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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的制度奥秘：一次性授权
从政治制度角度看，实行集中资源实现战略性发展的模式，需要一种比较集中的体制，也就是说需要有一个代表中国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政治核心来作出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由于是一次性的委托(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概念，这种一次性的委托人民是有授权的，而且授杈时间比较长，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获得授权的权力者在决策过程中可以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这也是中国和西方一些所谓“民主”国家相比的效率所在。西方在民主政体之下有数不清的授权过程，并且它是多中心的，所以在每个重大决策上都有大量的博弈，使得交易成本很高。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倒不是很大，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不行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所采取的这种体制是合理的、有效的。这是中国崛起的制度奥秘。有些人经常站在西方的角度，或者以西方的经验来套裁中国，所以经常批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中国这样的一个体制，恰恰是适合中国现阶段历史进程的，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据房宁 文)
美式资本主义是最大输家
每一场危机都会结束，虽然看起来前景黯淡，当前的金融危机终将过去。然而，没有一种危机能够消逝得无影无踪，不留下任何后遗症。而这一次的遗留，最引人注目的将是全球性的思想战争——哪一种经济模式最可能造福于大多数人。第三世界将会热衷于挑起这场战争，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或者说资本主义和美国人所标示的社会主义之间，斗争仍然激烈。虽然目前的金融危机没有赢家，但输家众多，其中最大的输家就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据斯蒂格利茨 文)
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
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断言，贫富分化加剧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们，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打破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据吴敬琏 文)
宏观调控应强化理性的“供给管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典型的“滞胀”是其带有由政府政策的福利主义倾向引致发展活力削弱，这一点经验教训，对于正要加速起飞的中国来说，也极有必要深长思之。我国新阶段的总纲是构建和谐社会，但也需注重在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福利增进过程中对“度”作出合理把握。以为民生问题政府可以包揽，以为政府增收的财力可以不加区别地按平均主义方式分光，于是过早地提出不切实际的高要求、过急推行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的“均等化”，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活力减退与滞胀风险。所以，作出“托底”保重点、渐次展开的民生改进，追求统筹协调、瞻前顾后的和谐增长，也是我国宏观调控中供给管理所不可或缺的内容。(据贾康 文)
危机周年再看中国模式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中国模式就好比一个医生，治理重症或绝症病人很管用，但要将这个病人调养好，让他长得身强体健却非其所长。而目前的情况恰是，金融危机就像一场瘟疫，世界多数国家在这场瘟疫中都进入病危阶段，急需救活，这是中国模式备受赞扬的原因所在。所以，危机周年反思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不能在听了赞扬后飘飘然，自以为中国模式可以包治百病。正因为此，中国模式才要不断充实、调整与创新，不能被一个固定的思维所框住。
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在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上，前些年一直偏向效率，出台的许多政策都体现了效率优先的特性。本来，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分配偏好”是重国家和集体、轻个人和居民，资本主导下的“分配偏好”也是重企业和资本、轻个人和劳动。因此，如果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价值选择上再偏重效率，那么，无疑会加重资源和收入的分配向前者倾斜，从而造成国富民不足，消费需求长期启而不动，以致经济不得不依赖外需。(据邓聿文 文)
中国成功背后的几个理念
民生为大。中国信奉这个古老的治国理念，强调消除贫困是最基本的人权。这使中国在一代人时间内实现了近四亿人的脱贫，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成就。中国可能纠正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在人权方面的一个疏忽，即西方把人权几乎界定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个理念对于全世界的穷人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整体思想。受哲学传统影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中国采取了整体战略理念，政府在不同转变阶段确定清晰的重点和优先顺序，简单容易的改革后往往紧随着更具决定性的、更加困难的改革。与之相比，民粹主义、短期政治在当今世界许多地方非常普遍。
政府是必要的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繁荣都离不开开明的强势政府。不同于美国主张的“政府是必要的恶”，中国的变革由一个开明的、致力于发展的政府所领导：不同于戈尔巴乔夫，他放弃了旧体制，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帝国轰然崩溃，邓小平把中国的旧体制转型，从追求乌托邦转入追求现代化。尽管有缺点，这个体制却有能力凝聚整个国家对于现代化的共识，执行艰巨的战略目标，如强制推动银行系统的改革、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大力刺激中国经济走出全球衰退等。(据张维为 文)
新语录
“让我们一起继续未打拼”奏响当代中国的最强音。
——胡锦涛总书记在颐和园考察途中，与各界群众亲切交谈，称“我们都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让我们一起继续来打拼!”对此，网友有感而发。
用财富衡量科学家价值太低级、太庸俗……钱是要的，因为要生活，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是拿来用的，该用则用，不挥霍不浪费，不小气不吝啬。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谈自己的财富观。
住房应确立为准公共产品。
——14位房地产界专家联名上书，建议进行二次房改，实现中国人“住有所居”的梦想。
下一个三十年末，中国资本市场肯定站在世界前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说。
中国文化现在最大的缺憾是，具有原创价值的内容文化越来越成为稀有文化资源……更多的观众是被忽悠到剧院里看演出，看的不是艺术，而是一场“文化事件”或文化热点题材。
——北京文化学者吴祚来
经费不能成为“诺奖情结”的遮羞布。
