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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话叫“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对我来说非也。我第一次见识宏伟的长城，不是像那些跟着旅行团的人，在北京的郊区兴致勃勃地跑来跑去，而是坐在一辆越野车的后面。在河北省，我们驱车穿过乡下，要到一个被城墙围着的小城市——宣化，这儿的建筑保持着往昔的风貌。我们在山间蜿蜒驰骋，上下颠簸的程度让人联想到的不是棱堡，而是绵延无力的波纹皱褶，带给人的与其说是乐趣，倒不如说是畏惧。如果这是对一个人是否到达法定年龄的测试，那么这个国家练就的荒诞感显然超越了我的想象。
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人就觉得“兵马俑”比长城更值得一看。而那些和秦始皇有联系的其他丰功伟绩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在节假日和平时来西安观光和旅游。秦俑那挽起的发髻，动人的眼神让人感知到了全球文明的权威价值，以至于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城市本身不过是个唯有“小马”炫耀的地方，或者更过分地说，就是个实实在在的荒原。这倒也是，曾经一度长安的辉煌被淹没在了现代的功利外表下，这儿的许多寺庙、圣殿和庵院都没有得到妥善的利用。已故的西门·利思是“文化大革命”中仅有的被允许到过西安的几个外国人之一，他描述过1972年在“教条和难说话”的政府导游支配下，他在西安只看到了两个旅游点，一个是大雁塔，另一个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当时还在“碑林”里面）。摆脱看管自己乱转时，他发现：
“城隍庙”里的雕塑都不见了，大门口的标志性建筑，宏伟的五座木雕拱门也消失了。神殿被改成了百货店。“西五台”在最近被红卫兵一把火给烧了，没有人敢告诉他“乌龙寺”和“八仙庵”里留下的有什么。
——引自西门·利思著《中国的影子》第70-74页
也许这位比利时汉学家不知道，就在他与当地的官僚打过交道后不久，临潼县一家姓杨的人首次发现了地下的“秦俑”残骸。这一恰逢其时的发现，和即将到来的改革与开放一样，成了陕西脱颖而出的主要遗产产业，现在每年的收入估计超过了2500 亿元。
作为一个在2008年夏天来到西安的人，我看到的是这个地方大规模投资的丰硕成果。我刚到的时候，虽然错过了快速工业化带来的恶果，但五六月份的天空还不是多么湛蓝。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已故明尼苏达作家比尔·霍姆（Bill Holm）曾在西安交通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的外教。他写到：“这座古代的唐朝首都化作了一个脏兮兮的水泥工业城”。他观察到尘土和煤灰无处不在，当他把刚洗好的衬衫挂到户外晾干时，不到几个小时，衣服就从白的变成了灰的。衣服下面的树丛反而显得成了唯一干净的东西。比尔·霍姆在西安不如意的经历，在21世纪的这个大都市里，明亮的高楼大厦林立，高层宾馆比比皆是，像亨利·莫尔的雕塑一样让人震撼（亨利·斯宾赛·摩尔 Henry Spencer Moore，1898年7月30日-1986年8 月31日），是英国雕塑家。以其大型铸铜雕塑和大理石雕塑而闻名——译者注）。英国作家科林·休布伦（Colin Thubron，）在为其大作《丝绸之路》收集素材时，曾重访这个城市。他大约在1986年到过这里，他对当地巨大的变化描述如下：
十八年前，我曾艰难地到访过一个衰败的省会，那里忧郁的城墙，文化大革命后幸存下来的一切，除了混凝土砖和半空的国营商店，几乎啥都没有。我的记忆里只有发臭的煤灰，秋天的烂泥。幽灵般四通八达的古老街道上跑的是锈蚀斑斑的卡车，溪流一样的自行车到处乱窜。沿着人行道的色彩通常是褐色、灰色和哔叽蓝。这里的历史仿佛很呆滞，有致命的耐性。
然而现在这里焕发出了生命的光彩。不像北京那样凝结在了其宏伟中，而是活力四射，到处都是挤满了人的大商场和饭店，城郊都是高新产业开发区。
——引自科林·休布伦著《丝绸之路》第7页
从商业街的角度讲，城市化可能带来特色的丧失，祖传的百年老店挡不住连锁店的压力，以前从事各行各业的小匠人和小商贩正在逐渐消失。在我心里休布伦那样的走马观花者没有注意到的是，西安的救赎在于扎根关中平原。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省份里，陕西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拥有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一个，故人们很难摆脱乡村生活的影子。
作为一个自诩的“宅男”，我几乎没有到附近去历险的念头，我不认为西安只是一个航空中转站或仅仅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难道不值得我们思索这儿和兰州的不同吗？），这块广袤的平原也是周人和其他辉煌的民族曾经生养繁衍的地方。这座城市也浸润在文明和民俗的时常较量中。我这样说不是指表面上的东西，如在回民街和书院门的有些街铺里，慈禧太后的牡丹图仿制品和户县农民画摆在一起出售，而宋代的青花瓷旁边放的则是剪纸，这些现象和我所言没有多大关系。我要说的是，历史上在此建都的有十三个王朝，而每一个朝代对关中农民的影响可谓大咿。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蒲城县睿宗皇帝（李旦）的陵墓，通往陵墓的道旁有实物一样石刻的马和其他动物。当地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毫无疑问知道许多诸如“年”这样的恶魔。他们带着木棍到那里，把那些动物的嘴都给敲碎了，生怕天一黑，这些动物就会活过来，到村里来捣乱。
举上面这个例子，不是为了诋毁乡下人是破坏文化遗产的凡夫俗子。外国人对普通陕西人对待自己物质文化遗产的评价总是很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英年早逝在中国的美国记者弗朗西斯·尼科尔斯⑴曾写道：
他们虽然排外，有偏见，但却没有其它省那些人的狂热和残忍。
——引自弗朗西斯·尼科尔斯著《穿越神秘的陕西》第124页
与外人相遇是当地人自豪感的催化剂，因为这会加强周人子孙的崇高地位和保护这些遗产的本能。要不是有乡村佛教祠堂里勤奋的主持，和犁地的农民告知官方他们发现的地下周代青铜器，谁知道这些文明的遗产会不会被掠夺或遗失呢？
撰写“关内”这片土地，我无意重复旅游手册里枯燥的事实和数字以及标准的成词滥调。我的文章之立意在于从特性和多样性上来突出关中平原的个性身份。从三原和泾阳的黄土地到眉县富饶的果菜园，从咸阳的渭水到渭南的煤矿“黑带”，关中绽放出的是其精致的风景和丰富的资源。在人们的生活水准得到改善后，这里的人们现在也有了时间来回顾和消化自己的文化，甚至是把它推向市场。我将紧紧围绕关系密切的文明和民俗主题，来聚焦这片土地上的宗教、文学、艺术、饮食、建筑和其它风土人情。
我住的地方是以前的一个佛寺遗址，地势长而宽敞，故现在成了大学校园。我屋后面南边的窗外是越来越稠密的摩天大厦，但在冬日，当寒冷扫落了树冠时，从走廊尽头公共阳台上看到的是一幅更有趣的景象。只要把头和脖子稍稍向外一伸，就可以看到西安明代城墙的城垛。城墙上还挂着灯笼，那猩红的灯罩像几百年前一样，在龙头似的支架上摇曳着。从这些冷静的灯笼上，一点儿也看不出这个城市所经历过的独裁、饥饿、轰炸和围攻。若有人觉得除了季节的更替，没有什么能妨碍这些灯笼的轻轻摇摆也是有情可原的。
早晨要是有课，我的闹钟就定在五点四十五分——此时的校园已开始活跃起来。上了年纪的人从校园四周鱼贯而入，开始打起了太极拳，有的人就只是抱着树，用手掌拍打着树干，据说这能使人的四肢和关节保持灵活。西方人肯定觉得这有点神经，（人们一直用“抱树”来形容那些不务实，但却很浪漫的异想天开来保护大自然的环保人士）。上面提到的这些领退休金的人可不这么想，传统的中医理论认为，这样的练习可以刺激体内的“阳气”上升。
在我去学校班车停靠的地方时，常常听到的是一些老年人半导体收音机里的打击乐。这些老人叉开双腿，开始下蹲，直到屁股挨上了地面。然后，再慢慢地起来，同时双臂展开，雅如舒展的草叶，快如渐干的油漆。
