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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崎润一郎（1886～1965）是日本近代文学家的代表，他作品中的艺术性受到国内外的很高评价。谷崎润一郎曾两度到中国来访，第二次中国之行，与郭沫若、田汉等中国文坛的作家、艺术家有了交流。本文将谷崎润一郎和文人们的交流为焦点做一探讨。
一、谷崎两次到访中国
文学家谷崎润一郎的成长和成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在中国题材的作品中展现了一幅唯美的中国幻象。1918年10月上旬，他踏上中国内地，经历了为时两个月的旅行。首次的中国旅行激发了谷崎润一郎的创作欲望，创作了纪行文《苏州纪行》、小说《秦淮之夜》《西湖的月》《鹤唳》以及戏剧《苏东坡》等。这些作品都展现了具有奇幻魅力的中国，也表现了谷崎润一郎对中国一如既往的憧憬。
1926年1月6日到2月29日，谷崎润一郎终于再次来到中
国，而这次的旅行只是在上海逗留了一个月左右。回国后谷崎润一郎除了写作《上海见闻录》《上海交游记》等纪实性的作品之外，再没有以中国为题材的创作。可以说在他第二次的中国旅行中，通过和中国新时代的年轻文学家的交流，使他改变了对中国的认识，同时也放弃了对中国题材作品的创作。
二、开始与中国文坛的接触
当时，上海的报纸上也刊登了谷崎润一郎访问中国的事情，很多文学家都想见到他。内山书店店主内山完治在书店二层举办了谷崎与一些文学艺术家们的见面会，会上谷崎润一郎结识了当时文坛三秀的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
对郭沫若的第一印象，谷崎润一郎说：“我一进到店里……他看起来很成熟。”从谷崎的印象来看，郭沫若很和蔼，的的确确是文学青年的形象。
会后，田汉和郭沫若二人送谷崎润一郎回到一品香酒店的住处，途中“对日本现诸家的评论，大体上……非常的吃惊”，描述了他们对日本文艺界的了解令谷崎润一郎十分惊讶。之后，他们在一品香酒店饮酒畅谈，也吐露了忧国之情：
“我国的古代文化，现在是被西洋文化腐坏了，产业结构被改革，流入了外国资本，好的利益都被外国人掠夺了……但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却得不到半点利益，而且物价日渐增高压迫了生活。上海虽然是很热闹的城市，但是在上海有钱有权的却是外国人，租界的奢侈生活也影响到村庄，毒噬了人民淳朴的心。老百姓通过耕地并不能赚到钱，却被刺激消费，更为贫困了。我们的故乡的田园变成荒野，农业也变得衰落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谷崎润一郎无不感到惊讶，他认为仍然像曾经那样“如果去农村的话，依然可以看到农民们悠闲的生活，‘即使当了皇帝又能如何’，远离政治和外交，能吃个便宜的食物、穿个便宜的衣服就满足了，优哉游哉地过日子。”
田汉和郭沫若否定了谷崎润一郎的这一想法，指出了中国现在面临的危机：
“中国人遇到比自己文化优越的民族，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的，他们从北、南、西、东入侵中原，这个入侵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在我们的国家捣乱，他们借钱给军阀，向他们售武器，又设立了称为中介地的租界，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中国就不会这么乱，也不会继续战争。自古中国就有战争，现在的情况和野蛮人的侵略或内乱性质不同。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对于二人的意见，谷崎润一郎“感到似乎都很有道理，假如他们的看法有错误‘我不会相信’，我们应该尊重他们两个人心中的苦恼”。当时的中国受到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混战，人心不安，直面亡国的危机。谷崎润一郎的第一次到第二次来中国之间的八年间，中国国内反日反帝运动不断，军阀混战更令国内动荡。当时的中国已经不是谷崎润一郎第一次旅行时所看到的田园风景和近代都市融合的和平的乐园了。谷崎润一郎在惊讶和失落中也应该痛感到这样的事实。
三、30年后与郭沫若再相会
谷崎润一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作品《昨天今天》中，回
顾1926年的上海旅游：“真心地希望能重温曾经的友好。”1955年2月，郭沫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访日科学代表团的团长来到日本。12月6日，与谷崎润一郎时隔30年后再相见。翌日的《朝日新闻》上也登载了二人的对话。当时中日未恢复国交，中国国内的情况未能传到日本，因此，谷崎润一郎对中国现状多有些疑问，然而他们的对话并不投机。
郭沫若说：“虽然来日本只有短短的6天，但肯定的是，日本又要进行一次明治维新。因此，不能忽视人民的力量。要点是，怎样实现普通人的愿望。”对此，谷崎润一郎认为：“不要有流血牺牲那样的惨事就好了。”郭沫若的看法是日本又将要进行一次改革，不需要顾虑太多，只管奋起改革，但对于谷崎来说，希望改革中不要有流血牺牲，并不赞成郭沫若所说的激烈的改革方式。可以看出，二人的对话没有得到相互的理解。
或许二人的谈话是相互间信息的不足和相互理解的不充分造成的。处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郭沫若，或许夸大了人民改革的作
用。而对于并不多了解中国现状的谷崎润一郎来说，无法想象将激烈的政治改革用于以往所幻想的乐园般的美好过渡中。因此，由于各自政治立场的不同，也缺少深入的了解，才使得时隔30年再相见后的谈话有意见不合的遗憾。
参考文献：
谷崎润一郎.上海交游记.日本：みすず书房，2004-10.