——对于“诺奖在人均GDP达到多少美元才有望出现”的说法，作者朱四倍评论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表的问题，更是一个诺奖生长的土壤和环境问题。
从政治制度角度看，实行集中资源实现战略性发展的模式，需要一种比较集中的体制，也就是说需要有一个代表中国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政治核心来作出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由于是一次性的委托(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概念，这种一次性的委托人民是有授权的，而且授杈时间比较长，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获得授权的权力者在决策过程中可以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这也是中国和西方一些所谓“民主”国家相比的效率所在。西方在民主政体之下有数不清的授权过程，并且它是多中心的，所以在每个重大决策上都有大量的博弈，使得交易成本很高。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倒不是很大，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不行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所采取的这种体制是合理的、有效的。这是中国崛起的制度奥秘。有些人经常站在西方的角度，或者以西方的经验来套裁中国，所以经常批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中国这样的一个体制，恰恰是适合中国现阶段历史进程的，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据房宁 文)
美式资本主义是最大输家
每一场危机都会结束，虽然看起来前景黯淡，当前的金融危机终将过去。然而，没有一种危机能够消逝得无影无踪，不留下任何后遗症。而这一次的遗留，最引人注目的将是全球性的思想战争——哪一种经济模式最可能造福于大多数人。第三世界将会热衷于挑起这场战争，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或者说资本主义和美国人所标示的社会主义之间，斗争仍然激烈。虽然目前的金融危机没有赢家，但输家众多，其中最大的输家就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据斯蒂格利茨 文)
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
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断言，贫富分化加剧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们，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打破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据吴敬琏 文)
宏观调控应强化理性的“供给管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典型的“滞胀”是其带有由政府政策的福利主义倾向引致发展活力削弱，这一点经验教训，对于正要加速起飞的中国来说，也极有必要深长思之。我国新阶段的总纲是构建和谐社会，但也需注重在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福利增进过程中对“度”作出合理把握。以为民生问题政府可以包揽，以为政府增收的财力可以不加区别地按平均主义方式分光，于是过早地提出不切实际的高要求、过急推行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的“均等化”，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活力减退与滞胀风险。所以，作出“托底”保重点、渐次展开的民生改进，追求统筹协调、瞻前顾后的和谐增长，也是我国宏观调控中供给管理所不可或缺的内容。(据贾康 文)
危机周年再看中国模式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中国模式就好比一个医生，治理重症或绝症病人很管用，但要将这个病人调养好，让他长得身强体健却非其所长。而目前的情况恰是，金融危机就像一场瘟疫，世界多数国家在这场瘟疫中都进入病危阶段，急需救活，这是中国模式备受赞扬的原因所在。所以，危机周年反思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不能在听了赞扬后飘飘然，自以为中国模式可以包治百病。正因为此，中国模式才要不断充实、调整与创新，不能被一个固定的思维所框住。
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在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上，前些年一直偏向效率，出台的许多政策都体现了效率优先的特性。本来，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分配偏好”是重国家和集体、轻个人和居民，资本主导下的“分配偏好”也是重企业和资本、轻个人和劳动。因此，如果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价值选择上再偏重效率，那么，无疑会加重资源和收入的分配向前者倾斜，从而造成国富民不足，消费需求长期启而不动，以致经济不得不依赖外需。(据邓聿文 文)
中国成功背后的几个理念
民生为大。中国信奉这个古老的治国理念，强调消除贫困是最基本的人权。这使中国在一代人时间内实现了近四亿人的脱贫，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成就。中国可能纠正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在人权方面的一个疏忽，即西方把人权几乎界定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个理念对于全世界的穷人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整体思想。受哲学传统影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中国采取了整体战略理念，政府在不同转变阶段确定清晰的重点和优先顺序，简单容易的改革后往往紧随着更具决定性的、更加困难的改革。与之相比，民粹主义、短期政治在当今世界许多地方非常普遍。
政府是必要的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繁荣都离不开开明的强势政府。不同于美国主张的“政府是必要的恶”，中国的变革由一个开明的、致力于发展的政府所领导：不同于戈尔巴乔夫，他放弃了旧体制，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帝国轰然崩溃，邓小平把中国的旧体制转型，从追求乌托邦转入追求现代化。尽管有缺点，这个体制却有能力凝聚整个国家对于现代化的共识，执行艰巨的战略目标，如强制推动银行系统的改革、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大力刺激中国经济走出全球衰退等。(据张维为 文)
新语录
“让我们一起继续未打拼”奏响当代中国的最强音。
——胡锦涛总书记在颐和园考察途中，与各界群众亲切交谈，称“我们都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让我们一起继续来打拼!”对此，网友有感而发。
用财富衡量科学家价值太低级、太庸俗……钱是要的，因为要生活，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是拿来用的，该用则用，不挥霍不浪费，不小气不吝啬。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谈自己的财富观。
住房应确立为准公共产品。
——14位房地产界专家联名上书，建议进行二次房改，实现中国人“住有所居”的梦想。
下一个三十年末，中国资本市场肯定站在世界前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说。
中国文化现在最大的缺憾是，具有原创价值的内容文化越来越成为稀有文化资源……更多的观众是被忽悠到剧院里看演出，看的不是艺术，而是一场“文化事件”或文化热点题材。
——北京文化学者吴祚来
经费不能成为“诺奖情结”的遮羞布。
——对于“诺奖在人均GDP达到多少美元才有望出现”的说法，作者朱四倍评论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表的问题，更是一个诺奖生长的土壤和环境问题。