“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练呢？”回到英国后，不止一个亲朋有些挖苦地这样问我。到中国的第一年，我的一位年过花甲的美国同事参与了。“边家村工人文化俱乐部”（这名字很吸引人，是个有咖啡店和影院的健身俱乐部）的娱乐中心开设有中国武术的“剑舞”初级班。我对这没兴趣，“剑”和“舞”结合在一起，让我能想起的不是日本的忍者就是英国矫饰的民间传统。我不止一次在路上碰到安妮穿着紧身裤去那儿或是从那儿回来。不用我问，她就会大谈自己这种新运动的芭蕾舞特色，并兴致勃勃地拿出她的剑向我展示，那不是一把致命的武器。对这位新兵，练太极的老人似乎看法不一。他们欣赏她舞剑时的灵巧，但却好像看不惯她的打扮。安妮穿的是名牌连体裤，而不是老人们喜欢的那种古典的丝绸长裤。
我的一位同事和她丈夫就住在我头顶的公寓里，她丈夫是个半退休的法律文案人员。他参与的是妻子的健康生活方法，喜欢骑自行车和玩哑铃，而不是武术。但这两口从中国学生那儿学来的坦率有时让我感到不舒服。安妮的写作课很快就让她窥到了中国18岁到22岁这些年轻人的内心世界。班上有一半的人显然从她的成熟中看到了智慧，一有机会就向这位和自己的奶奶年纪一样大的人请教恋爱问题。她了解到，特别是对于城市的女孩子来说，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让人看见，在周六的午后和小伙子手挽手在东大街散步。这个小伙子不一定是她的恋人，因为小伙的主要任务是为她拎那个大号的赝品皮包。包越艳、越花哨，她就越有成就感。这不仅在于炫耀身边有男士的体贴，还在于要发现未到法定结婚年龄前，自己就有了驯服男人的本事。
对于那些关系比较稳定的恋人们来说，命中注定要分开住在男生和女生宿舍里，在前两年的学习期间，受晚上学校学生宿舍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安妮从批改作文中得知，电影院就为这些恋人提供了短暂的亲热机会。至于现实中情形如何，我不大清楚。但每次我去看电影时，观众席上就从来没有安分过。那些悲催的浪漫故事会引起被人们称之为是“剩女”的单身女人的忧郁哭声。而香港枪战大片中没完没了的枪声使影院的墙壁本身都在颤抖。我估计，坐在后排的人肯定都是有备而来，带着耳机。
美丽的图画边上闪烁的是焦虑的光芒。对于那些在2008年和随后到中国的人来说，人们注意到的是历史带给普通人的焦虑。为了纪念邻省四川遭遇的汶川大地震一周年，艺术学院的学生创作了一幅巨大的画卷，描述政府和应急部门在地震发生后的救援事迹。在倒坍的房屋和灰烬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婴儿神奇地诞生在废墟中。我的学生讲的事就普通多了，每个人都能想起那个星期一，想起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的时候自己在哪儿。几乎是人人出动了——为了美好的将来，不再睡在有了些年头的学生宿舍楼里，而是抱着铺盖卷来到了篮球场。
我的一位朋友，是工程系的研究生，他甚至都不相信操场。由于认识学校开班车的一位司机，他就想方设法地让人家允许他每天晚上睡在班车后面的座位上。要是再发生地震，他希望新班车上的车闸（那是有保单的）也可以把他固定在原地不动。
人们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早在1556年的时候，陕西就遭遇过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地震，据后来的专家估计那场地震的震级相当于今天的八级地震。现代的导游会讲一个奇迹，那就是我们校园南边的小雁塔在那场地震中，虽然从四十五米降到了四十三米三，但却至今屹立在那儿。然而，很少有人提到大约有八十万人在那次地震中罹难（是汶川大地震的十倍），其中包括在窑洞倒塌、和建在黄土地上的房屋被夷为平地时罹难的农民。当代对那次地震的记录是眨眼间，五岳动摇，陵谷变迁，起者成阜，下者成壑。葡萄牙道明会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 （Gaspar da Cruz）当时在中国的南方，他甚至胡诌说这是神明针对中国异教徒的一次圣神的审判。听到地震的消息，联想当年早些时候看到大彗星（此彗星现在被天文学家命名为1556年大彗星）从头顶划过，他便以为这象征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要是再来一次地震，我的反应会如何呢？这个问题显然悄悄地潜入了我的下意识，有一段时间我做噩梦，梦到房子塌了，自己被压在了楼上两位从密苏里肯萨斯城来的一对老人的架子床下面。当然，外面稍有动静就会把我从梦中惊醒，通常声音都是来自一墙之隔的外面街道，有人大半夜吃烧烤与喝酒，乱扔喝空了的“汉斯”酒瓶取乐。我能隔墙听见他们铁哥们划拳的喊声，输了的人会大喊“日罢歘”（陕西方言“不行、差劲”的意思）或“瓜皮”（陕西方言“蠢与笨”的意思）等粗话。
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太白北路，当地的西安人认为我们的校园就是边家村的北端。边家村翻译为英文就是“边家人的村庄”或“边氏家族区”。这样的村名农村很多，如韩城附近的“党家村”，咸阳的“袁家村”，故给人的印象这是城里的一个独立社区。确切说，我不清楚“边家”是何许人也，也许在本世纪初，当这个城市的城镇区规划时“村”的叫法很普遍，他们是这儿的主要居民或生意人。称之为“村”也许不靠谱，因为边家村从北到南有三个商业和住宅区，相互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 在边家村的中间有一条街，两边是卖衣服和烟酒的，中间“跑”着的是一个菜市场。说“跑”这个词比较恰当，因为除了从早到晚熙熙攘攘以外，到这儿来买东西的人不得不时刻提高警惕，注意脚下，以防踏进从各种各样的摊位冒出来，流向排水沟的各种液体。这里有用泡沫纸箱盛着、和冰块装在一起带血的鱼头（鱼眼是美味佳肴），旁边的板条箱里放着是淡水养殖的螃蟹和也许可以叫“蛙”的东西。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英语里有一句老话，叫“气得像一盒子青蛙一样”。被塞到这样一个密封的筐子里，这些两栖动物好像并不怎么生气。它们的这种顺从倒是让人颇为同情，被剥夺了跳跃的空间，这些家伙几乎陷入了一种睡眠状态，它们的气囊在挣扎着从筐子上面的窟窿吸气。
如果说禽肉市场带给人的是一种神经质的战栗，那么菜市场则是常见的东方商品和一些时令产品。有几个调料小贩依旧在坚持用以前的手提“秤”，把干辣椒和八角茴香舀到秤盘里，再用秤锤滑着秤重量。早在几年前，就已经不这样秤新鲜的草莓了。秦岭（在西安的南面）周围的农田现在都被改成了塑料薄膜大棚，用来种植细嫩的水果，以便在过新年时享用。人们现在热衷的是陕西不生产的瓜果和菠萝，从复活节开始，水果贩子就会在摊位前摆一个长方形的玻璃水缸，里面放着削成条的水果，条子上叉根竹棍，可以像吃棒棒糖一样拿着吃。用刀子削皮很简单，当然削不好对付的菠萝皮需要特殊的刀，那是一个带U型刀刃的凿子，随着刀子斜线一样干净利落的落下，不能吃的皮就被很快削掉了，剩下的就是果肉了，大约两块五一块。
冬天又是另外一番景象。装水果的罐子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临时砌成里面塞满了红薯的烤炉。 人们可以一眼看出炉子是用旧油桶做的，最上面糊了一层泥，靠手推车的两个轮子来拉动。有时候，推车上的闸都不拉死。能迅速跑开至关重要，因为时不时会有穿制服的人过来，挥舞着证件，让没有执照的小贩走开。小贩们则很听话，但等风头一过，又会若无其事地回到原来的地方。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越来越多的商人依赖起了人造热能。拐角的医院有时提供小型热水瓶，装的水和咖啡壶差不多，但很多都是摆设。午饭时，有关皮肤的广告通常提供的是快速无痛人流或无痛切除痔疮。
还有一种到处都是的东西，我在一家咖啡店的画册上看到被称为是中国特色，那就是“蜂窝煤”。这可以用来代替电，被装在十到二十厘米高，易燃烧的圆筒里，街道上买小吃的靠这烧锅或烤手取暖。这种造型可以使有很多窟窿的煤球首尾贯通连在一起，其设计可谓心灵手巧，因为这些煤球只要一靠近火苗，几秒钟就可以引着，还可以用一个铁钳夹起来。烧过的煤球本身也有用，只要一踩碎，就是肥沃的钾肥资源。
至于西安的寒冷，一看地面就知道了。虽然冬雨罕见（且常常是人工降雨），在树根和其他一些洼地还是有危险的冰块，这也是人为的。出于礼节，有些小餐馆常给人们供应饺子汤，一天的生意结束后，店主就会把锅里剩下的汤倒在路上，而那汤很快就会结成冰。