（作者单位 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谷崎两次到访中国
文学家谷崎润一郎的成长和成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在中国题材的作品中展现了一幅唯美的中国幻象。1918年10月上旬，他踏上中国内地，经历了为时两个月的旅行。首次的中国旅行激发了谷崎润一郎的创作欲望，创作了纪行文《苏州纪行》、小说《秦淮之夜》《西湖的月》《鹤唳》以及戏剧《苏东坡》等。这些作品都展现了具有奇幻魅力的中国，也表现了谷崎润一郎对中国一如既往的憧憬。
1926年1月6日到2月29日，谷崎润一郎终于再次来到中
国，而这次的旅行只是在上海逗留了一个月左右。回国后谷崎润一郎除了写作《上海见闻录》《上海交游记》等纪实性的作品之外，再没有以中国为题材的创作。可以说在他第二次的中国旅行中，通过和中国新时代的年轻文学家的交流，使他改变了对中国的认识，同时也放弃了对中国题材作品的创作。
二、开始与中国文坛的接触
当时，上海的报纸上也刊登了谷崎润一郎访问中国的事情，很多文学家都想见到他。内山书店店主内山完治在书店二层举办了谷崎与一些文学艺术家们的见面会，会上谷崎润一郎结识了当时文坛三秀的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
对郭沫若的第一印象，谷崎润一郎说：“我一进到店里……他看起来很成熟。”从谷崎的印象来看，郭沫若很和蔼，的的确确是文学青年的形象。
会后，田汉和郭沫若二人送谷崎润一郎回到一品香酒店的住处，途中“对日本现诸家的评论，大体上……非常的吃惊”，描述了他们对日本文艺界的了解令谷崎润一郎十分惊讶。之后，他们在一品香酒店饮酒畅谈，也吐露了忧国之情：
“我国的古代文化，现在是被西洋文化腐坏了，产业结构被改革，流入了外国资本，好的利益都被外国人掠夺了……但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却得不到半点利益，而且物价日渐增高压迫了生活。上海虽然是很热闹的城市，但是在上海有钱有权的却是外国人，租界的奢侈生活也影响到村庄，毒噬了人民淳朴的心。老百姓通过耕地并不能赚到钱，却被刺激消费，更为贫困了。我们的故乡的田园变成荒野，农业也变得衰落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谷崎润一郎无不感到惊讶，他认为仍然像曾经那样“如果去农村的话，依然可以看到农民们悠闲的生活，‘即使当了皇帝又能如何’，远离政治和外交，能吃个便宜的食物、穿个便宜的衣服就满足了，优哉游哉地过日子。”
田汉和郭沫若否定了谷崎润一郎的这一想法，指出了中国现在面临的危机：
“中国人遇到比自己文化优越的民族，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的，他们从北、南、西、东入侵中原，这个入侵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在我们的国家捣乱，他们借钱给军阀，向他们售武器，又设立了称为中介地的租界，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中国就不会这么乱，也不会继续战争。自古中国就有战争，现在的情况和野蛮人的侵略或内乱性质不同。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对于二人的意见，谷崎润一郎“感到似乎都很有道理，假如他们的看法有错误‘我不会相信’，我们应该尊重他们两个人心中的苦恼”。当时的中国受到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混战，人心不安，直面亡国的危机。谷崎润一郎的第一次到第二次来中国之间的八年间，中国国内反日反帝运动不断，军阀混战更令国内动荡。当时的中国已经不是谷崎润一郎第一次旅行时所看到的田园风景和近代都市融合的和平的乐园了。谷崎润一郎在惊讶和失落中也应该痛感到这样的事实。
三、30年后与郭沫若再相会
谷崎润一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作品《昨天今天》中，回
顾1926年的上海旅游：“真心地希望能重温曾经的友好。”1955年2月，郭沫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访日科学代表团的团长来到日本。12月6日，与谷崎润一郎时隔30年后再相见。翌日的《朝日新闻》上也登载了二人的对话。当时中日未恢复国交，中国国内的情况未能传到日本，因此，谷崎润一郎对中国现状多有些疑问，然而他们的对话并不投机。
郭沫若说：“虽然来日本只有短短的6天，但肯定的是，日本又要进行一次明治维新。因此，不能忽视人民的力量。要点是，怎样实现普通人的愿望。”对此，谷崎润一郎认为：“不要有流血牺牲那样的惨事就好了。”郭沫若的看法是日本又将要进行一次改革，不需要顾虑太多，只管奋起改革，但对于谷崎来说，希望改革中不要有流血牺牲，并不赞成郭沫若所说的激烈的改革方式。可以看出，二人的对话没有得到相互的理解。
或许二人的谈话是相互间信息的不足和相互理解的不充分造成的。处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郭沫若，或许夸大了人民改革的作
用。而对于并不多了解中国现状的谷崎润一郎来说，无法想象将激烈的政治改革用于以往所幻想的乐园般的美好过渡中。因此，由于各自政治立场的不同，也缺少深入的了解，才使得时隔30年再相见后的谈话有意见不合的遗憾。
参考文献：
谷崎润一郎.上海交游记.日本：みすず书房，2004-10.
（作者单位 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