前处长简笙簧先生探讨了卢作孚所率领的民生实业公司在1937-1938年间为中国抗战所作的贡献，如捐款、组织运输、为公司长期抗战运输作物质人员的准备等，展现了卢作孚的爱国情怀及抗战初期中国政府的航运应对。
北京大学徐勇教授针对《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日方研究报告、安井三吉教授及秦郁彦教授等日本学者对事变原因的解释，提出需要综合考察20世纪30年代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增兵和升编过程、关于驻屯军的权力和任务的规定以及丰台等诸多史料与史实，揭示日军有计划发动全面战争的真相。
杭州师范大学袁成毅教授以丰富的档案史料和大量图表为依据，认为1931年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制定了以日、俄为防空对象的《空军作战防空计划》，并逐渐开展各种积极防空的举措，对于推进中国的积极防空具有积极意义。
研究近代日本对外潜入盗测军用秘密地图的学者牛越国昭先生介绍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地图政策及日本侵华战争军用地图的制作和秘密测量的历史。他指出，日本制作对外军用秘密地图“外邦图”的目的是为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服务的。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许寿童副教授介绍和分析了有关日本在海南岛的地位，实施总督政治的构想和海南岛购买计划的史料，并利用外务省记录等史料，探讨了1939年2月至二战结束止，日本为实现“东亚新秩序的模范基地”而展开的“海南岛和平建设运动”。
旅日学者王选女士以《井本日记》为主线、旁引《泽田日记》、《1644部队》、《林笃美日记》、《金子顺以论文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等史料，梳理了日军在华细菌战的高层决策形成及军队实战执行的运行结构。
3.社会经济文化方面
社会经济政策方面，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宋芳芳通过叙述兴亚院对沦陷区海关关税剩余金分配政策变化，探讨了兴亚院对沦陷区各傀儡政府的财政控制，并以兴亚院的《新中央政府树立所应采取的交易政策》为例，论述了日本对华贸易政策。
南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刘凤华指出，“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华北币制自主”为中心的金融制度具有连贯性，而金融政策制定、执行的机构则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日本意图强化控制金融，最大限度地为战争服务。
文化教育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胡澎研究员介绍和梳理了日本“国民动员”的相关史料。她从国民的思想动员、组织动员和日常生活动员三个方面对总体战体制进行了考察。
北京师范大学唐利国副教授认为，“七七事变”之前日本思想战论的原型已经形成，事变之后日本军政当局逐渐重视“对内”国民精神动员方面的思想战。而在战争相持阶段之后，日本才真正认识到“对外”思想战的困难性和重要性，并开始制定全面的思想战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徐志民博士以留日学生为例，重点阐述了战时日本对中国沦陷区留日学生的接受、教育、管理、安置政策的决策及其实施过程。
二、抗战大后方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认为，进行抗战大后方研究应当重视海外档案。他根据自己长年在海外尤其是美国查档的经历，介绍了美国胡佛档案馆保存的宋子文档案中有关战时外交史料的保存情况及查档方法。这些档案涵盖了战时中美关系、中英关系、中苏关系以及战时中国国际地位等诸多方面。
西南大学刘志英教授指出，有关抗战大后方金融研究史料，除已整理出版的，仍有大量未刊档案和民国出版的有关刊物资料有待整理和利用。刘志英教授详细介绍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等各省市档案馆所藏相关史料的档案信息。
重庆市档案馆唐润明处长介绍了该馆馆藏“抗战历史档案”的内容和利用情况。重庆市档案馆是全国为数不多收藏有国民党中央机构档案的档案馆之一，“抗战历史档案”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十分丰富。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凌承纬教授认为，抗战大后方的美术史在中国美术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而目前抗战大后方美术史的研究面临着大量重要历史资料散失的严重问题。因此，必须对史料进行抢救性挖掘。
西南大学蒋娜博士、郭川副教授认为，音乐史著述、音乐家传记或文集、资料汇编等是抗战大后方音乐史料整理的几种形式，他们还介绍了目前的研究状况，指出目前对重庆抗战音乐运动的研究有待加强。
西南大学谭刚副教授认为，目前抗战大后方交通史资料的整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地区不均衡（西南地区较多、西北地区较少），缺少编排索引，口述史料整理力度不够等问题。
谢春燕论述了战时日本对成都实施的战略大轰炸、损失及日军轰炸成都的违法性。她详细陈述了航空歼灭阶段、连续密集而无区别的轰炸阶段和零星轰炸阶段三阶段的轰炸情况，并提供了12名大轰炸幸存者的口述史料。
重庆市图书馆王志昆研究馆员介绍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的情况。该文献中心目前已对重庆市各单位收藏的抗战文献保存情况进行普查，编制出版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另外还负责对抗战文献进行保护和抢救工作，并提供数字检索服务。
西南大学张守广副教授通过对抗战历史中一些问题的相关史料进行综合比较、分析，说明有关抗战大后方的史料十分错综复杂，必须认真甄别，小心利用。
西南大学潘洵教授结合史料实例，对于抗战后方与重庆大轰炸研究资料的利用具体地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搜集资料的原始性；第二，鉴别资料的真实性；第三，运用资料的全面性。
通过本次会议，中外学者们加深了对于包括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大后方在内的中日战争史料状况的了解和认识，并对各专题资料的继续整理和初步研究探索了经验。
（责任编辑：许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