和其他地方的社邻一样，总有人坚持全天候出勤。最有名的是一位中年手艺人，外国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龟壳货车人”，他下身瘫痪，主要的营生是配钥匙、换保险丝和干一些小的焊接活。由于腿有残疾，没法整天都坐在櫈子上，他就不得不给自己定做了一个既能干活又能居住的交通工具。有同事对我说，20年前他用的是残疾人推车，车轮和车链要靠摇动前面的手柄来运动。现在用发动机代替了人工手摇，用铝合金为车子做了一个屋檐式的壳子，他可以说是实施了一项少有的工艺改革。
每天在大家都知道的那儿地方，人们就会看见“龟壳货车人”把车停在一家清真饺子馆自行车道的一个角落，当龟壳打开时，他就会拉出一个托盘，上面摆着保险丝、螺丝刀和配钥匙的工具。他举止粗暴，个人卫生也不怎么样，这可以理解，但生意却很不错。这在于他的店就开在大学的老家属院旁边，这儿的楼房是毛主席在世时按苏联的模式修建的，原来的社会主义“新村”也已经渐渐受到了腐蚀。现在的大多数住户都是私人房客或面临各种难题的老住户。“龟壳货车人”的拿手生意是帮那些由于钥匙质量差开不了锁而被关在门外的人。他把坏了的钥匙用锉一锉，接着便用铁锤丁丁当当地敲，他的车壳来回摇晃着。要是卖不出用他那所谓永远不会坏的合金配的钥匙那生意就是不顺。他给配的钥匙都打上一个颇有个性的标志，以保证人们不会忘了他的手艺。
刚到西安的时候，边家村对我吸引力不大。首先是因为，对于我这个居住在外国的英国人来说， “人人乐”超市里（“人人乐”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意思）除了没有澳大利亚胶、瑞士甘蓝和英国的美格纳斯苹果酒以外，这里有我想要的任何东西。每天晚上，我会到护城河边的绕城公园去。在这个时间，当回到家里的人开始看“肥皂剧”或是拿壶给温室里的盆景西红柿浇水时，这儿便挤满了人。在公园的铁门在九点半关上以前，这里是各行各业的人聚集的地方。有人在黄昏的时候放风筝，领着养老金从超市逛回来的人在谈论鸡蛋的价格。在半月形的石桥中间，刚刚会站不用人扶的孩子在玩滑滑梯。我就是喜欢坐在这样的地方，注视变化中的芸芸众生。让今日市民感到自豪的东西，随着其光辉不再可能在将来变得俗气。几年前，市政府为当地的陕西风味面食“biang biang面”建了一个雕塑，用的全是青铜材料。雕塑是一个像洗澡盆大的巨碗，里面竖起几根面条，缠绕在一只无形的手举着的一双巨大的筷子。午后五点的阳光让这个吃饭的工具投下了一道吓人的阴影，以至于使那些爱叫的狗在被人放开链子后，对着它狂吠，然后又被上面无形的力量吓得往后退。
当我在这里发呆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可能路过这条小径。而在西安古老的历史上，路过这条小径的人有几百万。凝视着护城河沿岸的垂柳，我无法用有创意的言语来描述此情此景。外国人在中国首先学到的诗歌之一是王维的“渭城曲”。这首诗有可能就是在唐代的时候，产生在这个城市。当时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实际上从很多方面讲也是东方世界的首都。王维道：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诗句比英国的史诗《贝尔武甫》早得多，比北欧海盗第一次抢劫诺森布利亚（诺森布利亚Northumbria是中世纪时在英国北方的王国——译者注）还要早一代人，有可能是在毕德尊者（比德尊者Venerable Bede又译为“圣比德”或“可敬的比德”是中古英格兰诺森布里亚王国的历史学家——译者注）生前或死后那段时间。柳树象征着为了朋友的离别而感慨，这种情感回荡在期望与友人将来能共同举杯的祝愿中。唐代的酒仙诗人是李白，据说他为了拥抱映在水中的月亮淹死在了长江里。这里的酒肯定比当今北欧的果酒更能让人陶醉。
夜晚降临的时候，公园里迎来的是一群服饰华丽的户外娱乐者。大约至少有一百名退休后的女人，扭着屁股，挥着胳膊跳起了快乐的广场舞。躲开这些喧嚣的人群，我早就注意到了一阵阵像是在尖叫、颤栗和哀嚎的声音。坐在柳树下的一块大石头上，或是像往常一样在户外的器械上练习伸腿和蹬腿时，显然我不清楚这声音来自何处。顺着像静脉曲张那样连着几个扩音器的电线，我终于发现在一片空地上，有自愿者在即兴表演秦腔。没有剧场里的华丽服饰、鸡毛林冠和脸上的油彩，否则那唱戏的人在灯光下的舞台上早就挥汗如雨了。但那甩袖、扬眉和拒绝人时的提袍以及各种动作，和在舞台上表演的人一模一样。
说起这些晚上的见闻，那些听讲的人常常是担心得脸色发白，“那地方不卫生，太热，空气不好，蚊子多。”这里提到的第一个问题通过对护城河的排污处理已经解决了。很简单，就是把河道打开，铲掉河底的淤泥和垃圾，用麻布袋拉走（奇怪的是麻布袋中文叫“蛇皮袋”，可能是因为外表像蛇鳞吧）。成千上万袋的淤泥和垃圾被运走了，在这些烂泥中，我没有看到坊间传说中死于黑社会之手的白骨和被丢弃的婴儿。另一方面，我也看到过小冲突，比如女人打架，偶尔也会遇到小偷。但大多数时候，会遇到小伙子从旁边悄悄过来，推一下我的胳膊，让我看偷来的智能手机，他是想为了得到现金而赶快出手。
有时，我常常想起夏天回到在英国坐火车时，坐在我对面的一位女人所说的话。在把她的那份《卫报》卷起塞进外套口袋后，她就打开了超市购物袋里的各种密封的“东方美食”，其中有酱鸭和甜辣味的春卷。我一看就笑了，边说真巧我刚从中国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情投意合地谈起了我在中国的工作以及对那里的初步印象。在她声音放低时情形变了，“但就你的情况而言你肯定……我怎么说呢……看不到中国人生活中不好的一面，那里发生的好多事你都不知道。”出于礼节，我说那里却有让人生气和不舒服的问题，如房地产开发商对土地的掠夺、对新闻报道的审查、私人财产权法案漏洞很多等。但不管怎样看问题要实际，仅仅在一百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封建国家，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农民，他们要是胆敢剪掉象征自己被奴役的辫子就会被当众斩首。在英国也有“很多这样的事”会引起民众的愤怒，我们还不是刚刚经历过议员们乱花公款的大丑闻，人们对我们这个制度的信任已经降到了最低点。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继续着，我拒绝了她再三要给我的春卷。我知道在陕西，“甜”和“辣”不搭界。尝一口正宗的关中辣酱，实际上足以辣掉西方人的牙。更悲催的是，当地有句口头禅：“先辣前门，再辣后门”，意思是说曾经让你嘴辣的东西，后来会让你的肛门难受，英国的连锁超市肯定不敢出售这种风味的食品。
这种像住在象牙塔里的暗讽有时让我生气，不过现在就似乎有点滑稽了。不管她所说的“中国现实”是指什么，边家村不是孤岛，也没有与社会绝缘。民众舆论的力量是压制不住的，举个例子，一旦与日本的摩擦触及当地人的爱国热情，愤怒的情绪就会显而易见。在2012年秋，当日本宣称钓鱼岛属于他们时，边家村街道两边的两家快餐连锁店门口就展开了爱国热情的大攀比。买凉面的餐馆在其前门里面立了一块塑料海报，上书“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饺子店（就是“龟壳货车人”上班的地方）则为了胜过对手，打出的旗帜是保证坚决抵制“小日本鬼子”。
虽然我们的校园一直很安静，很安全，但在这片城市绿洲中也还是有变化的。2012年10月，为了迎接西北大学百年校庆，学校实施了一项宏大的翻新工程。对十二层高的科研大楼做了一次外装修，大约有二十五个托架被打进了墙缝里，这为大楼的新“面孔”提供了支架，从而是有大理石效果的瓷砖代替了以前已经显得有些寒酸的卫生间瓷砖。随着一座仿佛崭新的大楼在脚手架和防雨布中崛起，我住的楼却依然是老样子。这还不够，为了给更大的树腾地方，一排排被认为是长得不够快的小树被连根拔起，这些都是为了取悦来参加校庆的外国显耀人物。至于承包商的利润有多大人们只能去猜了，要是他们能把这些枫树和银杏树移植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再循环出售，那其中的利润肯定是无穷无尽的。
对校园的绿化直接影响了我周围的环境。一天，外面灰蒙蒙的，我们楼前的草坪上好像是发生了鼠疫或是被撒上了牛粪，但到了晚上，那一片裸露的土壤就被栽上了牡丹和来自新西兰的桫椤，仿佛这些东西都是直接从“侏罗纪公园”里搞来的。为了锦上添花，对每一片茂密的草坪都进行修剪。
