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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华198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法留学，现在国际金融组织任职，是著名的“国际公务员”，在澳洲、非洲和亚洲各国生活过27年，以下是他在各国生活期间经历的一些趣事——
我毕业以后，进入一个国际组织工作，第一次出差的国家是亚洲某国。那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该国海关对外国旅客身上携带的钱数斤斤计较。进关要报携带了多少美元，出关要查花了多少美元，以上两者之差要等于你口袋里剩余的美元数，多了少了都有犯罪嫌疑。据说当地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对付外汇黑市交易，当时官方汇率的价格是黑市价格的十分之一。
内有政策，外有对策。几位常常进出该国的联合国咨询专家，在我出发前给了我一条锦囊妙计：进关时藏匿若干美金不报，到达目的地后再去黑市将美金换成当地货币，因为真要按官方汇率兑换，那联合国给我们的出差补助可就捉襟见肘了。可我上了飞机一琢磨才发现此事不一般：到底该申报多少美元才能在最小风险下取得最大收益呢？旅店账单以美元计价，无空可钻。除旅店外，每天吃、行等花费也要以官价适当兑换成当地货币，否则海关一眼便可看出破绽。由于既不知道旅店的价格，也不知道当地合理的生活费，一个小时的航程飞也似的过去了，焦虑中还是没拿定主意。在过海关的一刹那，我鬼使神差地亮出了包里所有的美金，前功尽弃，也辜负了联合国专家同事们的一片苦心。
随后我又出差到了非洲。非洲地区有黄热病、霍乱等多种传染病，进入许多非洲国家都需要有国际接种预防证书，俗称“黄皮书”。我第一次到西非某国时，由于事先准备不周，下了飞机才发现人人手持黄皮书排队等待过海关。因为不能再回去补办，我只好硬着头皮碰运气了。果不其然，轮到我时，卫生检疫官员连护照都不看，就绷着脸非要我出示黄皮书不可。这时正巧碰见来接机的当地人，只见他问明情况后，看着我这一张东方人的面孔，便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对检疫官员说：“唉，这些日本人真拿他们没办法！”那位官员一听是日本人，便说：“噢，日本人啊，那就过去吧！”原来当地人认为，在亚洲，日本是强制接种疫苗种类最多的国家。总之，我靠自己这张与众不同的面孔顺利过了这一关。
没有黄皮书也能入境，还算不了什么。那次去非洲南部某国出差，有急事临时决定要在该国邻国过夜，可是我没有该邻国的签证，心里不免惴惴不安。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赶上飞机晚点，到达机场时已过午夜。乘客们下了飞机，在机场大厅里填好入境登记表，排着长长的队等待过海关。我自知手续不全，排在最后面，准备舌战海关官员。
只见海关关口闸门紧闭，也不见海关官员的踪影。我等了好久不见动静。忽然，队伍开始向前移动。我跟随队伍走到门口才发现大门敞开了，请君入境。原来，由于我们的飞机晚点，所有的海关人员已经下班回去睡觉。看着机场大厅门口欢迎莅临的横幅，我的心情好极了。
另一次到非洲中南部某国出差，看见进关手续简单明了，不免暗暗称奇，但若干天后出关时却赶上一位极为严格的海关官员，将我的大包小包翻了个遍，并在小黑屋里对我进行了搜身。搜完身后，对方又拿出一张巴掌大的调查表让我填，其中一条大意是对海关官员的检查是否满意。如满意圈YES，如不满意则圈NO。我巴不得早早出去，当然圈YES了事。
不料，我慌忙中不慎错圈成NO，更糟的是，表上注明如圈NO必须要说明理由。正不知如何向这位官员解释，只见他不慌不忙地递给我另一张表，一边说“没关系，填错了可以重来”，一边顺手撕掉了那张对他不大恭敬的表格。
进入21世纪，各地海关都加强了反恐力度，随身行李中不得携带任何超过100毫升的液体。记得我在胡志明市转机时，我包里放着的几个煮熟了的鸡蛋被X光机发现了，虽然里面的液体已经固化，但还是被要求“自愿放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鸡蛋的“蛋”与炸弹的“弹”发音相同的缘故。
当时，我手里有一瓶矿泉水，自然也被要求“自动放弃”。我正好有点儿渴，就仰起头一股脑儿地把水喝了下去，把空瓶留下了。跟在我后面的是一位俄罗斯旅客，也被探测出携带有瓶装液体。这位俄罗斯汉子和我一样，也仰起头一股脑儿地把液体灌进了肚子。我注意到，海关当时弥漫着伏特加的香气，这位旅客的脸都成了酱紫色。
还有一次在欧洲的一个机场转机去美国，旅客们在入口处被要求把电脑开机，直到屏幕上出现了“Windows”才放行。我前面的一个美国人的手提电脑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不知是没电了还是机器出了毛病，反正毫无动静，屏幕上一片漆黑。眼看着后面的人等得着急，只见这个美国人拿起电脑，往地上一摔，干脆将机器摔坏了事。他回头看着我，挤了挤眼说：“这是反恐的附带性损失，回头找保险公司理赔去。”
各国海关的故事说不完，也有很动人的瞬间。那次圣诞前夕，我路过南非，在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进关时，白人官员拿了我的护照左看右看，似乎非要从中找出什么破绽不可。那年头，种族隔离还没有完全解除，不知此君是否要找我什么麻烦，却见他抬起头来微笑着对我说：“祝你生日快乐。”原来，这天是我的生日。（摘自《国际公务员奇遇记》）