对这种拔苗助长式的发展，外国人的看法不一。虽然自负的工会常常维护工人们的权益，说那些活可以干，那些活不能强迫人去干，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健康和安全条例，但中国人总是有办法用西方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完事”。另外，让“大楼”堂皇靓丽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新玩意的设计美观，或者是有更高的审美价值。此地的文化遗产积累远远超过今天无聊的现实。每一次开挖新地基，学校博物馆就会为自己的展览得到更多的藏品。就这样，公元八世纪的“实际寺”遗产得以重见天日，而其遗址以前被人瓜分，做了他用。
对于我来说，“实际寺”不仅仅是个名字，是个古遗址，还有人们不知道的传奇。玻璃展架上保护起来的菩萨雕刻就出土于遗址区，但对我来说，这些文物与陕西历史博物馆或在小雁塔里的西安博物院的文物一样没有特别的吸引力。说实话，只有一两件展出的文物，可以真正地揭示几百年前把足迹留在这里的人的日常生活。一个一千多年前的棋盘链接的是人气。窥探棋盘上那一个个方块十字，我依稀看见戴着宝珠的手腕在思索着下一步的走法，一旦有了定夺，象牙做成的棋子就按布阵活跃起来，长长的一串犹如垂着的人参根须。 我的一位朋友和同事是个有名的画家，号“实际寺老衲”“长安癫癡坊主”。他不大关心有关唐代僧人早上不诵经时会干什么这样的幻想。他就出生在今天被冠之为长安县的地方，其事业可以说就是孜孜不倦地探索文明的基本要素和民间文化。虽然他对自己的“秦腔”（陕西方言）研究颇为自豪，也喜欢在路边的小店开怀畅饮，但他对释迦牟尼和观音的喜爱却表现在多个寺院里都有他优雅的壁画。在他看来，任何一个想真正理解关中活态遗产的人就得懂一点当地的方言——秦腔。对外面的人（包括外国人和陕西以外的人）来说，陕西方言听来有些怪。这是因为陕西方言中的四声有三声和普通话不一样，普通话发去声（四声调）的，陕西关中方言发阴平；普通话发上声（三声调）的，陕西关中方言发去声；普通话发阴平（一声调）的，陕西关中方言都念轻声；只有普通话发阳平（二声调）的，在陕西关中方言仍读阳平。当地人都宣称这是更纯和更雅的汉语，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长安癫癡坊主”曾对我说，陕西方言里的一些话并是不从汉语衍生而来的，可以上溯到古“丝绸之路”那些岁月，当时长安和中东的贸易往来繁多。如“克里马擦”（意思“快”“迅速”）就是外来语。
陕西的方言历史悠久，让人感触。两个出生在同一个地方的见面会互称“乡党”，意思是说他们是同一个村或同一个镇的人。他们很亲切地称自己的妻子为“屋里头的”，“里”就是说她的活动范围在家里面。这有点像英国俚语中的“家内”“her indoors”。
陕西方言中赞赏和损人的话都很有味。“嫽”一字就独具特色，意思是特别好。从美学上看，这个字是由漂亮的横竖和撇捺构成的。看着书本上的这个字，我不仅想，中国的孩子第一次见到这个字时，肯定会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第一次在母亲介绍的识字本上见到圆嘟嘟的罗马字母一样激动。“嫽”这个字的确有年头，西汉学者杨雄说“嫽”就是好的意思，而《诗经·陈风·月出》中就有“佼人嫽兮”，即美人多漂亮啊！如果说很好，就会说“嫽扎咧”。特别是在饭馆吃的好或是路边的摊子生意不错时就会说这话。要是不舒心就说“粅素”，介乎于二者之间就说“罢了”。
陕西方言的咒语和骂人的话也很有特色。和其他地方的话一样，这类话有稍带颜色的，也有狠话。最常见的一个字是“二”，要是一个人很鲁莽，做事不计后果就会被人叫做“二杆子”。说一个人反应慢，迟钝就是“瓷马二愣”，很像英语中说人笨时的“as thick as two short planks” （二扳子）。说一个人啥事也干不了就叫“烂杆货”，字面的意思是“朽木杆子”。
在日常生活中，陕西人爱用“嚷”来开玩笑。而“瓜”这个词，虽然是玩笑话，但不一定都是贬义，孩子不聪明，不论男女都叫“瓜娃”，女娃有时则被称为是“瓜女子”。当然与“瓜”有关，更难听的话很多，每天在西安的街道都有耳闻。这个词的宽泛足以让关中的学者和作家写文章来探讨，就像鲁迅曾经写过《论他妈的》的一样（“他妈的”是普通话中常见的粗语）。要是中国有国骂，陕西当然也应该有陕骂了。“嚷”在上一个台阶，就是“扎势”，有点像英文中的chavvy （炫耀），意思是指穿高档服饰，瞎招摇，没有品味。人们会骂这种人“纵然你身上穿的是巴宝莉，尻子上套的是里维斯，再“扎势”也是个农民”。在繁荣昌盛的中国，社会环境敏感不难想象人们为啥爱说这话。
陕西方言现在已变得好理解了，对于并非西安土生土长的外地人来说，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融入陕西方言。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西安话》，是由在西安北郊长大的作家和广播员伍永尚编著的，这本450页的陕西方言历史指南附有词条部分，用普通话将上千陕西方言和习语做了注解。更新潮的人可以看由胡婕和王思琪主编，唐娜英译、饶涛日译，西安出版社出版的《摇滚陕西话》，此书的每一页讲一个或一句陕西话，并附有生动的、实用的例句，这本书不大，便于携带。
商人们搭方言的顺风车也不足为奇，几年前，一家名为“就是西安”的公司，推出了一系列产品。包括徽章、棉布购物袋、铅笔盒、开瓶器等，每一件商品上都印有一句陕西话。要是给当地的朋友送一个“没麻达”（没问题）或“胡然”（胡扯）的纪念章将会是多么一个有趣的礼物啊！西安的回民街有家商店有售，该店的老板是一位名叫方济会，挺讨人喜欢的年轻女子，我曾经买过不少，产品造型独特，种类繁多，的确不错。我最喜爱的是一张“冰峰”汽水的明信片，从冒泡的瓶口里溢出的是五光十色草书的小吃名称。
我学陕西方言的机会，主要是从我在城墙旁边的住处到我工作的郭杜来回，通常是挤满了人的公交车上。以前为了学新词，我都是仔细看车上的广告。《摇滚陕西话》一下子吸引住了我。在众人的脚步声中，在汽车的刹车声中，自动报站系统会机械的喊“到了”，我的这种公开的学习似乎一开始就让大家觉得有点怪。
一个冬天的晚上，我挤上了一辆特拥挤的311路公交车，我的下巴懒洋洋地垂着，所以我的黑礼帽遮住了好多人疲惫的面孔，给人的感觉我是睡着了。不久，我注意到在我的前面有一个中年人，他的两个女同伴，手抓着栏杆在谝话。“又是那个戴帽子的老外”，一个对他的同伴说，“他常坐这车，你知道我前天看到啥了？他手里拿的那本书被翻译成了普通话、英语和日语”。那人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指数着。“现在老外咋对这感兴趣？”
被人认出来不是坏事，实际上，这反而鼓励我更加明显地用带陕西方言的东西。一周的每一天，我都会提印有不同字的“就是西安”购物袋，一天提的是“肉夹馍”引来许多人友好的笑声，另一天提的是“羊肉泡”，再过一天提的是“克里马擦”（陕西方言，意思是“迅速、快”），大多数人一看到上面的字就大声地念。到最后一天这笑话就淡了，当我提着“谝含传”时，几个陌生人就凑过来对我说中间的那个字印错了。要是手里有笔，我肯定这些人很乐意改错的。
有一次排队买水果，我前面一个丰满的女人，把身子倾向柜台的张阿姨，脸定得平平地问：“我的钩子多少钱？” （在关中方言中“尻子”指屁股——译者注）。我一下子给笑了，我后来才发现她买的是后面有胶，可以粘在墙上的塑料挂钩。
我的一个江苏朋友讲了另一个稍有不同的版本。15年前，当她第一次作为本科生踏进这个校园的时候，她不懂为什么班里的男同学老是在后面小声议论同班女同学的“钩子”。而我能听出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意味着我已经开始融入西安人的生活了。
注释⑴：弗朗西斯·亨利·尼科尔斯（Francis Henry Nichols，1869-1904），中文名为纳柯苏，美国记者、探险家、美国地理学会会员。1898-1901年，陕西、山西等地连年大旱，引发严重饥荒，人口饿毙无数。美国纽约《基督教先驱报》在全美发起了为秦晋灾民筹募赈款的活动，并委派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敦崇礼在西安城发放美方赈款。1901年，尼科尔斯作为该报特派代表，前往西安监督放赈、报道灾情。《穿越神秘的陕西》就是尼科尔斯记述他从北京出发，经直隶、山西，到达陕西西安，从事灾赈活动，而后翻越秦岭，经湖北，沿长江乘船抵上海这一行程的著作。 尼科尔斯在3000余公里的水陆行程中，从一个美国记者的视角出发，真实、生动地记述了直隶、山西、陕西、湖北等地沿途自然环境、城镇聚落、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而对清后期西安城各方面状况多角度的记述尤显珍贵，堪称清后期西方人关于西安城的第一本“全景式”著述。该书出版后，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太阳报》《芝加哥论坛报》《美国地理学会会刊》等迅速做了报道，纷纷刊发书评、书讯，该书此后成为西方世界了解清末中国西北内陆地区的经典著作之一。）
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人就觉得“兵马俑”比长城更值得一看。而那些和秦始皇有联系的其他丰功伟绩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在节假日和平时来西安观光和旅游。秦俑那挽起的发髻，动人的眼神让人感知到了全球文明的权威价值，以至于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城市本身不过是个唯有“小马”炫耀的地方，或者更过分地说，就是个实实在在的荒原。这倒也是，曾经一度长安的辉煌被淹没在了现代的功利外表下，这儿的许多寺庙、圣殿和庵院都没有得到妥善的利用。已故的西门·利思是“文化大革命”中仅有的被允许到过西安的几个外国人之一，他描述过1972年在“教条和难说话”的政府导游支配下，他在西安只看到了两个旅游点，一个是大雁塔，另一个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当时还在“碑林”里面）。摆脱看管自己乱转时，他发现：
“城隍庙”里的雕塑都不见了，大门口的标志性建筑，宏伟的五座木雕拱门也消失了。神殿被改成了百货店。“西五台”在最近被红卫兵一把火给烧了，没有人敢告诉他“乌龙寺”和“八仙庵”里留下的有什么。
——引自西门·利思著《中国的影子》第70-74页
也许这位比利时汉学家不知道，就在他与当地的官僚打过交道后不久，临潼县一家姓杨的人首次发现了地下的“秦俑”残骸。这一恰逢其时的发现，和即将到来的改革与开放一样，成了陕西脱颖而出的主要遗产产业，现在每年的收入估计超过了2500 亿元。
作为一个在2008年夏天来到西安的人，我看到的是这个地方大规模投资的丰硕成果。我刚到的时候，虽然错过了快速工业化带来的恶果，但五六月份的天空还不是多么湛蓝。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已故明尼苏达作家比尔·霍姆（Bill Holm）曾在西安交通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的外教。他写到：“这座古代的唐朝首都化作了一个脏兮兮的水泥工业城”。他观察到尘土和煤灰无处不在，当他把刚洗好的衬衫挂到户外晾干时，不到几个小时，衣服就从白的变成了灰的。衣服下面的树丛反而显得成了唯一干净的东西。比尔·霍姆在西安不如意的经历，在21世纪的这个大都市里，明亮的高楼大厦林立，高层宾馆比比皆是，像亨利·莫尔的雕塑一样让人震撼（亨利·斯宾赛·摩尔 Henry Spencer Moore，1898年7月30日-1986年8 月31日），是英国雕塑家。以其大型铸铜雕塑和大理石雕塑而闻名——译者注）。英国作家科林·休布伦（Colin Thubron，）在为其大作《丝绸之路》收集素材时，曾重访这个城市。他大约在1986年到过这里，他对当地巨大的变化描述如下：
十八年前，我曾艰难地到访过一个衰败的省会，那里忧郁的城墙，文化大革命后幸存下来的一切，除了混凝土砖和半空的国营商店，几乎啥都没有。我的记忆里只有发臭的煤灰，秋天的烂泥。幽灵般四通八达的古老街道上跑的是锈蚀斑斑的卡车，溪流一样的自行车到处乱窜。沿着人行道的色彩通常是褐色、灰色和哔叽蓝。这里的历史仿佛很呆滞，有致命的耐性。
然而现在这里焕发出了生命的光彩。不像北京那样凝结在了其宏伟中，而是活力四射，到处都是挤满了人的大商场和饭店，城郊都是高新产业开发区。
——引自科林·休布伦著《丝绸之路》第7页
从商业街的角度讲，城市化可能带来特色的丧失，祖传的百年老店挡不住连锁店的压力，以前从事各行各业的小匠人和小商贩正在逐渐消失。在我心里休布伦那样的走马观花者没有注意到的是，西安的救赎在于扎根关中平原。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省份里，陕西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拥有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一个，故人们很难摆脱乡村生活的影子。
作为一个自诩的“宅男”，我几乎没有到附近去历险的念头，我不认为西安只是一个航空中转站或仅仅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难道不值得我们思索这儿和兰州的不同吗？），这块广袤的平原也是周人和其他辉煌的民族曾经生养繁衍的地方。这座城市也浸润在文明和民俗的时常较量中。我这样说不是指表面上的东西，如在回民街和书院门的有些街铺里，慈禧太后的牡丹图仿制品和户县农民画摆在一起出售，而宋代的青花瓷旁边放的则是剪纸，这些现象和我所言没有多大关系。我要说的是，历史上在此建都的有十三个王朝，而每一个朝代对关中农民的影响可谓大咿。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蒲城县睿宗皇帝（李旦）的陵墓，通往陵墓的道旁有实物一样石刻的马和其他动物。当地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毫无疑问知道许多诸如“年”这样的恶魔。他们带着木棍到那里，把那些动物的嘴都给敲碎了，生怕天一黑，这些动物就会活过来，到村里来捣乱。
举上面这个例子，不是为了诋毁乡下人是破坏文化遗产的凡夫俗子。外国人对普通陕西人对待自己物质文化遗产的评价总是很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英年早逝在中国的美国记者弗朗西斯·尼科尔斯⑴曾写道：
他们虽然排外，有偏见，但却没有其它省那些人的狂热和残忍。
——引自弗朗西斯·尼科尔斯著《穿越神秘的陕西》第124页
与外人相遇是当地人自豪感的催化剂，因为这会加强周人子孙的崇高地位和保护这些遗产的本能。要不是有乡村佛教祠堂里勤奋的主持，和犁地的农民告知官方他们发现的地下周代青铜器，谁知道这些文明的遗产会不会被掠夺或遗失呢？
撰写“关内”这片土地，我无意重复旅游手册里枯燥的事实和数字以及标准的成词滥调。我的文章之立意在于从特性和多样性上来突出关中平原的个性身份。从三原和泾阳的黄土地到眉县富饶的果菜园，从咸阳的渭水到渭南的煤矿“黑带”，关中绽放出的是其精致的风景和丰富的资源。在人们的生活水准得到改善后，这里的人们现在也有了时间来回顾和消化自己的文化，甚至是把它推向市场。我将紧紧围绕关系密切的文明和民俗主题，来聚焦这片土地上的宗教、文学、艺术、饮食、建筑和其它风土人情。
我居边家村
我住的地方是以前的一个佛寺遗址，地势长而宽敞，故现在成了大学校园。我屋后面南边的窗外是越来越稠密的摩天大厦，但在冬日，当寒冷扫落了树冠时，从走廊尽头公共阳台上看到的是一幅更有趣的景象。只要把头和脖子稍稍向外一伸，就可以看到西安明代城墙的城垛。城墙上还挂着灯笼，那猩红的灯罩像几百年前一样，在龙头似的支架上摇曳着。从这些冷静的灯笼上，一点儿也看不出这个城市所经历过的独裁、饥饿、轰炸和围攻。若有人觉得除了季节的更替，没有什么能妨碍这些灯笼的轻轻摇摆也是有情可原的。
早晨要是有课，我的闹钟就定在五点四十五分——此时的校园已开始活跃起来。上了年纪的人从校园四周鱼贯而入，开始打起了太极拳，有的人就只是抱着树，用手掌拍打着树干，据说这能使人的四肢和关节保持灵活。西方人肯定觉得这有点神经，（人们一直用“抱树”来形容那些不务实，但却很浪漫的异想天开来保护大自然的环保人士）。上面提到的这些领退休金的人可不这么想，传统的中医理论认为，这样的练习可以刺激体内的“阳气”上升。
在我去学校班车停靠的地方时，常常听到的是一些老年人半导体收音机里的打击乐。这些老人叉开双腿，开始下蹲，直到屁股挨上了地面。然后，再慢慢地起来，同时双臂展开，雅如舒展的草叶，快如渐干的油漆。
“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练呢？”回到英国后，不止一个亲朋有些挖苦地这样问我。到中国的第一年，我的一位年过花甲的美国同事参与了。“边家村工人文化俱乐部”（这名字很吸引人，是个有咖啡店和影院的健身俱乐部）的娱乐中心开设有中国武术的“剑舞”初级班。我对这没兴趣，“剑”和“舞”结合在一起，让我能想起的不是日本的忍者就是英国矫饰的民间传统。我不止一次在路上碰到安妮穿着紧身裤去那儿或是从那儿回来。不用我问，她就会大谈自己这种新运动的芭蕾舞特色，并兴致勃勃地拿出她的剑向我展示，那不是一把致命的武器。对这位新兵，练太极的老人似乎看法不一。他们欣赏她舞剑时的灵巧，但却好像看不惯她的打扮。安妮穿的是名牌连体裤，而不是老人们喜欢的那种古典的丝绸长裤。