编辑 钟健 [email protected]
我毕业以后，进入一个国际组织工作，第一次出差的国家是亚洲某国。那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该国海关对外国旅客身上携带的钱数斤斤计较。进关要报携带了多少美元，出关要查花了多少美元，以上两者之差要等于你口袋里剩余的美元数，多了少了都有犯罪嫌疑。据说当地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对付外汇黑市交易，当时官方汇率的价格是黑市价格的十分之一。
内有政策，外有对策。几位常常进出该国的联合国咨询专家，在我出发前给了我一条锦囊妙计：进关时藏匿若干美金不报，到达目的地后再去黑市将美金换成当地货币，因为真要按官方汇率兑换，那联合国给我们的出差补助可就捉襟见肘了。可我上了飞机一琢磨才发现此事不一般：到底该申报多少美元才能在最小风险下取得最大收益呢？旅店账单以美元计价，无空可钻。除旅店外，每天吃、行等花费也要以官价适当兑换成当地货币，否则海关一眼便可看出破绽。由于既不知道旅店的价格，也不知道当地合理的生活费，一个小时的航程飞也似的过去了，焦虑中还是没拿定主意。在过海关的一刹那，我鬼使神差地亮出了包里所有的美金，前功尽弃，也辜负了联合国专家同事们的一片苦心。
随后我又出差到了非洲。非洲地区有黄热病、霍乱等多种传染病，进入许多非洲国家都需要有国际接种预防证书，俗称“黄皮书”。我第一次到西非某国时，由于事先准备不周，下了飞机才发现人人手持黄皮书排队等待过海关。因为不能再回去补办，我只好硬着头皮碰运气了。果不其然，轮到我时，卫生检疫官员连护照都不看，就绷着脸非要我出示黄皮书不可。这时正巧碰见来接机的当地人，只见他问明情况后，看着我这一张东方人的面孔，便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对检疫官员说：“唉，这些日本人真拿他们没办法！”那位官员一听是日本人，便说：“噢，日本人啊，那就过去吧！”原来当地人认为，在亚洲，日本是强制接种疫苗种类最多的国家。总之，我靠自己这张与众不同的面孔顺利过了这一关。
没有黄皮书也能入境，还算不了什么。那次去非洲南部某国出差，有急事临时决定要在该国邻国过夜，可是我没有该邻国的签证，心里不免惴惴不安。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赶上飞机晚点，到达机场时已过午夜。乘客们下了飞机，在机场大厅里填好入境登记表，排着长长的队等待过海关。我自知手续不全，排在最后面，准备舌战海关官员。
只见海关关口闸门紧闭，也不见海关官员的踪影。我等了好久不见动静。忽然，队伍开始向前移动。我跟随队伍走到门口才发现大门敞开了，请君入境。原来，由于我们的飞机晚点，所有的海关人员已经下班回去睡觉。看着机场大厅门口欢迎莅临的横幅，我的心情好极了。
另一次到非洲中南部某国出差，看见进关手续简单明了，不免暗暗称奇，但若干天后出关时却赶上一位极为严格的海关官员，将我的大包小包翻了个遍，并在小黑屋里对我进行了搜身。搜完身后，对方又拿出一张巴掌大的调查表让我填，其中一条大意是对海关官员的检查是否满意。如满意圈YES，如不满意则圈NO。我巴不得早早出去，当然圈YES了事。
不料，我慌忙中不慎错圈成NO，更糟的是，表上注明如圈NO必须要说明理由。正不知如何向这位官员解释，只见他不慌不忙地递给我另一张表，一边说“没关系，填错了可以重来”，一边顺手撕掉了那张对他不大恭敬的表格。
进入21世纪，各地海关都加强了反恐力度，随身行李中不得携带任何超过100毫升的液体。记得我在胡志明市转机时，我包里放着的几个煮熟了的鸡蛋被X光机发现了，虽然里面的液体已经固化，但还是被要求“自愿放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鸡蛋的“蛋”与炸弹的“弹”发音相同的缘故。
当时，我手里有一瓶矿泉水，自然也被要求“自动放弃”。我正好有点儿渴，就仰起头一股脑儿地把水喝了下去，把空瓶留下了。跟在我后面的是一位俄罗斯旅客，也被探测出携带有瓶装液体。这位俄罗斯汉子和我一样，也仰起头一股脑儿地把液体灌进了肚子。我注意到，海关当时弥漫着伏特加的香气，这位旅客的脸都成了酱紫色。
还有一次在欧洲的一个机场转机去美国，旅客们在入口处被要求把电脑开机，直到屏幕上出现了“Windows”才放行。我前面的一个美国人的手提电脑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不知是没电了还是机器出了毛病，反正毫无动静，屏幕上一片漆黑。眼看着后面的人等得着急，只见这个美国人拿起电脑，往地上一摔，干脆将机器摔坏了事。他回头看着我，挤了挤眼说：“这是反恐的附带性损失，回头找保险公司理赔去。”
各国海关的故事说不完，也有很动人的瞬间。那次圣诞前夕，我路过南非，在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进关时，白人官员拿了我的护照左看右看，似乎非要从中找出什么破绽不可。那年头，种族隔离还没有完全解除，不知此君是否要找我什么麻烦，却见他抬起头来微笑着对我说：“祝你生日快乐。”原来，这天是我的生日。（摘自《国际公务员奇遇记》）
编辑 钟健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