我的一位同事和她丈夫就住在我头顶的公寓里，她丈夫是个半退休的法律文案人员。他参与的是妻子的健康生活方法，喜欢骑自行车和玩哑铃，而不是武术。但这两口从中国学生那儿学来的坦率有时让我感到不舒服。安妮的写作课很快就让她窥到了中国18岁到22岁这些年轻人的内心世界。班上有一半的人显然从她的成熟中看到了智慧，一有机会就向这位和自己的奶奶年纪一样大的人请教恋爱问题。她了解到，特别是对于城市的女孩子来说，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让人看见，在周六的午后和小伙子手挽手在东大街散步。这个小伙子不一定是她的恋人，因为小伙的主要任务是为她拎那个大号的赝品皮包。包越艳、越花哨，她就越有成就感。这不仅在于炫耀身边有男士的体贴，还在于要发现未到法定结婚年龄前，自己就有了驯服男人的本事。
对于那些关系比较稳定的恋人们来说，命中注定要分开住在男生和女生宿舍里，在前两年的学习期间，受晚上学校学生宿舍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安妮从批改作文中得知，电影院就为这些恋人提供了短暂的亲热机会。至于现实中情形如何，我不大清楚。但每次我去看电影时，观众席上就从来没有安分过。那些悲催的浪漫故事会引起被人们称之为是“剩女”的单身女人的忧郁哭声。而香港枪战大片中没完没了的枪声使影院的墙壁本身都在颤抖。我估计，坐在后排的人肯定都是有备而来，带着耳机。
美丽的图画边上闪烁的是焦虑的光芒。对于那些在2008年和随后到中国的人来说，人们注意到的是历史带给普通人的焦虑。为了纪念邻省四川遭遇的汶川大地震一周年，艺术学院的学生创作了一幅巨大的画卷，描述政府和应急部门在地震发生后的救援事迹。在倒坍的房屋和灰烬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婴儿神奇地诞生在废墟中。我的学生讲的事就普通多了，每个人都能想起那个星期一，想起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的时候自己在哪儿。几乎是人人出动了——为了美好的将来，不再睡在有了些年头的学生宿舍楼里，而是抱着铺盖卷来到了篮球场。
我的一位朋友，是工程系的研究生，他甚至都不相信操场。由于认识学校开班车的一位司机，他就想方设法地让人家允许他每天晚上睡在班车后面的座位上。要是再发生地震，他希望新班车上的车闸（那是有保单的）也可以把他固定在原地不动。
人们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早在1556年的时候，陕西就遭遇过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地震，据后来的专家估计那场地震的震级相当于今天的八级地震。现代的导游会讲一个奇迹，那就是我们校园南边的小雁塔在那场地震中，虽然从四十五米降到了四十三米三，但却至今屹立在那儿。然而，很少有人提到大约有八十万人在那次地震中罹难（是汶川大地震的十倍），其中包括在窑洞倒塌、和建在黄土地上的房屋被夷为平地时罹难的农民。当代对那次地震的记录是眨眼间，五岳动摇，陵谷变迁，起者成阜，下者成壑。葡萄牙道明会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 （Gaspar da Cruz）当时在中国的南方，他甚至胡诌说这是神明针对中国异教徒的一次圣神的审判。听到地震的消息，联想当年早些时候看到大彗星（此彗星现在被天文学家命名为1556年大彗星）从头顶划过，他便以为这象征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要是再来一次地震，我的反应会如何呢？这个问题显然悄悄地潜入了我的下意识，有一段时间我做噩梦，梦到房子塌了，自己被压在了楼上两位从密苏里肯萨斯城来的一对老人的架子床下面。当然，外面稍有动静就会把我从梦中惊醒，通常声音都是来自一墙之隔的外面街道，有人大半夜吃烧烤与喝酒，乱扔喝空了的“汉斯”酒瓶取乐。我能隔墙听见他们铁哥们划拳的喊声，输了的人会大喊“日罢歘”（陕西方言“不行、差劲”的意思）或“瓜皮”（陕西方言“蠢与笨”的意思）等粗话。
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太白北路，当地的西安人认为我们的校园就是边家村的北端。边家村翻译为英文就是“边家人的村庄”或“边氏家族区”。这样的村名农村很多，如韩城附近的“党家村”，咸阳的“袁家村”，故给人的印象这是城里的一个独立社区。确切说，我不清楚“边家”是何许人也，也许在本世纪初，当这个城市的城镇区规划时“村”的叫法很普遍，他们是这儿的主要居民或生意人。称之为“村”也许不靠谱，因为边家村从北到南有三个商业和住宅区，相互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 在边家村的中间有一条街，两边是卖衣服和烟酒的，中间“跑”着的是一个菜市场。说“跑”这个词比较恰当，因为除了从早到晚熙熙攘攘以外，到这儿来买东西的人不得不时刻提高警惕，注意脚下，以防踏进从各种各样的摊位冒出来，流向排水沟的各种液体。这里有用泡沫纸箱盛着、和冰块装在一起带血的鱼头（鱼眼是美味佳肴），旁边的板条箱里放着是淡水养殖的螃蟹和也许可以叫“蛙”的东西。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英语里有一句老话，叫“气得像一盒子青蛙一样”。被塞到这样一个密封的筐子里，这些两栖动物好像并不怎么生气。它们的这种顺从倒是让人颇为同情，被剥夺了跳跃的空间，这些家伙几乎陷入了一种睡眠状态，它们的气囊在挣扎着从筐子上面的窟窿吸气。
如果说禽肉市场带给人的是一种神经质的战栗，那么菜市场则是常见的东方商品和一些时令产品。有几个调料小贩依旧在坚持用以前的手提“秤”，把干辣椒和八角茴香舀到秤盘里，再用秤锤滑着秤重量。早在几年前，就已经不这样秤新鲜的草莓了。秦岭（在西安的南面）周围的农田现在都被改成了塑料薄膜大棚，用来种植细嫩的水果，以便在过新年时享用。人们现在热衷的是陕西不生产的瓜果和菠萝，从复活节开始，水果贩子就会在摊位前摆一个长方形的玻璃水缸，里面放着削成条的水果，条子上叉根竹棍，可以像吃棒棒糖一样拿着吃。用刀子削皮很简单，当然削不好对付的菠萝皮需要特殊的刀，那是一个带U型刀刃的凿子，随着刀子斜线一样干净利落的落下，不能吃的皮就被很快削掉了，剩下的就是果肉了，大约两块五一块。
冬天又是另外一番景象。装水果的罐子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临时砌成里面塞满了红薯的烤炉。 人们可以一眼看出炉子是用旧油桶做的，最上面糊了一层泥，靠手推车的两个轮子来拉动。有时候，推车上的闸都不拉死。能迅速跑开至关重要，因为时不时会有穿制服的人过来，挥舞着证件，让没有执照的小贩走开。小贩们则很听话，但等风头一过，又会若无其事地回到原来的地方。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越来越多的商人依赖起了人造热能。拐角的医院有时提供小型热水瓶，装的水和咖啡壶差不多，但很多都是摆设。午饭时，有关皮肤的广告通常提供的是快速无痛人流或无痛切除痔疮。
还有一种到处都是的东西，我在一家咖啡店的画册上看到被称为是中国特色，那就是“蜂窝煤”。这可以用来代替电，被装在十到二十厘米高，易燃烧的圆筒里，街道上买小吃的靠这烧锅或烤手取暖。这种造型可以使有很多窟窿的煤球首尾贯通连在一起，其设计可谓心灵手巧，因为这些煤球只要一靠近火苗，几秒钟就可以引着，还可以用一个铁钳夹起来。烧过的煤球本身也有用，只要一踩碎，就是肥沃的钾肥资源。
至于西安的寒冷，一看地面就知道了。虽然冬雨罕见（且常常是人工降雨），在树根和其他一些洼地还是有危险的冰块，这也是人为的。出于礼节，有些小餐馆常给人们供应饺子汤，一天的生意结束后，店主就会把锅里剩下的汤倒在路上，而那汤很快就会结成冰。
和其他地方的社邻一样，总有人坚持全天候出勤。最有名的是一位中年手艺人，外国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龟壳货车人”，他下身瘫痪，主要的营生是配钥匙、换保险丝和干一些小的焊接活。由于腿有残疾，没法整天都坐在櫈子上，他就不得不给自己定做了一个既能干活又能居住的交通工具。有同事对我说，20年前他用的是残疾人推车，车轮和车链要靠摇动前面的手柄来运动。现在用发动机代替了人工手摇，用铝合金为车子做了一个屋檐式的壳子，他可以说是实施了一项少有的工艺改革。
每天在大家都知道的那儿地方，人们就会看见“龟壳货车人”把车停在一家清真饺子馆自行车道的一个角落，当龟壳打开时，他就会拉出一个托盘，上面摆着保险丝、螺丝刀和配钥匙的工具。他举止粗暴，个人卫生也不怎么样，这可以理解，但生意却很不错。这在于他的店就开在大学的老家属院旁边，这儿的楼房是毛主席在世时按苏联的模式修建的，原来的社会主义“新村”也已经渐渐受到了腐蚀。现在的大多数住户都是私人房客或面临各种难题的老住户。“龟壳货车人”的拿手生意是帮那些由于钥匙质量差开不了锁而被关在门外的人。他把坏了的钥匙用锉一锉，接着便用铁锤丁丁当当地敲，他的车壳来回摇晃着。要是卖不出用他那所谓永远不会坏的合金配的钥匙那生意就是不顺。他给配的钥匙都打上一个颇有个性的标志，以保证人们不会忘了他的手艺。
刚到西安的时候，边家村对我吸引力不大。首先是因为，对于我这个居住在外国的英国人来说， “人人乐”超市里（“人人乐”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意思）除了没有澳大利亚胶、瑞士甘蓝和英国的美格纳斯苹果酒以外，这里有我想要的任何东西。每天晚上，我会到护城河边的绕城公园去。在这个时间，当回到家里的人开始看“肥皂剧”或是拿壶给温室里的盆景西红柿浇水时，这儿便挤满了人。在公园的铁门在九点半关上以前，这里是各行各业的人聚集的地方。有人在黄昏的时候放风筝，领着养老金从超市逛回来的人在谈论鸡蛋的价格。在半月形的石桥中间，刚刚会站不用人扶的孩子在玩滑滑梯。我就是喜欢坐在这样的地方，注视变化中的芸芸众生。让今日市民感到自豪的东西，随着其光辉不再可能在将来变得俗气。几年前，市政府为当地的陕西风味面食“biang biang面”建了一个雕塑，用的全是青铜材料。雕塑是一个像洗澡盆大的巨碗，里面竖起几根面条，缠绕在一只无形的手举着的一双巨大的筷子。午后五点的阳光让这个吃饭的工具投下了一道吓人的阴影，以至于使那些爱叫的狗在被人放开链子后，对着它狂吠，然后又被上面无形的力量吓得往后退。
当我在这里发呆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可能路过这条小径。而在西安古老的历史上，路过这条小径的人有几百万。凝视着护城河沿岸的垂柳，我无法用有创意的言语来描述此情此景。外国人在中国首先学到的诗歌之一是王维的“渭城曲”。这首诗有可能就是在唐代的时候，产生在这个城市。当时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实际上从很多方面讲也是东方世界的首都。王维道：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诗句比英国的史诗《贝尔武甫》早得多，比北欧海盗第一次抢劫诺森布利亚（诺森布利亚Northumbria是中世纪时在英国北方的王国——译者注）还要早一代人，有可能是在毕德尊者（比德尊者Venerable Bede又译为“圣比德”或“可敬的比德”是中古英格兰诺森布里亚王国的历史学家——译者注）生前或死后那段时间。柳树象征着为了朋友的离别而感慨，这种情感回荡在期望与友人将来能共同举杯的祝愿中。唐代的酒仙诗人是李白，据说他为了拥抱映在水中的月亮淹死在了长江里。这里的酒肯定比当今北欧的果酒更能让人陶醉。
夜晚降临的时候，公园里迎来的是一群服饰华丽的户外娱乐者。大约至少有一百名退休后的女人，扭着屁股，挥着胳膊跳起了快乐的广场舞。躲开这些喧嚣的人群，我早就注意到了一阵阵像是在尖叫、颤栗和哀嚎的声音。坐在柳树下的一块大石头上，或是像往常一样在户外的器械上练习伸腿和蹬腿时，显然我不清楚这声音来自何处。顺着像静脉曲张那样连着几个扩音器的电线，我终于发现在一片空地上，有自愿者在即兴表演秦腔。没有剧场里的华丽服饰、鸡毛林冠和脸上的油彩，否则那唱戏的人在灯光下的舞台上早就挥汗如雨了。但那甩袖、扬眉和拒绝人时的提袍以及各种动作，和在舞台上表演的人一模一样。
说起这些晚上的见闻，那些听讲的人常常是担心得脸色发白，“那地方不卫生，太热，空气不好，蚊子多。”这里提到的第一个问题通过对护城河的排污处理已经解决了。很简单，就是把河道打开，铲掉河底的淤泥和垃圾，用麻布袋拉走（奇怪的是麻布袋中文叫“蛇皮袋”，可能是因为外表像蛇鳞吧）。成千上万袋的淤泥和垃圾被运走了，在这些烂泥中，我没有看到坊间传说中死于黑社会之手的白骨和被丢弃的婴儿。另一方面，我也看到过小冲突，比如女人打架，偶尔也会遇到小偷。但大多数时候，会遇到小伙子从旁边悄悄过来，推一下我的胳膊，让我看偷来的智能手机，他是想为了得到现金而赶快出手。
有时，我常常想起夏天回到在英国坐火车时，坐在我对面的一位女人所说的话。在把她的那份《卫报》卷起塞进外套口袋后，她就打开了超市购物袋里的各种密封的“东方美食”，其中有酱鸭和甜辣味的春卷。我一看就笑了，边说真巧我刚从中国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情投意合地谈起了我在中国的工作以及对那里的初步印象。在她声音放低时情形变了，“但就你的情况而言你肯定……我怎么说呢……看不到中国人生活中不好的一面，那里发生的好多事你都不知道。”出于礼节，我说那里却有让人生气和不舒服的问题，如房地产开发商对土地的掠夺、对新闻报道的审查、私人财产权法案漏洞很多等。但不管怎样看问题要实际，仅仅在一百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封建国家，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农民，他们要是胆敢剪掉象征自己被奴役的辫子就会被当众斩首。在英国也有“很多这样的事”会引起民众的愤怒，我们还不是刚刚经历过议员们乱花公款的大丑闻，人们对我们这个制度的信任已经降到了最低点。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继续着，我拒绝了她再三要给我的春卷。我知道在陕西，“甜”和“辣”不搭界。尝一口正宗的关中辣酱，实际上足以辣掉西方人的牙。更悲催的是，当地有句口头禅：“先辣前门，再辣后门”，意思是说曾经让你嘴辣的东西，后来会让你的肛门难受，英国的连锁超市肯定不敢出售这种风味的食品。
这种像住在象牙塔里的暗讽有时让我生气，不过现在就似乎有点滑稽了。不管她所说的“中国现实”是指什么，边家村不是孤岛，也没有与社会绝缘。民众舆论的力量是压制不住的，举个例子，一旦与日本的摩擦触及当地人的爱国热情，愤怒的情绪就会显而易见。在2012年秋，当日本宣称钓鱼岛属于他们时，边家村街道两边的两家快餐连锁店门口就展开了爱国热情的大攀比。买凉面的餐馆在其前门里面立了一块塑料海报，上书“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饺子店（就是“龟壳货车人”上班的地方）则为了胜过对手，打出的旗帜是保证坚决抵制“小日本鬼子”。
虽然我们的校园一直很安静，很安全，但在这片城市绿洲中也还是有变化的。2012年10月，为了迎接西北大学百年校庆，学校实施了一项宏大的翻新工程。对十二层高的科研大楼做了一次外装修，大约有二十五个托架被打进了墙缝里，这为大楼的新“面孔”提供了支架，从而是有大理石效果的瓷砖代替了以前已经显得有些寒酸的卫生间瓷砖。随着一座仿佛崭新的大楼在脚手架和防雨布中崛起，我住的楼却依然是老样子。这还不够，为了给更大的树腾地方，一排排被认为是长得不够快的小树被连根拔起，这些都是为了取悦来参加校庆的外国显耀人物。至于承包商的利润有多大人们只能去猜了，要是他们能把这些枫树和银杏树移植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再循环出售，那其中的利润肯定是无穷无尽的。
对校园的绿化直接影响了我周围的环境。一天，外面灰蒙蒙的，我们楼前的草坪上好像是发生了鼠疫或是被撒上了牛粪，但到了晚上，那一片裸露的土壤就被栽上了牡丹和来自新西兰的桫椤，仿佛这些东西都是直接从“侏罗纪公园”里搞来的。为了锦上添花，对每一片茂密的草坪都进行修剪。
对这种拔苗助长式的发展，外国人的看法不一。虽然自负的工会常常维护工人们的权益，说那些活可以干，那些活不能强迫人去干，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健康和安全条例，但中国人总是有办法用西方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完事”。另外，让“大楼”堂皇靓丽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新玩意的设计美观，或者是有更高的审美价值。此地的文化遗产积累远远超过今天无聊的现实。每一次开挖新地基，学校博物馆就会为自己的展览得到更多的藏品。就这样，公元八世纪的“实际寺”遗产得以重见天日，而其遗址以前被人瓜分，做了他用。
陕西话之乐
对于我来说，“实际寺”不仅仅是个名字，是个古遗址，还有人们不知道的传奇。玻璃展架上保护起来的菩萨雕刻就出土于遗址区，但对我来说，这些文物与陕西历史博物馆或在小雁塔里的西安博物院的文物一样没有特别的吸引力。说实话，只有一两件展出的文物，可以真正地揭示几百年前把足迹留在这里的人的日常生活。一个一千多年前的棋盘链接的是人气。窥探棋盘上那一个个方块十字，我依稀看见戴着宝珠的手腕在思索着下一步的走法，一旦有了定夺，象牙做成的棋子就按布阵活跃起来，长长的一串犹如垂着的人参根须。 我的一位朋友和同事是个有名的画家，号“实际寺老衲”“长安癫癡坊主”。他不大关心有关唐代僧人早上不诵经时会干什么这样的幻想。他就出生在今天被冠之为长安县的地方，其事业可以说就是孜孜不倦地探索文明的基本要素和民间文化。虽然他对自己的“秦腔”（陕西方言）研究颇为自豪，也喜欢在路边的小店开怀畅饮，但他对释迦牟尼和观音的喜爱却表现在多个寺院里都有他优雅的壁画。在他看来，任何一个想真正理解关中活态遗产的人就得懂一点当地的方言——秦腔。对外面的人（包括外国人和陕西以外的人）来说，陕西方言听来有些怪。这是因为陕西方言中的四声有三声和普通话不一样，普通话发去声（四声调）的，陕西关中方言发阴平；普通话发上声（三声调）的，陕西关中方言发去声；普通话发阴平（一声调）的，陕西关中方言都念轻声；只有普通话发阳平（二声调）的，在陕西关中方言仍读阳平。当地人都宣称这是更纯和更雅的汉语，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长安癫癡坊主”曾对我说，陕西方言里的一些话并是不从汉语衍生而来的，可以上溯到古“丝绸之路”那些岁月，当时长安和中东的贸易往来繁多。如“克里马擦”（意思“快”“迅速”）就是外来语。
陕西的方言历史悠久，让人感触。两个出生在同一个地方的见面会互称“乡党”，意思是说他们是同一个村或同一个镇的人。他们很亲切地称自己的妻子为“屋里头的”，“里”就是说她的活动范围在家里面。这有点像英国俚语中的“家内”“her indoors”。
陕西方言中赞赏和损人的话都很有味。“嫽”一字就独具特色，意思是特别好。从美学上看，这个字是由漂亮的横竖和撇捺构成的。看着书本上的这个字，我不仅想，中国的孩子第一次见到这个字时，肯定会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第一次在母亲介绍的识字本上见到圆嘟嘟的罗马字母一样激动。“嫽”这个字的确有年头，西汉学者杨雄说“嫽”就是好的意思，而《诗经·陈风·月出》中就有“佼人嫽兮”，即美人多漂亮啊！如果说很好，就会说“嫽扎咧”。特别是在饭馆吃的好或是路边的摊子生意不错时就会说这话。要是不舒心就说“粅素”，介乎于二者之间就说“罢了”。
陕西方言的咒语和骂人的话也很有特色。和其他地方的话一样，这类话有稍带颜色的，也有狠话。最常见的一个字是“二”，要是一个人很鲁莽，做事不计后果就会被人叫做“二杆子”。说一个人反应慢，迟钝就是“瓷马二愣”，很像英语中说人笨时的“as thick as two short planks” （二扳子）。说一个人啥事也干不了就叫“烂杆货”，字面的意思是“朽木杆子”。
在日常生活中，陕西人爱用“嚷”来开玩笑。而“瓜”这个词，虽然是玩笑话，但不一定都是贬义，孩子不聪明，不论男女都叫“瓜娃”，女娃有时则被称为是“瓜女子”。当然与“瓜”有关，更难听的话很多，每天在西安的街道都有耳闻。这个词的宽泛足以让关中的学者和作家写文章来探讨，就像鲁迅曾经写过《论他妈的》的一样（“他妈的”是普通话中常见的粗语）。要是中国有国骂，陕西当然也应该有陕骂了。“嚷”在上一个台阶，就是“扎势”，有点像英文中的chavvy （炫耀），意思是指穿高档服饰，瞎招摇，没有品味。人们会骂这种人“纵然你身上穿的是巴宝莉，尻子上套的是里维斯，再“扎势”也是个农民”。在繁荣昌盛的中国，社会环境敏感不难想象人们为啥爱说这话。
陕西方言现在已变得好理解了，对于并非西安土生土长的外地人来说，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融入陕西方言。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西安话》，是由在西安北郊长大的作家和广播员伍永尚编著的，这本450页的陕西方言历史指南附有词条部分，用普通话将上千陕西方言和习语做了注解。更新潮的人可以看由胡婕和王思琪主编，唐娜英译、饶涛日译，西安出版社出版的《摇滚陕西话》，此书的每一页讲一个或一句陕西话，并附有生动的、实用的例句，这本书不大，便于携带。
商人们搭方言的顺风车也不足为奇，几年前，一家名为“就是西安”的公司，推出了一系列产品。包括徽章、棉布购物袋、铅笔盒、开瓶器等，每一件商品上都印有一句陕西话。要是给当地的朋友送一个“没麻达”（没问题）或“胡然”（胡扯）的纪念章将会是多么一个有趣的礼物啊！西安的回民街有家商店有售，该店的老板是一位名叫方济会，挺讨人喜欢的年轻女子，我曾经买过不少，产品造型独特，种类繁多，的确不错。我最喜爱的是一张“冰峰”汽水的明信片，从冒泡的瓶口里溢出的是五光十色草书的小吃名称。
我学陕西方言的机会，主要是从我在城墙旁边的住处到我工作的郭杜来回，通常是挤满了人的公交车上。以前为了学新词，我都是仔细看车上的广告。《摇滚陕西话》一下子吸引住了我。在众人的脚步声中，在汽车的刹车声中，自动报站系统会机械的喊“到了”，我的这种公开的学习似乎一开始就让大家觉得有点怪。
一个冬天的晚上，我挤上了一辆特拥挤的311路公交车，我的下巴懒洋洋地垂着，所以我的黑礼帽遮住了好多人疲惫的面孔，给人的感觉我是睡着了。不久，我注意到在我的前面有一个中年人，他的两个女同伴，手抓着栏杆在谝话。“又是那个戴帽子的老外”，一个对他的同伴说，“他常坐这车，你知道我前天看到啥了？他手里拿的那本书被翻译成了普通话、英语和日语”。那人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指数着。“现在老外咋对这感兴趣？”
被人认出来不是坏事，实际上，这反而鼓励我更加明显地用带陕西方言的东西。一周的每一天，我都会提印有不同字的“就是西安”购物袋，一天提的是“肉夹馍”引来许多人友好的笑声，另一天提的是“羊肉泡”，再过一天提的是“克里马擦”（陕西方言，意思是“迅速、快”），大多数人一看到上面的字就大声地念。到最后一天这笑话就淡了，当我提着“谝含传”时，几个陌生人就凑过来对我说中间的那个字印错了。要是手里有笔，我肯定这些人很乐意改错的。
有一次排队买水果，我前面一个丰满的女人，把身子倾向柜台的张阿姨，脸定得平平地问：“我的钩子多少钱？” （在关中方言中“尻子”指屁股——译者注）。我一下子给笑了，我后来才发现她买的是后面有胶，可以粘在墙上的塑料挂钩。
我的一个江苏朋友讲了另一个稍有不同的版本。15年前，当她第一次作为本科生踏进这个校园的时候，她不懂为什么班里的男同学老是在后面小声议论同班女同学的“钩子”。而我能听出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意味着我已经开始融入西安人的生活了。
注释⑴：弗朗西斯·亨利·尼科尔斯（Francis Henry Nichols，1869-1904），中文名为纳柯苏，美国记者、探险家、美国地理学会会员。1898-1901年，陕西、山西等地连年大旱，引发严重饥荒，人口饿毙无数。美国纽约《基督教先驱报》在全美发起了为秦晋灾民筹募赈款的活动，并委派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敦崇礼在西安城发放美方赈款。1901年，尼科尔斯作为该报特派代表，前往西安监督放赈、报道灾情。《穿越神秘的陕西》就是尼科尔斯记述他从北京出发，经直隶、山西，到达陕西西安，从事灾赈活动，而后翻越秦岭，经湖北，沿长江乘船抵上海这一行程的著作。 尼科尔斯在3000余公里的水陆行程中，从一个美国记者的视角出发，真实、生动地记述了直隶、山西、陕西、湖北等地沿途自然环境、城镇聚落、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而对清后期西安城各方面状况多角度的记述尤显珍贵，堪称清后期西方人关于西安城的第一本“全景式”著述。该书出版后，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太阳报》《芝加哥论坛报》《美国地理学会会刊》等迅速做了报道，纷纷刊发书评、书讯，该书此后成为西方世界了解清末中国西北内陆地区的经典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